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解读中国文化密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密码论文,杨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七十年代末杨义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和王士菁两位先生，三年后，他完成了24万言的《鲁迅作品综论》，之后完成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更使他获得了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第一人”的赞誉。十余年又过去了，从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杨义文存》看，他的研究范畴有了极大的拓展。如今，从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到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彩解析和中国古典小说史的理论思考，再到中国叙事学的理论构建，最后到中国诗学的深入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杨义的学术触角已经深入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层。杨义说，他要通过自己的研究，解读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密码——
西方人的名字是名在前姓在后，而中国人是姓在前名在后，这里面潜隐着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群体性、整体性——角色意识
在杨义看来，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其群体性或者叫整体性。在群体中定位个体，在整体中确定部分，每一个角色都有其在群体中的独特定位。这种特点首先就表现在中国人的时空意识上。
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时空顺序的表达有明显的不同。西方的顺序往往由微而巨，时间顺序——时日月年，空间顺序——村乡县郡；中国人则由巨而微，时间顺序——年月日时，空间顺序——郡县乡村。这种时空表达顺序的不同，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体入手的，在整体框架中安排个体的位置。它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中国人的角色意识在姓名顺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姓名是记人的符号。中国人的表达方法一般是姓在名前，表明个人无论将来如何，他都是宗族世系的一个成分，是支系长链中的一环；西方则姓在名后，因为耶稣说过“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所以教父起的圣名，也就比父亲提供的姓更重要了。中国人姓名的顺序，隐喻着中国人的家族性。这种家族性其实也是群体性的一种表现。
中西方顺序表达的这种差别是不起眼的，许多人对此都习以为常。然而杨义认为正是这种不起眼的差别才是货真价实地进入中国人灵魂之中的“文化方式”，其中隐含着中西民族不同的“第一关注”，及其文化在漫长的独立发展中沉积下来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隐含着文化密码。这种习以为常的文化意识，体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就如：中国的创世纪神话中女娲抟士造人，造出的是谁？姓名没有交代，性别也含混，总之是“一群”。因为中国人第一关注的是“群体性”。西方流行的《圣经》则不同，不仅上帝创造出来的是有名字记载的亚当、夏娃，而且还具体到从男的身上取一根肋骨造女人。这里较注意的是性别的存在，是具体性和个性。
认识到中国人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杨义对中国的叙事文学的结构也便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中国古代的神话小说往往从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写起，历史小说往往从夏、商、周历朝追述下来，首先建立一个时空整体性框架之后，再进入故事的主体部分。这与西方小说往往从一人一事一景写起是大相径庭的。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水浒传》，开首借用宋儒邵尧夫的八句诗，概述五代十国“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的战乱，感得上天派霹雳大仙投生为赵匡胤，“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建立了宋朝。而后以不到五百字的简述，时间跳跃了近百年，叙述宋仁宗嘉祐三年洪太尉奉旨请张天师祈禳瘟疫，误走妖魔，释放出36员天罡星、72员地煞星下世。其后时间又跳跃了四十余年，到宋徽宗即位前两个月，浮浪破落户子弟高俅靠一脚好球受君王宠信，……在交代了这样一个时空大结构之后，才进入叙事的主体。另一方面，在叙事主体之时，作品首先写了徽宗宠信高俅，及高俅谗佞暴虐，逼走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从“误走妖魔”到高俅发迹、王进出走，一个前朝的太尉造成天上之“走”，一个当朝的太尉造成人间之“走”，前者隐射“天道”，后者隐射“人道”。这种与“天人之道”相呼应的叙事结构，正是中国古人惯用的叙事谋略，它把世间沧桑、人事变幻放到天数运行这样的背景中认识，给中国古典叙事小说打上了一层玄奥的哲理意味。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时间流速中抒发了历史盛衰之感，沟通了宗教与世俗，融合了天人之道，寄寓了宇宙哲学和历史哲学。
类似这样的论述，在杨义的著述中比比皆是。它使人对中国叙事文学的结构形态及叙述程式中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有了明晰的了解。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人的这种历史观，反映出其精神结构的原型：圆融、周流——运动意识
杨义始终相信，先秦的典籍尤其是儒家第一经《易经》和道家第一经《道德经》中，蕴含着中国人精神结构的原型，蕴含着中国人对于生命、对于宇宙的独特理解。这一点集中体现于古人对“道”的解释。
《道德经》中这样描述“道”的运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易·系辞下》说：“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典要，唯变所适。”“周行不殆”也罢，“变动不居”也罢，都表现出一种运动意识。而“周行”、“周流”则进一步说明作为天下之母的道围绕着圆周运行不息的轨迹。这正是中国人宇宙论和生命论的动态原型。中国文化的这种运动意识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它渗透于人伦物理、九流百艺之中，沉积成为民族的群体潜意识。
比如绘画，中国画与西洋画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这一点，鲁迅几十年前就曾作过论述：“中国画是一向没有阴影的，我所遇见的农民，十之九不赞成西洋画及照相，他们说：人脸哪有两边颜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画，是观者作为站在一定之处的，但中国的观者，却向不站在定点上，所以他说的话也是真实。”说到底，中国画的这种特点也是中国文化的运动意识的产物。西方人习惯于定点透视，而中国人则往往采用一种流动的视角。中国的叙事作品也一样，叙事者常常带着读者与书中主要人物采取同一视角，实行“三体交融”以设身处地地进入叙事境界，主要人物变了，与之交融的叙事者和读者也随之改变视角。所以读小说的人常有这种感觉：读宋江的时候似乎变成了宋江，读武松的时候似乎变成了武松，这便是视角上“三体交融”的效应。
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运动意识的这种理解，杨义提出了中国叙事作品的潜隐圆形结构理论。他发现，中国比较完整的叙事作品的深层，大多运行着一个“周行不殆”的圆。也就是说，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投影到叙事作品的潜隐结构中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三国演义》。流行的写定本之所以把《元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开头的司马仲相断阴狱。让汉初蒙冤的韩信等三杰转世为曹操等三雄以三分刘氏天下的情节，删改为“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卷首词以及“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开篇哲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现中国人循环运动的历史观。全书一分为三、三合为一的历史大圆，又包含着魏、蜀、吴三家由创业到灭亡的相互对峙而又相互交叉的三个中等的圆，以及董卓、袁绍、刘表等来去匆匆的较小的圆。作者正是用这种圆圆相续相套的结构波澜壮阔地展示了我国三世纪周流不殆的历史传奇。
“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然有成竹无成竹，其实只是一个道理”：两极、中和——辩证意识
传说宋代画家文与可画竹时胸有成竹，苏轼有诗称赞：“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同样以画竹驰名的画家郑板桥对此却作新解：“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具足也。藐兹后学，何敢妄拟前贤。然有成竹无成竹，其实只是一个道理。”
这个故事讲的是作画之法，然而杨义却从中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特征：辩证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从不孤立地观察和思考宇宙人间的基本问题，而总是以各种方式贯通宇宙和人间，对之进行整体性的把握。通行的思维方式不是单相的，而是双构的。汉语中许多词汇的构成方式很能说明这一点：讲空间，“东西”双构，“上下”并称；讲时间，“今昔”并用，“早晚”成词；至于讲人事状态，则“吉凶”、“祸福”、“盛衰”、“兴亡”这类两极共构的词语俯拾皆是。杨义认为这类司空见惯的词语中有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和思维模式存在，它表现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双构性。这种双构性在中国古代最早的经典著作《易经》、《老子》中就有所体现。作为儒家第一经，《易经》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强调阴阳双构思维；六十四卦的顺序极有哲学意味，它总是把相反相成的两个卦并列。而《老子》作为道家第一经，同样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认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不能不承认，这种双构性的思维是一种辩证的思维，虽然它积淀在中国文化的深层，却依旧折射出智慧的光芒。
思维的双构性深刻地影响着叙事作品结构的双重性。中国叙事作品常常以显层的技巧性结构蕴含着深层的哲理性结构，反过来又以深层的哲理性结构贯通着显层的技巧性结构。具体而言，就是说对立共构的两极，只要写了其中的一极，你就是不写另一极，人们心中已隐隐地有另一极的存在。正是立足于这一点，杨义对中国叙事作品的解读便格外有新意。比如一部奇书《金瓶梅》，其显层结构是日常市井家庭生活绵密穿插的多线索交织，而其深层结构则是西门家族的家宅和位于家宅两侧的玉皇庙、永福寺。西门家宅是西门庆发泄酒色财气的无穷欲望的地方；玉皇庙属于道教，人们在这里祈福禳灾，热热闹闹地追求着生；永福寺属于佛教，人们避难于斯，埋葬于斯，悲悲凉凉地解脱着死。全书的许多情节都从这一庙一寺抽引而出。这道庙佛寺之设，把西门庆家族置于生与死、冷与热的带有宗教意味的潜在结构之中，呼应着带有空幻色彩的天人之道。这种潜隐结构的哲理意蕴贯通全书，更增强了作品世事悲凉的命运感。
“给中国文学和文化发一张中国式的身份证，让它与当代世界对话”：返回原点，走向现代
杨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生长、成熟和发展的过程。一种文化太过古老的时候，往往给这个民族造成很多有约束的现成的套套。也就是说，面对过于古老的文明，如果我们不善于转化，而是墨守成规，那么它就可能成为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中国古代文明很辉煌，而且生命的历程很长，走到现在，应该开始一个新的现代化的生命过程。中国当代学者的责任就是吸收中国古代文明的精华，并对之进行现代化的转化，从而创造出一种能和当代世界对话的、符合时代潮流的全新的现代文明。这一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给中国文学和文化发一张中国式的身份证，让它与当代世界对话”。
这种对古代文明的转化表现在杨义的学术研究领域，可以用“返回原点，走向现代”几个字来概括。杨义说，要建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不能把立足点建立在一些外国流行的空泛的观念之上，也不能从古希腊罗马那里寻找自己的血脉，切实的办法是返回中国历史文化的原点去。因为一种文学现象，一种历史现象，一种社会现象往往都隐含着原点的基因，这种基因对于解读这种种现象的文化密码往往具有某种程度的关键价值。
在杨义看来，“返回原点”并不是目标，而是为了创新，为了走向现代。也就是说，要通过对中国文化密码的解读，建立自己的学术立足点，从而探讨和创立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人文学术体系。这是杨义近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从杨义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如《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楚辞诗学》等著作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