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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图书的涨价时刻没有停止过，只是由于它是非生活必需品而未引起广泛关注，读书人偶有“买不起书了”的感叹散见于文论中，别人也只当是“文人牢骚”而已。但书价的的确确在涨。
1992年之前，一般图书一个印张定价是0.38元，现已达到1.50元，上升三四倍。商务印书馆的《新华字典》已由1元涨至4元。《现代汉语词典》10年前的定价是5.40元，随后依次经过6.80元、9元多、14元多、16元多、18元多、21元多，至今已是28元了，据悉下一次印刷将会涨至32元。《辞海》缩印本已由最初的22.20元涨至138元。
国家计委提供的1994年价格指数资料证明：书报刊的物价指数较1993年上升了34%左右。在全国14大类商品中，增幅仅次于位居榜首的食品。预计今年图书价格还将继续上涨。
一、涨价的后果
今年2月，新华书店总店所办的《中国图书商报》（479期）与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系组织了一次读书调查，其中23.1%的人表示已“无法接受”太高的书价，28.6%的人表示对自己喜爱的书只好“忍痛割爱”。
但那些大中小学生不能“割爱”，因为图书的涨价也包括课本。于是，有关部门对学生辍学现象进行调查时发现，除种种名目繁多的乱收费外，课本及教辅读物的涨价也是原因之一。
涨价的另一个受害者是以购书、藏书为职能的各类图书馆。由于经费的增幅比不过书价的升幅，各馆只得靠削减书刊入藏品种以维持平衡。全国出版社年出书9万余种，作为省级馆宜入藏4万种，而山西省图书馆去年仅购置了8千余种。成都市图书馆80年代末年购书7.9万册，至去年已降至5千余册，比当年减少了150%。新书品种的锐减直接影响了其借阅率。一个很典型的事例是贵州民族学院图书馆，1992年以来，三年没买一本新书。据馆长杨启孝介绍，按规定，高校图书馆每年购书应达到在校生人均6本，以该院计划内学生2500名计，应购新书15000本，但书价涨而经费不足，只能“砍书保刊”，即便如此，也已欠债几万元。现在该馆每天借阅者不足200人次。
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布，1990年全国人均购书支出为4元，1991年为7元，1992年为8.13元，之后的数字尚未见到，但肯定是增长的。这8元或十几元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只能购得一至两本普普通通的书。1994年我国共出版图书62亿册，也就是说将至少有十几亿册的书要成为库存。
杭州的《钱江晚报》也作过一次调查，说近年来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有78%的人很长时间不买书了，半年没有买书者占16%，只有17.1%的人还来书店，但购书额则不超过15元，远远低于其他消费。这般涨价无疑也限制了图书的正常零售。
销售的下降带来的是征订的萎缩。近几年，每种新书全国平均订数不足两千册，单页订单回收率则不足5%。据新闻出版署发布，1993年图书出版总印数较之前一年下降了6.3%。如此等等，便造成了诸多新书不能开机付梓的结局。
为了促销，有些出版社从挂历销售中的“高定价、大折扣”行为中得到启示，将其也运用到了图书出版上来。出版者在征订当中以给回折的形式争取订数，而这又造成了图书市场的无序竞争，致使出版者的功夫自出版质量移至送贿回扣上来，但高定价的最终转嫁处是读者。回扣现象使书店业务部门在进货时，将书的适销对路放到了次要位置，造成了其库存的直线上升，使这些店叫苦不迭。
从全国新华书店的统计看，其每年的图书销售码洋虽呈缓升趋势，而销售册数却在下降。遍及全国的各类书市中，最具吸引力的是“特价书市”。许多读者每每翘首企盼这样的书市，为的是所需图书在书店库里存放几年后再推至书市上。另据报道：天津、成都现各有旧书摊300余处，生意好的摊子一晚可售出近百元。
二、涨价的原因
国家原本对出版社的利润控制是要其不超过10%，但1994年年初，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除党报刊、大中小学教材及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定价仍由国家控制外，一般图书的价格已全部放开。如此，那个10%的限制就不存在了。之后，各出版社便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定起了价，而无需任何部门的审定核实。
新书的征订数量减少了，若要开印并不至赔本，出版社便需以增加定价来弥补亏空。有些出版单位还将众多职工的医疗费、取暖费、水电费，以及临时工工资、场地租赁费、图书报废损失费、国家13%的税收费等等也打入了图书成本。这般，书价能不涨吗？
但出版社也有其苦衷。机构庞大，编辑以外的众多人员需养活，一些明知赔本的书，由于种种原因也得出，亏损谁来填，自然要由书价来补。
除此之外，纸价、印刷费、稿酬增长则是图书涨价的外部因素。
新闻纸去年每吨3800元，今年调到5100元，上调35%；胶版纸去年每吨4700元，今年调至6600元，上调41%；铜版纸去年每吨9200元，今年达12160元，上调35%。去年印刷厂与出版社签订的印刷合同，均因纸价的上调纷纷修订。
纸价上升了，但大多数造纸厂却还在亏损经营，原因是纸价的上扬赶不上原材料的上涨。1993年，一吨木浆不足3000元，现已涨至8000元。稻草等原料的价格也在不停地涨。
纸张费用大约占图书成本的60%，纸价的变化对图书定价的影响可想而知。
另外，印刷装订工价也平均上调了30%，油墨等的价格也没少涨。目前印刷业为买方市场，星布的小型印刷厂因工活不足，所以常常低价承揽。而这些印厂因设备、技术方面的原因，产品质量普遍不高，污印错排，缺页倒装问题相当严重。印装过程中偷换质次的纸张、油墨是其常见的牟利手段。
稿酬的增加也使图书的直接成本加大。1991年，国家版权局颁发了《关于出版文字作品付酬标准的规定》，规定指出：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性稿酬额度标准各地可参照办理，不作为硬性的指令性规定；出版社和著作人有权选用版税制方式付酬；合同另有约定的，也可按合同支付。至此，我国延用了40年的旧的稿酬制度宣告走向市场。为抢到名作家的稿子，或者说可以畅销的书稿，出版社与书商争相竞购，动辄十万、二十万元。据悉，贾平凹的《废都》是千字100元，同时还有印数稿酬，这个数字大约是10年前同样篇幅小说稿费的十几倍。
三、寻找出路
全国大多数地区图书销售在萎缩的同时，深圳市却是个例外，其年销售以两位数的速度递增。笔者认为，来自各地的图书实行的是全国平均成本计价，它又是印于版权页的统一定价，元法随行就市，而面对深圳的特区消费，着实不能算高。港台及海外读者认为我国图书定价仍很低的原因，大概也出于此因吧。
为此，1994年12月，深圳市新华书店向市物价局申请，在该店实行提价售书。建议除课本外，凡在该店零售的图书，均在原书定价基础上上浮10%至15%销售，以改变其长期补贴销售之困境。
对于提价售书，该店汪顺安总经理解释说，从1992年至1994年，因深圳市各项费用普遍高于内地，致使该店的图书发行一直靠补贴维持。1994年该店图书销售近亿元，共补贴179万元，长此以往，图书发行越多，补贴也越高。
虽说至今深圳市物价部门尚未批准新华书店的那份申请，但这一思路的公诸于众，带来的要求图书价格改革的呼声却越来越大了。
支持提价者认为，提价售书仅仅是图书流通环节中的一种市场调节行为，使原来由出版社独家垄断的图书市场调控手段，变成了出版社与书店共同通过价格对市场进行调控。这就如同市场上通行的“降价售书”一样，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对于要求开放图书价格的议论，更多的人持反对意见。认为图书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定价只能按成本、发行费用和微利来折算。由于该金额很难认定，必须全国统一定价。所谓放开书价，实际意味上浮，结果会带来很多害处。首先，书价放开后，营业员自定书价，会导致财务上的混乱。其次，自行定价必将带来竞相杀价，国家经济遭损失。第三，会削弱农村图书发行。第四，会带来销售的滑坡，使书店缺乏资金储备图书。
过去，图书出版界嘴边的提法是──“编、印、发”一条龙，即编辑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印刷，发行则是最后要考虑的事。与其它商品类似，图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也是“卖方市场”，只要能生产出来，便能销售得了。一本书出版，订单一发，初版开印10万、20万册不足为奇。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各类出版社已超过500家，图书的出版品种、数量均已近饱和，所以行内人士认为，出版业若要按正常规律发展，其编、印、发的提法应倒过来（即：“发、印、编”）了。因为现在一本书能否出版上市，已不再取决于编辑人员，而要看它是否有订数。具体的改革首先应自利润分配调整做起。
在一本书的码洋中，过去出版社、印刷厂、书店大致是“三分天下”。而一些出版大国，其状况却与我国不同，发行所占的折扣率为60%左右，印度等出版水平与我国相似者，其折扣率也在50%上下。以加大折扣的形式加强对发行环节的投入，于批货商则有了备货的能力，于零售店则消除了其怕滞销积压的心理。发行上去了，征订数也就有了保证，数字大了，分摊到每本书中的成本便相对少了，至少，出版者不会以自身的原因再予提价。
避免图书销售萎缩还在于发行体制的改革，为此专家们又下了两剂药方：一、通过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乃至财政补贴的方法，使图书销售店与一般商业相比，风险小、利不薄。二、改革购销方式，通过代理制、寄销制经营增加其活力。
就如何制止目前正在飞涨的书价，也有人建议采取国家限价的应急措施。去年，新闻出版署为规范挂历市场，于10月间专门下文，对其实行最高限价。目前的图书出版有走挂历市场“高定价、大折扣”老路的迹象。举一反三，对图书定价也应及早强迫限量。在我国法律尚无有关图书定价原则规定的情况下，实行政府行为是必要的。
深圳现象的另一启示是，可分档次出版多种价格的书籍。国外在推出一种新书时，往往是精装本、简装本、缩写本并行上市，为的就是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要求。以前，我国曾出版过农村版、中华活页文选等廉价书籍，很受欢迎。岳麓书社几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小字本”，其形式是六号字密排版，定价只相当于标准版的三分之二。
我国的图书是从1956年起实行全国统一定价的，以后曾作过几次调整。1958年和1973年，由于受“左”的经济政策的影响，违背商品的价值规律，大幅度下调了书价。80年代初，外国人士到我国考察时曾感慨中国的图书与火柴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但这种状态也是极不正常的。它扼制了出版业的按规律发展，带来的是社会性的“书荒”。一方面出版的品种极少，买书难；另一方面由于定价过低，销售者因其微利而不愿或放弃经营。而涨价过频过猛的结果同样会有“书荒”的出现，一方面图书的品种、数量虽有保障，但读者买不起，望书兴叹；另一方面销售者也因无人买书而出现亏损。保持图书定价的适度性、比例性有利于出版业的正常运行。
图书价格短时间内要降下来看来是办不到的，它有待于出版业的规范发展，有待于整个国家对通货膨胀的抑制。图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其价格问题已不再是出版界一家的事情，它牵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干系着民族文化、社会文明的发展。控制书价的不合理增长当利在现在，功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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