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气质的缺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气质论文,精神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在五次评审中两次空缺，这一事实反映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没有突出进展，由此折射出“科学在中国的命运”这一重大而严肃的命题，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科学发展的人深思和探讨。
其实，国家自然科学奖仅仅是衡量基础科学产出的一个指标。如果我们放眼世界，看一看其他的指标，更能进一步认清我国基础科学在国际上的落后状态。例如，据1996年SCI（《科学引文索引》），ECI（《工程索引》）和STP（《科学技术会议索引》）所收录的论文统计， 我国的收入量排在第11位，超过中国的有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澳大利亚和荷兰，上述10国除了几个强国外，其中几个国家人口不过一、二千万。虽然以主要反映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成果的SCI所收录我国科学家的论文摆脱了徘徊4年的第15位局面，上升到第14位，但国际论文数（3963）比上年减少1189篇。更具体的数量比较可以显示出我国研究力量的散落状态：我国千余所高校的论文总和只抵美国哈佛一校，内地高校无一足千篇，而台湾、香港两大学均已逾千篇（参见《中国科学报》1998年1月7日）。如果说上述指标从总体上反映了我国自然科学成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落后状态，那么学科发展的地位变化更能说明问题。例如，据法国科研中心科技观察委员会对我国1983－1993年间8门重要学科（临床医学、生物医学、 生物动植物学、化学、物理、宇宙科学、资源科学和数学）的科技产出指数及增长百分比的分析，表明除了物理、化学、数学和资源科学外，其他学科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宇宙科学由世界水平之上下降到世界水平之下），一半学科的科技产出指数和增长百分比有下降趋势。也就是说，我国能在世界上有些地位的只是传统的学科，而新兴学科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面临着信息和生物科学技术将占主导地位的未来世纪，这一状况更令人担忧。
对我国基础科学研究落后状况，人们普遍能看到投入、设备、环境和人才这些重要制约因素的影响，更深入些分析还会发现科研系统中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影响因素。无疑，这些因素的重要作用在事实上是绝不能低估的。但是，如果我们放眼于更长时期的历史进程，我认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深层因素，是科学精神气质的缺乏。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在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做了题为“探索的动机”的讲话，这一番话深刻地道出了科学精神生命的涵义，是一个科学家面对大自然的深情表白。爱因斯坦起首说，在科学的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种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其中常见的有两类：追求智力上的快感和纯粹的功利性。但是，这两类不是真正投身科学事业的人。因为，对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真正投身于科学事业的人是对自然和谐与美的追求。“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促使科学家专心致志于科学的最普遍的问题，不是源于意志力和修养，“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爱因斯坦这段话道出了科学研究的真谛：对自然和谐与美的追求、对科学知识自身的热爱是激励科学家探索自然的最强烈动机，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推动力”。历史上和当代的伟大科学家莫不如此。这是一种源于自然神论自然观的类似宗教的感情，并在科学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为一种绵延相传的精神传统。
回顾一下科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科学精神生命的完整形态。
17世纪产生在西欧的科学革命，建立了理性工具和实验方法相结合的科学方法，科学认识活动开始同其他文化现象诸如哲学、技术、神秘主义和巫术等等明确区分开来，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近代科学首先在英国开始体制化，18世纪下半叶移至法国。但是，由于科学活动的兴起原因是在科学自身发展之外（英国人力图使科学用于实用目的，法国人则企图用科学来说明政治和社会问题），科学在英法两国的体制化缺乏持续的力量。19世纪，科学在德国大学中体制化，科学研究的价值被定向为遵循自身逻辑的纯科学（明确宣称：从事科学研究，若是寻求直接的实际用途，努力是徒然的），这同大学的目标推进创造性的知识相一致。由此，科学研究成为大学教师的一个角色行为，成为一种职业行为；相应地，基于学科标准，形成了一套指导、规范科学研究活动的行为规则。有些科学史家将之称为第二次科学革命。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意义不亚于第一次科学革命，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得到社会其他部分承认，在社会体系中确定了科学的自身价值，获得了自身的合法地位，并形成了一套科学家承认和遵守的激励、规范和评价科学研究的行为规则以及系统的职业培训机制。这使得以前是少数科学家内心珍视的价值和自愿遵守的规范成为一种社会群体所享有的和维持的文化模式，使得以往是个人的业余行为成为一种社会群体的职业行为。自此，科学活动在认知维度和社会维度两个取向上获得了完整的生命形态，科学自主性成长开始形成。由此带来了学科专业化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科学生产力（科学发现的数量和科学家的数量）的提高。同时，19世纪末下半叶德国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Sicence basedlndustry）的兴起，显示出只有科学自身成熟壮大时，科学的应用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出来。19世纪科学在德国大学中的体制化是现代研究型大学制度的“原型”。这一制度在20世纪初传到美国，保留了原来的优点，克服了已有的缺陷，成为现代科学家活动的舞台，成为未来科学家的摇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之交的现代物理学革命产生于德国，不是偶然的现象；可以看出，德国、美国在科学研究上一直保持着高质量的世界领先地位，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罗伯特·金·默顿，用“科学的精神气质”（the ethos of science）这一形象化的词语，精辟地概括了直到二战以前现代科学曲折发展中保持和完成的精神生命形态：一套有感情色彩的、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体。这些规范用规定、排斥、偏爱、赞同等形式表述。知识结果的普遍性和公有性、追求知识的无私利性和判断知识的有条理的怀疑性构成了现代科学精神气质。科学的精神气质为科学家所分享并内化为指导和规范科学家探索自然的价值观和行为规则。由此，科学家成为一个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共同分享着相同意义、共同分享经验的相互联系的群体——科学共同体，共同体成员的相互交流和评价保证科学研究的质量。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和工业界开始大力支持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有用性日益被突出地强调，社会其他领域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逐渐渗入科学研究领域，但是，由于科学活动已形成鲜明的精神气质和有力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的价值观和规范能和其他领域的价值观和规范保持一种有弹性的张力，与其处于一种复杂的合谐关系之中。科学界推进科学知识自身进展的内在愿望和社会其他部分对科学有用性的外在要求，尽管存在着冲突，但是经过冲突和适应，两者能够互相承认和互相理解，形成一种基于相互利益的共生关系——即异质者各自接受和理解对方的不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并积极建造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从而创造出一种有动力的知识生产的结构。历史发展表明，自由和支持是科学发展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科学对于我国来说是一种舶来品。我们相遇、接受和确立科学，是和与科学无关的其他因素联在一起的，是和中国所处的社会改造和发展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救国的观念以不同的形态反映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科学本身就是目的，为认识而认识的观念在中国基本上没有明确过。19世纪的洋务运动引入科学技术，是希望船坚炮力，以强兵自卫。引入的科学教育和知识传播是置于实用技术之下的。这种对科学进行部分吸收的不足在1894－1895年的甲午海战中充分表现了出来。20世纪前半叶，尽管中国的各种条件令人沮丧，但是思想界看到了科学概念及其方法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因此知识分子的激进派把科学作为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事物提供客观依据的工具。这种倾向被研究者视为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的倾向——唯科学主义（郭颐颖）。在科学界，虽然许多科学家主张追求纯科学的认识、承认科学的独立价值，但是内忧外患的意识始终萦绕心头。因此，虽然在具体科学研究这个层次上，强调遵从学术规范，但是在社会和国家的层次上，更强的观念是科学为国家的强盛服务。1956年新中国的12年科学规划为新中国科学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将科学的发展纳入国家行为之中。政府对科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科学被放在国家经济和国防发展的有用性方面被肯定，以任务带学科方式成为到现在仍产生着影响的发展科学方式。
我们不能不承认“科学救国”这一观念在中国统治的合理性。例如，12年科学规划，在当时的国内基础和国际环境下是一种英明的决策。它以国家的力量集中发展中国科学技术。12年规划把许多领域推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使我国本来空白或薄弱的新兴学科和尖端技术迅速发展起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没有经历过以科学知识自身为目的的历程，科学的精神气质没有得到充分的培育，没有形成有力的科学共同体。科学在中国的命运，就象一个精神上和体质上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由于家庭的生计困难，不得已过早地出外闯世界。虽然历经风雨波折，他长大了，身体强壮了许多，但是，早年先天的精神不足依然存在。
科学精神气质的阙如深深地影响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这种影响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科学界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从最近媒介广为曝光的华东理工大学胡黎明事件即可窥见一斑。一个年轻的博士生，被认为才能非凡，很快被提为博士生导师，提为行政要职，并评为上海市科技精英。在这一连串赞誉和成功背后，却发现其人博士论文是抄袭的，不仅如此，据说此人在基金申请中居然用计算机仿造两本子无虚有的专著的封面（！）。令人贻笑大方。令人深思的，并不是此人的品行为什么会如此恶劣，而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种行为为什么长久没被揭露？为什么后来又能被揭露出来？是怎样揭露出来的？这一事件已超出了原始意义的“作伪”和“抄袭”，颇具中国特色。如果我们用社会学的概念分析这件事，与其说是“越轨”，不如说是“失范”——科学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出现了断裂，表现出我国科学界社会秩序紊乱的一面，显示出我国科学界自主精神的脆弱性。（表面上）承认科学的价值，但是不遵守与之相适应的学术规范，不愿意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持续的积累，这实质上是不承认科学的价值观，或者说，推进科学知识本身进展所获得承认不足以强到使人自觉自愿地遵循科学研究规律持续前进。究其原因，是社会其他领域的价值观和导向严重干扰、甚至取代着科学领域的本不强烈的价值取向——效益期望（俗称“冒泡”），官本位，物质报偿，单位和部门的利益以及社会为了荣耀而滥发的奖励，甚至包括科研部门自身不得已采取的局部优化的导向。
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是一项长远的事业，必须要尊重基础科学的活动规律。基础科学研究是对自然规律的新的认识，它的基本特征是探索性和不确定性，研究的结果是不能精确预见的。重大的突破是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企图一鸣惊人是不符合基础研究的规律的。因此，要尊重基础研究本身的规律，就是要尊重基础研究的积累性和突破性规律，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基础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待条件适宜，取得重大突破。而这是靠科学精神气质的成熟来保证的，即社会承认科学自身价值观的合法性，以及科学家群体认同和自愿遵守科学的价值和行为规范。
中国政府在《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在当前一个时期，基础性研究要把国家目标放在重要位置，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作为中心任务，重点解决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技术问题，创立新的技术和方法”，这是十分正确的。进一步说，科学自身的发展，或者说发展科学应该是国家目标之一。否则，科学自身若没有各种资源的长期积累和持续增长，怎样能保证它很好地实现这些目标呢？
没有科学的中国和没有中国的科学，都是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