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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时察
近来文坛热闹事多，王彬彬和王蒙的论战，便是其中之一种。先是王彬彬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中对王蒙提出批评，然后，王蒙以《黑马与黑驹》予以强烈反击，王彬彬索性是将计就计，以“黑驹斋”自许；二王之间，直接和间接的论战文字，还有许多，令我们这些旁观者在感到“热闹”、“好看”之余，也想出来说三道四，既为对阵的双方加油喝采，也要给他们排排毛病论短长，以期论战除了激烈火爆之外，还能够取得积极的建设性的成果。
当代的作家和批评家，居于同一片蓝天下，往往是友谊为重，人情难免，锋快犀利的批评与反批评，则是难得一见，这对于文学的发展当然有其消极的一面；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和充分发展，亦难以实现。如今，勇猛的批评家赤膊上阵，资深的作家怒气冲冲，批评和创作拉开了距离，强化了各自的角色。
但是，我也有不满，有微词，这是就二王之争的内容和态度而言。
王彬彬近年来作了不少快言快语的文字，思想活跃，敏捷，常有令人拍案称快处，对于“晚报文体”的抨击，就显示出他的锋芒。但是，作为经受过学院派训练的批评家，王彬彬的文风又过于随意和即兴，他抓住了瞬间感觉，却又忽略了逻辑和理性沉思。他的话题，少有潜心独处，穷形尽相地琢磨出来的，更多地是在朋友们聊天、对话之中撞击出来的；对批评对象，鲜有资料的爬梳、作品的考辨（恕我浅陋，这一两年，王彬彬的论人论事的短章我读了不少，却很少看到他作的作家作品论），而是直奔主题，三言五语就把一个话题（本来可能深入地发掘其价值、深化其内涵的话题）打发掉了。他批评池莉，是在饭桌上触发的灵感，他批评王蒙，亦是“与几位友人在一起聊天”引出来的——文学圈子里的人，品评文字，谈论作家作品，乃是常事，吾辈亦常常如此。但是，它有特殊的语境，有说了就完的约定，有朋友相知，有信马由缰；因此，它要转换为公诸世间的文字，就需要依照公共社会的语境和文学批评的规范，重新运作。论题可以在聊天中产生，论文却不能象聊天一样浮光掠影，点到为止。除非是孔子或尼采的语录体，才可以“一言以蔽之”。
王蒙的反批评，同样让人感到那种辞浮气躁、意气用事的心态。他似乎比王彬彬更懂得为文之道，嬉笑怒骂，皆成文字，以语言的密集轰炸舒泄情感的愤激。他考证和挖苦“一个文学青年的遭遇”，拉出当年的一桩公案来进行“黑马”与“黑驹”的高下比较，然后又一口气用四首打油诗给对手以“毁灭性打击”。但是，在妙语连珠、气盛言直的背后，却也露出了破绽。那种“好不容易获得了最高级学位”，却又“一篇文章也发表不出来，这样就积蓄了太多的‘力比都’”，未免过于刻薄和主观，却又以“友人向我介绍”引出，既损了人，还不用负澄清事实的责任；对于“黑马”，在当年可以互相论争的时候不曾记得王蒙说过什么，时移事异的今天，为了打“黑驹”而拉出“黑马”进行“缺席审判”，未免有失公允；至于打油诗，以此为前提，便也底气不足，而徒有“穷追猛打”、“一举封杀”之气势。
或过于随意，或意气用事，在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焦点上，他们却轻轻地一笔带过，这就是关于“聪明”的话题。王彬彬批评萧乾也罢，褒奖吕荧也罢，是在理想的层面上，在至高的道德律令上立论；王蒙的反驳，是就现实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而言；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上，却又打乱仗，如何扯得清是非？廓清前提，认真对话，在理想与现实、作人与作文、绝对命令与权宜应变等方面，本来是有许多兼具理论性与现实性的文章可做的，只顾论战得痛快淋漓，自说自话，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都会与世无补，“徒劳恨费声”。
王蒙诗云：笔墨官司大众看，差强肥皂剧翩翩。我却希望，这论争不只是胜过“肥皂剧”许多，还要在论争的规范和论争的成果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其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维护你说话的权利。其二，不只是追求合乎理性的价值，也要采用合乎理性的形式，实现“大道”之“道”与“道路”之“道”的统一。是耶非耶，就教于二王和读者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