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贵州人口的分布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贵州论文,清代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康熙年间的贵州人口分布
康熙《贵州通志》有康熙年间的贵州及贵州各府的户数与丁数记载，但较实际户数与丁数明显偏低。征收赋税、摊派徭役是清初中国人口（丁）统计的根本目的，贵州亦不例外。由于赋税徭役一般仅由成年男子承担，故清政府关心的只是成年男子即人丁的统计，户数统计仅为丁数统计的副产品，因为丁附于户之下，不少地方在进行丁数统计时，把户也编录了进去（注：王跃生《十八世纪初期中国的人丁数量与人口数量变动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6期。）。 这一时期的贵州地方文献中，叙述得更多的是丁数的变化，户数仅一笔带过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人丁统计是这一时期人口统计的主要内容。由于繁重赋税等因素的影响，人口隐匿、逃亡现象非常严重，“逃亡扰二倍之”（注：康熙《贵州通志》。），“论户口实数有其过之无不及也”（注：《思南府续志》。）。据康熙《贵州通志》统计， 贵州实额征差人丁61592丁，内除三十一、三十五年两年清编抵补外，尚逃亡人丁42863丁。 尚逃亡人丁占实额征差人丁的69.6%，故“一户或有七八人，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一二人交纳钱粮”（注：《清文献通考》卷19。）。而且由于统计对象一般仅为汉化程度较高的、易于控制地区的成年男子，不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和边远民族地区的人口，“男曰丁，女曰口”，“民年六十岁以上者开除，十六岁以上者增注”（注：《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33。）。贵阳府人丁原额48988丁7分， 其中系八番苗仲而原未审丁征银的就有32904丁；安顺府人丁原额25045丁8分， 其中系烟瘴苗蛮而原未审丁征银的就有11185 丁（注：康熙《贵州通志》。）……故有“苗仲十居六七，向不编征”之称（注：（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18。）。同时地方官吏为了自身利益，往往敷衍塞责，隐匿脱漏，任意填报， 据乾隆《贵州通志》记载， 康熙五十年（1711年），（贵州）编审实额征差人丁21388丁， 与《清文献通考》所记的雍正二年（1724年）贵州人丁数为21388，相差整整13年， 也就是说贵州地方官吏雍正二年上报给中央的人丁统计数据实际上是康熙五十年的人丁统计数据。基于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对康熙《贵州通志》中的人口史料作较为可靠的辨析说明和修正，就成了分析研究康熙年间贵州人口分布的第一步工作。笔者已经作过，现列表于后（见表1）。
资料来源：户数源于康熙《贵州通志》；人口修正数参见拙作《清代前期贵州各府人口资料辨析》，（《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2 期）；面积以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8为基数，结合各府之建置沿革，用分割补偿，方格求积法求得，关于石阡府之面积，梁先生原数为900平方公里，失实，不取， 因为石阡府所辖地域比思州府还大。
表1：康熙年间的贵州人口分布
府名户数
人口修正数 面积(km[2])
人口密度(人/km[2])
贵阳15818221500 16091 13.8
安顺33894474500 28759 16.5
平越10026140400 7875 17.8
都匀15366215100 12750 16.9
镇远 6962 97500 5850 16.7
思南 6482 90700 12300
7.4
石阡 2845 39800 3000 13.3
思州 3213 45000 2000 22.5
铜仁 2828 39600 5400
7.3
黎平49460692400 11100 62.4
威宁26321368500 18810 19.6
从表1可以看出， 康熙年间贵州人口主要分布在黔东南的黎平一带，明末清初的几十年战乱是这一人口分布格局的主要原因。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播州杨应龙反叛至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吴三桂叛乱止，近一百年的时间中，贵州均战事不停。战争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首先是大量人口丧生，造成人口锐减。平播之役中，从杨应龙破綦江至身亡的一年时间里，播州兵就被杀22000余名，被俘7000 余名，“仅存者十之一二耳，遗去田地多无主人”（注：《明实录·天启实录》， 转引自侯绍庄等《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 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天启二年（1622年）， 水西土司安邦彦反叛，“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军民四十万，至是饿死几尽，仅余二百余人”（注：《明史·土司志》。）；顺治四年（1647年），孙可望率兵入贵阳，“越数日，发贼兵搜抢青岩、龙里、高堡、大箐、威清、平坝、安顺一带地方，恣行杀戮，即存留十之二三，皆剁去两手，割去耳鼻者矣”（注：（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17。）。其次是给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影响人口生殖。《明史·土司志》记载平播之役的情况是“大兵经过，荆棘丛生”，“阴雨连月，禾稼不登”；孙可望入黔，至使“千里萧然，无鸡犬声”（注：（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17。）；吴三桂叛乱使铜仁府“田土抛荒，人民绝迹，凋残已极，困苦莫苏”，镇远以上数百里，“人烟断绝”，省会贵阳“凋残尤甚，百姓流离失所，真绘图难尽也”（注：（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18。）。再次是民众纷纷逃亡，以求自保。顺治四年，孙可望破遵义入贵阳，“城中百姓，逃窜一空”，避寇于定番州者“近万家”（注：（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17。）。查康熙《贵州通志》，人丁逃亡现象之严重，固然与繁重的赋税徭役有关，但与连年不断的战乱也紧密相连。
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乱，贵阳、安顺等地尽管有比较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但因死亡率高，生育率低，人口又大量逃亡，人口密度偏低就不足为奇。而黎平尽管自然环境相对较差，但因地处黔东南一隅，受战乱影响较小，社会相对安定，为避免战乱的蹂躏，大量人口逃往此地以求自保，是康熙年间黎平人口密度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清政府于此地大规模屯田，经济有所发展（注：周春元等《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0页。），能养活的人口增多， 加之黎平素有“林海”之称，桅木较多，为明末以来贵州皇木重点采集之区，随着木商参与皇木采办，木材逐渐商品化，木材贸易逐渐繁荣，难民、流民、商人源源涌入，“商贾络绎于道”（注：爱必达《黔南识略》。），不仅使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也增加了不少人口。因此，黎平为康熙年间贵州人口密度最大之地，也不足为奇。
二、雍正年间的贵州人口分布
乾隆《贵州通志》有雍正十年（1732年）的贵州及贵州各府的户数记载，但较实际户数也明显偏低。如前所述，由于繁重赋税等因素的影响，人口隐匿、逃亡现象非常严重，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颁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人口隐匿现有所减少，但仍然大量存在。为了把大量逃亡、脱漏人口清理入籍，雍正十年，贵州开始以保甲为单位编审人口，“将零户编甲，独户迁移，十户为甲，十甲为保，逐村清理，逐户嵇查”（注：（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19。），以保甲为单位编审人口。虽然清理入籍了大批脱漏、逃亡人口，但人口隐匿现象仍不可避免地存在，因为征收赋税，摊派徭役仍为人口统计的根本目的，只要“丁银”一日不除，人口隐匿则一日不止。而且乾隆《贵州通志》中的总额户口为原额户口与新增户口之和，原额户口系康熙《贵州通志》中的原额户口，明显偏低（前有所述），总额户口也明显偏低，更何况这一时期的人丁统计对象亦仅限于16—59岁的成年男子。因此，乾隆《贵州通志》中的人口史料，也还必须作较为深入细致的辨析说明和修正，才能加以运用（见表2）。
表2：雍正十年的贵族人口分布
府名户数
人口修正数 面积(km[2])
人口密度(人/km[2])
贵阳23682355200 1770020.1
安顺36317544800 1290042.2
平越10781161700
787520.5
都匀17847267700 1530017.5
镇远 9526142900 1012514.1
思南 6630 99500 12300 8.1
石阡 6790102000
300034.0
思州 6867103000
270038.2
铜仁 4300 64500
540011.9
黎平63653654800 1110086.0
大定29710445700 1710026.1
南笼23480352200 1425024.7
遵义30884463300 1620028.6
资料来源：户数源于乾隆《贵州通志》，为“原额户口”与“新增户口”之和；人口修正数参见拙作《清代前期贵州各府人口资料辨析》（《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面积以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8为基数，结合雍正十年各府之建置沿革，用分割补偿、方格求积法求得。
从表2可以看出， 雍正十年贵州人口仍然主要分布在以黎平为主的黔东南一带，平均每平方公里高达86人，位居全省之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由于明末清初近一百年的战乱，使大量人口逃往此地，人口基数高。第二、明末清初兴起的木材贸易已渐入高潮。爱必达《黔南识略》载：“郡内自清江以下至茅坪二百余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栋梁杗桷之材靡不备具，坝坝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茅坪、王寨、卦治三处，商旅几数十万”。木材贸易的繁荣，必促使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黎平的洪州苗“女子善纺织棉葛布，颇精细，多售于市，故有洪州葛布之名”（注：李宗昉《黔记》。），因得木材贸易之利，故有“黔诸郡之富最是黎平”之称（注：《黔语》卷下。）。第三、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及其对边疆地区控制的加强，雍正五年开始对黎平府以西、都匀府以东、镇远府以南的苗疆腹地进行改土归流，经过数年的大屠杀，于雍正八年控制了苗疆。改土归流使苗疆地区的人口大量逃亡，黎平的人口自然增加，“从前焚剿各寨，不无逃匿山箐之人”（注：（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19。）。也由于人口的大量逃亡与丧生，使镇远、都匀等地的人口有所下降。乾隆元年（1736年）十月，张广泗在奏报新疆捷音中，对改土归流的战况作了初步统计，“新疆内地附逆悖叛者共1224寨，悉经剿毁，痛加歼除，统计临阵斩首者共17670余名，临阵生擒即在军营枭示者共11130余名，临阵枪炮中毙未及割取首级，围寨焚烧，投崖自尽，以及饿毙山林者，实不下数万”，由于死的死，逃的逃，凡经附逆之寨，逐为稽核，“有十去其二三者，有十去其五六或八九者，统计现存户口，较之从前未能及半”（注：（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20。）。由于改土归流后的苗疆地区主要分属都匀、镇远，新设的苗疆六厅都匀有三（丹江、八寨、都江），镇远有二（清江、台拱），故都匀、镇远等府便为雍正十年贵州人口分布较少的地区。
从表2还可以看出，以安顺为主的黔中地区的人口已迅速回升， 人口密度已达平均每平方公里42.2人，居全省第二。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社会环境相对和平稳定，没有比较大的战乱发生，而且有比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有利于人口增殖，以前因战乱而逃亡的人口也已不断返回，并有不少难民、流民涌入，所带来的当然是人口的迅速回升。贵阳、遵义等地的人口密度之所以偏低，是因为所辖地域不只限于今之贵阳和遵义。如贵阳府的开州“原额户口无”，遵义府的桐梓县仅“原额户口三千三百一十六户”（注：乾隆《贵州通志》。），受其影响，人口密度当然偏低。
至于思南、铜仁等地，为雍正十年贵州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原因何在？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嘉庆年间的贵州人口分布
《嘉庆重修一统志》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贵州及贵州各府的人口数记载，这个记载基本可信（见表3）。
资料来源：户数、口数均源于《嘉庆重修一统志》；面积源于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8，关于石阡府之面积，梁先生原数为900平方公里，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第38—39 页贵州图，石阡府所辖地域比思州府还大，以分割补偿、方格求积法当为3000平方公里左右。
考察清代前期中国的人口统计，只有“摊丁入亩”并用“大小男妇”统计后的人口统计，才基本可信。“摊丁入亩”基本废除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人口隐匿再无必要；用“大小男妇”统计人口，是人口统计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以后的人口统计中，就有了妇女、儿童和老人。贵州用“大小男妇”统计人口的时间与全国基本一致，均为乾隆六年（1741年）， 但实行“摊丁入亩”最晚， 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才最后实行，故只有“摊丁入亩”以后的人口统计才基本可信（注：杨斌《清代前期贵州人口资料辨析》，《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4期。）。嘉庆二十五年的人口统计在“摊丁入亩”之后， 故基本可靠。
表3：嘉庆二十五年的贵族人口分布
地名户数
田数
面积(km[2]) 人口密度(人/km[2])
贵阳府 15125174100917700 41.9
安顺府 13821076977512900 57.9
都匀府
5179424301115300 15.9
镇远府 12043557330011700 49.0
思南府
8284233588212300 27.3
石阡府
21595 95164 3000 31.7
思州府
22580126191 2700 46.7
铜仁府
37378131261 3000 43.8
黎平府
6967728615711100 25.8
大定府 11774155379117100 32.4
兴义府
61006309481 9600 32.2
遵义府 11576959159816200 36.5
平越直隶州 77392367608 6300 58.4
松桃直隶厅 26001115453 2400 48.1
普安直隶厅 16214 74705 4650 16.1
仁怀直隶厅 8999 34284 2700 12.7
从表3可以看出， 嘉庆二十五年的贵州人口分布重心已由黔东南的黎平转向黔中地区。其中安顺的人口密度已上升至平均每平方公里59.7人，居全省第一；平越的人口密度已上升至平均每平方公里58.4人，居全省第二；贵阳如果排除南部区域的影响，遵义排除北部区域的影响，其人口密度则不在此数之下。其所以如此，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自康熙二十年平定吴三桂叛乱后，黔中地区几无大的战乱发生，社会环境相对和平稳定。第二、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比较优越，为川黔大道、辰沅普安大道的必经之地，而且“气候温和，无大寒暑，坟壤膏沃”（注：道光《安顺府志》。）。第三，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不仅恢复并有发展。安顺已成为贵州棉纺织品的一个重要交换中心，城内有五个“市”，经营绸布的商号已有80家（注：杨开宇等《贵州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其他“商贾辐辏，为黔之重土，几与会垣等”（注：道光《安顺府志》。）；贵阳已成为贵州食盐、布匹、丝绸、药材、皮革、广（洋）货等商品的重要交换市场，官府设局纺织，“省城纺绩者，已不下数百家”（注：杨开宇等《贵州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遵义自乾隆初年引进蚕桑生产以后， 已为贵州的丝绸业发展中心，“遵义蚕事最勤，居民无男妇大小手中皆持一捻丝坠子，余莅郡时见执事役伺应之暇，就怀中取木坠子捻丝不辍”（注：李宗昉《黔记》。），“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阴迷道路”（注：《遵义府志》。），遵义府绸价廉物美，可与吴绫、蜀锦争雄，畅销全国各省，而且出嘉峪关远贩西域，或销南洋（注：杨开宇等《贵州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故有“自是郡人户养蚕，今百余年为黔富郡”之称（注：《黔语》卷下。）。由于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不仅人口增长较快，而且“游民日聚”、“各省之民趋黔如鹜”。
雍正八年，清政府虽以改土归流而完全控制了苗疆腹地，但以苗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停息。早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古州、台拱、清江等处便“苗举种反，省城戒严”，大学士鄂尔泰因为“新疆苗变”而被削伯爵，张照因建议放弃新疆而被革职拿问。因受战乱的影响及黔中地区经济中心的吸引，不仅以前因战乱而逃往此地的人口大量返回，而且又有大量人口纷纷逃亡，黎平等地的人口便急骤下降。
镇远一带因地处辰沅普安大道东段，“水陆通衢”，“自楚来者至此而陆，自滇来者又至此而舟”（注：爱必达《黔南识略》。），经济发展，“商贾辐辏”，“黔中有驿州县惟此最繁”（注：爱必达《黔南识略》。）；加之湖广水患，难民、流民纷纷涌入，“由湖南至贵州一路，扶老携幼，肩挑背负不绝于道”，以至“镇远、思州、铜仁、石阡等处均无隙地可种”（注：（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由是，人口迅速回升。
显而易见，清代前期贵州人口的空间分布有一个变化过程，大致有以下两个阶段：从清朝初年至乾隆前期为第一个阶段，由于近百年战乱的影响，贵州人口主要分布在以黎平为主的边缘地区；从乾隆后期到嘉庆年间为第二个阶段，由于社会环境相对和平稳定，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贵州人口分布重心从以黎平为主的边缘地区转移到黔中地带。
从清代前期的贵州人口分布变迁可以看出，影响一个地区人口流动、分布的因素大致有四：一是社会政治因素，二是社会经济因素，三是自然环境因素，四是天灾人祸的影响。实际上自然环境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密不可分，因为自然环境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一个地区人口分布变迁的主导因素，因为经济发展水平高，不仅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而且还会产生较强的吸引力，使人口大量归附。康熙、雍正年间，黎平的人口密度之所以较高，除战乱的影响外，还与黎平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连；嘉庆年间，黔中地区的人口之所以迅速回升，亦主要是经济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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