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必要性与建议_中日韩论文

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必要性与建议_中日韩论文

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必要性及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合作论文,中日韩论文,性及论文,建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6[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0 )10—0033—05

在如今这个世纪转换的重要时刻,在世界加速走向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历史关头,我们应该站在时代和世界的高度,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今天,谋划未来,开创具有战略意义的伟业。笔者认为,将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问题提上议程,并努力促其实现,就属于这种谋划和伟业之一。它对于促进三国经济的共同繁荣发展和相互政治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对带动亚洲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扭转亚洲在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落后状态,对增强亚洲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分量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都将发挥重要作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必要性

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既非笔者首创的大胆主张,更不是无的放矢的突发奇想。关于东北亚的区域合作问题,我们已经探讨了十余年,在中日韩学者之间已经举行了百余次国际性研讨会,提出过种种设想和方案,并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内达成和采取了一些经济技术合作的举措。但是,由于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情况复杂,时至今日还未能形成由各国中央政府之间签订协议的制度化的经济合作组织。近年来,特别是最近两年来,中日韩的学界、政界和商界提出了建设“东北亚共同体”或“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主张,而且其要求日益强烈和具体。

笔者认为,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虽然已经运作了十余年,但进展迟缓,成果甚微,已经不适应于本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形势,必须有所突破,加大前进步伐。东北亚地区是经济上互补性最强的地区,是世界经济中最富活力的地区,也是世界上总体经济实力最大的地区之一。由于它们没有通过一定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集体优势,不仅影响了它们潜力的发挥,也削弱了它们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东北亚地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在经济合作上一时难以整体推进,应该突出重点,以点带面,以点促面。中日韩三国是东北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和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也是彼此间经贸关系发展最快的国家,它们有着在经济合作上领先一步的条件和愿望,也有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合作的条件和能力。因此说,中日韩三国建设“经济合作体”势在必行。

首先,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和大趋势上看,经济全球化正在加速发展,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在日益加深,时空距离在日益缩短,各国都在适应和利用这个大趋势在毗邻国家之间建立各种各样的经济合作组织,签订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或建立关税同盟。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统计,世界上现有地区贸易协定194个,其中已经生效的有107个。(注:[日]山襄:《自由贸易协定和日本》,载《贸易和关税》,1999年8月号,第8页。)据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标的统计资料,在全世界GDP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有25 个已成为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协定或关税同盟的成员,没有染指的只有5个国家和地区,日中韩的GDP分别占世界GDP的第2位、第7位和第11位,中国台湾省占第19位、 中国香港特区占第28位(参见表1)。而香港已经回归祖国, 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实际没有与他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只有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亚太经合组织的二十多个成员中也只有中日韩三国未与其他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表1世界GDP前30位国家和地区及加盟的地区贸易协定

顺位 国名

GDP 占世界所加盟的主要

(亿美元) 比重(%) 地区贸易协定

1美国

73 41925.7 NAFTA

2日本

45 99716.1

3德国

23 532 8.2 EU

4法国

15 401 5.4 EU

5意大利 12 077 4.2 EU

6英国

11 458 4.0 EU

7中国8 154 2.9

8巴西7 489 2.6 南锥体共同市场

9西班牙 5 816 2.0 EU

10加拿大 5 793 2.0 NAFTA

11韩国4 848 1.7

12俄罗斯 4 406 1.5 CIS经济同盟(CIS为独联体)

13澳大利亚3 925 1.4 经济合作紧密化协定(CER)

14荷兰3 294 1.4 EU

15印度3 560 1.2 南亚特惠贸易协定(SAPTA)

16墨西哥 3 348 1.2 NAFTA

17阿根延 2 947 1.0 南锥体共同市场

18瑞士2 934 1.0 EFTA

19中国台湾2 723 1.0

20比利时 2 644 0.9 EU

21瑞典2 502 0.9 EU

22奥地利 2 261 0.8 EU

23印度尼西亚 2 258 0.8 AFTA

24泰国1 850 0.6 AFTA

25土耳其 1 815 0.6 对EU联合协定,对EFTA自由贸

易协定

26丹麦1 742 0.6 EU

27挪威1 578 0.6 EFTA

28中国香港1 548 0.5

29波兰1 345 0.5 中欧自由贸易协定(CEFTA)

30南非1 263 0.4 南部非洲开发共同体(SADC)

30国合计 262 55891.9

(参考)世界总计 285 837100.0

注:GDP为1996年的数字,世界总计为推测值。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1998》,世界银行出版;仅台湾地区的数字为当地统计。

其次,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地缘、人文和经贸关系来看,这三国并不是相距遥远的国家,而是相互毗邻的国家;并不是文化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国家,而是自古以来文化、传统就十分接近、彼此交融的国家;不是经贸关系疏远的国家,而是经贸关系十分密切和迅速增长的国家。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额在1990年时为512亿美元,到1995年增至1246 亿美元,5年间增加143.3%,平均每年增加19.5%,大大超过三国同期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1.4%的速度。中日之间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在友好合作的主旋律下,政治经济交往得到了空前发展。两国的贸易以年平均15%左右的高速度增长,从1972年的11 亿美元增加到目前超过600亿美元,27年间增长了55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第二大贸易对象国。日本对华投资虽然在1979年才开始起步,中间也曾有过停滞状态,但总的来说发展还是比较快的。1979年时日本对华投资额仅为0.14亿美元,截至1999年9月底,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合同金额为342.4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为244.3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成为第一对华投资大国。从我国利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情况来看,从1979年至1997年年底,累计利用金额为102.9亿美元,日本是向我国提供ODA最多的国家。至于中韩关系,两国1992 年8月建交,至今虽不到8年,但双边关系发生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迅猛发展。两国贸易额在建交前的1991年仅为44亿美元,但1997 年达到24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7%。韩国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据中国外经贸部统计,截至1999年9月,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已达12361个项目,协议金额159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为83.3亿美元。(注:金伯生:《不断发展的中韩经贸关系》,载《当代韩国》,1999年冬季号,第18页。)中国已成为韩国第二大投资对象国。至于日韩之间的经贸关系,则比中日、中韩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相互间都是名列前茅的贸易或投资对象国。 日韩之间的贸易额1985年为121亿美元,1995年上升到492.6亿美元,1996年为472.15亿美元。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减少到290.8亿美元。 (注:[日]朝仓弘教、松村敦子:《思考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形成》,载《贸易和关税》,1999年10月号,第78页。)像中日韩三国间在地缘、人文和经贸关系上有如此相近、如此密切、如此多方面的关系,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即使不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十分罕见的。它们为三国之间建设经济合作体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再次,从中日韩三国间的经济互补性来看,也存在加强经济合作的必要。在国际经济交往和合作中互利性最为重要,只有互利的合作才有生命力。而互补是互利的重要前提。中日韩三国经济的互补性,在以下三个方面十分明显:一是自然资源的互补。中国地大物博,农业资源和矿物资源十分丰富,广阔的中西部尚处于初开发阶段;相反,日本和韩国的自然资源短缺,能源和工业原料自给率很低,三国之间能够互补。二是劳动力资源的互补。中国有12.5亿人口,有大量富余的劳动力,劳动成本较低;而日本和韩国虽然人口密度较大,但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生产量和出口量很大,以及人口老龄化,深感劳动力资源不足,劳动成本高,三国之间能够互补。三是产业结构互补。日本是经济高度发达和现代化的国家,相对地说技术密集型产业发达;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对地说资本密集型产业发达;中国是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相对地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它们之间在产业和技术上有很大的优势互补性和传递性。可以说,像中日韩之间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既互有优势,又互有差距;既互有长处,又互有短处,从而有这样明显的互补,在世界各国之间也是少有的、难觅的。

最后,从中日韩三国的对外关系来看,也有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的必要。不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作为一个单个国家来说,它们在世界上可以说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都是GDP处于世界前11 位的国家。但是,由于它们没有通过一定的经济组织联结在一起,没有形成集体力量,它们以至整个亚洲的声音不仅不受欧美发达国家应有的重视,而且在经济上往往受到它们的损害和摆布。说到底,在亚洲还未形成能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相抗衡的力量。这种情况长此下去,对三国发展不利,对亚洲发展不利,对世界发展不利。如果中日韩三国形成经济合作体,这种情况就将迅速有所改变。从表1中可以看出, 北美自由贸易区三国占世界GDP总额的28.9%,欧盟占28.4%, 中日韩三国(包括中国香港特区和台湾省)则占22.2%。三者几乎处于旗鼓相当、并驾齐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中日韩合作体形成后,亚洲各国在走向经济合作上就有了示范的榜样,就有了凝聚的核心,必将有力地推进亚洲国家在更大范围的经济协调与合作。同时,在亚洲国家进一步加强和加深合作中,必将产生能与美元和欧元相抗衡的亚元。亚洲货币自主权和亚洲货币统一的实现,不仅能够大大增强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能够有力地摆脱美元的霸权地位,促进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和经济稳定增长。

需要克服的障碍

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体的建设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克服许多观念上、认识上的主观障碍和现实上的客观障碍。

首先,关于制度和体制不同的问题。

中日韩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体制上也有差别。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日韩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与此相适应,在财产所有制、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也有差别。过去,在中外理论界有一种很流行也很顽固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两者不可能共存,更谈不上合作。随着各国社会经济改革的深入,现实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这种看法已经过时,已经脱离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不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都是多元化的财产所有制结构,都允许和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也都有国有经济;都是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竞争机制是基础性的机制;都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外向型经济,都在努力与国际接轨,实行国际通行的规则。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共性远比它们之间的差别重要。而这些共性正是三国之间能够和需要加强经济协调和经济合作的基础。忽视它们之间在制度和体制上的差别是不对的,但是夸大它们的差别,轻视它们之间在经济制度和体制上的共同点,从而否定它们经济合作的可能,则更是不对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摆脱过时的冷战时期的思维,要淡化意识形态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笔者认为,只要真正树立起经济全球化的观念,中日韩三国之间在制度和体制上的差别,就不应成为建设经济合作体的障碍。

其次,关于经济合作制度化与结盟问题。

中日韩建设经济合作体是不是意味着三国之间结盟,是不是与不结盟的对外政策相抵触?这是一个国际上十分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亚洲有重大经济利益和军事存在的美国,对这个问题尤为敏感。美国历来反对出现将其排斥在外的亚洲国家经济合作组织。跟美国有特殊关系的日本,往往因此而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保持距离,生怕惹怒与其有军事同盟关系的美国。笔者认为,这仍然是冷战时期的陈腐的思维逻辑。应该十分明确,国与国之间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是基于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的经济利益的考虑,是以市场机制为动力的扩大国际分工和合理配置资源的经济行为,是以增强成员国的经济国际竞争力和福祉为目的,是与政治上和军事上结盟的动机目的和性质根本不同的,也是不相干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世人并未将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视为政治联盟和军事联盟。为什么亚洲形成中日韩经济合作体就违背不结盟原则呢?这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说不通的。如果美国反对和阻止这种合作体的建设,那只能暴露其在国际关系中推行“双重标准”的霸权行径,是别有用心的。

再次,关于建设经济合作体与历史遗留问题的关系问题。

在中日韩之间建设经济合作体,面临着如下几个历史遗留问题:一是日本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在君主专制主义政权和军国主义势力统治下,一直对其邻国中国和朝鲜实行军事侵略政策,连续进行多次侵略战争,给中朝两国造成了罄竹难书的灾难。这段历史虽因日本战败而结束了,但战后以来日本朝野有一些人并未能正确认识和对待这段历史,时常出现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史翻案的言论和行为。这不仅伤害了中韩人民的民族感情,也成为三国之间加强友好合作的障碍。二是三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领土、领海主权问题。如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即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归属问题,日韩之间关于日本所谓“竹岛”(韩国称“独岛”)的归属问题,以及中日和中韩之间关于领海线或所谓200海里所属经济区问题等。这些领土、领海归属和争执, 也是三国之间加强友好合作的障碍。三是日美政治军事同盟问题。美国虽不是亚洲国家,但它作为超级大国和“世界宪兵”,始终直接或间接插手亚洲事务,并以日本作为它推行东亚战略的伙伴,同日本签订共同防务协定。近些年来,美国不仅充当日本的“核保护伞”,还力图将自己在东亚的一部分军事战略任务分给日本承担,敦促日本扩大国防费用,增强对周边地区的反应能力。在这个美日政治军事同盟中,渗透着“防止中国威胁”、“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这些历史遗留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须加以解决的。但是,是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再来谈论中日韩建设经济合作体的问题,还是优先考虑和解决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问题?笔者认为,从现实出发和从长远利益考虑,应该本着政经分离的原则,优先加强三国在经贸上的合作,建设三国经济合作体。通过经济技术上的互动和互利,增强政治上的共识和互信,创造和开辟国际协商和协调的渠道,逐渐化解彼此间的猜疑和分歧,为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创造条件;而共识和互信的加深,又会进一步促进和深化彼此间的经济合作,形成良性互动和循环,最终使三国成为经济上共荣、政治上团结的伙伴,为世世代代友好和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关于建设三国经济合作体与东亚其他国家关系的问题。

在东北亚地区除了中日韩三国之外,还存在朝鲜、蒙古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而且,作为东亚地区还包括现在的东盟10国。笔者认为,在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大趋势的推动下,东亚地区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技术的交往与合作必然不断加强和加深,而且必将日益规范化和组织化,以至出现囊括整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体。但这是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正如欧洲的经济合作经历了由欧洲煤钢联营到欧共体,再到欧盟一样,东亚经济合作体也将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因此,应将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和已经形成的东盟自由贸易区都视为东亚走向全面经济联合的一个步骤。它们都不是封闭性和排他性的,而是开放性的。鉴于东北亚地区政治现实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严重性,鉴于中日韩三国现有经贸关系的密切性和在本地区地位的重要性,先由这三个国家组成经济合作体,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应该和能够被尚未进入这个合作体的国家所理解和支持的。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不会削弱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而且将因其所必然带来的“贸易创造”和“经济创新”效应,而要求扩展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领域。

几点想法和建议

首先,关于三国合作的起步问题。事实上,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合作,在企业层面上早已开始,并在不断发展壮大。在相关地区层面上的经济合作也有了一定进展,如经地方政府出面协调和安排,在三国沿海城市,如我国的大连、青岛、烟台、上海、珲春,日本的新泻,韩国的仁川,都达成了一定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我国一些城市还建设了日本或韩国的工业园区。所以,现在讲的起步问题,是指在上述两个层面的基础上,中日韩三国中央政府经商谈达成协议,建设三国经济合作体,设立政府间常设机构,规划、推进和监督协议的实施。这不仅可使三国的民间企业、地方政府层面的合作活动纳入到经济合作体协议的框架之内,进一步调动它们合作的积极性,而且将大大充实、提高合作的内容,将三国的合作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其次,关于合作的形式问题。从理论上说,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组织,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划分为六个阶梯或六种形式:即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经济一体化。而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国际经济合作组织,都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来签订自己的合作协议和条约,没有受理论上的约束。笔者认为,中日韩三国建设经济合作体,也将根据三国的实际条件和客观需要来决定合作的方式和内容,并将根据合作范围和合作深度的进展调整和充实合作协议。笔者取“经济合作体”这个带有中性的名字,而没有用“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的名字,就是为了使合作的内容更具有灵活性和弹性,以求涵盖任何一种合作方式和合作领域。

再次,关于合作的领域问题。中日韩三国从总体经济技术发达的程度上来说,日本处于首位,韩国次之,中国居末。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产业和所有经济技术领域都是如此。这在中日之间的贸易构成上就可以看出,在中国对日本出口商品中,1985年初级产品占73.8%、工业产品仅占26.2%,而1997年初级产品减少到22.5%、 工业产品增加到77.5%,其中机械设备由1985年的0.2%增加到1997年的22.9%。(注:中国海关总署:《中国海关统计年鉴》,1985年、1997年版。转引自[日]中野宏:《日中贸易的发展和比较优势结构》,载《世界经济评论》,2000年1月号,第66页《表1:日中间的贸易》,第64~74页。)由于三国在经济技术发展上都有后发性、引进性和赶超性的特点,因而在某些产业和技术发展上具有一定跳跃性和超越性。由此而决定了三国又各有所长,能够和需要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同时,三国之间现有的合作方式和合作领域已经相当广泛,已为三国的经济技术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笔者认为,在贸易、金融、投资合作上,在地区、资源、科技开发上,在信息、教育、人才培养交流上,三国之间都有着共同的需要和巨大的潜力。在这些方面通过政府间的协商和协调,制定三国的合作计划和签订合作协议,使各个领域的合作规范化、制度化,必将使三国的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也必将有力地促进三国经济乃至整个东北亚、东亚经济的共同繁荣。

最后应该指出,现在正是中日韩三国商谈和建设经济合作体的最好时机。就日本来说,它在经历了近十年的经济低迷、衰退之后,现在虽已出现了转机的迹象,但仍处于前途难卜的状态,如何打破这种局面成为朝野最为头痛的难题。日本有识之士都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加工贸易国,只靠扩大内需来摆脱困境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扩大国外市场和国际分工,从对外经济合作中寻找出路,为此特别希望加强与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合作。1997年末,韩国遭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经过艰苦的努力刚刚走出困境,迫切希望扩大对外经济合作,特别对加强与日中两国的合作寄予厚望。至于中国,也是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把西部开发提到了历史日程,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的广阔市场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更希望加强与日韩两国的合作开发。这就是说,目前中日韩三国都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和转折关头,都有相互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强烈愿望。我们应该珍惜和抓住这个时机,将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提到日程上来,并尽快促其实现。

收稿日期:200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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