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出版社出版现代教材的探讨--从汉语和历史教科书的角度看_商务印书馆论文

商务印书馆近代教科书出版探略——从国文(语)和历史教科书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务印书馆论文,国文论文,教科书论文,近代论文,历史教科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3)06-0083-09

教科书出版关系着一国文化教育之兴衰。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民营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以普及教育、推广新式教育为己任,它所出版的教科书曾影响了一代国人。但对商务教科书的研究,仍为今天学术界的一个盲点。本文拟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较为齐全的商务印书馆解放前出版的初等小学国文(语)教科书(附表1)、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附表2)为例(注:之所以选择这两套教科书,第一,是因为资料比较完备,第二,笔者认为,国文与历史两科目也较能代表编撰者的思想。本文中出现的国文、历史教科书,如非特别注明,即指该两套书。)作一分析,从中亦可窥见近代中国商务印书馆教科书出版的特征,相信它对今天的教科书编撰仍不乏现实意义。

商务印书馆的国文(语)教科书与历史教科书编撰,就其编撰原则而言,有如下特点:

(一)编撰阵容强大

强大的编撰阵容,是商务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特征。编写优秀的教材被公认为教育界之第一位大事。1934年,有人致信吴晗,慨叹中学生国史知识劣下,并对一般专家轻视历史教材的编写深表遗憾。张荫麟为此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发表《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一文,谈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所以不从事中学历史课本的编写,“是不能也,非不为也。”他写道:“很明显,这种工作不仅需要历史知识,并且需要通俗(就其对于青年的通俗)的文章技巧。而这两种造诣的结合,从来是不多见的。同样明显的,这种工作不仅需要局部的专精,而且需要全部之广涉而深入,需要特殊的别裁和组织的能力。譬如,编撰国史课本的先决问题:什么是人人应知之国史常识?这其间所涉及的标准,就只有具上说那种资格的国史家才配去规定。浅人所谓常识,只是自划的偏蔽。”故他主张历史教材的编撰,应该由历史学家、一两位有历史兴趣的散文作家组成一个以友谊和共同兴趣为基础的编写组,分工合作,重新编撰国史教材。新教材不仅要考虑文字和图表的科学配合问题,而且还要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阶段的国史课程,作合理的统筹规划[1](P327-328)。张荫麟的见解充分表明了时人对教材编撰者素质的要求。对此,商务印书馆可谓深谙其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新式教育的逐步推广,编印新式教科书成为时需。而当时坊间所售之所谓新教科书,则大都由一些当“教习”之人在授课之余自行编撰而成,根本无法保证其质量。商务第一套《最新教科书》,张元济、高凤谦、蔡元培、庄俞、蒋维乔等中西学兼通之人,日本资深教科书编辑者——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兼视学官小古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槙太郎等都参加了编撰工作。日籍人士的参加,使商务能够更方便地汲取他国在教科书编撰方面所取得的经验,而中外专家的团结协作,也为《最新教科书》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张元济、高凤谦、庄俞、蒋维乔、伍光建、蔡元培、杜亚泉、吴研因、唐钺、朱经农、王云五、任鸿隽、骆师曾、丁文江、程瀚章、顾颉刚、周予同、胡适、郑贞文、刘海粟、陈望道等都参与过商务教科书的编校工作,这些在各个学科均为一时之选的文化名人的参与,使教科书的品位自然非同一般。

(二)勇于创新

商务计划编撰《最新教科书》时,也曾试采“包办”形式,请人各自编撰,“每两课酬报一元,编者既乏教授上之经验,即有经验,亦不得从容研究,惟知按课受酬。”半年之后,由蒋维乔主编的蒙学课本初稿10册告竣;地理算学亦将成书;另有姚祖晋所编之历史,亦告成一半[2](P57)。

值此之时,1903年10月,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合营。资本的充实使之可以重新考虑以前力不能及的教科书编撰问题。随后小古重和长尾槙太郎加盟商务,又聘请了刚从日本回国的高凤谦。他们的参与,直接影响了教科书的编撰思想及原则。编撰“采合议制,先定编辑之根本计划,依此计划审查已编成蒙学课本”。如此审查的结果是已编成之教科书全部不合格,只好从头再来[2](P57)。

1903年末,商务开始重新编撰教科书。此次编辑,摒除了各自为政的旧法,采取所谓“圆桌会议”的形式:“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则,共认有讨论之价值者,彼此详悉辩论”,“恒有为一原则讨论至半日或终日方决定者”[2](P57)。据蒋维乔日记,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二至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五日《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两个月间他与张元济、高凤谦以及小古重、长尾槙太郎因国文教科书编纂问题会商次数达九次之多。从编辑体例到内容的选择,甚至包括插图,都在讨论之列,因为某一字句的斟酌,他们甚至争吵得面红耳赤。

这种由商务首创的“圆桌会议”的编撰方式,实际上就是集体研讨的现代工作方法。它改变了先前教科书单人操作的传统方式,开风气之先。《最新教科书》出版后,不胫而走,从此之后,“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3](P2)

(三)以学生为本

国人自行编撰国文教科书,以1897年南洋公学编《蒙学课本》始。其第一编第一课:“燕、雀、鸡、鹅之属曰禽。牛、羊、犬、豕之属曰兽。禽善飞,兽善走。禽有两翼,故善飞。兽有四足,故善走。”这样的内容绝非初学者所能理解。商务编辑最新教科书时,注意改变传统编撰思路,强调教材必须注意符合儿童心理,与儿童智力发展水平相一致。也就是说,教材编撰要以学生为本,方便学生学习。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编撰者提出了不少为后来教科书编撰一直遵循的原则:“首先发明之原则,即为第一册教科书中,采用之字,限定笔画。”“第一册采用之字,笔画亦少;且规定五课以前,限定六画;十课以前,限定九画;以后渐加至十五画为止”;此外,“选定教科书采用之字,限于通常日用者,不取生僻字”;每一课生字的字数、文字的长短都加以严格限制[2](P57,58)。

《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主要功能是识字,一至五课为单个汉字,笔画少,又是儿童日常生活中常能接触到的事物。如第四课课文为“上下左右大小多少”八个字。第六课起即以两字相连成词,如第十课课文为“父子母女兄弟朋友山下地上城市村舍”。生字笔划数,在编辑大意中指出:“第一课至第六课,限定六画;第七课至第十五课,限定十划;全册限定十二划。间有十余字过十二划者,皆甚习用之字,且列于三十课后”。统计结果表明,全书生字平均笔划数为8.0笔。对于繁体字来说,这是一个较小的数字,说明编辑们在掌握“由浅入深”的原则上,着实费了一番苦心[4](P60)。

笔画由简入繁,内容由浅渐深,贴近生活,一改从前教科书笔画繁杂,与儿童生活隔膜状,对增强儿童学习兴趣,非常有益。商务首创的这种编辑特色使此后中国教育界受益匪浅。

从教科书内容上来看,则有这样的特点:努力反映时代精神,与时俱进。

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短短30年中,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多套教科书(包括教参)。这一方面与近代以来政局多变,教育思想变迁有关,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商务教科书力图紧跟时代,与时俱进的特征。这也正是它成功的关键所在。具体讲又分两个方面:

(一)彰显新的进步的价值取向

1.商务出版的教科书,尤其是国文(语)教科书中,新型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被广为阐扬。商务的教科书,能使我们感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力量,如《共和国国文教科书》的《孝亲》、《诚实童子》、《敬老》、《敬先生》等。同时,近代价值观念与道德标准也不时出现于课文中。《共和国国文教科书》第四册《民主国》:“我国数千年来,国家大事,皆由皇帝治理之。民国成立,由人民公举贤能,治理全国大事,谓之民主国。”第八册《法律》:“共和国之法律,由国会制定之。国会议员,为人民之代表。故国会之所定,无异人民之自定。吾人民对于自定之法律,必不可不谨守之也。”这册中另有行政、司法、选举权等内容。此外《人民的权利与义务》、《三权》、《自治》(《新法国语教科书》第八册)、《三民主义演说词》(《基本教科书》第七册)等也在课文中出现。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由封建帝国一变而为民国,当国人的价值观念与思想观念正经历着艰难的蜕变之际,商务印书馆以教科书的形式传播这种近代的民主意识,对于“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有着积极的作用。

对女性的尊重也是教科书的一个新观念。初版于光绪三十四年,民国以后还在使用的《女子国文教科书》,就包含有不少宣扬新的道德观念的内容。如第一课《女子宜求学》:“我国旧俗,女子常居闺中,不求学问,非特古今大事,未尝闻知,即写信记帐,往往不能。非智力不逮,盖失学之害耳。今女学渐兴,少年女子,亟宜求学,庶不为人轻视也。”民国二年出版的《单级国文教科书》同样以甄女之口讲出,“古之贤女,未有不学者。世间学问甚多,吾不读书,何由知之。”再次提出了让女性接受教育的新观念。第七册第十九课为《缠足之害》:“卫生之道,运动为上。缠足则艰于行路矣。持家之道,勤劳为上,缠足则惮于操作矣。由是身体日弱,家事日废,其为害非难知矣。”通过教科书宣扬女子应受教育,揭露缠足之害,对于女性独立,身心健康,都有着重要作用。

破除封建迷信,也是教科书反映的一个主要内容。《女子国文教科书》第四十一课为《戒佞佛》:“村中有贫妇,信鬼神,尤佞佛。常挈其子女往寺观,焚香拜祷,以企佛佑。子以是废学。年长无业,妇怨佛之不佑己。恒自叹息。邻人讽之曰,汝不教子成业,徒求佛佑,无益也。”共和国国文教科书第八册第四课中讲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反对“人之贫富天寿,皆主于命”的迷信说法,以雄辩的事实说明:“全国之人,每日之同时生产者,奚可胜计。其干支既无以异,而贫富天寿,果无不同欤。虽愚者亦知其诬矣。”这样的内容对于学生的教育作用不言而喻。

中国传统职业观念,士为四民之首,商为末业,司农者虽然仅位列士之后,但农民的实际地位却非常低下。商务教科书,对于职业,有其新的定位与认识。《共和国国文教科书》第四册第三课为《职业》:“人生于世,当有职业。有为农者,有为工者,有为官吏者。昔邓禹有子十三人,使各习一艺,可为训也。”《通商》、《定货》、《退货》、《钱业》(《初等小学单级国文教科书》第十二册);《打铁的铁匠》、《造屋的泥水匠》、《辛苦的清道夫》、《辛苦的邮差》(《复兴国语课本》第五册),这些内容在教科书中的出现,反映了商务印书馆向学生灌输的一种新的职业观——职业无贵贱高低之分。教科书对于农业,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共和国国文教科书》第四册中有《插秧》、《米》这样的内容。《基本教科书》第五册《农人忙》写道:“耕田忙,播种忙,锄草戽水事事忙。今日忙,明日忙,年年都是这样忙。忙里求快乐,只觉快乐不觉忙。农人乐,农人忙,农人的快乐就在忙”。《新撰国文教科书》第四册《秋郊》一课:“秋日郊原,天气清朗。稻黄若金,棉白如雪。果实满树,皆已成熟。农人作工于田间,其状甚忙。然收获丰,虽忙亦乐也”。讲述农家生活的乐趣,培养学生对农业生活的兴趣,这样的教材内容,其现实性不容忽视。

2.教科书中,对于“爱国主义”,赋予了崭新的意义。商务的教科书,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但它所宣传的爱国主义,又非一种狭隘的爱国思想,它赋予了爱国主义以崭新的涵义。

《共和国教科书》初等小学用《新国文》第四册,开篇即为《中华民国》:“中华,我国之国名也。溯自远祖以来,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传,以及于我。我为中华之人,岂可不爱我国哉。”《新体国语教科书》春季用第五册第二十一课《爱国》:“我们住的地方,不是城市,就是乡镇,许多城市、乡镇,聚拢起来,就是一个国;有了这个国,我们的身家、性命,就得着靠托,不怕旁的国来欺侮了。所以国是保护我们的;我们受了国的保护,自然应当爱国。”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历史教科书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了解到编撰者的爱国情感。从《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始,除了“内乱”之外,《中俄改定新界》、《中法构兵》、《让割台湾》、《江宁条约》、《马关条约》这些涉及“外患”的内容就成为教科书的重点。1932年,一二八国难发生,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半年后复业出版的《复兴历史教科书》,国耻是一个重大的主题。《我国领土的丧失——西南边疆》、《列强瓜分中国的进行》、《辛丑条约的束缚》、《日俄战争和中国》、《列强的投资和影响》、《经济侵略下的中国民生》……一篇篇饱含激情的文字,对于唤醒国民救国意识,其意义显而易见。

教科书还一再强调国内各民族平等。《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缘起》中就特别突出其编撰宗旨之一为:“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5](P422)《共和国历史教科书》第四册《民国统一》一文中再次强调:“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通,谊属兄弟。前此为一姓专制时代,各私其种人,故多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不问何种何教,权利义务皆属平等,无所轩轾,利害与共,痛痒相关,同心协力,以肩国家之重任……”

这种爱国主义,突破了以往“君即国家”,爱国即为“尊君”,在清代则意味着“爱大清”的内容,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强调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强调中华民族统一的国民意识。这是一种更为广阔视野之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观念。

3.关注世界各民族的团结平等,主张人类大同,也是教科书一直着力倡导的新观念。强调世界各民族团结,主张人类大同,这样的思想在教科书中比比皆是。《共和国教科书》《待外国人之道》指出,对待外国人,“无论肤色如何,程度如何,皆当待之以道”;《初等小学单级国文教科书》第十二册在同样的题目下写道:“以残酷刻薄之行为,待遇外人,强国不容于公论,弱国适取其灭亡。固同为人类,无种族之区别,无中外之界限,皆当以礼遇之”;另一篇课文则强调:“从前的国民,是本国一国的国民;现在的国民,要做国际的国民。”(《新法国语教科书》第八册)在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下,能够如此客观地看待问题,使人不能不对编辑者表示由衷的赞叹。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教科书中,世界历史的分量虽不是很重,但也逐渐被编者重视。《古代的欧洲》、《民治主义的来源及其影响》、《英国的政变》、《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等事件都曾成为教科书的内容。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尤能反映出出版者较为客观的心态。如讲到西方的学术发明,作者认为:“从十八世纪‘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各国思想家和学问家,一辈子出世了许多,美术哩,科学哩,都有可观;雕刻,建筑,印刷……许多技艺;地质,生物,算数……许多学问,都不是古人所能及得。”(《新法历史教科书》第六册《学术和发明》)而对于西方各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侵略,教科书中写道:“欧洲各国,工品兵器,既然一天一天发明的很多,他们富强的程度,就在世界各国之上了。白种人虽然知道平等,自由,但各国彼此交际上的正义,他却一些不顾,所以资本家、军阀、官僚,就容易将他们的‘诈术’‘武术’和全世界的各国竞争。”(《新法历史教科书》第六册《各国的侵略》)这样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

(二)努力吸收和反映各学科研究的新成果

1.为国语运动推波助澜。近代国语运动作为白话文运动之一翼,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国语运动,商务印书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尤以教科书作用为著。国语运动被比作中国现代史中“比辛亥革命更为艰巨的一种革命”。因为实行国语运动,“把向来‘士人阶级’所垄断以为利的,所谓‘笔耕’、‘砚田’以及‘铁饭碗’之类,弄成一个‘有饭大家吃’,人人可以操觚,使他们靠此为生的老大的不愿意。”[6](P129-131)而商务印书馆,对于这场运动,是力主赞助的。

1916年,国语运动刚刚兴起,商务印书馆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国语体文教科书》的编辑。这一年,张元济在日记中提到了刚刚兴起的白话文、注音字母等,而且希望招募能编白话文之人材,速出注音字典。1920年,在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国语体文之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体国语教科书》,七月,出版《新法国语教科书》。同年,又出版中等学校适用的《白话文范》,“这书虽因急于出版,内容欠精(只审定作参考书),但总算是第一部纯采语体文,全用新式标点并提行分段的中学教科书了。”[6](P118)

超前的出版意识,使商务教科书出版与时俱进,对近代教育的发展大有裨益。

2.学科的进步反映在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方面,就是新的编撰理念的产生及新史观的阐发。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一文,指出传统史学之“四端”,力倡“史界革命”,“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7](P739)两年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历史教科书》即力摒传统史学的弊端,在其编辑大意中特别强调:“考古原以证今,方今中外交通,尤贵洞知彼己,以储有用之才,是编特略古详今,凡有关现今大势者,益注意采入,藉资法戒。”编纂宗旨已与传统史著有了极大的不同。从共和国到复兴教科书,在编辑大意中都一再强调注重民本、实用,不再以政治事件及政治人物作为历史叙述主体。在教科书中增添人类文明发展、文化演进、文物制度以及民众生活等内容,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侧重点略有不同,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深深体现着新史观的烙印。

教科书中,原先所谓“正统”的史学观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这种变化折射出时代变迁对史学家观念的影响。

出版于清廷垮台之前的《最新历史教科书》,还包含着不少被视为“正统”的所谓尊君保大清的内容。满洲兴起被称作《满洲龙兴》,大清建国叫做《大清定鼎》。讲到清代学术,课文如下描述:“本朝既以武功定海内,康熙乾隆间,文治复兴,二帝皆好学,购求遗书,两开博学鸿词科,集海内名士,使典大著述,诠次四库书,石刻十三经于国学,运藏书阁于江浙等处,由是海内向风,人文辈出。”(《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兵制及学术》)这样的描述正反映了史学家们对这个被视为正统的王朝最普遍的认识,言辞间甚至不乏奉承阿谀之语。然而,随着清王朝土崩瓦解,此后的教科书对其评价也渐趋客观。

清王朝刚刚覆灭,随后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第六册《近代之文化》一文即对清政府的专制提出批判:“专制之制度,至明代而极。盖明太祖崇尚刑法,箝制臣民,清人入关,因明制而益密。加以宋明诸儒以忠君为大义,国人益视君上如帝天,无敢非抗。迨清之季室,共和民权之说输入,民志一变,卒推翻数千年专制之政体而建中华民国,洵国史之光荣也。”反对专制,主张民主共和,成为此后商务教科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

对于清王朝遭受外侮的原因,1916年出版的《实用历史教科书》如此评论:“政府之疏,国民之愚,及奸商滑吏之无状,其三战败构和,军事方之废弛,已无可讳,而当时议和诸公,对于构战主因及鸦片问题,复未只字提及,我尤不能不责应付外交者之全无耳目,全无心肝。”(《实用历史教科书教授书》第六册《清之外侮》课后释题)这样观点鲜明,义正词严,并且切中时弊的立论实在是前所未有。《实用历史教科书》的《最近代之制度》、《最近代之文化》这些课文,更是从兵制、官制以及学术、文化等方面对清政府各项制度措施的利弊详加研究,其论点之客观、公正,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都颇有裨益。

3.教科书中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评价,同样表现出了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的进步。较有代表性的是对历次农民起义的态度。《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以“略古详今”为名,对近代历史事件多有论述。其中讲到近代农民起义,多以“乱”、“贼”之名冠之。金田起义被称为《粤匪之乱》,捻军起义被剿杀,称《剿平捻匪》,回民起义被平定,叫《平定陕甘回匪》。白莲教首领刘松被称作“奸民”,洪秀全也被视为“无赖”。对于洪秀全农民起义,教科书中如此描述:“自秀全倡乱十六省,蹂躏十六省,淫掠焚杀,百姓死者,几二千万人。”(《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第四册《克复江宁》)

随着专制政体一举崩溃,教科书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其对太平天国起义的态度变化为例。《共和国历史教科书》中写道:“秀全花县人,奉上帝教,自称上帝次子,以耶稣为天兄,传教于广西,党徒日众……秀全建号凡十五年,所下六百余城,响应遍于全国,徒以建设无术,终至覆亡。”(《共和国历史教科书》第四册《太平天国》)《实用历史教科书》认为:“上帝教之宗旨,似较白莲天理为正大,然以教徒之分子太杂,恣意焚杀,大失民心,不但清人目之为发匪,即当时人民亦目之为长毛贼,宜乎大事之不成。”并认为正是由于洪秀全起义,从而造成“有清一代莫大之惨剧。”(《实用历史教科书教授书》第六册《清之内乱》)相比之《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其观点已经发生了改变。而从《新学制教科书》始,评价基调更是大变:“自从满洲入关,以少数的民族,压迫大多数的汉族,汉民族的抵抗清廷,时常不绝,往往借宗教作秘密结合的团体……洪秀全不但努力民族革命,并且实行宗教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却可称为豪杰了。”(《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第二册《太平天国》)《新时代历史教科书》与《复兴历史教科书》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起义的评价则更高:“清朝入关以来,汉族因受压制,常起抗拒。乾隆以后,白莲教天理教相继起事,虽然平定,汉民族抵抗清朝的气焰再盛。再加当时政治腐败,人民困苦,又值基督教新教派传播南方,人民思想一新。因此,洪秀全起来,于民族上、宗教上,举行大革命……。”(《新时代历史教科书》第二册《太平天国》)“洪秀全等,因势利导,唤起大众的民族意识,进一步想推翻满清,实行民族革命。”“所颁政令,颇多破除迷信,提倡人权,改正风俗之处。可惜洪秀全等不脱封建思想,封王无数,政治制度都有极浓厚的封建色彩,以致诸王争权夺利,自相诛杀,而终于灭亡。”(《复兴历史教科书》第二册《太平天国的兴亡》)

从农民起义被视为“倡乱”到将其称为“民族革命”、“宗教革命”,并且开始平心静气地讨论太平天国革命失利的原因,前后不过30年的时间。然而,这短短的时间却浓缩了中国从专制政体走向民国的历史剧变,史学家历史观念的变迁也正是这一历史剧变所导致的观念剧变的一个侧影。对这样的观念变迁我们无法称之为“趋附”,每一时代的历史学都是这一时代特定的认识水平和认识需要的产物,这是历史的真谛。

没有人能够否认教科书在一国文明进程中的影响。国文(语)和历史教科书,则由于其“铸就国民精神”之特殊作用而在教科书出版中占据重要地位。近代中国,商务印书馆偕时共进,通过自己出版的浓缩着编辑者爱国理想与文化抱负的教科书,承当起了教育一代国民的重任。当代有人评价其“利国实超商务外,育人功盖印书行”,实非过誉。

收稿日期:200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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