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理论创新 坚实的理论探索——2000-2003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重要思想论文,坚实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自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提出至今已逾四年。四年来，理论界和学术界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对这一重要思想进行了大量的、持续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推动下，这一思想也写入了宪法。认真回顾这一思想的产生及其研究历程，总结经验，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思想具有很大意义。
一、研究概况及其特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这一思想的研究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近四年来，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情况及其特征，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共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不断地走向深入。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视察工作时，第一次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年3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三篇评论员文章，论述“关键在党”的问题，开始宣传这一重要思想。
2000年5月，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党建工作，进一步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意义。《人民日报》紧接着发表社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新华每日电讯》刊载新华社特约评论员文章《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特别是，《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郑必坚的《“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与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2000年5月18日），郑科扬的《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奋斗不息》（2000年5月25日），刘云山的《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繁荣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2000年6月1日），曹庆泽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2000年6月7日），虞云耀的《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0年6月14日）等学习体会，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宣传逐步引向深入。
2001年7月1日，中共中央隆重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庆祝大会。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同年8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一书。该书收入了他从2000年2月以来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稿12篇。9月，《人民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等署名钟宣的系列文章。1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又编辑出版了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一书。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从江泽民发表“七一”重要讲话到发表“5·31”重要讲话，全党对“三个代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此基础上，2002年11月，十六大决定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00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等工作。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要求在对这一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历史地位的认识上达到新的高度，在认真贯彻中取得新的成效。特别是，7月1日，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标志。9月-12月，中央在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连续举办10期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题研讨班。胡锦涛在第一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坚持把广大群众是否赞成、是否受益作为决策和工作的重要依据，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使我们的各项决策和工作真正体现群众的愿望、符合群众的利益，不断使群众从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不断地走向深入。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一是起步阶段（2000年2月至2001年6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命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理论界和学术界在认真学习的过程中，开始对这一重要思想进行研究。2000年3月，在江泽民刚刚发表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讲话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学习时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深圳特区报》和《瞭望》周刊等报刊，就先后发表了李子彬、李君如、刘德福、陈登才、龙新民等学者和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的文章。虽然这一阶段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研究工作带有很大的学习性和领会性，但是，这已经能够反映出理论界和学术界对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把握的敏锐性。
二是深入阶段（2001年7月至2002年11月）。江泽民的“七一”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这标志着这一重要思想在命题提出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论体系。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出版了很多的著作。（注：如王伟光主编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李君如主编的《“三个代表”思想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等。特别是，十六大召开前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必坚、逄先知和王茂林、戴舟、李君如主编的六卷本《高中级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文集》，收入了包括近二十位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论文在内的五百多篇有较高研究水平的论文。）
三是高潮阶段（2002年11月以后）。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胡锦涛就这一重要思想的学习研究作了多次重要讲话。理论界和学术界根据新形势的新要求，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对这一重要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有的学校和科研院所还成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对这一重要思想进行讨论和研究。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从这一研究过程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发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有一个非常明显而又极其重要的特征，即：研究的逐步深入与“三个代表”要求的提出和思想的发展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没有过。即使是邓小平理论，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也主要是在这一理论被十四大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以后才大量进行的。
第三，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中，形成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首先，报纸和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检索《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2000年至2002年（数据库截止时间），正标题为“三个代表”的文章有8579篇，副标题为“三个代表”的文章有1996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00年至2003年秋（其中《中共党史研究》截止到2003年底），篇名为“三个代表”的文章有4684篇，关键词为“三个代表”的文章有9504篇。检索《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1年至2002年，篇名中有“三个代表”的论文7篇，关键词中有“三个代表”的论文10篇，中文摘要中有“三个代表”的论文94篇。检索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2000年至2003年2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论文总数有2773篇，其中，2000年有343篇，2001年有938篇，2002年有823篇，2003年是高峰期，仅头两个月就有669篇。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有几个特点：一是论文总数量非常大，平均每年都至少有二、三千篇；二是学位论文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工作已经起步，并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成果；三是四年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两次高峰，即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前后，和十六大以后。
其次，出版界积极选题，四年来各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几百部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论著。（注：如黄宏主编的《“三个代表”与新时期党的建设》（学习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新发展》（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平文艺、李庆等著的《新的伟大工程与“三个代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李君如主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程》（2001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薛引娥主编的《三个代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科学指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许志功、胡子克主编的《伟大的理论创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李崇富、林建公主编的《“三个代表”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李国兴主编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论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董德刚著的《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新时期党的基本理论研究》（海天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组编、赵存生主编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王敏主编的《关于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陈锡喜著的《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三个代表”思想与当代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王天玺主编的《创新——时代的主题词（秋石论文集）》（红旗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课题组著、王伟光主编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郭德宏和易炼红主编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李慎明主编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温乐群等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总结》（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任铁缨著的《论共产党员标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王伟光主编、庞元正和薛广洲副主编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导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5月）；王天玺作序，巨建国著《我看中共——用工程技术语言解读“三个代表”》（红旗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李君如著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等等。）
为了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和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报请民政部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分会”（简称“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已于2004年3月获得登记批准。研究会会长由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教授担任。研究会于2003年11月4日召开了筹备成立大会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围绕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了研讨，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研究的主要课题
1、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
理论界和学术界大都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当前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新变化有关。胡子克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两个世纪更替之时，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环境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有关，并从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党内自身三个方面分别予以说明。[1]董德刚也认为“‘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在世界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发生巨大变化、我们党自身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2]张蔚萍具体地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与进入21世纪前后国内外和党内外发生的五件大事有密切的关系，即与世纪之交我们党面临着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有密切关系，与进入新世纪前后我们党所处的“伟大变革”形势有密切关系，与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重大历史挫折有密切关系，与邓小平向第三代领导人交接班时的重托有密切关系，与世纪之交我党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的实践活动有密切关系。[3]董京泉从全球化角度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关系。[4]宫力、孙相东在论述历史方位问题时，强调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世界眼光。[5]巨建国则从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角度对此作出了独特的阐释，认为观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应从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两个大的方面进行着眼，并将其细化为大国排序、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科学技术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党员的数量质量等十三个方面。[6]秦宣也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对党的建设面临的严峻考验的科学回应。[7]李君如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系列新变化抽象为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他指出：历史方位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纵向、横向和内向等各种因素的交叉点，强调“历史方位”，就是强调一个新事物、一种新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特别重要性。他说，纵向就是党自身发展的历史，横向就是党所处的外部环境，内向就是党员和党的干部队伍的结构。这三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促使党进行理论创新。[8]
2、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经验总结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这一论断提出之后，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石仲泉、赵自立仔细地考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经过，认为，从江总书记发表、阐释、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话的过程看，用广东同志的话说，可以概括为：“三个代表”思想发端于高州，明确于广州，深化于上海，完善于2001年“七一”讲话。[9]黄宏则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问题：一是十三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全面性，这就决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是整体性的；二是13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开拓性、探索性和深刻性，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很强的创新品格；三是13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也是尊重群众创造，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果；四是13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很高的自觉性，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五是13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继承性和开放性，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充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10]李君如撰文分析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实践最重要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二是始终突出执政党建设这个重点。这二方面实践探索构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建党以来党和人民的历史实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据。江泽民开展的调查研究活动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主要途径。[11]许志功、胡子克认为：“‘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是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世界的和中国的实践经验的新的概括。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看，‘三个代表’思想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深刻反思的结果。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走过的光辉历程看，‘三个代表’思想是对我党80年来根本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党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实践看，‘三个代表’思想是过去十年实践、酝酿、探索的产物。”[1]陈锡喜认为：“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他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80年，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力图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以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实践的结果又存在诸多的教训，因此，不能简单的说：“中国共产党历来就是‘三个代表’。”[12]金宗文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改革开放实践的最新理论概括，并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它还要在指导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并根据新的实践不断增添新的内容。[13]武国友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积累13年来党在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现实经验，并把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加以凝炼和升华才最终形成的。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并由此上升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总结13年的基本经验，并根据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制定一系列新政策；最后经过对其加以提炼和凝结，直至升华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4]
3、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体系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认识和研究，理论界和学术界基本上是随着这一重要思想提出、展开和发展，逐步由浅入深的。2000年，学者主要是围绕着“三个代表”的三句话来进行研究的。（注：如戈耘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解放日报》2000年5月24日第11版）；杨耕的《党在新世纪的新的武装》（《新视野》2000年第5期）；沈宝祥的《深入理解“三个代表”的内涵》（《宁夏党校学报》2000年第6期）等。）以后又出现了很多关于“三个代表”三句话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文章。（注：如唐晓清、潘立魁、赵岩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科学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秦宣的《论“三个代表”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5期）等。）大多数学者都从党的建设的角度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了探讨。薛引娥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作了系统而又深刻的阐发，其内涵科学而又丰富。进一步揭示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本质内涵。进一步揭示了党的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的科学内涵。“三个代表”的思想，进一步揭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本质内涵。[15]进入2002年以后，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认识和研究更加深入了。《求是》杂志在这一年上半年发表了一组共4篇署名“秋石”的文章，其中一篇提出要从三个方面深入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即：从“三个代表”的时代意义上把握其科学内涵，从“三个代表”的本质要求上把握其科学内涵，从“三个代表”的辩证统一上把握其科学内涵。[16]万庆良从另一角度分析了“三个代表”的“三新”内涵，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建立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建立以先进文化为标志的新的意识形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建立人民群众拥护的新的执政目标。[17]
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开始从哲学基础和理论体系的深层和广度来研究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2001年底以后出现了一组研究这一思想的哲学理念的文章。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自始至终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念，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实践精神和创新精神。”[18]湖南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能动地反映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新变化，是其认识论基础；坚持实事求是，清醒观察并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是其社会观基础；坚持执政为民，始终以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是其群众史观基础。”[19]梁树发则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一般哲学基础；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的建设的辩证法；抓住“事物的根本”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的辩证发展观。[20]张静如、齐卫平从更高的层面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意义。他们认为，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最高和最新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理论所解决和回答的问题，是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关于个人和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准确地、精炼地概括了这三个方面，因而也就成为社会发展的指针和推动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三个方面概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21]
2003年出现了一批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问题的文章。曹劲松研究了这一重要思想理论体系建构的问题，并分析了它的建构的原则和方法、理论源泉和实践源泉、表达方式和逻辑思维构架。[22]夏兴有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其认识论基础；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是其核心内容；揭示“三大规律”构建了其完整的理论框架。[23]李恒瑞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现为三个层次的理论结构：它的精髓，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它的核心，主体内容，是关于“三大规律”的新认识、新论断、新观点；它的丰富内涵，还包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的一系列具体结论和方针政策。[24]张国祚、周振国等学者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的问题问。（注：张国祚：《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亟须回答的几个理论问题》（《理论前沿》2003年第12期）；周振国：《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及其体系结构》（《河北学刊》2003年第4期）。）冷溶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包括理论主题、基本内容、核心观点、精神实质四大要素。理论主题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容有两个大方面的问题，即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关于党的建设的问题；核心观点就是“三个代表”的三句话本身；精神实质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髓，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核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25]
胡锦涛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26]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体系作了最全面的概括。
4、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和理论特色
对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问题，理论界和学术界有一个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不过，在研究的起步阶段，有些学者就已经开始揭示这一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温乐群认为，归根到底，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巩固执政党地位最深厚的基础。他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构筑其执政地位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就是它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能够带领一个国家按照时代进步的潮流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其执政地位的最根本的保证。但是，这种先进性并不是天然就会实现的，它必须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通过实践去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在这个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将要面临着一系列考验。他把这些考验和挑战概括为两个方面、三个因素和四个层次。（注：温乐群：《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北京日报》2000年5月22日第1版）；《坚持“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前线》2001年第6期）。）有些学者从政治学的合法性角度来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胡伟认为，一定意义上说，“三个代表”的提出正是回答了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完善其“合法性”的关键问题。[27]尹德慈认为，“三个代表”思想从五个方面为执政党长期执政寻求了新的合法性基础，这一理论诠释向全党全社会重申了坚持党的领导的价值合理性。[28]有的学者明确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质是强调人民利益问题，如叶笃初就持这种观点。[29]孙宏典、李义凡认为，人民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逻辑起点。[30]李君如认为，“三个代表”思想的精神实质，是要在今天复杂的形势下永葆党的先进性。[31]石国亮、伍辉撰文专门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问题。他们针对很多文章认为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观点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样说并没有错，但有点简单，而且也没有说明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党的先进性的关系。他们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应包含永葆党的先进性和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两个方面，并指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辩证地统一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之中。[32]严昭柱则认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三个“坚持”，深刻地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33]
胡锦涛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说，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里的‘本’、‘源’、‘基’，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26]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特色等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研究。梅荣政认为，这一思想有五大特色，即：强烈的时代性，深刻的理论性，鲜明的阶级性，丰富的历史性，严密的整体性。[34]虞云耀认为这一思想具有统一性和实践性两大理论品格。[35]周发源认为，这一思想有三大理论品质，即：鲜明的时代性，明确的主体性，坚实的科学性。[36]
5、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学者们普遍地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二是这一重要思想对今后中国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雷云指出，所谓“历史地位”的含义有二：一是它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实质上是它与老祖宗的关系问题；二是它在党的全部思想和工作中的地位，实质是它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作用问题。[37]郑必坚认为“三个代表”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38]景天魁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史上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行动纲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庄重宣言。[39]李连仲、黄卫平、包心鉴、常光民、黄中平、袁忠信、刘显邦、杨树杰、田克勤、常超等学者也都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发展，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伟大纲领。（注：见李连仲：《21世纪党的建设总纲》（分别载《中国改革报》2000年6月14日第5版和《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15期）；黄卫平：《新世纪执政党建设的伟大纲领》（《特区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6期）；包心鉴：《“三个代表”：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方向》（《发展论坛》2000年第5期）；常光民：《“三个代表”是面向新世纪党的建设的纲领》（《福建日报》2000年6月3日第3版）；黄中平：《划时代的指导思想，跨世纪的行动指南》（《学习导报》2000年第5期）；袁忠信、刘显邦、杨树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历史性发展》（《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田克勤、常超：《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思想》（《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刑贲思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党的建设的新思路，是新时期坚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指针。王光华认为“三个代表”对党的先进性作了新概括。李忠杰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先锋队和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姚桓也认为，这一思想是对党的先进性理论的发展和创新。[40]随着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识的深化，学者经过研究，认为这一重要思想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的纲领，而且也是治国的伟大纲领。李忠杰认为，“三个代表”提出了建党治国的战略思路。[41]吴少荣认为，“三个代表”是党建理论的创新，也是执政治国的指南。[42]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认为，“三个代表”思想是新世纪立党治国的纲领，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了法德兼治的完整的新治国方略。[43]苗长发、孙业礼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治党治国的新方略。[44]陈雪薇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治党治国的根本指针。[45]学者们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进行了很多的充分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是中国共产党新世纪初的政治宣示。[46]包心鉴认为，“三个代表”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丰富和发展。[47]闫志民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48]在200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之际，很多学者，如龚育之、冷溶等纷纷发表文章，论述了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杨耕认为，“三个代表”思想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张雷声、郑吉伟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王顺生结合对胡锦涛“七一”讲话的学习，谈了他对“一脉相承”的“脉”字的理解，富有新意。曹玉蓉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陈章乐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对党的本质的科学揭示成为继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之后，党的又一重大理论突破和理论创新，从根本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境界。金晓钟、周忠安进一步指出，江泽民的共产党本质论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三大理论贡献。刘世文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足于唯物史观实践论的高度，对党的先进性的本质进行了新的概括，实现了党的本质、社会主义本质、人类社会本质三个本质的统一，回答了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如何始终保持先进性这一时代性难题。（注：见龚育之：《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百年潮》2002年第1期）；冷溶：《重温南方谈话，学习“七一”讲话》（《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杨耕：《“三个代表”思想：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前线》2002年第10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张雷声、郑吉伟：《江泽民“七一”讲话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王顺生：《全面把握“三个代表”的理论特征》（《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5期）；曹玉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3期）；陈章乐：《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与“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价值》（《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年第4期）；金晓钟、周忠安：《“三个代表”是对共产党本质论的科学定位》（《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9期）；刘世文；《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看“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意义》（《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郭记中：《“三个代表”与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攀登：哲社版》2002年第2期）。）郭记中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揭示，即解答了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区别；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最新实践标准；阐明了党长久保持执政地位的道义支持和法理依据；揭示了共产党的执政规律。[49]钟国兴认为，“三个代表”是新世纪思想解放的里程碑，并指出，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全党乃至全社会的一场观念的更新；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会带来实践上的进步；而每一次思想解放，也都必须通过制度的探索和建设来巩固。[50]有些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王续添认为，这一思想的提出和论证，使得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理论上有了“一个独立的东西”，即实现了政治理念全面系统的创新。[51]孙玉娟认为，“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跨越“历史周期率”的宏伟方略，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所谓“历史周期率”的郑重回答。[52]
胡锦涛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概括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成果，科学预测了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趋势，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和一整套发展战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紧紧把握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作出了科学判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审视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深刻分析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和矛盾的交互运动，提出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战略策略方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丰富的时代内容，确定了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26]
6、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落实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同时又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被贯彻落实的理论。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一思想的贯彻落实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王长江认为，落实“三个代表”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即：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关系；党的目标的主观设定与人民群众认可的关系；把“三个代表”作为原则要求与作为制度体现的关系；继承优良传统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党的建设实践与党的建设目标的关系。[53]高尚全论述了“三个代表”与制度创新的关系。”石仲泉对“三个代表”与体制创新、“三个代表”从理论创新走向实践创新的问题多次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是“三个代表”思想内含之意，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对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先进性具有决定意义。他认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从理论创新走向实践创新，十六大报告是这一思想从理论创新走向实践创新的转折点。他还就“两个先锋队”，“两个代表”还是“三个代表”的理解问题进就了独特的分析。（注：见石仲泉：《“三个代表”思想：深化改革、创新体制的不竭动力》（《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6期）；《党的指导思想发展历程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理论创新走向实践创新》（《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1期）；《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3期）；《党的指导思想发展的新篇章》（《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山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应切实解决好学懂、内化、践行和创新等四个重要问题。[55]张启华强调时代永远在前进，实践永远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远不会停顿，新情况、新问题永远都会有，所以，实践“三个代表”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56]董德刚则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对官僚主义四个大的方面并将其细化为十四个小点论述了如何用“三个代表”重要思贤指导行动的问题。[2]
胡锦涛指出：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全党同志一定要从这样的高度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牢固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一切工作中的指导地位，自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创造新的辉煌。[26]
三、研究的重要进展及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近四年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重要的进展，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点：一是研究成果数量逐年增多，2003年更是进入了高峰期。这与中共中央关于掀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新高潮的要求是一致的，研究工作紧密配合了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工作的重要特点；二是研究课题不断拓展，涉及到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从一开始主要是研究三句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意义，到研究它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理论体系、精神实质、历史地位、理论特色和贯彻落实等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使研究工作有了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三是研究过程中对这一重要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越来越深。比如，对他的政治意义的认识，就由原来的关于党的建设的纲领发展为是治党治国的伟大纲领。对其精神实质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四是研究机构的迅速建立，研究队伍的逐步扩大，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后劲较足，能够保持可持续的发展。
由于多种原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工作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研究领域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现象。有的领域研究得比较充分，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等问题；而有些领域则研究得不够，如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一重要思想与其它国家政党建设理论的比较问题，这一重要思想如何在实践中推动党和国家的改革和发展问题等。二是研究成果虽然数量很大，而且有着较高水平的论文和专著比较多，但是，也确实存在着一些质次的所谓研究成果，面面俱到、泛泛而谈、浅谈则止的东西不少。三是重复劳动现象大量的存在。我们在检索、浏览、研读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所谓研究成果是缺乏特色和新意的。在结构、内容、甚至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相互雷同的情况不少。四是学术规范的缺失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在研究工作中，有些学者不太注意消化和借鉴别的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写作论文和专著过程中，有些学者也不大引用别的学者的研究文献。有些学者习惯于从头说起。五是研究工作缺乏对现实生活和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理论研究与实际问题脱节的现象比较严重。活生生的现实在我们有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找不见踪影，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对这些问题应该予以重视。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只要认真总结经验，在原有的良好的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工作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执笔：薛广洲、胡安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