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审计师聘任权安排：机理与改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上市公司论文,审计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市公司审计的“老三案”(“深圳原野”、“北京长城机电”、“海南中水国际”)、“新三案”(“琼民源”、“红光实业”、“东方锅炉”)以及近年来的“郑百文”、“银广厦”、“亿安科技”等事件显示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审计质量的确令人担忧。审计质量具体表现为审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的过程中发现错误(职业能力)和报告错误(独立性)的联合概率[1，2]，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审计质量的主要问题是因审计师缺乏独立性而未将发现的财务与会计错弊披露出来[3]。独立性作为审计师的灵魂、基石和价值核心，事关审计意见对于投资者、债权人、审计客户和政府机构的价值[4]。现行审计师聘任制度是造成审计师丧失独立性的重要制度原因[5]。审计师聘任制度作为独立审计合约缔结的游戏规则，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选择合格的审计师，最终目的是要以最低的交易成本来保证审计质量，关键在审计师聘任权的合理安排，以下拟探讨审计委托人资格安排的内在机理，提出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现行审计师聘任制度的基本对策。
一、审计师聘任权：股东的基本权力之一
独立审计是基于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产生、维系和发展而实施的一种经济监督和鉴证，它通过对企业管理当局自我认定、自我计量、自我编制的受托责任报告的重认定、重评定、重判定[6]来达到监督企业契约的缔结与执行进而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2，7，8]，是对企业利益相关者产权的保护[9]，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缔结的市场合约中，对防止经营者偷懒、滥用(虐待)非人力资本，以及在会计报表中说谎等方面担负着不可或缺的“经济警察”的职责。同时，经营者为预防委托人“滥用”委托权损害其利益(埃里克·奥茨，2001)(如所有者随意撤换合格但不合意的经营者)和解脱受托责任，也需要审计师来对他的经营能力做出公正评价[10]，此时，“对有关会计记录进行审计不仅有利于他(受托者)服务的利害关系者，对(他)本人同样有利”[11]、“对审计的需求已不是财产所有者的单方要求，而是财产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共同要求”。因而，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所有者，理论上都有可能成为审计师的聘请人(审计委托人)。但通常意义上审计师的聘请人是企业的所有者。
显然，如果审计师能真正做到独立、客观和公正，那么，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所有者充当审计委托人，享有审计师聘任权和服务定价权都不会对审计质量、会计报表的公允性构成伤害[12]。但是，现实中的审计师是理性有限的经济人，在法律风险较低的环境中，审计师的经济理性往往会凌驾于道德理性之上[13]，容易向审计委托人(客户管理当局)妥协，甚至合谋，从而使得审计师聘任权成为一种可以给审计委托人带来超额收益的“租”，审计委托人可以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来“俘获”审计师，使审计师对财务会计报告说“是”或“否”，谋取会计信息租金。通常审计师聘任权租值的大小直接与审计委托人品德优劣、审计师独立性高低、管制机构监管力度强弱等相关。但是，鉴于审计师聘任权争夺导致的“租值消散”，经营者与所有者在缔结企业合约时会在合约中明确规定或求助于国家法律来界定审计师聘任权的归属。基于以下理由，通常不将审计师聘任权安排给企业经营者(人力资本所有者)，而是安排给企业的财务资本所有者。
1.在缔结企业契约过程中，财务资本比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信号优势和谈判能力，有获取审计师聘任权的优势；人力资本所有者必须与财务资本所有者合作，才能参与市场交易，实现自身价值，往往会同意将审计师聘任权分割给财务资本所有者①。
2.拥有审计师聘任权是财务资本所有者保护自有产权的基本需要。市场中的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14]，财务资本所有者以其投入的财务资本承担着企业的最终风险，并因此获得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和剩余收益索取权。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企业的壮大越来越依赖于有创新能力的经营者的创新劳动，财务资本所有者既要鼓励经营者积极运用其创新能力，又要防止其滥用创新能力。一方面，要使经营者拥有一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另一方面，又要保留包括审计师聘任权在内的最终控制权。
3.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进一步强化了财务资本所有者拥有审计师聘任权的市场价值。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使经营者主持日常生产经营、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这种信息优势为经营者试图通过偷懒和说谎来谋取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动机变成现实提供了便利，所有者常常处在信息劣势地位，为尽可能地防止经营者的损人行为，有效的办法是聘佣独立的审计师定期地鉴证经营者提供的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公允性和一致性，并将聘佣审计师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在一个公司重要决策和重大决策问题上，如果既不出现“一股独大”，也不发生比较严重的中小股东“搭便车”现象，那么，股东大会的决策在几乎所有重要方面都能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此时，将审计师聘任权安排给股东大会是能通过被聘审计师的独立审计活动来保护全体股东的重要利益的。
二、审计师聘任权股东大会安排模式：一个悖论
依照股份经济的基本精神，股东大会决议是保护股东产权的代名词，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是，股东大会决议是多数股东同意的结果，保护了多数股东利益也就基本上保护了其他股东的利益，这是“多数同意”决策机制在股份制企业重要问题决定上大行其道的基本依据。从理论上讲，上市公司审计师聘任应该可以安排给股东大会，然而，现实中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与经营者构成，使审计师聘任的股东大会安排模式只保护了控股股东的利益，甚至庇护了董事会人员和经理人员的不当利益。形成这一悖论的重要原因是：
1.控股股东可以利用股东大会决议的“多数同意”机制损人利己。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利用股东大会决议将上市公司变成自己的“取款机”、不良资产的接受者的情况不胜枚举，控股股东为了防止自己丑行的败露，自然不会选择找自己“麻烦”的审计师审计其财务会计报告，审计师很容易成为控股股东的傀儡。
2.审计市场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真正需求者，为控股股东聘任合意但未必合格的审计师提供了便利。(1)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董事会和经理人掌握着实际的审计师聘任权。表面上独立审计的对象是会计资料，实质上却是管理当局的经营决策与经营活动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理性的管理当局倾向于聘任合意而不一定是合格的审计师；(2)我国IPO市场的独立审计不是上市公司的自愿需求[15]，而是政府强制的产物，其股票发行价也不因审计师质量不同而不同；(3)当今股票市场总体上依然是一个“寻租场”，投机色彩浓厚，股票购买者主要关注的是上市公司的“炒作题材”而不是经营绩效，审计意见的市场意义非常微弱；(4)地方政府为谋求政绩，倾向于运用手中的权力给审计师施压，帮助所在地企业获取上市资格、配股资格或不被戴上“ST”、“PT”的帽子，此时，采取“配合”措施的审计师最受欢迎。
3.企业所有权具有状态依存(state-contingent)的性质，只有在持续经营，即当“x＞=ω+r+л”(其中，x为企业总收入，在0到最大收入X之间分布；ω为合同工给付；r是对债权人的利息支付；л为企业净利润)时，独立审计才符合“两权分离”的市场选择。此时，经理人成为企业所有权的实际拥有者可能被神化，国有股或法人股的“一股独大”使得经营者由被审计人变为审计委托人，实质性决定着审计师的聘用与否、收费高低等，此时的审计师对上市公司管理当局的谈判能力很弱[16]，其独立性会受到损害[17]。
4.在国有股“一股独大”、审计失败赔偿并没有威慑力、审计师信誉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股东大会安排模式不仅使中小股东受害，而且还容易导致较严重的“操纵控股股东”现象。所谓“操纵控股股东”，就是在股东大会安排模式下，在审计师聘任问题上，董事会“说了算”，董事会也可能操纵控股股东。(1)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条允许董事会成员可以兼任经理，实践中多数董事会成员常常是经理人，审计师要审计的表面上是经理人的经营行为与结果，实际上是公司董事的经营与决策行为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这样，董事会当然不会向股东大会推荐那些独立性强、不与自己合谋的审计师来审计自己。(2)股东大会常常时间有限，信息有限，要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很多，很少有时间、精力、能力来仔细地研究审计师的独立性与专业胜任能力，对聘任审计师的表决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3)股东为了鼓励董事、经理人有自我监督的积极性，常常把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对应起来，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对应需要以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既是公司董事又是公司经理的人，更有动力去左右审计师发表利己性的审计意见。
三、审计师聘任权安排改进：安排给非控股股东
面对上市公司审计师聘任权股东大会安排模式存在的悖论，改进它已势在必行。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将这种权力安排给政府管理部门，如安排给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它们是独立审计服务的最大需求者[18]，控制着企业经营者的人选，不仅代表着上市公司的现有利益相关者，也代表着上市公司潜在的利益相关者[19]。或者安排给证券管理机构(如证监会、证券交易所)(黄世忠，2001)，它们管理着我国最大、也最重要的审计市场需求。然而，无论安排给谁，这都隐含着这样三个前提：政府是无所不知的(omniscience)、是父爱主义的、仁慈的(benevolent)；是言而有信的(pre-commitment)。
事实证明，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假设并不成立[20]。首先，在审计师聘任问题上，聘任谁与不聘任谁，总需要一些审计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政府官员来决定，在此，政府官员并不是无所不知的。其次，政府部门拥有的审计师聘任权是在供给上没有弹性的、可以为被聘审计师带来超额利润的稀缺资源，自利的审计师可以通过行贿、游说等方式“捕俘”该政府部门的官员，获取租金。同时，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也是理性有限的经济人，可能“设租”(rent creation)。为减少寻租和设租，必须增强对拥有审计师聘任权部门的监督，必然会发生一部分额外的监督成本，而且这样的监督未必总是有益的，因为拥有审计师聘任权的部门及其监督者，并不能在高质量的监督中获取明显的利益，他们未必总是非常关心被聘审计师的质量。最后，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守护神，要权衡的问题非常多，其行为目标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在审计师聘任问题上，很难言必行，行必果，如当国有企业改制上市是政府当时的核心任务时，聘任特别坚持审计原则的审计师来审计这些企业的上市材料，审计结果可能会与其聘请审计师的初衷背道而驰。此时，政府部门或者制订一些可以降低入市门槛的制度，或者在审计质量上退而求其次，从维护政府部门利益的角度看，后者是一种较好的选择。但是所有这些做法都不可取，因为久而久之，上市公司的质量与独立审计的质量必将成为证券市场的重大“祸根”，政府部门又不得不“变换脸面”，整治这些质量问题。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很难分辨它是“朝令夕改”还是“与时俱进”，是“怂恿造假”还是“高瞻远瞩”。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在上市公司成立审计委员会，并把审计师聘任权安排给审计委员会，尤其要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然而，现实中的审计委员会是董事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参与董事会的有关决策工作，力量单薄的独立董事其实很难独立，也并不独立，其核心力量依然是控股股东的代表，甚至是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代言人。所以，把审计师聘任权安排给审计委员会，与把聘任权安排给股东大会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同样不能在权力上制衡股东大会中的控股股东、较好地保护非控股股东的产权。
总而言之，股东大会安排模式、审计委员会安排模式和政府部门安排模式，都没有解决好决策权与决策效果审查权的制衡问题。在股东大会安排模式和审计委员会安排模式下，公司的经营决策实际上由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集团决定，审查公司决策及运营的有效性的审计师也是由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集团决定的，这相当于自己雇佣人来审查自己，不难推测这种审查的可信度。政府部门安排模式有效性的三个前提并不成立，同时，也与政府机构选聘国有企业经理人模式没有本质性差异，政府机构在选聘经理人问题上失败的根源在于，选择经理人的政府官员对选聘后果并不承担责任[20]。
所以，在上市公司审计师聘任权安排问题上应该注重权力制衡，并依照“申请—推荐—决策”机制决定被聘审计师。在审计师聘任权安排上贯彻权力制衡思想就是要使有权决定审计师聘任的人具有如下两个特征：一是其利益与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的好坏密切相关，即可以依法分享公司的净收益、承担公司的净损失；二是不拥有公司重要经营决策、财务决策的决定权。第一个特征要求审计师的选聘者是公司的股东，不是股东就不会从根本上关注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与效果。第二个特征要求审计师的选聘者不是持有公司50％以上的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也不是对公司的重要经营决策和财务决策有重要影响的股东(如有能力联合其他股东而掌握公司50％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东，或者按有关章程或协议的规定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决策、财务决策的股东，或者有权任免董事会多数人员或获得多数表决票的股东等)，也就是说，审计师的选聘者必须是公司的非控股股东。这样，在上市公司决策权分配上，控股股东拥有公司重要经营决策与财务决策的控制权，非控股股东拥有聘任审计师审查这些经营决策和财务决策的合理性、特别是审查董事会和经理人执行股东大会决议行为与效果的权力，在股东内部较好地解决了权力制衡问题，在这一安排下，决策者将不敢乱决策，审计师选聘者也不会随意选聘审计师。
显然，这一非控股股东安排模式是对现有的股东大会安排模式的改进，秉承了股东大会安排模式的聘任审计师的权力归股东所有的基本法则，同时，又符合“两权分离”情况下的“公平”(权力制衡)与效率原则。但必须注意，非控股股东安排模式要正常运作还需要依赖如下两个基本条件：(1)非控股股东会积极地参加对审计师聘任的表决，但这种表决不一定要现场表决，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如信函表决，网上表决，委托表决等，应采用“多数同意”机制；(2)为弥补非控股股东在审计师选聘知识上的不足，应该让有会计、审计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发挥善意的推荐作用，但最终的决定权在非控股股东不在独立董事[19]。
图1 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师聘任制度安排示意图
注释：
①这里隐含的结论之一是，随着企业的持续经营和受托责任的延续，人力资本的信号功能将逐步由弱变强，人力资本的谈判实力和谈判技巧也会增强与成熟(杨瑞龙、周业安，2000)，经营者有可能分享部分的审计师聘任权，但具体的分享份额取决于委代双方的博弈实力、谈判技巧以及以往的诚信记录。从现实来看，所有者享有通用的审计师聘任权(如投票权、审计师变更权)，经营者享有剩余的审计师聘任权(如提案权、审计收费的议价权等)可部分归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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