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一）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分析
从财政政策的出发点而言，我们是十分重视刺激需求的，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形成政府购买从而促成需求。然而，从我国的需求结构而言，在经济生活中集团消费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而促成了可以说较扭曲的经济结构，因为集团消费与个人消费相比，更加缺乏理性，如人们所指的花费自己5元钱慎之又慎，花费集体5万元不屑一顾的现象确实具有较普遍意义。随着经济秩序规范化，变非理性的集团消费为理性的个人消费成为一种必然。然而，政府支出在没有较规范的监督程序的条件下其支出效率可能大打折扣，从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集团消费的力度。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刺激经济的赤字政策体现出不同的特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支出的增加通常是以个人消费主导的市场为背景，而我们增加政府支出往往以大量的集团消费为背景。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可能进一步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这也是积极财政政策打折扣的一个原因。
从社会的收入分布进行分析，由于收入差别的拉大，少量的高收入阶层存在较高的储蓄倾向，而其收入用于投资的可能性也因为其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低而减小；一般家庭由于消费品的购买周期以及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也有较高的储蓄倾向；而低收入所有者由于收入约束无法扩大消费。这就形成了银行的高额储蓄，这是经济增长缺乏强有力刺激的基本原因。为了改变人们的储蓄倾向，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下调利率，现在开征利息税，可能对扩大内需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有限。
较高的储蓄倾向取决于未来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高，储蓄就起到了抵御未来风险的作用。由于养老、医疗社会保障制度没有成型，教育、住房等等大宗消费没有明朗化，加之结构调整时期对收入的预期并不高，人们没有理由放松对消费的控制。以住房为例，拥有完全产权的住房究竟价值多少，因为土地价格、乱收费等等因素无法确定。而就购房收入来源而言，不同城市、单位的做法不同，就是货币化都很难，真正的工资化还没有被人们认同。许多的住房补偿方式是不公平的，许多似是而非的临时性住房改革原则由于不公平从而增加了不确定性，如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一次补贴与分次补贴；政府强制定价的高中低档住房的政策等等，人们的受益程度的不平等很突出，因而人们也就期待政府有更规范的政策出台，从而在消费上持观望态度。
自然，需求结构是复杂的、多层面的，城乡需求结构，不同收入阶层的需求结构，个体与团体的需求结构，地区需求结构的差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需求差别，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构成，都需要生产者进行研究，从而达到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的统一。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由于价格信息不完备，依然存在着政府对企业过多的干预，以及企业管理收益与其他收益（如寻租收益）的不对称，生产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针对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不足反映诸方面需要改善。如由于地区保护主义、高额利润导致造假禁而不止，国内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产权保护机制薄弱，商品价格迫切需要规范，高昂的交易费用严重影响了需求扩大。如以家俱销售为例，家俱价格的高水分使人们望而却步，人们通过比较、对比，往往还是下不了决心。这种价格的不确定性不仅仅从家俱销售中体现出来，还体现在多种商品市场销售的情形，而且各地这种不确定性的表现程度又不相同。由于存在不正当竞争，企业的生产难以上规模、上档次，从而不利拉动需求。再者，房地产业由于产权不明晰，就无法形成真正的房地产交易的二级市场，房地产业需求的增加必须借助于二级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最后，以汽车摩托车消费而言，政府管理部门车辆许可证的高额收费使人们对此方面的消费不敢涉及，买得起，用不起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解决。
（二）影响经济增长的供给因素分析
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政府的传统手段还是增加供给，哪怕是没有销路，商品积压，从而迫使政府进行限产压库。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应该由市场决定，市场的短缺或过剩通过价格信息显示出来（公共产品除外）。当前人们总结中谈到我国经济已经从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其实，这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许多人希望通过否定这一结论而得出政府应该刺激供给的论断。其实，对于改善供给，政府不应该对企业的生产进行直接干预，就是间接干预，也需要认真研究。不过，应该可以通过市场准入尺度的变化来改善投资环境，尤其是改善法律规章对产业发展的限制，从而促进新兴产业取代传统产业。当然，在促进供给方面，政府还是可以通过政策的间接调控发挥重要作用的。
为了刺激供给，政府迫切需要做的就是改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环境与经营管理方式，从而减小经济发展的阻力。第一，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对国有企业的乱收费、乱摊派问题。这几年政府作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努力的余地还较大，要做的工作还较多。第二，需要解决企业运行的制度规范化与反腐败，不能一个人或几个人在无监督的条件下进行决策。目前有的地方采取的会计委派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监督，但如果会计同流合污，这种监督作用就会失去。因而需要实施多头监督，尤其需要发挥企业职代会的作用。第三，需要改善对企业的管理，尤其是强化对企业经营者的考核，不能某一个人或几个人决定，而是按经营者的能力与成绩由集体投票决定。第四，明晰产权，真正有效地实施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这样，对于国有企业改善经营机制，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其作用非凡，从而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促进供给，是指有效供给。主要应该大力扶持先导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政府垄断的先导产业的进步，如电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私人对教育的投资等。电信业没有企业有效的竞争，就没有高质量的服务供给，也就没有行业的大发展（供给增加），从而拉动其他产业的飞速进步（产生需求）。其他行业的情况也基本类似。可见有效供给能够产生需求的理论还需要我们认真领会。
二、对现行财政政策的局限性的认识
对于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人们微词颇多，认为一方面国家增加政府支出，一方面严格税收征管，财政收入政策与财政支出政策相互矛盾，因而财政刺激内需的作用有限。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其一，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不是经济结构各部分等量的收缩与增加支出，因而它至少起到了调节经济结构的作用。其二，税收收入政策是从不严格、不规范、带有随意性走向严格依法征收管理，其方向没有问题。这种收入的集中由于用于政府支出，虽然存在政府支出效率与企业支出效率的比较问题，但如果认为减少了总需求，无疑是指国家财政的赤字可以更大些。其三，这种政策评价仅仅是从总量的角度进行分析，实际上，对于市场发育不完备、社会分配秩序不理想的我国而言，没有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的结合，其结论往往会出现问题。
对于财政的总量调节政策，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国情，西方国家的财政调节是在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条件下进行的，而我国的市场残缺，消费结构扭曲，总量财政政策的作用就会受到限制，因而需要与结构财政政策相结合来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在分析总量财政政策的作用时，还要看结构财政政策是否失灵，是否有效。财政政策如果效果相互抵消，或者由于时滞因素不能产生关联效应，或者因为市场不完善的原因财政政策在某些方面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总量财政政策就会打折扣。
从财政政策的局限性而言，最突出的是财政公平分配的职能发挥不够。因为需求不足，主要是低收入者有效需求水平低，90%的低收入者其储蓄收入仅仅为总储蓄额的1／3。通过对高收入者征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是扩大需求的重要手段。由于个人所得税征收成本高，税源不透明，目前还难以大力发展，而赠与税与遗产税也没有征收，因而补贴低收入者的财源有限（利息税的开征才仅仅是一个起步）。政府即将实施的收入政策将全方位地增加工资，这里对下岗职工的补贴增加以及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但是，由于工资增长往往与个人工资总额相联系，平均增长30%，低收入者的30%可能较大部分用于消费，而较高收入者的30%用于消费的比例肯定很低，而后者的30%比前者的30%大得多。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与个人生活消费相关的不确定性问题没有有效地解决，人们的消费行为是与其消费预期相联系的，即与其收入的可能性及支出的可能需要预期相联系。因而政府还是需要有更有力的经济刺激政策。
政府在扩大内需方面，关键在于营造扩大内需的“软环境”，即改变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养老、医疗不解决，必然限制人们的消费热情。而且，住宅消费因为市场化水平低导致消费水平不确定，同时其消费的资金来源没有落实，人们同样不敢消费。再者中国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度，教育投资规模与水平是否具有确定性同样十分重要，不然，人们就难以在教育的边际消费水平与其他消费的边际水平之间进行比较与权衡。
就财政支出的效果而言，运用新的监督方式，限制财政支出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其作用与重要性已经突出出来。投资8 亿多元的公路运行11天就不行了；有的公路建设资金经过层层剥离，用于公路建设的可能不到投资支出的50%；湖北巴东修21座桥，有17座有问题，许多需要重修等等。如果腐败现象如此蔓延，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就只能是一句口号。
财政政策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财政政策的目的性不明确。如进行减免税收，有的税收减免就维系到落后企业的生存，其结果是使企业要死不活的期间拉长，总体上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又如住房补贴，既没有与个人劳动贡献相联系，也没有体现较充分地对低收入者的照顾（补贴往往与职务工龄相结合，而职务高者，工龄长者，其收入水平大都相对较高）；再如教育投资，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间的投资比例关系没有处理好，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不够，而高等教育方面，包得过多，应该以适当投入补贴低收入子女即可，其实即使是低收入子女，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也应该以贷款等形式加以解决。因为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不同，政府对准公共产品的过多介入，往往效率不理想。
对于政府的生产结构调整政策，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传统行为，需要改变思维方式。减免税收除了前面提到的问题外，也与建立依法治税的市场经济秩序相悖，因而弊大于利。许多人都认为需要重视政府对供给的影响，财政政策促进供给，主要是通过投资、税收与补贴，应该说投资的作用更直接一些。而从投资政策而言，如果投资重点不突出，资金分布过于分散，很容易导致经济结构低档化、同构化，从而加剧恶性竞争，不利于经济的有效增长。
三、财政政策取向论
财政政策取向应该是长期财政政策目标与短期财政政策目标的统一。长期财政政策目标应该是建立依法理财的政府理财机制，有效地发挥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与增长中的作用。而从短期财政政策目标而言，就是通过各种有力手段刺激经济，确保经济增长。
1、收入分配政策
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是刺激需求的有效手段。在实施收入分配政策时，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从而补贴低收入阶层；另一种是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等比例地增长。前者如利息税，有利于公平与扩大内需（效率）的统一，后者谋求扩大内需（效率），却忽视了公平，如普遍增加工资。
由于在我国收入水平透明度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成本很高，因而为了达到收入公平分配的目的，应该把消费税征收与增加转移支付结合起来。征收消费税，可能有抑制消费的可能，因此只对属于消费热点，而且是交易信息不明确的部分商品征税。如有的商品可能其价格应该是其成本加上20%的利润，但销售者盲目标价，按200 %的利润标价且由于交易成本高昂，成交困难。如果征收消费税，有利于销售价格的规范。有的商品，如计算机组装零售，政府一般对其税源进行控制有一定的困难，如果征收消费税，虽然会对消费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太大。如果这些收入用于补贴低收入者，对于消费的推动就会比较明显。
2、准公共产品的提供政策
当前条件下，由于政府财力不足，公共产品的提供明显不足，而且效率也不高，尤其是准公共产品的提供更是如此。进一步而言，住房、医疗、公共设施的提供又可以在刺激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们与政府扩大开支的政策相一致。可见，刺激准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意义重大。
而准公共产品提供需要相应的供给机制，除了政府的提供外，主要依靠社会团体与企业提供准公共产品。这样就需要确立准公共产品供给的规则、制度，如准公共产品的定价问题，准公共产品提供主体的资格问题，准公共产品消费者的权利与义务及消费风险的化解问题等等。如果住房消费、医疗保障、养老保障解决了，解决了社会消费中的不确定性，就可能充分有效地启动消费。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包揽过多、忙于揽得事权、成立机构、抓住不放的心态是不利于准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的。
3、充分就业政策
刺激经济增长，保证充分就业，需要减轻企业负担，保证先导产业与劳动力密集产业的优先发展的投资需要，对企业的破产进行总体控制。首先，就企业负担而言，提出减轻税负的思路可以考虑，但核心问题是解决乱收费。运输线设卡收费增加企业原材料成本，生产管理部门的收费侵蚀企业的利润，限制企业的发展。其次，为了确保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财政投资应该重点扶持先导产业与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发展可能是微利的甚至是微亏的，但确保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有利于经济平稳增长；而先导产业如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实质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就业领域与经济增长点。最后，就企业的破产而言，如果一个企业亏损的额度小于企业破产后失业保障需要的政府资助额度，企业就没有必要破产。
4、转移支付政策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市场竞争和鼓励先富政策有力地贯彻了效率准则，然而却拉大了贫富差距。而且，高收入者不消费、低收入者无力消费又限制了经济的增长，因而运用转移支付政策手段是不可避免的。转移支付包括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与政府安排的转移支付。就后者而言，利息税的征收是收入分配政策微小的一步，转移支付的规模与力度需要加大。针对中国的国情，应该针对所得税的不足，增加财产征税、遗产征税，同时对部分过热的消费热点征税，将这些收入用于补贴低收入阶层。另一方面，对政府间的转移支付而言，它起到了对落后地区进行补贴的作用，自然，它会转化为落后地区的个人消费，与发达地区相比，落后地区的低收入者较多。而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储蓄倾向低的特征决定了其收入刺激需求所具有的作用。
5、税收与公债政策
就税收政策而言，可能是难以与总量政策保持一致的。因为受以利代税的影响，税收的严肃性受到挑战，偷税、抗税、骗税、欠税的现象大量存在，依税治税，必然会提高税收的宏观税率。而从供给学派的观点看，刺激经济就应该实施低税政策，因而不能机械地执行财政的总量政策，不能与依法治税的目标相背。如果实施减税政策，应该是宏观上统一的、规范的，而不应该是针对个别企业进行的。公债政策主要起到的作用是改变消费结构，如果把公债收入用于行政性支出的增长，可能会进一步扭曲消费结构，而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与先导产业的投资，才能够真正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国家增加公债发行是大势所趋，而且公债发行的余地还很大，显然，公债支出结构的安排对于其支出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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