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研究的要求与学风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风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以邢福义先生《语法问题思索集》中关于研究要求和学风问题的讨论为线索，结合研究实践，对这两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文章第一部分谈“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的研究要求。观察的充分，体现为“全面”；描写的充分，体现为“周详”；解释的充分，体现为“深刻”。观察充分是基础，描写充分是关键，解释充分是最高要求。第二部分谈“尊重事实、讲究文品”的学风。尊重事实，首先要有务实精神，还必须注意思想方法，注意多角验证。讲究文品，要实事求是，严于责己，宽于待人。
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这标志着中国的语言研究终于挣脱了传统文学的藩篱，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语言学（Linguistics）。转眼间，一个世纪匆匆走过，好几代学者为我国的语言学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在一代一代学者的不断“接力”之中，我国的语言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正一步步走向成熟。现在已经到了90年代中后期，语言研究的队伍又将有所变化，邢福义先生在他新出版的《语法问题思索集》（北京学院出版社，1995。以下称《思索集》）中指出，“80年代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起领头作用和主干作用的老一辈学者和中年一辈学者，绝大多数在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将从研究阵地上退下来。现在的青年一辈或者接近中年一辈的学者，将要顶上去，成为主力，成为带头人。”（64页）邢先生说的是语法研究队伍，但基本上也能反映整个语言研究队伍的状况。在这种背景下，《思索集》用相当多的篇幅讨论了语言研究的要求和学风等问题。在研究队伍面临又一次“接力”之际，强调这样两个问题，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打算以《思考集》的讨论为线索，结合研究实践，对这两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 三个充分的研究要求
邢福义先生在谈到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时把“两个三角”的动态多角验证方法称为研究的“有效思路和方法”，把“三个充分”作为研究应该达到的要求，他说：“如果说，‘两个三角’是我国学者经过多年探索而寻找到的有效办法，那么，‘三个充分’就是我国语法学者经过多年的实践而认识到的正确要求”。（8页，以下引用《思索集》只注页码）语法学只是语言学一个重要的分支，语法学者认识到的研究要求，同样适用于语言研究的其他领域。
“所谓‘三个充分’，指的是：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只有充分观察，才能有充分的了解；只有充分描写，才能有充分的反映；只有充分解释，才能有充分的认识。‘三个充分’和‘两个三角’互为条件，互成因果。一方面，观察、描写、解释得越充分，三解验证所得的结论就越准确，越可靠；另一方面，三角验证的办法越成熟、越科学，就越利于作到观察充分、描写充分和解释充分。”（8—9页）
（一）观察充分
“研究一种现象。首先要充分观察这种现象”（45页），“该观察到的方方面面全都观察研究到了，所作的观察就算是充分的了”（46页）。要做到观察充分，就要采用动态的、多角度的研究方法。所谓“动态”，就是把对象放到历史发展中去观察，放到交际状态中去观察。所谓多角度，就是视线不能局限于一个角度，也不能局限于语言的一个子系统。比如，“您们”到底是否合乎语法，不少人持否定态度，主要理由是“您”在历史上是“你们”的合音，因此后面不能再加上“们”。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角度，如果动态地多角度来观察，就会得到新的认识。邢福义先生的新作《说“您们”》（《方言》1996.2）就是这样做的，文章先观察现代汉语共同语的情况：（1）语言事实，除了吕叔湘先生观察到的“您们”出现的事实之处，刘绍棠等人的作品中也有用例，特别是我国影响最大的传媒——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也出现了“老师您们好”。（2）语用需要，生活中需要一个第二人称复数的敬称代词，以解决面对几位尊长进行交际的问题。（3）三身代词系统的匀称性，“我、咱、你、他、它、她”都可以加“们”，给“您们”留下了空位。文章然后观察近代汉语和方言中的情况：（4）在近代汉语中，“您”虽然由“你们”而来，但它既可表复数，也可表单数，而且有“您每（们）”的用例。（5）同样是可单可复的“咱”，有“咱们”这种形式，用来专表复数；那么，“您”也有理由和需要组成“您们”，用来表示复数。二者的语义构造相同。（6）方言中有与“您们”平行的现象，武汉话表敬称的“你家”可以说成“你家们”。上述6点，本身就是6个角度。如果详细分析：（1）—（3）和（4）—（6）立足于语言的不同子系统，构成了普—方—古大三角；（1）是存在的现实性；（2）（3）是存在的合理性，这是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2）是交际需要，（4）（5）是历史演化，这又体现了动态观察的原则。通过这样一番观察，对“您们”就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为“您们”的合法性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要做到观察充分，还得重视丰富多彩、变动不居的社会语言生活。谁都承认，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在变化的语言面前，并不是每一个语言学工作者都像承认理论那样痛快地承认新出现的语言事实。这有点像叶公好龙。不去观察新出现的语言现象，对有关问题的了解就难以深入。比如，“副+名”组合一直是学者们感兴趣的问题，但是如果不去注意近年来出现的“很香港”“很山东”“很风度”“很男人”等说法，就不容易说清这种构造的组合条件及其类化能力。对于转瞬即逝的现象，诸如“压缩空气”（八十年代纠正经济过热时用）之类的新词新语，我们也应当注意观察，因为昙花一现的现象，未必没有语言学的价值。于根元先生说：“词语如何隐退，有什么条件和规律，也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于根元1993）这话很有见地。存在下去的事实有所以存在的规律，应该研究；隐退的事实有所以隐退的规律，也应该研究。二者相互参照，是很有理论意义的。
观察充分的“充分”，体现为“全面”。要“四面八方地辨察，海阔天空地追踪”，这样才能对研究对象有较为充分的了解。在三个充分中，观察是基础，只有充分观察才能为下一步的描写和解释打下牢固的基础。如果基础打不牢，描写和解释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站都站不住，哪里还谈得上充分？
（二）描写充分
对研究对象有了充分的观察，认识到事物的规律性，下一步就是“通过描写把应该反映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全都反映出来，这就可以算是充分描写”（50页）。观察是描写的基础，描写是对所观察结果的反映。但是，“观察到的，不一定都要描写出来；而描写出来的，一定要是观察得特别充分的。如果说，观察的思路要尽可能地开放，那么，描写的范围则应尽可能地封闭。在众多的问题中只限定描写其中一个问题，在一个问题的众多角度中只限定描写其中一个角度，都是描写范围的封闭。其目的，是把论题封闭在（或者说划定在）一个小范围内，以便进行穷尽性的描写”（52页）。这就告诉我们，观察充分的“充分”不是体现在“面”的宽广上。观察是发散性的，描写是聚焦性的。描写不是对观察结果的简单拷贝，而是经过选择之后的再处理。好比影视艺术中的大特写镜头，将着重表现的景物推到镜头前，把细节全部展现出来，使之毫发毕现，略无所遗，但却不涉及镜头之外的东西。
《思索集》所收《NVN造名结构及其NV｜VN简省形式》一文可以说是描写充分的范例。所谓NVN造名结构是指“军马饲养方法、首长保卫人员”这样的结构，这是现代汉语里相当能产而且很有特点的一类结构。邢福义先生曾把它作为1994年召收博士研究生的考题。文章采取了逐层封闭的做法，先把NVN结构当作一个整体来描写，然后再分别描写它的两个简省形式“对象N+V”和“V+管界N”。在从整体上描写时，又分语义组合、音节组合和层次切分、“的”字的插入等几个层面。“从语义上的联系看，V先靠向对象N，然后一起同管界N发生关系。”（152页）但这种语义组合层次与音节组合层次不完全一致。当音节的组合模式为“2+2+2（或大于2）”时，语义组合层次与音节组合层次吻合，即：军马饲养｜方法、首长保卫｜人员、蔬菜批发｜总公司。当前N的音节大于2或后N的音节等于1时，语义组合层次与音节组合层次就不相吻合，如：奥运会｜申办国家（前N大于2）、奥运申办｜国（后N等于1）。通过进一步描写，文章指出“的”字插入位置并不一定处在语义组合或音节组合的接缝上：首长保卫｜人员→首长的保卫人员→＊首长保卫的人员。这是由于“表意的原因”，因为“的”出现在V之后会使“对象N+V”变化为“施事N+V”。（156页）描写了语义、语法之后，又描写语用价值，“‘对象N+V+管界N’专名性很强，如果插入‘的’，不管插入在哪个位置上，都会使专名消失，或者使专名性大为削弱。正因如此，专名性特别强的‘对象N+V+管界N’不能勉强插入‘的’。如：‘职业介绍所’，固然不能说‘职业介绍的所’，也一般不说‘职业的介绍所’”。（158页）这篇文章洋洋洒洒，一万五千余言，层层封闭，该说的似乎都说到了，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还有一层更高层次的封闭，那就是整个描写范围是比较严格地封闭在对名词的描写上的，对动词很少涉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集中精力把名词的问题说清楚，至于动词的问题，可以留待以后研究。
描写充分的“充分”，体现为“周详”。它不求面面俱到，而求在特定范围内的细致入微。描写充分是三个充分的关键，观察到的结果要通过描写才能得到反映，而理论的解释要靠事实的描写来支持。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过程中，描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从观察到描写，要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加工，这是颇需功力的。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观察到了一些问题，却感到难以把它表述出来，这就是描写的功力不够。有人轻视描写，那是一种相当浅薄的看法。能把事实描写出来，而且能反映语言的真实面貌，那是很不简单的。当然，描写不是终极目的，描写之外，要力求解释。但解释离不了描写，不是从描写中提升，就是在描写中验证。
（三）解释充分
“描写偏重于从微观上对语法事实作客观的反映，解释偏重于从宏观上对语法事实作理论的阐明，只有充分解释，才能有充分的认识。”（56页）“解释”大体上可以分为归总性解释和先导性解释两类。归总性解释是“在充分观察和充分描写的基础上作出理论上的解释”，“这种解释，注重理论的步步提升”。（同上）《思索集》对复句语义关系与复句格式的相互作用的表述就属于归总性的解释：复句语义关系具有二重性，既反映客观实际，又反映主观视点。在对复句格式的选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观视点。复句格式一旦形成，就会对复句语义关系进行反制约。（57页）先导性解释是“先作出一种理论解释，然后通过充分的观察和充分的描写加以证明”，“这种解释，重在设立理论框架或模式，并据此进行推导和阐述”。（同上）《思索集》提出的“名词定格论”就属于先导性解释。“名词定格论”是说“汉语句法格局的形成，主要不是取决于动词本身，而是取决于动词前后的名词的不同配置”。（同上）比如：领导干部（偏正）、领导群众（动宾），名词的小类决定了V+N结构的内部语法关系。这种解释，已经并正在得到证明。邢福义先生指出，“名词同动词结构能否组合，有时取决于名词的语义特征。”（邢福义1995）如：
＊ 他把小张打破了。他把冰箱打破了。
＊ 他把老鼠打破了。他把瓶子打破了。
他把小张的头打破了。他把冰箱的门打破了。上面的例子说明，名词语义上的有生命／无生命特征决定了它能否充当“打破”之类的动补结构的受事。邵敬敏的研究表明，一些抽象名词由于语义不自足，在充当宾语时，语义上要得到补充说明。（邵敬敏1995）如：
＊ 反对要求——反对无理的要求＊ 显示品质——显示高贵的品质
＊ 在领导下——在上级的领导下＊ 在条件下——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这样说，这种抽象名词充当宾语，就决定了宾语要以偏正结构的形式出现。“名词定格论”有很强的解释力，可以引导我们去认识制约汉语句法格局的内在因素。
解释虽然偏重于从宏观的层次上对事实作理论阐明，但所解释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宏观现象，也可以是微观的语法格式或词语用法。比如，现代汉语的副词“才”既可以表示（A）时间早、历时短，也可以表示（B）时间晚、历时长：
（A）才12点他就来了。（B）12点了他才来。对这种现象可以只从语序上解释，“才”先于时间词时，呈A义；后于时间词时，呈B义。但这种解释没有达到充分解释的要求，因为它没有揭示“才”的本质特征。如果把“才”的诸多用法加以归纳，就可以将其基本语义概括为“强调说话人对所陈述的事态在时间、数量、范围等方面的主观评价”，这种主观评价有“趋小”和“趋大”两种相反的倾向。当“才”先于语义上的直接成分时，是趋小强调，如A句；后于语义上的直接成分时，是趋大强调，如B句。这样的解释既从较高的层次上概括了“才”的基本语义，又考虑到了语序因素，似乎就显得相对充分一些。
解释充分的“充分”，体现为“深刻”。无论是归总性解释还是先导性解释，都要深入事物的本质，有一语破的的概括力。在三个充分的要求中，解释充分是最高的要求。但它不是空中楼阁，只有做到前两个充分才能做到解释充分。归总性解释是在观察充分和描写充分的基础上步步提升而来的，先导性解释则有赖于观察充分和描写充分来步步证明。
无庸讳言，“解释”对于我国语言学界来说是需要加强的一个环节，“许多重要现象一时还解释不清，解释不准”（61页）。比如动词用作主语宾语的问题，二三十年代的解释是动词转成名词，50年代的主流解释是动词名物化，80年代的主流解释是动词的正规用法。最后一种解释似乎已成定论。但《思索集》认为这种似乎已成定论的解释并没有说清问题，因为“凭语感，人们总觉得作主语宾语的动词有点特别之处；论事实，人们也会看到作主语宾语的动词并不是那么自由的”（62页）。沈家煊先生曾指出，任何语言里的动词作主语宾语都要受到限制，汉语当然也不例外。沈先生以汉语的动词作宾语为例，指出这时至少要受到三种限制：（1）带完句成分受限制，（2）带宾语受限制，（3）带时量、动量等补语成分受限制。（沈家煊1993）同样，汉语动词作主语时也是要受到限制的。笔者曾研究过汉语的动词性主语句，发现动词和动词性结构作主语时，整个句子对谓语的选择就不那么自由。如果谓语由动词充当的话，能进入这种句子当谓语的动词很少，表示具体动词特别是人体发出的动作的动词几乎不能进入。（吴继光1986）。动词作主宾语要受到的限制如此之多，对这种现象已有的解释显然还没达到揭示客观规律的深度，很有必要加以深化，“只有把有关的规律准确揭示出来，人们才能获得准确的认识”（62页）。
二 尊重事实、讲究文品的治学之风
治学之道，学风先导。“做好学问，首先要有良好的学风。”（300页）80年代以来，从老一辈语言学家到中年一代语言学家，都非常重视学风问题，因而在我国的语言研究队伍中，良好的学风一直占着主导地位。语言研究中的良好学风可以归结为两大内容，一是尊重事实，二是讲究文品。
（一）尊重事实
尊重事实，首先要树立务实精神。吕叔湘先生早就告诫语言学者：“语言学是一门科学，在科学面前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地去工作，反对浮夸的学风。”（吕叔湘1981）他给《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五周年的题词就是“务实”两个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的语言研究以研究语言事实为主流，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我们的研究优势。强调务实精神并不意味着轻视理论。事实上，汉语语言学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理论的追求，只不过是认为理论来源于事实，事实决定理论，事实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先决条件，只有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理论建构，否则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对事实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理论探索的条件也就越来越好，学者们的理论意识也越来越自觉。在充分描写事实的基础上力求充分解释，在揭示语言事实的客观规律时尽量向理论高度提升，已经成为90年代语言研究的明显走向。但是，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新的条件下，贬低务实精神，轻视事实描写的思想有所回潮。朱德熙先生晚年曾对此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他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语言学的目的不是描写事实，而是解释事实。能解释事实当然很好。可是要解释事实，先得知道有哪些事实需要解释。要是对事实是什么还茫然，那怎么谈得上去解释呢？等而下之，有的理论解释不了事实，反而歪曲事实以迁就理论。”（朱德熙1990）因此，在目前重申务实精神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
树立了务实精神，具体地要怎样去做才能算是尊重事实呢？我们可以通过《思索集》对《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一文的反思，找到明确的答案。《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是作者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当时他22岁。这篇文章认为“支配地位”“处置方法”之类的构造不是动词作定语的偏正词组，而是修饰关系的复合名词。《思索集》说，“这篇小文章，能够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显然是由于它还能代表一种说法”（321页）。但作者后来对这篇文章是不满意的，在《语法问题探讨集》和《语法问题发掘集》两书中都没有收入此文，《思索集》则解剖了这只麻雀，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概括出“尊重事实”要做到的两个“必须”。
一个“必须”是“必须注意思想方法”，“如果客观事实是AB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那么，不应用绝对化的思想方法去对待”（321页）。如果根据结构成分的词义结合松紧程度把“支配地位”之类判为复合词，那么“搬迁办公室”“表演艺术大师”之类的五音节、六音节组合该如何处理？这篇文章的前提是认定词和词组之间有绝对的界限，而事实恰恰是汉语的词和词组之间有很多纠结，无法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只有典型的词和典型的词组之间才有明显的对立。很显然，从词到词组是连续的，而不是离散的。用离散的前提去处理连续的现象，势必会削足适履，让事实去迁就人为的标准，这就做不到尊重事实。
另一个“必须”是“必须注意多角验证”，“如果客观事实呈现多棱角状态，研究者不应只根据一个棱角来下诊断”（323页）。“支配地位”之类现象就是多棱角的。它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凝固性，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棱角，在结构上它还有一系列的可离析性，如果只强调语义凝固这一点，而不问其他棱角，那就看不到事物的全貌，结论就反映不了事实，也就谈不上尊重事实。
《思索集》总结出来的两个“必须”，是作者在长期研究实践中形成的经验之谈，是基于汉语事实而产生的正确认识。汉语缺乏发达的形态，因而各组语法单位之间，各个词类之间也就没有明确的界限，在很多地方都是连续状态，处理这些问题，一定不能用绝对化的办法强行把对象离散开来。如果一定要这么做，那就会陷入很多徒劳无功的划界之争。语法学史上不乏类似的教训。也就是由于很多对象难以离散，所以许多语法事实呈现多棱角状态，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会给人以不同的印象，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这就需要多角度的观察验证，才能打破单从某一个角度观察造成的局限，消灭视野中的“死角”，得到全面完整的认识。
（二）讲究文品
讲究文品，是良好学风的又一个内容。什么是好的文品？那就是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写老实文章。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有几说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让别人去评价，不去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在和别人讨论问题时，平等相待，以理服人，尤其要弄清不同观点的来龙去脉，承认其合理因素，不能求全责备。即使是明显不合理的观点，也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这样才能做到科学上的证伪，有利学术的发展。语言学界的不良文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威逼型”，一种是“夸说型”。威逼型文品在讨论问题是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借某种外力威逼对方。这种文品主要出现在60年代前后，表现为借革命言词去压人，在今天也时能看到，只不过表现有所不同罢了。“夸说型”文品出现在80年代以后，主要表现为靠言语来粉饰自己和夸大自己，动不动吹嘘填补了学科的空白，创建了新学科，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等等。威逼性文品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但夸说型文品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我们对此要保持警惕。
讲究文品，要有严于责己的气魄，从自己做起，看看自己的文品如何，然后再去推及别人。邢福义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思索集》附录的《形式主义一例》一文，最初是发表在《中国语文》1960年第12期。今天看来，该文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只是在文末有一段“革命性很强”“火药味很浓”的文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邢先生对此作了深刻的反思，表示要“从主观上寻找原因，不能只是从客观上寻找理由”（329页）。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该文发表时署名“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语言学战斗组”，知道作者是谁的只有语言所的几位同志，但作者主动揭自己的短，亮自己的丑，这种精神确实令人钦佩，这种文品就是值得称道的文品。往往有人成名之后不愿正视成长过程中的失误，那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敢于亮家底，才是最大的自信，而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才能永葆学术青春。
讲究文品，还要宽于待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尤其是做研究工作，受认识水平的局限，受研究条件的制约，难免留下这样那样的缺憾。即使是今天看来无可挑剔的结论，过了若干年又可能发现其中的谬误。科学史上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再者，人们的视野总是有限的，有时候自以为较全面地掌握了文献，较详尽地占有了语料，但实际上还可能有目力不及之处。张清常先生《胡同及其他》一书把“锅腔胡同”的“锅腔”作为存疑之词，笔者为此写了一则小文《“锅腔”解》（《语文建设》1996.3），聊为献芹。动笔时以为“锅腔”是个方言词语，不登大雅，就没有翻辞书，反正自己已经掌握了一些方言材料，能够说明问题。写完后想查一下“腔”的本义，才发现《辞源》收有“锅腔”一条。虽然释义的角度与自己的文章不同，但毕竟要算有言在先。于是赶紧把《辞源》的释义引入那则小文。事后想来，真有几分后怕。倘若不是当时心念一动，岂不背上“掠美”之名？而且是掠了《辞源》之美。由此笔者悟到两点：一是自己做学问时一定不能有任何先入为主之见，哪怕是再小的问题，也要老老实实地去查文献，找语料，不能靠想当然行事。再就是倘若发现别人有所疏漏，有必要提醒时，一定要推己及人，持理解态度，有宽容心态。别人可能重复自己的失误，自己可能重复别人的失误，自己也可能重复自己的失误。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其目的都不在于“批评”二字，而在于补阙拾遗，纠偏正误。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语言研究已经有了持续十多年的繁荣，在我们的研究队伍又一轮“接力”之后，如果想把这种繁荣局面继续保持下去，继续坚持严格的研究要求，保持和发扬良好的学风，是举足轻重的。因此，我们对这两个问题要始终给予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