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三访斯大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周恩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访斯大林
1950年1月10日，北京火车站，凛冽的寒风中，周恩来登上专列，开始了他建国后的第一次苏联之行，也是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周恩来此行，是奉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之命，前去参加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有关中苏两国帮交事宜的商谈。
一个多月前，即1949年12月6日，周恩来在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把毛泽东送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专列。毛泽东首次去苏联访问，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等。
然而，当毛泽东与斯大林这两位伟人相见后，由于种种原因，两人的谈话不是那么十分投机和融洽。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毛泽东只是淡淡表示：他此次来苏联，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看一看。
有关两国之间签订条约、协定以及希望苏联“老大哥”的某些援助的话，毛泽东没说。他认为要斯大林主动提出来，才显得有诚意。
后来，我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到苏联外交部点破了这个问题，说毛泽东主席到莫斯科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考虑中苏之间签个文件。
斯大林立即答应了。并建议：“就由我和毛泽东签字。”
毛泽东却提出：“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毛泽东叫周恩来去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毛泽东深知在与外国人谈判打交道方面，周恩来比他更在行；二是毛泽东认为，你斯大林是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总理），我毛泽东又非总理，对不上口径，如果要签订文件，就要把周恩来找来。
斯大林没能猜透毛泽东的意图。他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周恩来）来？他来干什么？”
毛泽东没有回答斯大林的问话。
两位伟人各自按着自己的方向思考自己的事情。会谈遇到了难题。
斯大林忧心忡忡，毛泽东颇有些怨气。
最终，还是斯大林让步了，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
1月2日晚，毛泽东高兴地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周恩来接到电报后，经过短短的几天准备，立即启程。考虑到谈判的内容，周恩来还特意挑选了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等人随行。
1月20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莫斯科。之前，周恩来在火车上与毛泽东通了电话。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心中有了底，故一到莫斯科就立即投入工作。
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李富春、王稼祥及苏联有关方面人员也参加。
毛泽东先发言。他说：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新的情况下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条约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其他国家的侵略。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谈了签订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
起初的谈判气氛还是轻松和谐的。但是，随着会谈的深入，气氛就有点紧张和不愉快了。谈到东北问题时，斯大林突然提出：要中国承担义务，除苏联人外，不许第三国公民进入和居留于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
斯大林提出这个问题，不论其动机如何，是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谈判气氛骤然紧张。
周恩来当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族的居民，还有蒙古人，这算不算是第三国居民？”
斯大林对这一机智的反问一时目瞪口呆。他算是第一次领教了周恩来的锋芒。
苏联方面赶紧解释，说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
在中国聘请苏联专家问题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斯大林也都表现出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精神。
毛泽东、周恩来对斯大林的这些做法很不高兴。
以后的谈判，气氛时紧时松。
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恩来说：“‘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
苏联方面对周恩来的这种解释很感兴趣，斯大林也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因此，苏联方面按周恩来的意思写了一个草案给中方看。
周恩来看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
周恩来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周恩来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重拟了条约文本，由中方译成俄文后交给苏方修改。
这次，斯大林对周恩来草拟的条约文本表示满意，没有作多少改动。他们也未料到中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
斯大林这时才稍稍明白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坚持把周恩来叫到莫斯科来的缘由。
一次，斯大林从克里姆林宫打电话给毛泽东，问毛泽东还有些什么考虑、愿望和要求，双方还应该做些什么？电话由师哲在一旁翻译。
毛泽东回答说：“周恩来今天已进城去了，正在克林姆林宫商谈嘛。”
斯大林说：“我想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是否还有什么新的意见或想法。”
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
斯大林本来可能是好意，不料毛泽东很冷淡。斯大林也有点不高兴。从此再也没给毛泽东来过电话。
1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晤谈。
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责备中国在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谰言方面和苏联步调不一致。原来中苏双方商定各自以官方声明驳斥。苏联方面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毛泽东是指示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了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严厉驳斥了艾奇逊的谣言。这是我党在战争年代常用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就是官方声明。但是，斯大林对此不了解。
斯大林说：“按照国际上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他们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那是一文不值的。”
斯大林还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举行宴会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
宴会上，气氛很沉闷。斯大林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快，便想主动打破僵局，放起了留声机邀大家跳舞。但毛泽东始终一言不发，也不跳舞。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双方都不是太尴尬，周恩来便变着法子尽量使这压抑沉闷的气氛变得活泼、和谐一些。
经过一个来月的谈判，中苏双方终于于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条约、协定的签字仪式。毛泽东、斯大林都出席了签字仪式。周恩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中苏双方在条约上签字。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宴会上，毛泽东邀请斯大林参加晚上中国方面在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的答谢宴会。
斯大林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说：“我历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成了惯例。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
晚上，斯大林率苏共政治局成员来到米特勒保尔大旅社。当斯大林与毛泽东握手后步入宴会厅时，顿时掌声、欢呼声连成一片。许多参加宴会的来宾为了一睹毛泽东与斯大林这两位革命领袖的风彩，不顾礼节，纷纷前涌。眼看厅内的隔板和玻璃门都要被挤碎了。周恩来见势不妙，连忙让服务人员打开玻璃大门，将里外两厅合成一厅，让大家都能看到这历史性的场面。
酒会开始后，周恩来致祝酒词，他没拿讲稿，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而且洋洋洒洒，激动人心，博得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随后，斯大林也起立致词。他说，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的致词，也代表了我的意思。
宴会场面热烈非凡，始终洋溢着中苏友谊和团结的精神。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离苏启程回国。
二访斯大林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悍然武装入侵朝鲜，并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了我东北边境鸭绿江边。同时，美帝国主义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插足我国领土台湾。
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的威胁。
10月，美军越过“三八线”，迅速向朝中边境推进。朝鲜危在旦夕。朝鲜党和政府紧急请求中国出兵援助。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和强悍的美帝国主义直接较量，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当时，我国的情况是，经济恢复刚开始，长期的战争创伤尚待养息。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还相当落后，海、空军还处于初创阶段，更是无法同美帝国主义相比，从国内情况看，中国要出兵朝鲜确是相当困难。但严峻的形势又逼着中国要和美帝国主义较量。
10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朝鲜问题。毛泽东主张出兵，周恩来等大多数人也主张出兵。
10月8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带着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秘密前往苏联。
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向斯大林通报我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朝鲜的情况；二是中国要出兵朝鲜，需要取得苏联的军事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需要斯大林派空军对入朝作战部队实行空中掩护。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正在靠近高加索的黑海之滨休养。周恩来不敢停留，立即飞抵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同斯大林会谈。
会谈中，周恩来首先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朝鲜的情况。
周恩来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国要出兵朝鲜，面临许多大的实际困难。况且，部队的武器装备也落后。如果中国要出兵，苏联必须提供军事上的援助，尤其是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
斯大林说：我们曾经设想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苏联）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设想，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空军只能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后俘获飞行员，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而且两个月后才能出动。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与斯大林联名致电毛泽东。随后，周恩来离开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
毛泽东收到联名电后，于10月13日下午召开政治局会议，对最新情况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掩护，中国也要尽快出兵援朝。会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文中指示周恩来在莫斯科再停留几天，同斯大林商量确定：（一）苏联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能否用租借办法而不用钱买，以便使中国政府明年能保持2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保证我军能在朝鲜进行长期战争。（二）只要苏联能在两个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军在朝鲜作战，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中国北京、天津、沈阳、上海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空袭。
周恩来是在13日晚上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的。深夜，周恩来紧急约见莫洛托夫，要他立即把毛泽东来电的内容转告给斯大林。
斯大林很快复电周恩来，答应：苏联提供给中国的军事装备将给以信用贷款，苏联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志愿军。
周恩来接到斯大林的复电后，于14日再电斯大林，进一步提出：苏联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苏联政府除派志愿军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扎中国近海各大城市？苏联政府的援助，除飞机、坦克、炮类及海军器材外，中国政府请求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订货的条件。
同日，周恩来还先后收到毛泽东的两封来电，一是告诉我自愿军拟在10月19日出动，二是告诉我志愿军出动后，拟在平壤至元山的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待苏联空军到来后再打。
周恩来又立即将这两封电报的内容通报给了斯大林。
然而，就在中国眼巴巴地盼望苏联空军援助的节骨眼上，斯大林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半个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
周恩来接到莫洛托夫的转告后大吃一惊。他没料到斯大林已答应了的事情又突然变卦。更使周恩来忧心的是，朝鲜山高林密、地形狭窄，受这种地理条件的限制，志愿军入朝作战将难以运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或后退的运动战，而不得不采取阵地战方式。入朝志愿军对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和众多的大炮、坦克的美国侵略军要采取这样一种作战方式而又没有任何空中掩护，其将付出的巨大牺牲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等于让美军飞机可以对志愿军阵地进行肆无忌惮的轰炸、攻击。
其实，和德国法西斯希特勒较量过的斯大林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但他仅仅从维护苏联自身的利益去考虑，担心苏联出动空军入朝作战会把苏联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斯大林觉得中国军队装备那样差，能不能打败美军还很难说。如果中国军队打不赢这场战争，而苏联又出动空军掩护了中国军队，那苏联就会有直接与美国对抗的危险。
周恩来心中很不愉快。但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10月16日，周恩来飞离莫斯科回国，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朝鲜问题。会上，周恩来介绍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会议认为，在苏联不出动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中国还是要出兵朝鲜，并正式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开赴朝鲜。
对于这次苏联之行，周恩来曾多次谈到。1960年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他（指美军）逼近了鸭绿江，我们就下决心，去与斯（大林）讨论。两种意见：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这是斯大林说的。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
三访斯大林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就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问题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当然，也希望苏联能在有关方面给我们一些援助。
这是一个高级而庞大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粟裕、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宋劭文、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60余人。
斯大林对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苏联十分热情。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民航飞机，斯大林特意派遣了3架军用飞机和一架民航飞机，专程来接中国政府代表团。
8月17日，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
20日，周恩来与陈云、李富春等一起同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苏联方面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也在座。
周恩来先是谈了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和国际形势的看法，然后提出了这次和苏联政府商谈的三个问题：一、关于延长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问题；二、关于中蒙铁路的修建问题；三、关于苏联授助中国种植和割制橡胶的协定问题。
周恩来说：日本只和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缔结和约，而拒绝和中苏缔结和约。中国考虑到朝鲜战争的现状，希望苏军继续留在旅顺口。
斯大林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客人不好要求多留，只能由主人挽留。这个换文发表，将会给敌人很大震动。
关于修筑从中国集宁到蒙古乌兰巴托铁路问题，主要是考虑从乌兰巴托至苏联乌兰乌德已有铁路，修筑中蒙铁路可将中、蒙、苏联结起来，比走满洲里要近得多。对此，斯大林也表示：你们既然赞成，我们当然同意。到时中、苏、蒙三方搞个协定。
橡胶问题是斯大林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帝国主义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禁运，战略物资橡胶及钨、锑、锡、钼等稀有金属都在禁运之列。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曾多次询问我国广东省、海南岛等亚热带沿海地区能否种植橡胶。
周恩来告诉斯大林从南洋回国的一些华侨带回了一些橡胶树种，在海南岛试种成功，但那是私人种植经营的，数量少，产量低。如果由国家着手发展种植，情况会大不相同。
斯大林对由国家发展种植橡胶非常赞成。并表示苏联可以派一些专家援助。他说：帝国主义在橡胶问题上卡我们，对我们搞封锁。中国自己能种植橡胶，很好，应当能扩种多少就扩种多少，以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中苏两国签订苏联援助中国种植和割制橡胶的协定，是互利的。苏联想通过中国解决苏联和东欧对橡胶的需要。斯大林准备贷一亿卢布款给中国发展种植橡胶。他还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了一句实话：“你们的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发展橡胶生产，这两件事都是对苏联的援助。”
9月3日，斯大林再次接见了周恩来，重点谈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斯大林谈了三点意见：（一）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军舰。（二）中国工业发展的速度一定很快，但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速度为百分之二十有点过高，应下降为百分之十五为宜。做计划要留有余地，要有后备力量。（三）苏联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技术、贷款等援助，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
斯大林的这些意见是比较合理的。而且，斯大林对中国建设方面的援助也的确尽了大力。此后，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使我国迅速建立了一批前所未有的新兴工业部门，并基本上奠定了我国重工业的基础。当然，苏联的援助并不是无偿的。到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留下了一批工程，也给中国方面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斯大林还对周恩来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最后的肯定意见，需要在两个月时间加以计算之后，才能说可以给你们什么，不给什么。你恐怕不能久等。
周恩来说：我们来时，预定我和陈云9月中旬就回去，李富春和一部分同志可以留下。
周恩来这次访苏期间，中苏双方都是比较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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