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决失业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研究就业问题，首先要对我国的失业总量和失业率有一个正确的统计。我国统计部门所公布的失业率为城镇登记失业率，失业率为3 %左右。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指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为了反映我国失业的全貌，在现有的失业统计基础上，至少要加入三大块：一要加入未统计失业；二要加入隐蔽失业，即在岗失业；三要加入农村失业。因为农村人口是中国的大头，失业统计中是否加入农村失业，对我国失业总量和失业率的统计至关重要。
计入农村失业以及城镇的未统计失业和在岗失业，则我国的失业率就会大大高于现有指标。中国国情研究所研究员胡鞍钢计算的结果是，劳动年龄人口为7.7亿，失业人口为1.55亿，失业率为20.1%； 国家计委社会发展所社会保障室主任杨宜勇计算的结果是，失业人口为1.8—2.6亿人，失业率为23.3%至33.7%；著名经济学家冯兰瑞计算的结果是，失业人口1.83亿，失业率为27.78%。
二
解决失业问题，首先要对我国的失业问题有个正确的认识。如我国的失业问题，从主流看，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是经常现象还是因经济周期造成的暂时现象。如果是总量问题，是经常现象，则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是通过扩大投资规模，增加就业岗位；如果主要是结构问题，是因经济周期造成的暂时现象，则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是调整就业结构，增加失业救济。
从我国失业的实际情况来看，不排除有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但主要问题是因劳动力总量大大多于就业岗位总量而造成的总量性失业。这一问题即使在经济处于高潮时期照样存在，只不过这时失业率稍低一些而已，比如，它们是25%与30%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繁荣时期，失业率可能降为25%，而疲软时期，失业率可能升为30%。
因此，解决中国失业问题，不是靠就业结构的调整或增加失业救济金所能了事的。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需要通过扩大投资规模，大幅度增加就业岗位，不是增加几百万或几千万个，而是要增加几亿千。
要扩大投资规模，增加就业岗位，就涉及到许多大的政策思路。首先，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把增加就业放在第一位，还是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第一位。前几年，我们比较强调稳定物价，结果把物价压成负增长，成绩确实不小，老百姓从降价中确实得到了不少实惠。但应看到，这一成绩是靠牺牲巨大的就业机会换来的。
两三个亿的失业人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力资源的大量浪费，意味着一大批家庭的生活贫困甚至生存危机，意味着中国社会潜伏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那么多人没事干，生活无着落，偷和抢就在所难免了。如果失业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偷和抢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方式。失业对当事人来说，不仅意味着收入的减少或丧失，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理上的创伤和社会地位的下降。因此，我们的政府要关心人民的疾苦，最大的疾苦莫过于关心两三亿人的失业问题；我们的政府要给人民送温暖，最大的温暖莫过于给失业者送去一个就业岗位。
适度的通货膨胀对抑制消费、筹集建设资金、增加饭碗的制造、扩大社会就业，是有一定帮助的。
三
为了增加就业，需要扩大投资。但如果是乱上项目，投资再多，也无益于就业的增加。几十年来，我们年年喊投资膨胀，国家年年让老百姓勒紧腰带搞建设，但就业岗位的增加为什么那么慢，失业人口为什么那么多，就是因为投资效益太差，投资浪费太大。很显然，只有投资有效，就业岗位才能增加。也就是说，同量的投资要提高其就业岗位的产出率，就必须把无效投资压到低限度。
我国之所以有那么多无效投资，主要是投资体制问题。这种体制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即投资决策的主体是政府官员，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投资风险主要由国家或由老百姓承担。因此，投资体制改革，关键是在投资领域实现三大转变，即项目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由银行贷款转向股票、债券直接融资；投资的风险由国家承担或全民承担转向项目决策人和出资者自己承担。
投资体制改革的背后，就是金融体制改革。一个好的金融体制，要同时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能调动人们多储蓄、多积累的积极性。通过大家拼命地积累，使整个社会用于造饭碗的资金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将这些资金用到刀刃上，一个钱当作两个钱用，使同样的资金能造更多的饭碗，没有损失和浪费。
我国金融体制的特点是，把老百姓的钱都憋到银行，然后由银行按“所有制标准”，主要贷给了国有企业。由于放贷者是“大锅饭”，借贷者也是“大锅饭”，两个“大锅饭”加在一起，老百姓的血汗钱成了打狗的肉包子。在中国最短缺的是资金，浪费最大的也是资金，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按“股份化、商业化、市场化”的原则，对现有的“大锅饭”体制进行改革。通过改革，在银行系统建立起自我约束的机制，但这种改革比较缓慢。在现有银行体系的改革没有到位之前，扩大股票直接融资，应当成为金融改革的重点。
扩大直接融资，除了新上项目主要通过募股集资外，在公司上市方面也要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由控制上市规模变成控制上市条件，上市条件可规定三条、四条不等。如第一条，上市企业必须连续三年利润率在20%以上；第二条，上市公司的投资方向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等。只要符合这些条件，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应同等上市。这样，在股票一级市场上，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形成买方市场，让众多上市公司和原始股票去追求投资者，像银行拉存款一样，上市公司千方百计地推销原始股票。这样，投资者就会从容选择，在众多的原始股中选择更好的、回报率更高的。通过精心选择，买下的股票就不会轻易卖掉，因为分红大大高于银行的存款利息，买股票的目的就是为了分红，而不是为了短期炒卖。通过这个办法，使社会资金直接流向效益好的企业或项目，提高社会资金总体使用效益。总体使用效益提高了，反过来，企业也可以给投资者更多的回报。由于一级市场迅速扩大，多数愿意做长期投资的股民就会由二级市场转向一级市场，转向买原始股票，这样，也有助于股票市场由赌博性、炒作性的市场变为真正的投资场所，更多的股民就会由关注宏观面的消息，转向关注企业的效益，关注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样，就会对企业投资行为和经营行为形成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
四
减少无效投资，除了投资体制转轨外，投资方向也很重要。我国当前大部分工业品都严重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的状况，许多企业拿着巨额资金，或者是找不到好的投资领域，只好用于炒股票；或者是看到某种产品赚钱便一拥而上（如VCD），造成重复建设。
1929—1933年，发生了一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当时，为了启动市场，复苏经济，美国实施了著名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就是：百姓不买政府买，消费者不买投资者买。
我国当前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时期，谈不上经济危机。但我国当前也确实面临着比较严重的市场疲软，面临着比较严重的失业问题，面临着许多投资者拿着钱不知道往哪里投的问题。如何启动市场，如何增加就业，如何为社会资金开辟新的投资领域，是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最短缺的是什么？是耕地，是基础设施，是大学，是第三产业。而这些方面的投资，大多数都是长线投资，都是为后人造福的投资。从事这种投资，也就是把今天的资源买走，为明天的中国人造福；把今天闲置的东西，变成明天发展的基础。
所以，这里提出投资的重点是四造，即造地、造路、造人、造环境。
所谓造地，即将一部分闲置劳动力引向开荒造地、围海造田，将大量荒地、滩涂变成森林、牧场、渔场和良田。
在粮食以及整个农业问题上，我们要转变一个观念，即要由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转向珍惜农民的辛勤运动。国家花巨额资金（占压在粮食库存的资金已达2700多亿元）将农民辛辛苦苦生产的粮食收购上来以后，其用意是好的。但粮食储存，超过3年就没经济效益， 即储存费用超过了粮食售价；超过了5年就没有食用价值。也就是说， 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有相当一部分最后都成了废物。结果，我们保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却浪费了农民种粮的辛勤劳动。
既然粮食大量过剩，大量积压，有的甚至因长期积压而成废品，我们就不应支持农民再种那么多粮食。而应该把农民的大量辛勤劳动由种粮转向造地，转向造水利设施。我们现在之所以把粮食看得那么重要，就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就是因为耕地的水利设施还比较差，一遇旱灾和水灾，就有可能颗粒无收。通过造地、造水利设施，有了更多的耕地，有了更好的水利设施，我们还怕天灾？我们还怕种不出粮食？我们还怕没有饭吃。
我国西部地区幅员广阔，人口密度低，可开发的荒山荒地很多。我国沿海地区有2.08万平方公里的滩涂，这些滩涂可以改造成良田或鱼池。
我国南方的许多省份，人口非常稠密，有的地方人均耕地不到三分，大量农民潜在失业，如果动员他们到西部开垦荒地，可以收到一举几得的效果：既可以大面积增加耕地总量，也有利于改善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还有利于帮助南方部分农村的失业人口开辟就业机会，或者说，开辟发财致富的机会。这里关键是政策和资金问题。
首先，实行土地存量公有制、增量多种所有制并存，即新造的耕地、草场、渔场、林场，谁开垦归谁所有。私人造的归私人所有，合伙造的归合伙人所有，公司造的归公司法人所有，乡村集体造的归集体所有，可以转让，可以出租，可以继承。
其次，是资金支持和税收支持。国家如果把到西部去开荒种地作为一项大政策，金融方面也应给予相应的支持。
这里所说的铁路，是指以建造公路、铁路为主要内容的整个基础设施建设。在交通比较拥挤、车流量比较大，或在能源比较富的地方搞基础设施建设，这应是我们进行投资扩张的首选目标。这些地方，基础设施是个瓶颈产业，或者说是木桶上的短板。这些地方因为运输等瓶颈产业，使得整个经济难以发展。基础设施的改善就像把木桶上的短板加长一样，整个木桶的水就会大幅度上升，这些地方的经济也会迅速发展。这样的投资能起到以一当十的作用。
基础设施在我国是瓶颈产业，与整个经济发展的规模相比，缺口甚大。特别是那些基础设施短缺程度比较严重的地区更是如此。比如铁路，过去5年加大投资力度，正线铺轨达到空前的11344公里，就这样，也才刚刚超过印度。高速公路增加了4000多公里，像我们这么大一个大网，道路仍然很少形不成网络。因此，基础设施建设，至少在近期内不会过剩。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仅可以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其本身的投资回报率也比较高。
这里所说的造人，不是指增加人口数量，而是指提高人口质量，即通过教育投入，把一大批低素质的劳动力，改造成高素质的劳动力。
我国劳动力的总体状况是，数量大、素质低。目前具有大学本科文化程度的为614万人，具有专科文化程度的为962万人，二者共为1576万人，占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总数的1.9%。
现在独生子女越来越多，许多家长，包括城市的和农村的，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培养小孩念高中、念大学。许多农村家庭，把小孩念大学作为跳出农门的跳板。为了小孩上大学，有的宁可省吃俭用。
既然有那么多应届高中生考不上大学，既然有那么多家长愿意掏钱培养小孩上大学，则说明对大学投资的回报率是很高的。只要放开让他们投资，他们就宁可将资金投向办学，而不是投向VCD、 洗衣机或棉纺厂。
因此，关键是要对大学教育方针进行大的调整，对大学体制进行大的改革。
根据我国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实际，根据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实际，我们应该把大学办成培养高级劳工的人才加工厂，把更多的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城里人和农村人，青少年和中年人组织起来，按照市场的要求，包括按照国际劳务市场对人才的要求，对他们进行知识深加工，通过深加工，使他们既具有大学文凭，更具有一技之长，能够适应市场对高层劳动力的需要。
与此相适应，在体制上，我们要逐步由财政出资、政府办学的体制，转向民间办学为主、政府办学为辅的体制。把办大学视同办企业，可以采取公有制、私有制、股份制、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等多种形式，通过市场机制，把更多的社会资金引向教育。有了这样的机制，大学的多少以及大学的专业构成就会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只要有更多的人愿意上大学，只要对大学有需求，一大批新的大学就会迅速产生。
这里所说的造环境：是指让更多的人从事环境的绿化、净化、美化等工作。对于一些污染比较严重、脏乱差问题比较突出的城市来说，绿化、净化、美化甚至比吃好、穿好更重要。像那些脏乱差问题比较严重的城市多安排一些人力、物力去从事绿化、净化、美化的工作，也是提高整个城市生活水平，增加城市居民福利的需要。而这些工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产业。
从1990年到1996年，短短7年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21.4 %上升到26%，增长近5个百分点，差不多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从10533万人增加到17901万人，增加了7000多万人，应该说增长的速度不慢。
但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据报刊资料反映，近几年在美国新增的2000万个就业岗位中，第三产业占了近70%，1989年欧共体12个成员国一年增加的1.32亿就业人员中，第三产业占了整个就业人数的61.4%。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处于我国目前人均收入水平时，三产业已占到了40%左右。如果按这一比例计算，我国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总人数可以达到27540万人，尚有9639 万个就业岗位的潜力可挖。
五
增加就业，除了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岗位外，还要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到国外找饭吃。
到国外找饭吃，有两种找法：一种找法，把产品拿到国外去卖，特别是把国内过剩的产品拿到国外去卖，通过扩大出口，进而扩大中国的就业岗位。另一种找法，把人派出去，到国外打工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务输出。
近年来，国际劳务市场吸纳劳工的规模一直在2500—3000万人之间。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大国和过剩劳动力大国，在世界劳务输出中所占的份额很小。1994年，我国劳务营业额为11亿美元，占世界劳务贸易总额10800亿美元的0.1%，为什么会这么少？
首要原因是我国输出劳务办理出国手续十分繁杂。除原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外，还要经过外经、公安、外交、劳动、人事、组织等多部门分头审批，要走完以上程序，正常情况需要两个月。如果劳务项目较大，派出劳工较多，最长的可达半年以上。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如果出国人员名单中某个字写错或劳务人员有个别变动，则所有手续都需重新办理。
原因之二，官方垄断经营，劳务输出渠道过窄。我国劳务输出主要由政府部门及其所属公司垄断。由于本身经营机制不灵活，加上缺乏应有的经营动力，到国际上去积极开拓劳务市场远远不够。而当今国际劳务市场的实际情况是，民间、个体的劳务输出灵活分散，在市场准入方面受到的限制较少。例如，泰国、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三国通过民间个人渠道输出劳务的比重占本国劳务输出总量的90%以上。这三国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生意都不是送上门来的，都是要自己主动去找，千方百计地去找。我国各级政府所办的那些官方公司，习惯于官商作风，而带有这种作风，在世界劳动市场上很难找到生意的。如果我国劳务输出的经营权放得更开些，鼓励更多的民间机构，特别是私营机构到国际劳务市场上接生意、接订单，我国劳务输出将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劳务输出人员整体素质较差，也是制约劳务输出的重要因素。我国劳务输出人员大多数都是从事脏、累、险的工种，技术含量低。近年来，国际劳务市场上普通劳务价格持续下降， 已由过去的500 美元下降到200—300美元。我国普通劳动者工价低的优势已经丧失。随着科技进步，国际劳务市场对普通劳务需求呈下降趋势，而对技术劳务的需求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对技术劳务引进的有关规定较为宽松，而对普通劳工的输入则控制较为严格。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对高技术人才的引入限制较少，对普通劳务的考核手续则较为繁琐。
人才是教育的产物。在一个研究经济的人看来，教育只不过是一种投资，办教育与办工厂一样，同样是生产产品，带来回报。只不过，这种产品不是物而是人。
所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中国的教育也要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与国际接轨，中国的教育也要与国际接轨。上面讲到，在劳务输出上，要转变观念；在教育方面也要转变观念，使我们的教育由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场所，变为为国际培养人才的场所。或者说，变成输出高级劳工的加工厂。这样的工厂，中国政府可以办，中国的民间可以办，外资也可办。通过开办更多的这样的加工厂，培养出更多的可供输出的劳工，提高我国劳工在国际劳务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提高我国劳务输出的市场份额。世界劳务市场的总规模为2000—3000万人，如果我国劳务输出的比重能达到20%（我国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则每年可以输出200—300万人。如果每人的年收入能达到1万美元， 则仅此一项可获得外汇收入200—300亿美元，而这200—300亿美元，在国内又可以为一两千万个人创造就业机会。
鼓励人们到国外找饭吃，除了劳务输出外，扩大出口，通过商品的输出带动劳务输出，也是一条重要途径。扩大出口，首先要有正确的出口战略。针对我国出口产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低的状况，国内许多专家提出，要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所谓优化结构，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要改变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以量取胜的策略，向以质取胜的策略转变，对原来初加工和粗加工的产品，通过深加工和精加工过程，增加其出口附加值。
扩大出口，鼓励人们到国际市场找饭吃，关键是要扩大外贸经营权，特别是要对广大的民营企业扩大外贸经营权。
1978年，我国从事对外贸易的只有少数几家直属外贸部的专业外贸总公司。1986年，全国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有1200多家。1996年，全国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扩大到12000多家，其中生产企业5000多家。 此外，还有28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有自营进出口权。
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由几家扩展到12000多家， 似乎扩权的步子很快。但从外贸经营权的分布来看，又主要是国有企业。那些机制灵活、开拓性较强的民营企业，具有外贸经营权的很少。大量生产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没有外贸经营权，不仅出口利益被剥夺，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被人为地与国际市场隔离开来，使他们不能直接了解国际市场的信息，不能直接与国外客户建立联系。因此，赋予所有的企业，特别是广大的民营企业外贸经营权，这应当成为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也是鼓励勤劳的中国人民到国外找饭吃的一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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