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政策要“撤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债论文,政策论文,撤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中央政府反周期的重要调控手段，国债政策必须反映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内在需要，并为这种内在需要服务。因此，衡量国债政策合理性的主要标准就是：国债政策是否能够根据宏观经济的变化，适时进行力度及方式的调整，使经济不至于偏离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太远。
经济增长的潜力是由生产率、资本形成和劳动投入三方面因素决定的。由于我国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之上，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能够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科教兴国及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我国的技术进步，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对国民经济产生着持续的推动力，因此，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仍然可以保持在较高水平之上。目前，对我国潜在增长率的判断存在多种结果，如世界银行、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认为应有9%以上，国家信息中心认为在8.5%左右，吴敬琏教授等人则认为在8%左右。我们认为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在8.5%是大致准确的。
1998年～2002年间，在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年均增速达到7.7%。但是，宏观经济并未形成显著而稳定的向上趋势。直到2003年，国民经济才开始呈现加速上升势头，1季度，GDP同比增长了9.9%，创1997年以来季度新高。尽管2季度受到SARS疫情的影响，经济增长出现一定的回落，但是，上半年GDP仍同比增长了8.2%。上半年，全社会投资增幅高达30%以上，预计全年固定资产将完成51000亿元，同比增长19%以上。投资的高速增长，加上消费与出口的较快增长，全年GDP可增长8.5%左右，并将达到潜在增长水平。
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整以后，2003年，我国经济终于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张期。本次扩张的特征是：以住宅、汽车、电子信息和旅游产品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全面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人口及就业向城市的转移带来消费与投资需求的巨大增长；新型工业化进程促进了资本向具有增长活力和比较优势的经济中心区域的集聚，有力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与吸引力；加入WTO后，我国作出的市场开放承诺使市场准入程度大幅度提高，拓宽了外商投资领域，促进了国外资本向我国的流入；我国民间投资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政府职能转变、审批制度改革及政策透明度提高，进一步提升民间投资者的信心。1998年以来的国债投资大幅度增加有效缓解了我国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为未来的投资与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
鉴于2003年只是新一轮经济扩张期的开始，2004年～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将继续回升，年均增长率很可能达到9%，因此，未来两至三年的经济增长必然达到甚至超过潜在增长水平。这意味着从反周期的角度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使命已基本完成。由于宏观政策通常存在一定的时滞，政策手段缺少必要的提前量常常会加剧经济的波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仍在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理应逐步淡出，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可以逐步减少。
实际上，2000年以来，我国国债投资政策的实施力度已在逐年减小。长期建设国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2000年达到最大的9.4%，2001年下降到7.9%，2002年进一步降到6.8%，2003年则只有5.9%；长期建设国债占国债总发行额的比重在2000年达到最大的32.2%，2001年下降到29.9%，2002年进一步降到26.4%，2003年则只有21.8%。以扩大国债投资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淡出不会影响业已形成的增长局面。1998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弥补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促进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并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国债政策的政策方向最终是要通过国债投资的扩张，引导、激活和启动民间投资，形成民间投资内生、持续的增长机制。
从各类所有制投资看，2003年上半年，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城乡集体、城乡个体投资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32.8%、34%和24.3%。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幅同比上升8.4个百分点，城乡集体和城乡个体投资增速也比上年同期大幅上涨。由于在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中，投资增长的主体是股份制及外商投资企业，因此，目前，各类非国有投资形式均已进入加速扩张时期。从资金来源看，2003年上半年，含有国债资金的国家预算内资金仅增长12.7%，占全部资金来源的比例同比下降了1.6个百分点，而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及自筹投资的增幅则均在40%以上，表明全社会投资资金供给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社会投资信赖国债资金的局面已经结束。
国债政策的主动“撤火”有利于抑制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地方政府的债务风检和商业银行的信贷膨胀。随着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通道，城市基础设施、房地产、冶金、有色等行业投资不断升温，商业银行及政策性银行对上述行业也普遍看好，愿意提供超大的无抵押授信额度。上述行业的投资高涨与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短期内出政绩密切相关。不少地方政府企图在短期内实现经济暴富，因而不顾财政与经济支付能力，打着经营城市、加快发展的旗号，通过各种方式大量举债进行投资与建设。地方政府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带动了与城建有关的房地产业及投资品行业的快速增长和投资扩张。应该说国债投资对超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8年～2001年间，在国债投资项目总投资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到1/4以上份额。因此，长期建设国债从相关领域的退出有利于防止这些行业的非理性扩张，防范商业银行出现新一轮的贷款坏账风险。
国债政策的主动“撤火”有利于防止可能出现的通胀压力。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到2003年6月底，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余额分别同比增长20.8%和20.2%，增速分别比上年同期高6.1和7.4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M2增长已处于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3年前6个月，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17810亿元，同比多增加9511亿元。据此预测，2003年新增贷款很有可能超过30000亿元大关，成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新增贷款最多，增速最高的年份之一。目前的贷款增长速度，已经打破多年来贷款增长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总水平变动之间的经济关系，这有可能积聚今后两年的通货膨胀压力。尽管我国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本维持在1%以上，但是，生产资料价格指标却呈现上升趋势，2月～4月各月的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均在5%以上。钢材、有色、煤炭等上游产品的价格大涨有可能传导到下游消费领域，形成对消费价格的上涨压力。国债投资政策的适时退出，能够引导商业银行减少对城市建设和房地产业的信贷规模，减少对生产资料及投资品的市场需求，防止可能出现的通胀压力。
鉴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以及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在要求，从2004年开始，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规模应逐年缩小，按照每年减少500亿元的速度，到2006年应完全取消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内部结构需进行较大程度的调整，大力削减行政事业性支出以及带有明显收益的基础性资本支出规模，加大中央向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以腾出更大的财政支出空间，满足扩张性国债政策淡出后对西部开发建设和农村教育卫生等公共支出不断扩大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