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态安全建设应释放社会经济能源_森林覆盖率论文

西部生态安全建设应释放社会经济能源_森林覆盖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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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几年有三件震憾国人的大事:一是1997年创记录(全年226天)的黄河断流;二是1998年的长江大水灾;三是2000年波及北京等地的空前频繁的沙尘暴。这三件大事标志着中国生态安全建设史上的一个新时期的来临:长期似乎沉默的、远离中心城市的西部生态破坏所积累的后果终于以某种危机的形式轰动全国,我们再也不能回避了。大规模“跨域报复”揭示人们:环境安全与经济是一个整体,如果忽视生态、忽视生态、忽视乡村、忽视农民,到头来只能阻碍东部、阻碍经济,影响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全国大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标志着生态系统保护开始上升为中国环境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把跨区域生态补偿提上日程。在2001年2月下旬举行的“中国科协2001年自然灾害研讨会”上,与会专家递交的百余篇论文中有近1/4是从不同侧面论述西部防灾减灾及生态安全建设的。作为中国科协减灾专家组专家,我以为这是为正在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带了个好头,提醒开发建设者要警视西部危情,更关注西部生态安全建设。重点在于探索生态安全的绿色财政政策并使之创造出价值。

一、如何理解在生态安全建设上让西部释放出能量

近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撰文《让西部释放经济能量》,他指出:“我最早接触西部问题,是从1935年到广西大瑶山搞实地调查开始的,解放后又搞过一段时期的少数民族工作,所以一直很关心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1984年,我注意到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拉大的问题,就想到西部地区看看。听说甘肃的定西是“陇中苦申天下”的地方。我性子急,那年的9月,就到那里去考察了。后来连续8年,每年去甘肃一趟,做一些实地调查研究,这些考察使我增加了许多知识,提高了对西部地区的认识。1988年,我和民盟的同志根据甘、宁、青、内蒙古两省两区沿黄河两岸地区的个体情况,向中共中央提出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同。”

在谈到保护西部文化及历史性遗产时,费老又指出:“西部开发已经成为一个热点,大家讲得多了,但都偏重于物质和经济问题,对西部人文资源和文化艺术注意得不够。然而外国人似乎注意到了,所以像我上面讲的,美国总统、日本首相要来这里。记得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批中外科学家,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到西北考察。他们在西北发现了许多自然资源,也发现了敦煌和丝绸之路上的许多古代艺术。但是我们自己却忽视了西北,在历史上就存在着看不起西部的观念,现在要纠正过来。西部因其气候于燥、地外偏僻、交遍不便,受现代文明的冲击少,但传统文化资源保护得相对完整,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巨大财富。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对古代文物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千万不要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而牺牲了几千年遗存下来的宝贵财富。”费老的一席话,实质上是说,西部是金,但要慎重开发,尤其不能造成破坏。

二、如何认识中国西部的生态赤字

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为13.9%(世界平均森林覆盖率是26%),而整个三北(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北西部)地区森林覆盖率只有5%左右。新疆森林覆盖率仅为1.68%。有资料显示,我国有39.3亿亩荒漠化土地,占陆地面积的27.3%,其中90%集中在西北地区。荒漠化深深地影响着那里4亿人的现在和未来,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41亿元,相当于西北5省区3年的财政收入!目前,荒漠化仍呈快速发展趋势,全国每年荒漠化净扩展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西北的荒漠化,西南地区由于植被破坏产生的石漠化同样不能忽视。云贵高原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这类地区土层贫薄,山高坡陡,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必然导致表土流失,岩石裸露,最终形成石漠化,而岩石每形成一厘米土层,需要的却是12000~32000年的时间。我国喀斯特地貌(岩溶)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广西三省,以贵州省的13万平方公里为最大,约占全省面积的73%;广西8.9万平方公里,云南6.1万平方公里,总计约28万平方公里。面积虽然比沙漠化和黄土高原小,但聚居人口稠密,仅此三省就有3000多万人。另据测算,由于多年来对森林植被的大破坏,我国石漠化面积每年还在扩展2500平方公里,并不比沙漠化的扩展速度慢。人均耕地不足0.8亩的贵州省,每年因此要赔进40万亩耕地。

有位哲人说过,当人类砍倒天然林中第一颗大树的时候,文明就宣告开始了:当人类砍倒最后一棵大树的时候,文明便宣告结束了!综观历史长河,历史上西部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据历史地理学家研究,西周时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在50%以上,经秦汉后降至42%,唐宋后又降到34%,明清之际只剩下14%,到新中国建立之初,森林覆盖率仅有6%!农耕人口大量移入带来的大面积土地垦植是我国北方森林急速消失导致荒漠化的主导因素。历届政府对北方牧区自然与资源能力的认识的肤浅与片面,使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移民与开发行为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对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历代的决策者和开发者所始料不及或完全被忽略了的。黄土高原曾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毁林毁草开荒浪潮,远在汉代就开始了成规模的垦伐,大批移民屯田戍边,不仅平原没有放过,就连山区坡地也在耕种之列。从明清以来数百年间上自帝王与政府的倡导,下至庶民百姓的参与,形成了连续加速且不可逆转的开发过程。遗憾的是,西部的生态灾难并没有结束……

川西天然林是长江流域主要水源涵养区,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先后在这里兴办大大小小的森工企业90多家。从50年代开始,几十万伐木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深山战天斗地,通往林区的道路越修越长,甚至在无法修的地方也要修缆车道、水扳道,如此艰难筑路的惟一目的,就是要砍倒那些残存在悬崖深谷中的最后一点成材林,难怪有人说,那些修在崇山峻岭的林区道路是通往死亡之路!砍伐的结果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森林覆盖率已不足10%,川中的53个县森林覆盖率大都不足3%,其中19个县森林覆盖率还不到1%!更让人伤心的是,直到今天,在西部很多地方,砍伐还在继续。2000年8月中旬,新疆布尔津县在通往喀纳斯自然保护区的公路上,不时看到从山上运木头的汽车。据白哈巴村边上检查人员介绍,2000年除冬季封冻季节,每天都如此。阿尔泰林业局自1979年成立以来,每年的采伐量都在8万~10万立方米左右。虽然现在已调整到2万立方米,但仍没有停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今天我们不得不咽下“山穷山尽”的苦果。之所以在这里喋喋不休地谈论西部生态的伤心史,并非揪住前人的过失不放,而是反思和吸取前人的教训,重建有利于人类生存的山川秀美良好结果。

三、西部大开发拒绝生态破坏建设

2O00年末国家环保总局向西部各省区环保局发文强调,在西部大开发建设中应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及生态安全管理。特别要防止重污染、技术、工艺向西部转移;开发及施工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应建立环境生态、安全监理制度,尤其要结合“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及“南水北调”等跨区域、跨流域大型建设项目,开展生态安全与防灾试点。

1.开发西部可再生能源的法制保证。在西部大开发中,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意义重大。笔者认为,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开发除了需要优惠政策外,缺乏有效的法律与制度保障也很难达到目的。为此建议:

(1)综合平衡、统一规划。西部可再生能源开发应有分阶段的指标,必须纳入全国的统一规划,统一规划还必须有合理性、权威性和操作性。(2)要有长期打算。西部开发不可能短期奏效,要用新思维,开发西部决不单纯是资金与自然资源的投入,而必须考虑制度、人才、管理、信息等日益重要的广义资源。否则全球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和新经济发展的挑战,还将会进一步拉大东西部的差距,而不是缩小。(3)西部开发要有立法约束。西部大开发纳入国家立法之后,各级政府行为将受法律支配和约束,国家的财政收入、转移支付、各个地区支持西部的力度、项目、优惠待遇以及国内外资本向西部倾斜的引力都与立法分不开。同样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西电东送等项目上,加强西部开发的立法也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优惠政策与立法结合起来,西部项目开发才会降低风险,才有竞争力,也才会增加开发与经营的经济效益,并可以有力地限制东部地区的壁垒。

2.西部电力开发呼唤绿色建设。西部电力的大开发,既要支持西部经济腾飞的需要,又要为全国范围电力资源优化及西电东送作出贡献。西部的水电资源包括长江黄河的源头和落差很大的上游部分,还有雅鲁藏布江等巨大水力资源,西部的煤、油、气也具有巨大的优势。这些优势都将依靠电网建设来配合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西北电网,已不待言。另一方面,结合西北贫困的现状,从脱贫到腾飞,电网也将起重要的作用。要让广大西北地区富起来,电网是能大有作为的。除了扩展城市及农村电网以外,许多孤立无援的地区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来发电,如小水电、风力、太阳能等。这些能源都将从孤立网发展到与地方网联接,与国家网联接,形成分布式面向用户的绿色基础电网。

3.安全防灾及环保的评价不可省略。以较为完善的环保评价为例。近日,北京京密引水渠硬化河道工程在专家和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争论的焦点是工程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什么影响。其实所有可能对环境及生态造成污染或影响的项目都应该在立项前由环保部门做环境影响评价,以防止危及环境的事发生。经了解,京密引水渠在上马前没有做环境影响评价。北京市京密引水渠水利工程设计是出于对北京地区严重缺水考虑,为防止输水过程的渗漏,投资4亿对全程73公里的渠道进行了补底、衬砌整治。2000年北京市计委立项批复了此项工程,但未做环境影响评价,就如期开工了。完工后生态专家提出该工程将给地下水补给、河水自然净化功能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造成负面影响。据了解,同期开工的清河综合整治工程也未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1973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后,我国环境保护提出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方针。在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就明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这是贯彻基本方针的具体措施。国家规定,一切建设项目都必须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事前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的,没有做好勘察设计等建设前期工作,一律不得列入年度建设计划,更不准仓促开工。20多年来,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强化环境规划管理的有效手段,成为我国环境管理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我国为什么要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曾经说过,光靠消极被动的治理是不行的,不仅花钱多,收效小,甚至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积极的办法是预防,不让环境污染和破坏发生,或者把环境污染和破坏控制在尽可能小的限度之内,做到这一步,要有许多政策措施和工程措施,推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无疑是最基本的措施之一。所以在这20多年里,为适应环境保护发展的需要,1982年在《基本建设环境保护法》中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做了调整。1986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联全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里再次强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的若干决定》中再次重申区域开发、行业开发都必须坚持环境影响评价;1998年国务院又以253号令的形式发布了《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使之成为一个法规性文件,结合市场经济的变化增加了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所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另外还颁布了有关专业法规,使环境影响评价真正成为经济建设中强化环境保护管理的法律手段,最大限度地制约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牺牲环境的建设项目开发。然而时至今日,全国各地都有一些项目因赶时间、抢任务等原因,对环境影响评价采取先上车,后补票的办法,甚至对应有的法律程序拒不执行。在《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中虽然对违反此制度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其危害是处罚远不能解决的。

(1)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决策前的一项重要活动,在项目建设之前发现、找到可能影响环境的因素,并提出对减缓这些因素的治理措施,以避免项目建设后,对环境的危害。但如果建设项目不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许多对环境构成影响的因素、甚至是在项目建设前稍加分析就能认识的简单问题,都没有发现,而延续到项目运转中使其影响发生,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是一个全过程的管理,在项目建设前做可行性研究是对环境影响进行细致的分析,提出解决措施。而“三同时”制度是保证环境影响评价中所提出的各项措施的落实,不做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也就无从谈起,致使应该解决的问题一直带到生产过程中。

上述问题不仅仅对环境和生态构成直接的影响,对周围群众利益形成侵害,甚至可能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同时有些影响是潜在的,随着发展逐步显现出来,并和其他因素相互叠加,产生连锁反应。工业“三线”建设布局就是一例,布局上实行了“靠山、隐蔽、进洞”错误方针,使工业生产排放的大量有害物质积聚在狭窄的山谷之中,形成了严重的局部环境污染。这是当初受认识上的局限,没有发展的眼光,没充分考虑环境影响的因素造成的。对中国西部建设而言,切不可再犯如此的错误。

四、中国西部生态建设正在实践并创造着社会经济能量

1.“三北”防护林。“三北”防护林体系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宏伟的人工生态系统工程,它开创了我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先河,其建设范围东起黑龙江省宾县,西至新疆的乌孜别里山口,总面积406.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42.2%。该工程从1978年开始到2050年结束,分三个阶段、八期工程,共需造林3560万公顷,使该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4.95%,将从根本上改善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现在,与“九五”计划同步的第三期工程正在实施之中。截至1997年底,累计完成造林2000多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已提高到9%,风沙危害区20%的沙漠化土地得到治理;黄土高原40%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不同程序的治理;平原农区已有2100多万公顷农田实现林网化,占“三北”地区农田总面积的65%;在一些重点建设区建成了区域性防护林体系,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随着20世纪及至今第三期工程的建成,“三北”地区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

2.内蒙鄂尔多斯的生态追求。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又称为鄂尔多斯,位于内蒙西南部,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的地方,但由于近代的气候变化和人为破坏,草场退化、土地沙化现象极为严重,到解决初全国有林地仅为4.5万多公顷,森林覆盖率为0.5%。伊克昭盟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狠抓生态环境建设,他们把种树、种草作为全盟的头等大事常抓不懈,并确立了“植被建设是全盟最大的基本建设”的建盟方针。经全盟人民近50年的奋斗,截至1999年底,全盟有林地面积达到104.5万公顷,林木覆盖率达到12.23%。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初步扭转,土地沙化、草场退化、水土流失等现象得到控制,动植物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发展,又见水草丰美,一个“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的崭新局面正逐步形成。

3.陕西建大型防护林。陕西省地处我国西北地区,是黄河中上游的重点水土流失区。陕西省始终把治沙、保护水土、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作为林业建设的重点,并取得了可喜成绩。自50年代以来,沙区造林保存面积达97.3万公顷,林木覆盖率达38.9%,沙区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比50年代减少76%;“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一二期工程完成造林239.5万公顷,初步建成了“两片两带一网”的大型防护林建设格局。天然林得到保护恢复,面积达429万公顷。以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成绩显著,先后建立了太白山等10个自然保护区。山区、沙区开发也取得显著成效,经济林面积由1979年的46.7万公顷猛增到100多万公顷,产量跃居全国第二位。

4.西藏山地扩滩造林。西藏山南地区位于藏南谷地,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喜玛拉雅山北麓,总面积7.9万多平方公里,辖12个县,总人口30万人。地区所在地——泽当镇,是藏民族的发祥地。该地区风沙危害严重生态环境恶劣,天然林(含灌木林)只有15.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仅为1.9%。自70年代中期以来,自治区首先在山南进行了工程造林试点。地区林业局在雅鲁藏布江沿岸百亩沙滩地带开展造林试验研究,采取了扩建地区中心苗圃,选育抗旱、抗涝树种,实行科学整地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显著效果。特别是在造江边的洪积扇突出地段采用“丁字坝”进行扩滩造林,起到了非常明显的防洪、淤地、护林的效果,被誉为国内首创的生物工程。10年来,雅鲁藏布江畔已建起了一条长150多公里,总面积为2.7万公顷的防护林带,为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迈出了可喜关键的一步。

5.宁夏生态保护增“造血”功能。目前,宁夏境内的贺兰山、灵武山芨滩和六盘山水源涵养林生态系统及珍稀物种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改善当地生态环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仅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就封山育林(草)近100万亩,十几年来,各类动植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蒙古扁桃、四合木和沙冬青等国家级稀有植物的数量明显增加,森林覆盖率由10%提高到14%;野生陆栖脊椎动物共有170多种,其中主要的动物种群数量平均提高了30%左右。宁夏各市、地、县已着手建立和完善各种维护生态建设措施,在保护好现有的自然资源保护区的同时,对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帮助当地农民另辟生路或采取养山吃饭办法,实行封山育林,休养生息。这正是宁夏增加自然保护区的“造血”功能的作法,同时还逐渐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基础”的良性循环机制,利用自然保护区中的动植物和旅游资源发展中草药、旅游等产业。自治区计划在今后十年内,在建立13处自然保护区同时,再建一个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和一个监测中心,在全区逐步形成一个布局合理、措施齐全的野生动植物保护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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