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3)04-0013-06
从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呈现了一种非常活跃的态势。如果说此前约从3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还主要是在借鉴前苏联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的话，那么自80年代始到世纪末，就明显地转向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成果对原先的理论观点作超越性的批判。考察中国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状况，对全面了解并进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两大阶段
我们这里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学术界一般认可和通常研究的那样一个范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即从卢卡奇、葛兰西开其端，中经法兰克福学派再到英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目前西方还没有影响很大的、与通常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左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因而本文不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上浪费笔墨。
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并没有引起注意，甚至在法兰克福学派已经相当鼎盛的时期，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似乎还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仅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美学思想没有引起中国美学界的注意，就是像卢森堡、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这一些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也不曾为中国美学界所注意。当然，今天我们见到有些学者用一些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有某种联系的美学思想解释这一时期的美学观点或文艺创作，如说鲁迅的早期作品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而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以及后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完全是两码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有两点是明确的，即由于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家不欢迎这样一种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相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而资产阶级的美学家们又不欢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之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就成为无人涉足的荒原。
20世纪，中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即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翻译出版卢卡奇的《左拉与现实主义》到改革开放开始（1935年—1980年）为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到世纪末（1980年—2000年）为第二阶段。就各研究阶段的内容来说，一般的或主导的线索应当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自身的发展平行的。约略地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早期的和晚期的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研究大致是与他们活动的时代相平行的，而对中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对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代表人物的研究则有较长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因此我们所谓平行是有相当大的限制的，具体说就是，其一，作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反响，中国的研究因历史的原因总体上是大大滞后；其二，由于对不同代表人物的研究的滞后情况不同，所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上历时性的代表人物或流派，到中国之后就成为共时性的了；其三，由于中国自身的选择的原因——既有时间方面的，又有内容方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反响并不与它在西方的影响相一致，无论是在发生影响的关联上还是在发生影响的程度上都是如此。
第一阶段，即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翻译出版卢卡奇的《左拉与现实主义》到改革开放开始（1935年—1980年）。30年代中期，出现了对卢卡奇美学思想的翻译介绍。最早的应是1935年在《译文》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的卢卡奇的《左拉与现实主义》，其后便是1936年在《小说家》上发表的他的《小说理论》第一部分、1940年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论现实主义》，以及1940年12月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第六集一、二期合刊由吕荧翻译的《叙述和描写》；到五六十年代，又有了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著作出版，其中有卢卡奇的《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等。应当说，卢卡奇的思想观点对中国当时的美术界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胡风对卢卡奇的现实主义观点，无论在具体表述上有多么不同，其内在精神是相通的。胡风有关现实主义的那些论述，与中国当时革命文学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是相左的。吕荧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卢卡奇的影响，似乎也不能否认。后来，从50年代中期以后，就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译介的同时转向了严厉的批判，卢卡奇也在此间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被否定。文化大革命之中，尽管又译介了不少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范畴的著作，但都是“供批判用”的。可以说，这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被认识和研究。
第二个阶段，即从改革开放开始到世纪末（1980年—2000年）。在这一阶段，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不说蜂拥而入，也谓纷至沓来。实际上，从上一世纪末开始，随着美学热、文化热的逐渐升温，西方的美学，其中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就逐渐受到关注，其著作逐渐被译介过来。尤当指出的是，这时候介绍的重点甚至连卢卡奇这样的与共产党有着更多联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都不再是重点人物，而更多地青睐于通常所说的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有着紧密联系的那些人物，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法国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以及英美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诸如伊格尔顿、詹姆逊等。此外还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被介绍和研究。在这一阶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不只是一般的译介，而且有了较为客观、宽容的评价，甚至有某种程度的吸收和应用。可以说，到20世纪末，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美学界的广泛、高度的重视。
但是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在这一过程中，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敏感来说，我国美学界比之于哲学界要稍逊一筹，这是由我国美学界的哲学视野不够宽阔，而文艺学的视野又比较注重传统所致。但是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从整个社会大的背景上来说，美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关注与哲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是有同样的深层原因的，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走向世界。只不过美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另有所钟，那就是它的文艺学思想。但是这种关注使美学思想研究的深沉感、厚重感大为减轻，因而我们看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视野中的西方文学艺术现象，在我们的美学视野中就少了深刻的内涵。当然，有分量的研究还是有的，如较早的有陆梅林、程代熙对柏拉威尔所著《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的评论即是。1982年徐崇温出版了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美学问题也有涉及。到1988年，我国首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已有相当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成果，较有影响的是冯宪光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研究成果，但更多的仍然是对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美学思想的研究。进入90年代，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研究的内容开始扩展和转移到法兰克福学派和英美诸家，研究的方向也开始从发掘他们的思想内涵扩展和转移到对他们的批判吸收，较有影响的有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董学文的《现代美学新维度》、张黎主编的《现代主义论争》等。这时候的美学研究，加上文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开列出长长一大串。就连力倡实践美学的李泽厚也宣称自己的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了。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了解20世纪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有几个理论问题应当引起关注。
首先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态度问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态度，以中国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异。在第一阶段的前半期，即建国前的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还是一种引进、学习、运用的态度，这种态度因不同的译介者的文艺思想和对待外国文化思想的态度而异，但总体来说还是较为客观公正的。例如早些时候对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的译介。在第一个阶段后半期，即从50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就采取了严厉的否定态度。例如，周扬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1960年7月22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二）》中批判胡风时说：“老牌修正主义理论家卢卡契早就认为人道的理想和原则是评价艺术的‘绝对标志’，而所谓人道的理想或原则也就是‘普遍人性’。胡风是在我国最早贩卖卢卡契这一套理论的，他说‘社会主义精神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也就是‘仁爱的胸怀’。”应当说，周扬对卢卡奇和胡风的这种看法是当时中国文艺界的主导性的甚至是普遍接受的看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否定态度随着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展开也就愈益尖锐，而真正的学术研究倒是寥寥无几了。
在第二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受到了美学界的青睐，虽然不无彻底否定和根本反对者，但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它的独到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至少是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了。具体说，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总体上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社会意识形态，尽管有可借鉴和吸收之处，但是总体上应该取警惕和批判的态度；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社会特定环境中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西方社会现实的产物，我们不应以某种固定的成见和观点为真理和价值判断的标准，而应该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积极成果。持前一种态度的论者目前已日趋减少；持后一种态度的甚多。同时，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这些不同的态度中，又有许多细微的和程度上的差别。这些不同态度，既有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考虑，也有学术的和现实的考虑。一般说来，彻底否定论是更多地从已往政治思维模式着眼的，而借鉴吸收论是更多地从改革开放和思维创新着眼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美学也是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美学，所以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考虑，但是即使是从这样的角度考虑，我们也不应当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其次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涉及的内容问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涉及的内容非常庞杂。要而言之，在第一阶段的前半期，主要涉及的是现实主义问题，具体涉及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但并不是直接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而是在对中国文学艺术现实问题的论争中包含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主要是包含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的理解。例如，卢卡奇有关于人道主义的论述、主观和客观关系的论述，在胡风的文论中有类似的理解。但在胡风发表吕荧的译文的当时，胡风并没有对卢卡奇的美学思想发表明确的观点。他说，对卢卡奇的文章的内容本身，一时很难说出什么意见。它提出了一些有关文艺创造方法问题的很重要的原则，而这些原则问题，中国当时的文艺理论界还没有触到那样的程度。看来胡风不同意苏联对卢卡奇抹杀“世界观在创作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的批评。他说，从卢卡奇的文章看，“与其说是抹杀了世界观在创伤过程中的作用，毋宁说是加强地指出了它的作用。问题也不在于抹杀了世界观底作用，而是在于怎样解释了世界观底作用，或者说，是在于具体地从文艺史上怎样地理解了世界观底作用罢”[1](P190-191)。后来胡风在1984年写的《胡风评论集》后记中又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批评家不管卢卡奇和他的原意，马上断定他是反对正确的世界观对创作有主导作用的观点的。他认为卢卡奇的论文在当时对那些进行艰苦的追求的作家发生了好的影响。在第一阶段的后半期所涉及的仍然是现实主义问题，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同时还有对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等，其中不无对卢卡奇和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美学思想的理解。但是，在这一阶段，整个说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的研究，由于“批判”占据了主导地位，更准确地说，是由于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批判——虽然“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但是对那些“供批判用”的“内部资料”并没有真正进行有说服力的批判——所以在事实上并没有对它作多少认真的实质性的研究。
在第二阶段，涉及的问题颇多。这一阶段译介广泛化，研究分散化。这是初步研究必然遇到的问题、必然经过的过程。译介要一个一个地进行，研究就必然同时一个一个地开展。在这一阶段的早些时候，似乎更多地注意对卢卡奇的现实主义和布莱希特的表现主义论争的研究、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的研究；稍后就逐渐加强了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的研究，甚至可以说，对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研究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中占了主导性的地位。这一阶段涉及的理论观点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在美学本体论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般说来，有相当一批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本体论持一种批评态度——当然直斥其为唯心主义的是少了，但是以一种稍微缓和的口吻批评其为唯心主义的时有所见。例如有学者指出：“在美学的基点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物质第一性。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美和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都是与一定的社会生活、经济基础相联系的。他们的道路是从哲学走向经济学，并在哲学和经济学研究中论述了大量的艺术问题、美学问题。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却转向了精神方面，甚至是从纯意识中去探讨美和艺术问题。”[2]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本体论上偏重于主体方面，其主客体统一观实质上是一种“革命即意识”的主观辩证法，它强调的只是主体与主体性的地位与作用，所以就在理论的最终落脚点上与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分歧：“马克思用他的哲学概念实现了从哲学向政治学经济学的转换，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以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西方马克思主义则相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政治探讨日益让位于过度膨胀的哲学和美学研究，人的解放以浪漫主义（哲学和）美学为其理论终结。”[3]持这样的观点的论者虽然肯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本体论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但是基本上把它看作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当然持相反的观点的也大有人在。王永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在其晚年写了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社会存在本体论》，对我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是一个有机的总体，具有鲜明的过程性特征和历史性特征。卢卡奇的这一理论可以视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有益尝试，对我国的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一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4]由于这种社会存在本体论对我国哲学和美学本体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另有学者对此表示了担忧。王德胜从现代美学建构的整体要求出发，提出“21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必须看到社会现代性追求在美学目标体系上的局限性，避免在对‘社会本体’的确认中淹没‘个人本体’的存在意义”。[5]此外还有学者专门考察了美学本体论问题，就此展开了讨论，例如朱立元著文批评哲学界和美学界对本体论的误解，同时表明了他对存在主义的本体论的认同的态度。他说：“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中人的存在（此在）具有突出的优先地位，可以说其本体论的核心与基础就是对人的存在即此在的探究，并由此在进而追问存在的意义。这一本体论新思路对我们当前哲学、美学研究极富启迪性。”[6]当然就美学本体论的研究来说，问题还相当宽泛，例如潘知常张扬人的生命活动本体论，就是以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立论的。[7]这就是由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而生发开来的问题了。
其二是美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问题，或者说作为法兰克福学派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受到越来越突出的重视。如果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追本溯源，最直接的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弗洛姆的人的异化，都是承马克思之余绪对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异化现象的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美学、艺术、文化的问题成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中心问题。这一点，有论者说：“不管法兰克福学派的个人话语有什么差异，但他们共同的理论基点，已由霍克海姆所道出：‘渴望一种更好的生活和正当的社会，不愿顺从现存事物的秩序’，并由此转化为对既成现实的批判。这样，对差异、个性、超越性的感性生命的推崇，就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共识。”[8]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经历原始积累和初步发展的时代，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异常活跃，而经过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资本主义大国调适了它们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因而这个制度必然具有的精神文化危机凸现出来。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与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及其根源的的话，那么马克思就更注意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更注意对具体的文化的批判。显然，前者引向的是革命，后者引向的是改良。这一些社会批判理论在我国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其三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在国内引起了较为广泛的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点是文化批判，而在文化批判方面，如有论者所说，以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为主题。[9]从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的实际情况看，尽管对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均有涉及，但是关注的重点更多的是在大众文化批判方面。这与我国当前的特定发展阶段和“语境”有关。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中，较早的是注意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批判的介绍，而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有了结合我国实际或在我国变化了的经济生活氛围中不自觉地认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的普遍意义的观点，如有论者指出了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市场化、平庸化、粗俗化倾向，并提倡精英文化等。也有论者对大众文化持权宜之计的态度，如用它消解主流文化。更有论者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中西文化社会历史与文化比较的角度，指出“西方的研究范式与中国的本土经验必须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拒绝西方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也不能用西方范式宰割中国的经验事实”。[10]
其四是对主体性的张扬。其实对主体性的重视和研究，在实践美学的研究中就已经有相当的深入，而且从实践美学的有关主体性的立论看，从它的持论者自己所申言的理论根据看，它颇受西方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卢卡奇的影响。但是，由于对卢卡奇的美学思想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抑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所以还不能简单地论定实践美学的主体性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如果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主体性概念作一些比较研究就会发现，卢卡奇的主体性概念是偏重于群体的或社会的，而他之后的，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主体性则是偏重于个体的或个人的。有论者从主体性讨论和张扬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李泽厚“作为当代美学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虽然其美学理论有自己的特色，但从总体上看，他的理论基点还是‘本质主义’的，他的美学包括他的主体性美学思想，仍属于‘古典主义’美学范畴。这样，所谓‘人道主义’，所谓‘主体性’，也将逐渐成为过往的命题而渐渐失去其时代效应和意义”。[11]这一观点至少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性概念的发展的情况以及它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趋向。
当然，在中国20世纪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第二阶段，在内容上并不是那样集中地围绕着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但是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是较为突出的。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中国美学研究的影响
不管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持什么态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已经并且越来越对中国美学研究发生重要的影响，这是一个不能掩盖也不能回避的事实。例如聂振斌主持的旨在“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美学》的课题，在分析中国已往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存在的缺憾，反思已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尤其是实践美学，并批判地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这一研究宗旨就已经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中国美学研究的影响自上一个世纪80年代就已见端倪，而在后来愈见增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影响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研究内容上看，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不再局限于阐释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观点，也不再或主要地不再继续沿着前苏联影响下形成的美学理论体系和观点向前发展，而注意引进和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成果，例如对人的异化、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等。从研究视角、方法上看，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运用已往建立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的理解的基础上的那些方法，诸如单一的经济决定论的方法、社会的阶级分析方法等，而注意借鉴和采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的、文化学的方法，例如采用卢卡奇的整体性方法、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方法等。特别是卢卡奇的整体性方法，既是观察、研究社会的方法论，也是美学研究的原则。卢卡奇的这一思想对我国美学理论界固守由于误解马克思而形成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当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为方法论也将会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和相应的文化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研究重点上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过去更多偏重于哲学本体论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美的本质问题的研究，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下，现在更多地注意从文化的层面进行研究。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倾向。从研究的总体观念上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过去多有甚至主要是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的基础上立论，现在转向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即超越美在主观还是美在客观抑或美在主客观关系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存在论的或曰生成论的视角进行研究。当然，这一研究视角的转换有着更广阔的哲学文化背景，但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影响是很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中国美学还有应用方面的影响，例如在文艺批评方面，甚至文艺创作方面，都有某种程度的影响。这概而言之的五个方面的影响，只是从直接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相联系的那些方面看，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还要宽泛得多。但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影响是与当代西方其他资产阶级美学流派的影响融合或纠葛在一起的，例如所谓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学艺术批评与创作方面的影响，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旨较远，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些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相联系的文学艺术批评与创作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时，还有一些批评和创作并不直接申明它们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联系，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联系。由于学术思想在时空上的关联性，常常有一个横亘在不同派别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中的诸派别并不能用一条明晰的分解线划分、区别开来。我们在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中国美学研究的影响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一些错综复杂的情况。
中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即使在经过了20世纪末的兴盛，也仍然可说是方兴未艾。可以预见，它发生实质性影响的时间还在后头。这种影响不只是一般的认同，也不只是对它的具体应用，而是还有由此引发的移植、改造、批判、创新等理论活动，并由此衍生出新的理论观点；同时也可以想见，不同的理论观点还会有所碰撞、有所交锋。就像对待其他外国文化成果一样，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予以研究，做到洋为中用。可以相信，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引进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毕竟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并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国来，因为我们与西方还没有“趋同”到那样的程度。这已经为中国当下的事实所证明——王蒙的的“意识流”，虽然“意识”了一下，却不能“流”起来；又如有论者所称中国的“现代主义”，实际上是非驴非马的“伪”现代主义。但是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中国的社会现实使然。因此，我们既不能要求这一些作家去搞百分之百的现代主义，也不能要求他们完全拒绝现代主义，而应当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之，不妨来一点“准现代主义”。但我还是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忘了中国，不能邯郸学步，不能东施效颦。我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的态度是值得国人思考的，他对中国的文化界和学术界大面积地引进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理论表示担心。“在他看来，最新的和最时髦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一个国家和民族应当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和理论的声音。这是它们赖以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资本。”[12]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在借鉴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过程中，创造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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