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亚太格局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金融危机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和冲击不仅表现在各国自身经济层面上，也反映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层面上。它对该地区国际关系究竟产生何种影响，带来怎样的变化，是值得人们重视的新课题。
一 亚太国际关系基本考量
东亚金融危机给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带来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亚太地缘政治的格局。
第一，经济因素在亚太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将进一步上升，围绕经济问题的争论将成为该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面对金融危机，东亚各国大都把兴奋点放在或转移到国内经济的发展上，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的调整比政治和安全利益关系的调整更处于优先地位。动荡不安的国内经济形势和政治局势，无疑削弱了东亚国家致力于地区安全建设的信心和精力。原定以安全合作为重点的首届东亚非正式首脑会晤，也仅在发表宣言和声明中提到安全对话和合作的词句，并无其他行动。可以断言，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对话和安全机制的磋商进程在近几年内将会放慢。鉴于东亚经济需要较长时间的恢复与调整，该地区安全的危险系数和不稳定因素有可能增加，东盟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矛盾和历史上的某些恩怨有可能加剧和重现。
第二，亚太国际关系中各极实力对比发生了一定变化。东亚国家特别是东盟和韩国在危机中伤势严重，其力量大受削弱；日本因经济、金融问题缠身，不仅无力协助解决东亚国家金融危机，而且其自身难保，其国际和地区影响力明显下滑；俄罗斯自身政治经济危机深重，东亚金融危机又雪上加霜，其国力和在亚太的影响力再次下跌；美国则是金融危机中的最大赢家，“狠挫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的锐气，巩固了其在东亚和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尽管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却妥善处理并顶住了金融危机的种种压力，成为稳定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在亚太和国际中的地位正在缓缓上升。
但从宏观综合考量，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并未因金融危机而发生剧烈的转折或达到无法预测的程度。亚太大国关系尽管会发生一定调整，但仍然是朝着有利于协调、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的方向健康发展，不会因金融危机造成的实力变化引起大国间重大矛盾冲突，甚至对抗。金融危机之前、之中乃至之后一个时期，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基本格局依然保持总体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差异性和变异性无伤大局。原因在于：
（一）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际恰是亚太地区大国关系改善进行高潮之时，也是冷战后大国关系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最佳阶段。1997年下半年是大国首脑外交异常活跃和友好往来频繁时期。中俄、中美、中日、日俄之间高层会晤举世瞩目，各国纷纷确立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积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调整大国新型战略关系并探索新型国际关系的运行规则。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中、美、日、俄四国关系以及四大国与东盟关系，即四国五方关系的基本架构已得到确认并进一步发展。这种架构的特征在于，各国关系交织在一起，呈现出良性的互动，彼此之间既争夺制约，又合作借重，以共同的战略利益为着眼点，构筑新型国家关系。金融危机还到不了冲垮亚太国际关系基本格局的程度，单纯的金融危机并不足以促成整个亚太形势的逆转。可以断定，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的亚太格局仍会是相对稳定的局势。
（二）亚太各大国只有保持并发展已构筑的战略伙伴关系，并采取种种减缓金融危机蔓延措施，才符合亚太各国的共同利益。各大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不管是赢家还是输家，均受其害，只不过是受害程度不同而已。美国已深知，亚洲若遭厄运，它很难独善其身。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署的统计，美国对东亚11个国家与地区的出口约占其出口额的30%（美国西北部地区59%和西南部地区50%的出口靠东亚地区），金融危机的蔓延也使美国经济受到影响。因此，各国只有共同克服金融危机，共渡难关，振兴其经济发展，才能保障各大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经济安全已成为推动大国外交的重要因素。因此，共同合作，维护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已成为大国的共识。金融危机在考验着不同国家在亚太国际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谁也不希望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扮演一个袖手旁观并身受其害的不光彩角色。就东亚国家而言，金融危机虽然是坏事，但却能激发它们共同的危机感并促使其团结合作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使东亚各国的国家利益和东亚区域利益的联系将更为密切。
（三）在亚太众多三角与四边关系中，其关键是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美日三角关系是亚太继续朝稳定合作关系发展的核心关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傅高正在新加坡演讲时说：“尽管有国内的限制和追求国家利益的问题，但是中国、美国和日本都基本上致力于创造和平环境。这三国都愿意进行合作，来解决地区问题和加强地区性机构工作。但是，只有通过建立牢固的三角关系和进行密切合作，这三国才能实现在亚洲保持和平与安全所需要的那种程度的合作。”（注：〔美〕傅高正：《一步一步走向和平的亚洲》，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8年9月19日。）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就其密切程度而言， 美日关系无疑高于中美、中日关系，但按对亚太地区政治和安全地位和作用而言，中美关系则高于美日与中日关系。中美关系被看作是亚太国际关系格局中的主轴。正是在金融危机最严重时刻，中美实现了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转变，两次江克会谈使中美关系发展到了战后最佳状态。美国在一系列对华政策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喜变化。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核能和军事合作等问题上，两国关系均有改善。尽管两国未来发展还会出现风波，但两国改善关系的总趋势将不可逆转。人们可以预料，中美关系将不会因金融危机而出现大的裂痕。中美两国是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受害最轻的，但对东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所负有的责任则是最大的。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是亚太国际关系格局保持稳定的关键，也是考量亚太格局变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二 美日两国一赢一输
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美国是最大的赢家。
在经济层面上，美国在亚太和世界经济中的独大局面再次得到了恢复。“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在政治领域的独大局面已被公认；这次金融危机，则可能确立冷战后美国在经济领域的独大局面。”其表现是：金融力量空前壮大并增强，利用投资基金肆扰亚洲和全球金融市场，使韩国和东盟各国越来越依赖美国；通过政治谈判和贸易保护政策，重新确立自己在亚太和世界经济中的鳌头作用；主导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将日本及欧洲远远抛在后面。“美国实力增长的最显著表现是，经过多年的努力经营，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干的产业革命领头羊。传统产业向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信息技术向管理、金融等领域大幅度渗透，使美国取得了对欧、日等对手的前所未有的优势。”（注：冯绍霜：《东亚金融危机与冷战后国际格局的转型》，载香港《亚洲评论》，1998年夏春号总第7期，第38页。）总之，“美国以美元、投资基金、高科技产业、 政治强权为基础，形成了一种建立在信息化、全球化基础之上的四位一体的‘金融霸权’，再次确认了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强势地位。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这优势可以保持到下个世纪初期。”（注：朱文辉等：《东亚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格局》，《战略与管理》，1998年（总第26期）第1期，第68页；另载陈文鸿等著：《东亚经济何处去》，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243页。）
在政治层面上，美国对于亚太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干预度增大，在安全问题上亚太地区对美国的依赖将尤为明显。其突出表现是：（一）美国利用东亚金融危机不仅在经济上“狠挫”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的锐气，也更使其在政治上获得意想不到的收益，即“今后一个时期内，东盟刚刚开始的脱离美国政策可能停滞下来，对美国的依赖会有所加强”。日本和东盟国家不太敢轻易说“不”了。（二）美国利用此次良机，将在东亚安全问题上推行新版“霸权和平”，稳坐东亚“和平霸主”交椅。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将会进一步巩固，美国与东盟国家的军事联系也将更加密切。“美军在东亚的战略优势和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影响也将随着美国增强双边军事安排而进一步扩大”。（注：转引自《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5期，第24页。 ）（三）美国学界及政界官员一再宣称，亚洲高增长时代已告终结，亚洲奇迹和东亚发展模式已一去不复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式资本主义模式已经战胜了亚洲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外国人通过模仿美国人的优越方式而臣服于美国的霸权地位”。（注：〔美〕《外交》双月刊，1988年6～7月。）美国人这种所谓价值观的胜利，进一步鼓舞了美国主宰世界的霸权决心和政策。可以预见，在美国对外交往中，将会更加为所欲为、自以为是。美国在伊拉克、科索沃问题上和对待恐怖主义的一连串荒唐做法上均属这种心态的真实反映。尽管如此，美国也不能不考虑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它不能为所欲为、独霸亚太事务。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将会相应努力限制美国主导亚太和世界事务的霸权做法。
与美国相比，日本则是输家。
日本经济自90年代初以来就一直处于欲振乏力的低迷状态，东亚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又使其经济雪上加霜，再次陷入衰退之中，“经济复苏”近期难以实现，90年代很可能成为日本“停滞的十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上说，“东南亚国家经济动荡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比美国的负面影响大得多”。（注：转引自李罗力主编：《第二冲击波》，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 ）日本作为亚太和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地位已受到了严重挑战。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日本经济已无可救药，其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已被取代。事实上，日本经济“尚未恶化到伤筋动骨的程度”，其损失主要集中在以金融、证券、不动产和流通业等为中心的几个领域，而其他领域如汽车、电子、精密机械等却依然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在未来若干年内，其综合经济实力在亚太仍然会保持老二的地位，只是这位老二不仅无力与美国争夺亚太和世界的经济霸主地位，而且会受到来自中国等新崛起的经济大国的挑战。它似乎难以继续再承担70～80年代东亚雁行模式中的领头大雁的重任。至少这只大雁已伤痕累累，元气大伤，需要好生疗养才能展翅飞翔。
在政治上，日本在亚太和世界上的国际地位也相对有所弱化。（一）日本国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因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受到莫大的损伤，绝大多数民众对日本经济恢复景气持悲观态度。国民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心理已达到战后的最高点。这对日本争当世界政治大国的雄心壮志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二）亚太诸国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增加。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原先对日本寄予厚望，满以为它对东盟各国会在危难中鼎力相助，不料日本令人大失所望，它不仅没有成为抵御危机的中流砥柱，反而加入到贬值的浪潮中，转嫁国内困难。美国曾多次批评日本调整不力，向东南亚提供的援助不够充分。克林顿总统对日本的表现批评说：“我怀疑日本能否为亚洲经济的恢复发挥作用”。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说：“作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迄今所做出的努力一直是极其不充分的”。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以及美国均认识到“日本在稳定亚洲经济方面并不拥有可以无限信任的力量”，东盟对日本的依赖必将有所后退。（三）日本在亚太国际政治与军事安全层面上很可能又退回到屈从于美国的地位。随着经济地位的下滑，不能不在政治与安全上败北。这不仅给日本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而且将会在诸多问题上受制于美国，甚至有充当美国的忠实伙伴的可能。香港一些学者认为，“从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在美国、东南亚的投资连遭重创，日本企业、政府和社会的信心大跌，不仅难以再有80年代下半期那种可以‘对美国说不’的勇气和豪情，反而又心甘情愿屈从美国，退回去再作美国忠诚的政治和经济伙伴。”（注：陈文鸿、朱之晖：《东亚经济何处去》，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三、东盟与韩国伤势惨重
东盟与韩国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但对其前景似应作乐观的评估。
（一）一支独秀暂告终结
东亚金融危机到底给这些国家造成多少损失，难以估算。据美国联邦储备局1998年2月公布的研究报告估计， 这次亚洲金融危机总共造成全世界投资者损失高达7000亿美元。有人称金融危机是和平时期没有硝烟的战争，其危害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一般认为，东南亚国家经济要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需要3～5年时间。马哈蒂尔甚至认为，危机使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推迟了十年，而且危机有加重、扩大之势。这场危机延缓了东南亚国家作为整体力量成为亚太经济新的一极的成长速度，也打乱了原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格局。韩国在金融危机中伤筋动骨，被称为是“彻底的失败者”。韩国在金融危机之前是东亚“四小虎”中的“大小虎”，号称世界第11强国，并于1996年12月正式加入号称“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韩国的目标是在亚洲成为第二个日本和西方集团中的第十大国。但金融危机仅仅发生几个月，其目标却如泡沫一样成为虚幻空影。香港学者认为，“经过金融危机的暴风骤雨，韩国的经济实力急速下降，其以美元计算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大大下降，韩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也从第11位退到第20位，沦落到与阿根廷相当的水平”。（注：陈文鸿、朱文晖：《东亚经济何处去》，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根据《国际金融信息报》1998年2月24日报道，韩国人均GDP下跌到全球第17位，1998年的人均收入将跌到6664美元，比1997年的9678美元剧跌30%（1996年为15480美元）。 东亚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已告终结。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均有可能抓住这个时机进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尽管人们对东亚国家克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的前景还是乐观的，但是走出这场危机还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要让世人公认东盟国家已是亚太多元格局中的一极（危机前已有很大争议），似乎为时尚早。
（二）对美依赖加重，民族危机感加深
金融危机使东盟各国和韩国的经济主权乃至政治主权受到侵害。韩国出于摆脱危机的严重困境，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550 亿美元的巨额援助，但却是以答应种种苛刻条件（如提高税率、减少进口限额、允许外国银行拥有韩国银行50%的股权、允许外国银行在韩国开业、中央银行不受政府干涉、经济增长率压至3%、通货膨胀率减至5%等）为代价。韩国内外舆论认为，这是美日等国假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插手谈判，极力赢得它们本来无法从韩国得到的好处。（注：转引自李罗力主编：《第二冲击波》，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应当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亚国家的援助有其积极意义，不能完全否定，但它也存在被美日大国利用的弊端。美国明显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趁火打劫，从中捞取好处。在东南亚，1998年初，美国同新加坡和泰国就航空母舰停靠和军事训练问题达成了协议，同印尼和马来西亚形成了明确的军事合作意向。驻太平洋美军司令表示，美国军队将尽一切可能帮助印尼维持稳定。（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5期， 第24页。）美国军事力量在东亚的战略优势和政治军事影响将随着其经济的优势和双边军事安排的扩大而进一步增强。而东盟国家也依然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危及本地区的安全，故也企图以美国的力量制衡中国。
但另一方面应看到，原本亚洲意识或亚洲价值观强烈的韩国和东盟也绝不会轻易受制于美国，东亚国家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可能得到新的发展。特别是东亚国家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及其苛刻条件后，引发了它们的民族耻辱感，从而潜伏着原本就存在的对西方国家的对立情绪。东亚国家或许因此而更加奋进，较过去更加团结合作，走上新的征程。“目前，这样的震撼性疗法在东亚正在激起新一轮的经济民族主义”。（注：〔美〕安东尼·保罗：《是虎年，还是动乱的一年》，《财富》半月刊1998年1月12日。）
（三）经济因素上升，安全因素有降也有升
面对金融危机，东亚各国将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利益的调整上，围绕着经济问题的争论将成为东亚区域关系的焦点，经济因素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由于东亚经济的恢复和调整需要较长时间，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将影响该地区的发展与安全。但也应看到，东盟势力严重受挫，使前一时期出现的军备竞赛或逆裁军，对付或防范所谓中国威胁的势头将受到抑制。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潜在冲突热点的南沙地区也因金融危机而会在一个时期冷却下来。中国与东盟在南沙问题上的争端会得到进一步缓解。这无疑有益于东亚地区的稳定。从朝鲜半岛的形势发展看，金融危机有可能成为缓和南北关系的良机。由于金融危机极大地削弱了韩国的经济实力，也由于金大中新政府推行南北和解并促进美朝改善关系的政策；美国也在调整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在注重稳定韩国经济的同时，谨慎改善与朝鲜的关系；朝鲜金正日时代开始后，将会逐步朝经济改革开放方向迈进，积极改善与南方关系，等等。这一切均有利于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与稳定。
（四）从宏观和长远的观点分析，东亚将再度辉煌
对此，国内外学界与商界抱这种乐观态度者不乏其人。瑞曲电器通用公司（ABB）首席执行官戈兰林达尔说：“在短期和中期内， （危机）对我们当然有一些影响。但从长远看，我毫不怀疑，亚洲的发展将是最有力的。”（注：《达沃斯论坛年会的世界大公司经理看好亚洲经济前景》，路透社达沃斯1998年2月1日英文电。）对亚洲未来前景做乐观考量的主要依据是：（1）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其经济有一定的实力和基础，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尽管金融危机给东亚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其经济发展所必备的各种基本有利条件，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使东亚获得成功的基本经验。1997年底，在对全球2000家大公司中的377位首席执行官的调查结果发现， 人们给亚洲的增长潜力打分最高。该调查表明，51%的首席执行官认为，亚洲是今后5年内增长潜力最大的新兴市场。其中23 %的人认为中国可提供最好的机会，28%的人认为最好的机会存在于中国以外的亚洲其他地区。与此同时，有32%的人看好拉丁美洲。（注：路透社达沃斯1998年3月4日英文电。）世界知名的战略家大前研一在《亚洲周刊》著文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有诸多因素，有些与基本因素无关。美国人把亚洲金融危机归结于‘基本因素太差’是错误的”。他一再强调亚洲前途是光明的。因为这个地区有着充裕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我们的技术是出色的，特别是在数字信息方面，而且生产技术知识也不逊于任何地区”。（注：〔日〕大前研一：《1997：过渡的一年》，载香港《亚洲周刊》，1997年12月特刊。）（2）中国基本上没有受到危机的冲击， “四小”中除韩国外受到的冲击也较小。这次金融危机虽然涉及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但重灾国毕竟是少数几个。中国不仅能度过这场危机而且能比过去有更新的发展，并对亚洲作出巨大贡献。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亚洲的“最后支柱”。（3）东南亚重灾国因祸得福， 有可能痛定思痛更加稳步的向前发展。不少国家正在从危机的迷茫中走出，反思自己的政策和发展道路。在认识上，随着危机的加深和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它们对危机起因的看法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它们更多地从自身的管理体制、经济结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政治体制等多方面去寻找，而不再单纯从外部因素为自身的缺陷辩护。在因应对策上，它们把危机看作是改革的契机，变压力为动力，并由消极变积极，横下决心，全面治理。各国均先后出台一系列根治危机的改革方案和种种措施。在东亚未来前景信心上，也蕴含着积极的变化，即从危机初期的或悲观或盲目乐观，转变为“现实的自信”。（注：陶坚、陈凤英：《东亚金融危机暴露的新问题和引起的新变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7期，第28～29页。）有人把这次危机形象的比喻成“新亚洲兴起的产前剧痛”。“最为重要的是，亚洲的领导人必须通过行动而不仅仅是通过言论向人们表明，他们决心按照比较现代的自由市场方针对他们的经济实行彻底的结构改革。他们还必须准备接受这种改革所要求的作出迅速、全面的调整。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亚洲才能发挥它的潜力，再次开始腾飞。”（注：〔美〕《财富》，1998年2月16日。）
标签：金融风暴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金融论文;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