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盈余及时性的契约解释_会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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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和相关研究

盈余及时性是财务报告的关键特征之一(Watts,2003)[1],即公司会计系统捕捉相关信息的及时性限制(Bushman et al,2004)[2],会计系统是强调信息系统对道德风险重要性的逻辑起点,已审计的财务报表是广泛、可信、低成本的信息,组成了解决代理问题的集合。为监控经理决策,董事会和投资者就不能简单地依靠股票价格变动来判断公司价值变动,应对盈余及时性给予必要的重视。

公司作为契约集合,利益冲突和协调贯穿了契约的制定和履行过程(Jensen and Meckling,1976;Myers,1977;Myers and Majluf,1984)[3-5],作为利益相关方行动的信号和依据的会计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盈余及时性则是会计信息系统的重要产出。利益相关者模型表明会计利润是分配股利、上缴税收、公司经理或雇员的福利等的来源,不同的市场参与者需要什么样的会计的核心问题是盈余及时性如何有利于债权人和股东(Ball,Robin and Sadka,2005;Guay,2005)。盈余及时性是会计系统与市场反应的结合,亦即在不确定环境下经理与利益相关者对盈余消息及其市场反应的差异,也是公司契约设计中解决利益冲突的方案之一,直接构成了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的信息集合,它能否影响盈余及时性?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并且指出盈余及时性能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一)债权人对盈余及时性的影响

债权人作为公司会计信息的重要使用者,他们对经济损失和利益的反应是不对称的(Watts and Zimmerman,1986)[6],债权人需要及时的“坏消息”因为他们重视索取权的期权价值(Smith,1979)。在评价潜在贷款和签订债务契约时,债权人对公司是否有足够的净资产来偿还贷款的概率、公司和净资产的未来价值通常难以证实,通常以可获得净资产的现值作为贷款的基础,并且在贷款期内监控债务人的偿还能力。在履行债务契约过程中,债权人使用这种计量来触发技术违约并且考虑贷款风险(Beneish and Press,1993)。盈余及时性可以增加盈余的信息含量,经济利得的稳健性处理保证了资产负债表反映了净可分离资产的估计值而非权益值,债权人可以在价值评估过程以此作为债权要求权的投入(Houlthausen and Watts,2001;Watts,2003)[7]。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债权人认为盈余及时性可以提升债务契约的效率,限制上市公司对股东的股利支付,保持净资产的最低额以支持发行在外的债务,由此降低债务的代理成本(Smith and Warner,1979)。

相比来讲,商业银行作为公司的主要债权人由来已久,政府有相当的激励减轻税收收付的波动(在成文法国家这种激励更强),而这种波动性会降低公司盈余的及时性(Ball et al,2000)。低效的司法系统和债权人权益可能激发公司寻求其他(潜在、低效的)外部融资形式来取代长期银行债务(Beck,Demirgüc-Kunt,and Maksimovic,2002;Udell,2004),这也促使银行对盈余及时性和债务契约的关联十分关注。饶艳超和胡奕明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银行信贷人员对财务报表的信息比较关注,特别是长短期借款、应收账款、主营业务收入和业务利润,并且59.15%的人认为会计信息能满足贷款分析的需要[8]。

(二)股东对盈余及时性的影响

盈余及时性代表了经理和证券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Frankel and Li,2001)[9]。如果上市公司的所有权分散程度高,那么代理问题是外部股东和经理的利益冲突(Berle and Means,1932;Jensen and Meckling,1976)。在一个不确定性环境中,从所有者与经理之间的契约关系看,当会计盈余对经理报酬具有重要影响时,经理会隐瞒不利的会计盈余信息,而理性的所有者也能预期到经理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因此减少经理报酬对会计盈余的敏感程度,这样盈余及时性就是经理和利益相关者对信息不对称作出的自发反应。

会计系统对董事会的作用依赖于盈余及时性。当会计信息的及时性较低时,董事会将代以相对昂贵的监控和特定信息搜寻活动来补偿(Verrecchia,1982),或者会计信息受到更多限制时,激励契约将更多使用非会计业绩计量(Bushman et al,1996;Hayes and Schaefer,2000),这就降低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盈余及时性可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股东—经理”的契约设计,它减轻了经理在任期内作出净现值(NPV)为负的投资风险,并且当股东认为自身的索取权存在风险时及时干预经理决策(Ball,Robin and Wu,2003;Ball and Shivakumar,2005)。

(三)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

盈余及时性能够部分协调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的来源是信贷者假设向下风险,无或很少向上风险,而股东现金要求权使得有经济利得的期权,这样就造成股东的风险转嫁的机会主义和对债权人财富的侵占(Jensen and Meckling,1976)[3],大股东更多控制公司经理的行动,他们很容易侵占债权人的财富,而较为分散的股东对经理的控制更可信,他们较少有向股东转移财富的动机(Burkart,Gromb and Panunzi,1997),为了维护自身财富,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财务报告更稳健,盈余及时性更好,并且限制公司对股东的支付(Inderst and Muller,1999)。

(四)盈余及时性的好坏

盈余及时性能提高会计信息的总体质量并且加强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事前福利(Fan and Zhang,2005)[10]。当会计信息用于价值评估和契约设计时,盈余及时性可以减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量进而增加社会福利(Chen,Hemmer and Zhang,2005)。Balachandran and Mohanran(2005)发现会计价值相关性仅仅在盈余及时性最差的公司显著下降,在其他公司的变动不显著,即盈余及时性对财务呈报是有效的。

二、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1998—2003年沪深交易所的连续有6个年度观察值的466个上市公司。数据来自CSMAR系列数据库,用SAS 8.2和SPSS11.5软件处理数据。研究设计如下:

(一)盈余及时性的计量

其中EARN[,t]是公司t年的核心盈余,定义为特殊项目前、非持续经营和特别项目前的盈余除以t年期初的权益市场价值。RET[,t]为t年以及结束后3个月共15个月的公司股票回报。NEG[,t]为虚拟变量,RET[,t]为负时取1,否则为0。△EARN[,t]定义为t年相比t-1年核心盈余变动除以t年期初的权益市场价值。ε[,it]是残差项。

第1个盈余及时性(TIMELY_1)是方程(1)中的b[,1],它代表盈余反应公司股票回报中好消息的速度;第2个盈余及时性(TIMELY_2)是方程(1)的R[2],它随着盈余反应速度滞后的增加而降低;方程(2)考虑了盈余水平和变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差异,第3个盈余及时性(TIMELY_3)是方程(2)的R[2],它计量了年度盈余水平和变动所引起的价值相关信息的百分比。每个公司计算以上3个盈余及时性,变量及时性(TIMELY)是以上3个盈余及时性百分位的平均值之和[2]。

(二)变量设计

股权结构采用流通股、法人股、国家股作为代表(OSS、LPS和SOS),由于名称不同,如社会公众股和流通股等、法人股和一般法人股、国有股份和外资股,本文统一了名称。

经理努力—业绩的替代为主营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MAING、EAR),变量为1997年12月31日到2002年12月31日的均值。

债权人和股东对盈余及时性的影响采用权益/资产比率、长期借款比率、权益负债比率(EAR、LONGTERM和EDR),为1997年12月31日到2002年12月31日的均值。

控制变量是总资产增长率、总杠杆系数、净资产收益率和权益回报(AGR、LEVERAGE、ROE和NIT),变量为1997年12月31日到2002年12月31日的均值。

(三)检验方程

三、研究结果

(一)基本结果

表1和表2的结果表明,盈余及时性的定义如何直接关系到股权结构、经理、债权人—股东的影响大小,如TIMELY_3和经理努力—业绩的替代显著正相关,TIMELY则和权益/负债比率显著正相关,因此需要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取得较为可靠的经验证据。

(二)回归结果

表3结果表明:(1)股权结构与盈余及时性显著负相关,即无论股权结构如何,对盈余及时性都是负向影响,流通股东的相对影响力较大(-0.4345),法人股和国有股权的影响力次之。(2)主营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互为相反方向变动。债权人和股东对盈余及时性的影响,长期借款比率、权益/债务比率越高,盈余及时性越差,权益/资产比率是正向变动。(3)除了股权结构对盈余及时性有显著影响外,经理和债权人—股东关系则不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1.选择盈余及时性的第一个定义时,即盈余反映公司股票回报中好消息的速度。检验结果发现,股权结构与盈余及时性负向相关,但不显著。即流通股、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比例应该存在某种均衡,在这种均衡中,任何一方的持股比率只要增加,就会引致其他两方的反应,降低盈余反映股票回报中好消息的速度。从而使得三者共同对盈余及时性产生显著影响。净利润增长率越高,盈余反映股票回报中好消息的速度越快,两者显著正相关,主营增长率则是反向效应。权益/资产比率越高,公司的盈余及时性越差,两者显著负相关,权益/负债比率与盈余及时性是正相关,这和权益/资产比率的负效应刚好相反,说明公司的权益/负债结构存在某种临界点。长期借款比率对盈余的反应速度是正向影响,说明债权人对盈余及时性的要求是正向的。

2.当选择盈余及时性的第二个定义时,它随着盈余反应速度滞后的增加而降低。检验结果发现,公司股权结构与盈余及时性是显著负相关,影响力排序和上述结论相符[11],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时,公司有更高的企业价值和盈利能力,公司的治理效力更高。主营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则同向变动,都不显著。债权人和股东对盈余及时性的影响,长期借款比率显著负相关,权益/债务比率、权益/资产比率都不显著。

3.当选择盈余及时性的第3个定义时,它计量了年度盈余水平和变动所引起的价值相关信息的百分比。检验结果发现,股权结构中除法人股与盈余及时性正相关外,国有股和流通股都和盈余及时性负相关,3个变量都不显著。主营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则是同向变动,净利润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这和会计盈余具有信息含量的经验证据是一致的[12-14]。

四、结论

本文以契约为框架,从股权结构、经理、债权人—股东利益关系三方面研究上市公司盈余及时性。结果发现,股权结构对盈余及时性有显著负向影响,即股权结构可能存在某种均衡(Himmelberg et al,1999;Core et al,1999)。经理、债权人—股东利益则随着盈余及时性定义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为盈余及时性提升债务契约和经理契约效率的论断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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