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及其当代启示
王艳峰 徐伟新
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科学揭示了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不仅包括了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自然观，而且蕴含着自然与社会互动生成的历史观，是自然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最终指向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 生态观 美丽中国 和谐共生 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双向视角来探究生态问题，不仅包含自然，更指向社会，进而形成包含人、自然和社会内在统一、休戚相关的生态观。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17、18世纪英法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充分吸收了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核”，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从而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以此为指导，形成了融自然观与历史观于一体的辩证唯物主义生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价值指向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为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重要启示和目标指向。
一、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和谐自然观
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良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集中体现在其早期著作中。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深刻指出：人类社会“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①，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元关系”，是基于物质的现实关系。“现实的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die Geschichte die Wissenschaft）的逻辑出发点。与之前的思想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将自然史和人类史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即“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②。他们从两个方面来探究这一重要问题：一是从人与人的关系维度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一种整体性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来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概言之，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科学”相统一的高度，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人的对象化活动基础之上，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局限性。
（一）自然界始终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基础
人与自然孰先孰后，历史上曾有过激烈的争论。黑格尔作为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主观地创造了一个思辨哲学概念即“绝对精神”，把自然界看作是“绝对精神”自我否定、自我外化的产物，试图克服人与自然的分离所导致的二律背反问题。与黑格尔不同，费尔巴哈认为宗教神学中的一切神、上帝以及思辨哲学中的一切思辨概念如“实体”“自我”“绝对精神”等都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产物而已。他推翻了唯心主义对人们思想的统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地位，强调从人的本质来理解人自身，进而指明神学、思辨哲学的实质是人本学，从而证明人是依赖于自然界而存在的具有感性的、现实性的、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存在物③。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把人理解为从事感性活动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人，仅仅将其理解为处于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哲学的主体创造性原则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合理成分，同时结合初步研究国民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成果，确立了科学的实践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对“人与自然孰先孰后的问题”予以科学解答。他们承认自然对人和社会具有先在性和基础地位，同时也指认自然界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没有自然界，人不可能凭空创造任何事物，因为人首先是一个肉体的存在，这需要物质生活资料的供给，也就是说人首先需要依靠自然界而生存。先于人类而存在的自然界不仅提供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而且还为人类提供了更进一步发展的劳动资料。人作为人，为了满足需求，还需要使肉体与精神生活同自然界发生交互作用。从历时态看，自然界孕育了人类社会；从共时态来看，“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④。不论人如何超越自然，都不能摆脱自然，海洋、空气、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同时也是支配、控制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强大力量。因此，人类根据自身的主体需要去能动地改造自然，但这种改造决不是随心所欲的，而必须在尊重自然界的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进行。
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就人与自然界的本真关系来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⑤，且无时无刻不依赖于自然界而生活。自然界不仅演化出人类，而且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生存的生活资料，人类的持续发展更需要在自然基础上进行。人的实践活动始终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因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⑥。人的活动既要遵循自然的规律，又要合乎人的目的，自然规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限度与界限。过度地开发自然是不明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⑦，这样的胜利往往会以自然的报复作为回馈。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证明了人对自然的征服，但因过度开发而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让人类苦不堪言。所以，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珍惜大自然，要像爱惜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惜大自然，只有大自然的健康发展才能为人类实现幸福和自由提供前提条件。
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联结人与自然的中介，在此过程中，结成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所以，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一方面，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最根本的物质关系，生成了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另一方面，结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利益关系即生产关系；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人的意识及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这一过程，是自然人化的过程，也是社会历史的形成过程，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处于一种交互决定与作用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既肯定了人类社会有赖于自然的物质基础条件，又肯定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客观影响。人的实践活动将人的主体性与自然的客观性相联结，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把人的尺度运用到自然物上，使自然物转变为人类的“为我之物”。人通过实践活动把自己的特征、属性、观念、情感和意志注入自然物，转化成人化自然。与此同时，自然（客体）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按照主体的需求和意志发生了结构、功能和形式的变化，形成了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对象物，转变为人类世界中的一部分，即“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⑭。人在实践中，通过对象化活动改变自然，同时把自然作为生活资料加以消费，转变成人的肉体或思维力量。因此，自人类产生以来，自然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二）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实现自身价值
⑦⑧㉒㉔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550、562、561、300页。
人类社会是人类劳动的结果。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没有劳动就没有人和人的存在。只有“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⑧，才会有人的存在和发展。早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威廉·配第就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⑨人的劳动和自然界的有机结合，方能有人类社会的存续和进步，故“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⑩。人的生命活动及其价值体现在人的生产劳动中，正是通过人的实践，才将自然二重化为自在世界和属人世界。可以说，劳动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前提，也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的基础。因此，人类社会是人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价值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私有制导致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为我们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否定，对资本的二重性逻辑采取了历史和辩证的态度。一方面，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资本是创造物质文明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具有发展生产力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向度，“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㉕。另一方面，积极有效防御资本的破坏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明确资本逻辑边界的基础上，以实现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为社会发展目标，遵循发展为了人的价值取向，在发展与规约资本中达到动态平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将资本发展生产力的文明向度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效防止资本无限制膨胀和破坏性，“将资本追求自身利润的活动纳入为全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轨道”㉖。
（三）人化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二元分离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扬弃，以“现实的人”作为逻辑起点，以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其立论的基石，以唯物辩证法研究社会历史，建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人化自然观。这种自然观首先是建立在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即在承认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和优先地位的前提下，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进而辩证地考察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把自然界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业的历史与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⑪。从人类历史来看，人类行为最有创造性的一面就是不断超越现在，依照自己的诉求和需要将人的意志和主体力量作用于自然界，使其变成人化自然。人化自然体现了人的需要、意志、情感等社会性因素，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人通过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不仅“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⑫。人如何进行生产，便如何存在，生产方式决定人的存在方式，进而决定着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自然界对人来说，是人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与人隔离开来的自在自然，与人没有任何联系，对人来说是无。人和自然都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通过人的劳动实践活动这个中介确证对方的存在，并将二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人作用于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地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打上了人类意志的烙印，使自在自然变成人化自然，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动态的、历史的统一。
二、社会与自然互动生成的历史观
建设美丽中国，是要建设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中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然究其实质来说，是要达到“自然—人—社会”三位一体的和谐共生。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生态观科学地揭示了“自然—人—社会”互动生成的内在机理，阐明社会即是在自然提供物质资料的基础上人类劳动的结果，是自然人化的产物。社会与自然在人的实践活动的中介下，不断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史是一个互动耦合的过程。在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大背景下，探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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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与自然处在不断的物质变换过程中
只要有人存在，就会发生人与自然不间断的物质变换关系，进而发生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不间断的物质交换。马克思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社会的进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对人类社会的理解不能脱离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社会历史就是自然不断人化的社会历史，其价值取向就在于合理地利用自然以维护人类自身的根本利益，危害自然无异于损害人类自身生存的根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⑬社会以自然进化为基础，是灌注了人的主体性的关系性存在物。
数学教学设计旨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考能力，对教学中的教材内容有着全面的认知，让每位学生形成一种新的思维，都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法。教师在教学的同时，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进行细化，创造不同的教学情境，实现在教学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合理规划。
（二）自然史与人类史是耦合互动的过程
马克思之前的历史观，把现实的生产生活与历史进程分离看待，是一种离开人们的物质生产来抽象地谈论人类历史的唯心史观。这种历史观未从实践出发来讨论人类历史的生成，人为割裂了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内在关系。但“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⑮，历史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生成的，“历史本身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⑯。因此，人类在探讨历史时，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人与自然的作用联系起来。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是辩证统一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⑰。人类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⑱，人类史与自然史不可分割。
自然史与人类史相统一的基础是人的实践活动。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社会历史性，“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⑲，只有与人发生现实关系的自然界才是有意义的自然界，也只有在人类社会中，自然界才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得到确证和展示。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不仅生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各个领域和各种关系，同时还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根本动力。因此，以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中介，人类社会成为“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⑳，自然史与人类史就是耦合互动的过程。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不仅阐释了人类社会史和自然史的辩证关系及一般规律，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与自然矛盾的深层根源及解决路径。人类社会在机器大工业以来所遭遇的各种生态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短缺等都是资本片面追求最大利润的恶果。以片面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甚至带来了自然对人的报复。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角度对造成严重生态危机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资产阶级用了不到百年的时间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在追逐剩余价值的驱动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阻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本真关系，城乡对立“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㉑。总之，资本控制下的科技进步，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转为严重的紧张对立，恶化的生态环境成为阻滞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阻力。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手段异化为目的，忽视自然价值和生态成本。在资本主宰的条件下，资本变成了主体和目的，人则变成了受资本控制和奴役的客体。资本家首先考虑的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即获得最大利润，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早期毫不关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赢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之久。”㉒至于焚烧之后带来的后果，也就是之后的暴雨冲毁沃土，他们漠不关心。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获得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将自然界看作是掠夺和获取利润的来源地，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变异。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的主体化，资本必然会像人盘剥人一样剥削自然界，在机器大工业和货币资本为主导的控制下，“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㉓，这就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界的严重对立，像历史上的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希腊那样的土地荒芜的历史就可能发生，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引发摧毁人类生存之基的生态危机。
直至今日，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仍制造了许多自然本身不能降解或很难降解的垃圾，增加了环境压力和对生态环境的奴役程度。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手中的资本如何增殖，对工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以及人类的长远利益却视而不见。自然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当然不会被视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是成为资本盘剥和增值自身的工具和手段。进而，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雇佣工人的方式为其生产商品，进而血腥剥夺和无偿占有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可以说，这种私有制度驱使所有的一切都成了资本家谋取私利的工具，劳动力也因此遭到衰退和破坏。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在资本逻辑统治和支配下的世界，“人格化的资本”与异化的劳动相结合，对自然界进行疯狂的掠夺与盘剥，人与人之间也成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在资本的统治下，资本仅仅考虑利润最大化这一唯一目的，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无限制地生产商品，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必然导致供给大于需求，从而导致生产严重过剩，进而导致严重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还促使大量的不合理消费，最终导致生态失衡。实质上，生态危机是以“天灾”为表象的“人祸”，即人类在工具理性的指引下不合理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过度地干预、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导致了气候变暖、土地沙漠化、动植物物种消失、空气污染等。此种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表面上看是人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其实质是社会制度、社会运行和社会整体实践的社会现实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即人与自然的矛盾，需要对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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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蚁兽分布于中美洲和南美洲，主要栖息于草地、落叶林和雨林地区。严格地说，食蚁兽并没有“大鼻子”，它们头部又尖又长的部分其实是吻部。食蚁兽的嘴像管子一样，长长的舌头还可以自由伸缩，这些都是为了可以轻松地舐食白蚁或蚂蚁。
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主任/工信部电子一所信息化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周剑先生做了“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报告，他指出，“现在概念非常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是历史长河中研究历史并轨发展规律的概念，和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不在一个层面，如果一定要说关系，两化融合是信息化、工业化两个历史进程的交汇点，是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的起点。”
三、未来新社会实现两大和解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究，旨在寻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途径，进而在此基础上寻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最终幸福的根本路径。因此，认真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中所包含的构建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价值指向，对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坚守美丽中国建设的价值指向十分必要。
（一）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是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把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其立论的预设前提，无法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科学预见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即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现实改造的现实运动，意味着走出人类史前的“必然王国”，进入开辟真正人类历史的“自由王国”。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㉗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社会不公和生态恶化的根源，因此，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具体来说，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走出异化的阴霾，从而达到人的丰富性，走向人的本质的回归；其二，由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自然摆脱作为效用的工具理性的对象，通过社会化生产，所创造的劳动产品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是最高价值目标，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和施展个人才能的手段，“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㉘，人的自由时间更多地被用于丰富个人的精神文化世界，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乐意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做贡献，享有自由王国的美好生活。到那时，人们可以按照生产力的本性发挥其功能，改变社会的盲目生产状态，人不仅作为自然的主人而存在，而且也是社会的主人，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
人首先要尊重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自然界允许的范围和程度内从事相应的活动，达成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真正合乎人性的人，是“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㉙。从客体来说，人需要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㉚，人才能在对象物中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从主体来说，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范围、深度与广度与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直接相关。食不果腹，整天为生计而忧愁的人没有闲情逸致欣赏身边的美景，更没有能力去创造“美”；同样，把自然资源作为个人盈利目的的主体，一般也不会关注自然美的特性本身。只有具备了人作为人的性质，即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全部丰富性，人才能具备成为现实的、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和能力的“新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㉛，人与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人与自然在本质上融合为一个整体的“生态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以合乎人性和世界本身的有机整体方式去改造自然，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达到预期的目的与效果，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三）从人与人的和解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解
宜昌守城日军被连连的突然袭击打蒙了，还没明白过来，夏国忠的突击队就已经穿城而过，到达了东山寺山脚下的铁路坝。山上的守军被枪声惊醒，赶紧组织进行还击。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居高临下对进攻的国军突击队疯狂扫射。
共产主义社会是在以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形态。生产力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其制约因素，特别是制约了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成为了片面发展的“单向度的人”，人的劳动只是为资本家创造货币财富的工具，而不是生命的本质性活动，社会也随之成为只注重货币财富增长的畸形的社会——即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㉜当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以强权独占了社会的公共权力，并以之作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去侵害他人利益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能朝着良性发展的方向前进，这在客观上就要求对现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㉝
病死率或致残率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主要后遗症，近年研究显示我国急性脑梗死住院患者发病后1个月病死率为3.3%～5.2%，3个月病死率为9%～9.6%，死亡或残疾率为34.5%～37.1%，1年病死 率 11.4%～15.4%，死 亡/残 疾 率 为 33.4%～44.6%［1］。本研究显示，标准剂量组患者3个月时的病死率为6.63%，低剂量组为7.96%，尽管标准剂量组的病死率小于低剂量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是因为病死率除与阿替普酶用药剂量相关，还与溶栓前较高的NIHSS评分、早期升高的体温和较低的血氧饱和度、溶栓前血糖和血压水平、早期溶栓时间等因素相关［25‐26］。
1.小麦与副产品联系加强，利用程度提高。这一优势换句话说就是产业链的完善。通过高科技的手段与方式，能够极大地提高小麦的利用程度，加强加工效率，使其利用方向更为广泛，与副产品的联系更加密切。所谓副产品联系的加强，一方面是纵向，另一方面是横向。所谓纵向，主要是指小麦与单一副产品间联系的加强，是指其加工的深入化，是一整条产业链的完善。而横向，则是指一对多的关系，即小麦与多种副产品之间联系的加强，也可以理解为其范围的扩展，不单单局限于某一种或几种显得较为单一的副产品，而是能够开发成为多种副产品。根据不同品种小麦的不同特性进行深入的加工，使其联系加强，在横纵交叉之下，渐渐形成一个全面的、完善的产业链。
综上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是建立在科学分析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内在机理基础上的新型生态观，是对传统以自然为中心的自然唯物主义学说的超越，更是对资本逻辑的超越即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片面追求资本增殖最大化而忽视保护生态环境的现代工业运行机制与制度的批判和反思，其直接价值指向是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发展的基础上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类幸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最适合人的本性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从人与人的关系和解的角度入手，最终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为指导，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第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存在论。习近平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爱万物等中国传统文化生态理念的基础上，强调“坚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㉞，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重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活”的重要性，进而深刻阐发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历史观。建设美丽中国，首先指称的是“天蓝、地绿、水净”的人化自然环境，是人与自然关系如何走向“和解”的对立统一关系，旨在为中国人民提供宜居的自然环境，满足其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手段，“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㉟，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和解中实现人与人的和解。第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观。“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㊱，“两山论”蕴含着绿色幸福观、绿色财富观和绿色发展观，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形象表达，生动阐释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建设美丽中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实践诉求，旨在实现人（社会）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共生。
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一个人类社会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解有赖于人与人的和解，只有消除人类社会中的异化问题，方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类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使自然适应于人的需要和发展，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人自身。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将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人是“类存在物”，只有打破其满足直接的肉体需要的生物学限制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即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真正和解，必须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和解，从解决人与人的矛盾入手。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必须控制人自身的贪欲，遏制盲目生产和盲目消费，尊重自然规律和人的需求规律，与自然达到真正的和谐共生。这就要求人类必须理性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合理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客体，预判生产生活行为可能造成的生态后果，以整体性的思维来对待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注释：
邓晶和张文倩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升级，同时制造业升级也会受人力资本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信息化水平三个因素的影响［5］。韩庆潇等认为从制造业总体来看，在制造业产业的升级过程中，产业集聚起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而创新则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从不同行业密集度的视角来看，也只有在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中，创新的中介效应才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在该类制造业中，产业集聚所驱动的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尤为显著［6］。
①②④⑤⑥⑩⑪⑫⑬⑮⑯⑰⑱⑲⑳㉓㉘㉚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516、161、161、209、196、192、519、184、211、194、194、528、220、187、542、537、190、185页。
③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著，荣震华等译：《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23页。
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以后，就以人的方式而存在。虽然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但是自然界不会自然地满足人的需要，因此人要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形态和存在方式，使其成为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现实样态。这种对自然界的改造活动就是“劳动”或“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体现，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本体论的意义。“现实的人”正是在持续不断的劳动中，获得了满足自身需求的各种物质资料，从而推动了人类的繁衍与发展。因此，劳动是满足人类需求的主要方式，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构筑了全部人类历史的基础。
⑨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7、579页。
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页。
㉕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479页。
㉖ 王巍：《马克思视域下的资本逻辑批判》，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9页。
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
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
1.1 采集节点硬件设计 昆虫生境数据来自于安放在洱海月湿地、罗时江湿地和洱源东湖湿地的数据采集节点，各个节点都搭载太阳能供电系统。数据采集节点每隔1 min就会通过各类传感器采集到一条昆虫生境数据并发送回来，数据包括环境温度、环境湿度、土壤温度、土壤湿度、土壤pH值、光照强度、紫外辐射强度、紫外日累计值、瞬时风速、2 min风速、10 min风速、风向、降雨量等生境因子以及时间、经度、纬度、电量等参数。图1所示的就是一个数据采集节点。
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5页。
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页。
㊱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的答问》，《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
作者 王艳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徐伟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 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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