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井冈山时期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问题论文

浅议井冈山时期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问题论文

浅议井冈山时期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问题

陈乾坤*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8)

摘 要: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和湘赣边界地区军民与国民党反动势力浴血奋战,历经两年零四个月,开创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突出的问题,土客籍矛盾、“绿林”势力存在、部队成分复杂以及投机分子的涌入,都对纪律建设造成极大破坏,因此研究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对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井冈山时期;纪律建设;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严明党的纪律和政治规矩。而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所制定的党的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纪律建设的基本遵循。中国共产党具有与生俱来的严明纪律特色,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我们党与时俱进的必然举措。在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没有严明的纪律,就没有密切的党群关系,就不能有效组织军队开展武装割据,也就不能建立革命根据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研究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问题,不断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对加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同样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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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诸多问题

(一)土客籍矛盾对党的纪律建设的影响

井冈山斗争时期,无论是在湘赣边界党的建设中,还是在处理党群、军民的关系时,都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土客籍矛盾问题。这种矛盾并非党和军队来到井冈山才出现的新问题,而是长期存在的。在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山”后就已经察觉到了。“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1]关于土客籍矛盾,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常见问题,在根据地内的每一个县区都存在土客籍矛盾。按常理来说,这群志同道合的人一旦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就应该朝着共同的革命目标前进,这种矛盾是不可能也没必要牵扯到革命队伍里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问题,这种界限依然存在。”由于这种矛盾长期在井冈山存在,所以便有了“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反映了边界党中存在的矛盾。这种积怨之深并不以党存在与否以及革命与否而改变,更有甚者,党内一些同志受此影响,也在队伍中产生了不好的情绪。

对于湘赣边界长期存在的土客籍矛盾,既无法根除,又不能任其发展。毛泽东尝试了很多方法对此进行调和和解决。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下山之前,为避免土客籍矛盾激化,把袁文才和刘辉霄调离,这就是毛泽东在调和土客籍矛盾所做的工作。但是,当毛泽东率领军队下山后,这种矛盾随即凸显出来。而且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普通民众之中,甚至连袁文才和王佐也因为宛希先的被害而卷入这种矛盾之中,而随后的袁、王被错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这种矛盾的影响。随着土客籍矛盾的发展和加剧,土客籍矛盾成为边界党的建设的一大阻碍,给党的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影响的党的纪律建设,破坏了军民的团结,从而使军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二)“绿林”势力盘根错节,军队管理面临极大挑战

袁文才和王佐是长期盘踞在井冈山上的“绿林好汉”,但是这股绿林却不同于一般为非作歹的土匪,他们劫富济贫,在井冈山上拉起自己的队伍。毛泽东在“上山”之前就听闻井冈山上有自己的队伍和几十条枪,而且多次表达过自己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去当“山大王”的想法。谭震林同志回忆道:“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曾要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2]

为争取袁文才、王佐两位“绿林好汉”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毛泽东做了充足的准备。从大仓会见到慷慨赠枪,再到茅坪安家,袁文才被毛泽东的真心和诚意所打动,不仅赠送红军队伍一千块银元,还主动把红军队伍带到井冈山上,坦诚相待。随后袁文才又将王佐介绍给毛泽东,随着王佐部队的加入,井冈山上的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客观上讲,袁文才和王佐两支队伍和土匪有很大区别,袁、王的部队从不干打家劫舍的勾当,而且在大革命时期袁文才就加入了共产党,在袁文才的推荐和毛泽东的不断改造下,王佐也被吸收进党组织中来。袁、王的到来,推动了队伍的发展,夯实了党的基础。但是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自卫军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自由散漫成习,长期缺乏无产阶级的领导,虽没有土匪的坏习惯,但是多少也沾染了一些绿林习气,所以流寇思想出现。如果任由其发展,党内环境恐怕会乌烟瘴气,这两支队伍对党的建设所起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了。因此,前委确定了要和平、团结改造这两支农民自卫军的方针,对部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加以改造,增强了军队的纪律性。

(三)部队成分复杂,管理措施推行困难

秋收起义部队的另一部分是以农军和农民武装为主,这部分武装缺乏武器装备,且深受小农思想的影响,对革命的意义理解肤浅,绝大部分出于复仇的心态,所以在训练和战斗中情绪化较明显。在整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都重视农民的问题,他从实际出发,通过对边界的调查,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分的党。”但是中国传统的农民固守自然经济,千百年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实际情况是农民不愿意或者不积极主动地参加革命。贫困并不能作为农民参加革命的唯一理由,虽然参加革命的农民是出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但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义准则仍然是他们考虑的主要因素,比如革命会漂泊他乡、会流血牺牲,这些革命所面临的风险也常使他们迈不出革命的脚步。但是在军阀和地主豪绅的欺凌压榨下,一些地方的农民会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这也会动员大部分农民积极投身革命,这都是事实。但是也不能过高地估计农民军的积极性和战斗力。在党内甚至出现过这样一种心理:我们如果从分析现状,解剖实际生活着手,去指出他们的利害痛苦与解脱的方法途径,自然他们就同我们一路走了。这种想法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幼稚,但在当时却是真实存在的。正是由于有这种想法,湖南省委在组织了几次农民暴动不成功后,便明白动员农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秋收起义部队中也是如此,部队屡屡失利,农民心中的革命情绪越来越低落,对革命的前途充满怀疑,再加上有国民党旧军队士兵的煽动,在思想意志上也会发生动摇,这对党加强纪律建设增加了挑战。

仅从秋收起义部队的人员构成看,参加起义的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由此可见,“上山”之前军队的主体是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国民党军队征兵多是采用抓壮丁和用金钱收买游勇散兵,不仅战斗力弱,且不良习气颇多,当时即使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其在国民党军队中养成的不良习气。再加上受战斗失利影响,这部分士兵不仅思想混乱,而且出现士兵当逃兵的现象,这些势必会对党的纪律建设带来困难。

(1)针对原煤仓易堵塞、放仓量极不稳定的问题,在现有方仓锥斗内部四面布置空气炮,利用瞬时高压冲散堵塞原煤,达到原煤顺畅下料的目的。

(四)边界党组织扩大,投机分子涌入党内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也来到井冈山,两支队伍顺利会师,使中国革命的队伍不断壮大,成为红军中一支有影响力的队伍。随着两军的会师,队伍不断壮大,但是,1928年5月之后,在党组织的“大发展时期”,党的建设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党员的数量也迅速增长,“大约永新有两千,宁冈有千余,茶陵有千余,酃县有百余,遂川有两百余”,与此同时,许多投机分子混进党内,使党的纯洁性遭到破坏。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只考虑数量而忽视了官兵的质量,有的地方还采取“拉夫式”的方法发展党员。[3]所以就导致党内涌进了大量投机分子和从旧军队中起义过来的人,他们本来就对革命处观望态度,再加上一些国民党俘虏,使军队中人员的成分变得复杂,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涌现,对党的纪律建设带来麻烦。

二、结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把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在艰苦卓绝的两年零四个月中,党和军队遭受了艰苦的斗争,但仍十分重视党的纪律建设,这也是革命能一直坚持下去并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为新时代党和国家的纪律建设发展提供了经验,我们党历来是一个具有严明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干部更需要加强组织纪律观念,模范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经济纪律和群众纪律,自觉地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为打造新时代具有严明纪律的党努力奋斗。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根据新时代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使之得到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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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考 文 献 ]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第二版,1991.75.

[2]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M].1979.20.

[3]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简史[M].2007.78.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049-(2019)17-0094-02

*作者简介: 陈乾坤(1993-),男,河南永城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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