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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在外部环境恶化和国内政策调整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在外需增速大幅度回落的带动下，出现明显的回落，但由于各种原材料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快速提升，面临的结构性价格上涨形势依然严峻。“经济增幅放缓”与“通货膨胀抬头”可能成为自2008年以来宏观经济下行区间的总体特征。
一、我国宏观经济的总量与结构分析
（一）总需求和总供给双双下降，三次产业同时回落
2008年，我国总需求和总供给增长速度可能会同时下滑，并且呈不对称性。对于总供给而言，虽然有雪灾和震灾的影响，但在2003年～2007年高速投资的作用下，其增长速度依然保持较高的水平；对于总需求而言，外需大幅度下滑以及由此引发的实际投资增长速度的下滑，将使其增长速度出现明显回落。这种速度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可能直接引发2008年宏观经济逆转。如果宏观调整依然具有十分明显的顺周期特征，未来宏观经济存在加速回落的风险。
（二）外需的过度调整将引发宏观经济总量收缩和结构进一步恶化的问题
外需大幅度的下滑将导致我国宏观经济的下滑。值得注意的是，外需可能存在进一步下滑的可能。
1.世界经济的持续下滑将使我国出口增速加速下降
目前，世界经济的下滑并不是由于次贷危机和商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短期冲击所致，而是周期性调整的原因。因此，2008年只是世界经济下滑的开始。
2.人民币升值速度存在加速过度的问题
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4.4%，对欧元升值8.93%，对日元升值8.81%，对港币升值16.36%。这种大幅度升值使2007年8月成为进出口增速的逆转点。2005年7月21日到2007年8月，我国贸易变动的规律表面上似乎体现了“汇率无关论”，但事实上，汇率－贸易传递机制具有三种特性：滞后性、累积性和阀值效应，即汇率变动到某一临界点时，市场主体会突然进行大幅度调整。因此，如果人民币持续进行加速升值，而美元对其他货币持续进行贬值，那么，我国净出口下滑的趋势将进一步恶化。
3.内部需求的刚性和国内贸易政策的顺周期性调整，将导致进口增速进一步扩大
进口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我国进口需求刚性在最近5年内随着进一步的工业化而大幅度提升；二是2003年～2007年我国连续的高投资、高增长将对进口形成持续的高需求：三是我国进口价格指数的大幅度提升以及进口价格弹性的下降，将使美元标价的进口总额大幅度上升；四是美元走软使我国的进口需求将进一步提升。这些因素决定了未来我国外需增速进一步扩大，可能对宏观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固定投资可能在2009年进入加速下滑区间
利润率的波动是影响投资的核心因素。目前，我国企业利润增长率的下滑，决定了下一步企业实际投资增速的下滑；固定投资价格、原材料价格以及动力价格大幅度上升提高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从而制约了实际投资的增长；在“出口－投资联动机制”的作用下，出口增速的大幅度回落将导致投资的回落；由于价格形成机制的问题，在利润大幅下滑的重挫下，“煤、电、油、运”等传统瓶颈产业的供给约束将重新凸现；信贷的进一步收缩也将引起投资的进一步收缩；房地产投资的反向调整，可能是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核心因素和宏观经济下滑的焦点；雪灾和震灾通过“需求创造效应”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固定投资下滑的趋势，但这种效应所具有的短期性和加速衰减性等特点，决定了未来一段时期固定投资可能面临加速下滑的危险。
（四）消费升级和消费加速已经完成
对1995年～2008年以来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的考察可以发现，我国的消费升级和消费加速在1998年～2002年已基本完成：一是消费总量占GDP的比重在这一阶段处于上升状态；二是消费增长速度高于收入增长速度；三是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变。2003年～2006年期间，消费增长速度不断提高，但消费增速比GDP增长速度低，消费率在不断下降，而消费结构却没有明显的变化。因此，消费升级和消费加速刚刚完成，在收入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的情况下，难以再次出现“消费革命”。总体而言，我国消费速度将呈现“名义加速，实际下降”的局面。
（五）价格治理具有特别复杂性
价格上涨的国际输入性、结构上涨的持续性、货币政策的两难选择、经济下滑与CPI持续上涨的矛盾、输入型通胀压力与要素价格改革的冲突、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与工资型通胀的冲突、价格释放与价格控制的错位等因素，不但决定了价格治理的复杂性，而且还要求从全球视野、历史比较、中期角度来合理统筹价格释放与价格控制、需求总量控制与供给结构调整、短期工具与长期工具之间的关系。我国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性意义，以牺牲高速经济增长来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不但不能使我国结构性问题得到改善，反而可能使之更加恶化。因此，简单的紧缩政策和价格控制并不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最佳选择，在经济下滑与CPI结构性持续上涨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应当更偏向于前者。
二、震灾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震灾将轻微改变2008年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其“供给损失效应”与“需求创造效应”的不对称性在短期内可能延缓我国经济下滑的趋势。
1.震灾对存量冲击较大，“供给损失效应”较小
此次汶川大地震财富性损失估计在4200～5000亿元之间。但这是存量的损失，不能直接等同于今年GDP的损失。整个四川地区2007年GDP总额为1.05万亿元，占全国GDP的4.2%，重灾区13县市的GDP总额仅为四川的8.17%，占全国GDP的比重0.34%。即使这些地区2008年不进行任何生产，我国GDP直接下降幅度也不会超过0.34%。事实上，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灾区的灾后重建和生产恢复会比想象得好。因此，灾害带来“供给损失效应”不会超过2%。
2.“需求创造效应”较大
灾害应对和灾后重建所支出的庞大开支直接构成了宏观经济的需求。这些支出主要包括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费用支出、住房重建支出、医疗费用支出、过渡房建设支出、基础设施重建支出、灾后防疫支出以及其他救灾支出。虽然很多支出是分几年进行的，但2008年作为关键性的重建年，其费用支出规模是较大的。
对于消费而言，重建过程中灾区居民的消费处于非正常状态，基本依靠救济，除了正常的生活消费，还有大量的医药救济和疾病防治。因此，总消费水平应当略有上升。
对于投资而言，由于四川受损的规模在4500～5000亿元，灾后重建的标准又要高于当地原来的标准，同时，由于目前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较高，灾后重建要在3年内完成。因此，估计2008年的灾后重建固定资产投入规模在1500亿元左右。该规模要比该地区2007年370多亿的固定投资规模高出3倍多，灾后重建将使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
3.震灾导致2008年价格上涨压力将轻微增强
由于地震灾害在短期内造成供给减少和需求增加，将使我国已经偏高的物价面临进一步上行的压力：一是由于本轮CPI上涨主要是由食品引起的，而四川是全国的农业大省，农业生产占全国的比例达7.2%，地震使大米和生猪生产受到影响，加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二是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可能使建筑材料等投资品价格指数进一步提高；三是为减少受灾地区信贷控制，货币供应和流动性增加，也会加大物价上行的压力；四是灾害将影响人们的价格预期和行为模式，在“紧平衡”约束下会产生一系列的放大效应；五是四川为全国输送了大量的农民工，灾后大量工人返乡，造成其他地区劳动力短缺，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是，地震对总体通货膨胀的压力不会十分明显，只是在部分行业中会凸现。
灾害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轻微的拉动作用，对物价会产生可以承受的上涨压力。因此，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总体上不应因受到灾害的影响而进行调控方向的改变——在紧货币数量控制的前提下，适度调整外需下滑的速度；在控制结构性价格上涨幅度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结构性调整；在强化国际协调的基础上，展开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深度调整；在提高瓶颈部门供给的目标下，适度调整财政开支的总量和结构，而这种调整只需在局部进行。
三、政策建议
（一）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从中期角度进行相应统筹
要在深入研究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商品价格上涨等现象的基础上，系统认识世界经济的新问题，如新技术扩散效应的衰退、全球化红利递减以及全球经济不平衡难以持续等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密切注视宏观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与世界经济耦合的规律变化。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全面调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战略定位和工具选择，将贸易冲突以及国际宏观政策冲突等因素作为我国经济政策制定必须考虑的核心要素之一。充分重视世界经济周期下行区间出现的国际贸易流量增速下滑、世界经济不平衡开始逆转等因素对我国外需的持续冲击，有步骤地放缓我国外需调整的节奏。高度重视国际资本异样流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在加强投机性资本流入管制的基础上，防止出现国际资本流动大幅度逆转对宏观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的可能。重新认识我国在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强化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防止单边调整带来的巨大宏观经济风险，积极通过双边和多边体系进行汇率协调和资本监管协调，要求美国等中心国家承担必要的国际货币和国际资本协调义务，发挥我国在国际金融协调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国际大宗商品协调机制的建设，从实物交易和金融交易两个层面展开相应的国际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干预，使我国价格治理具有开放视野和国际方法。应当认识到，本次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虽然有本质性的区别，但也要充分重视“新型滞胀”出现的可能，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超越传统的管理模式。
（二）防止顺周期调整
2008年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在总体上应当对双紧政策进行调整，以防止我国经济重新步入以往“短期小幅回落引领中期加速性衰退”的顺周期调整模式。防止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冒进心态，充分认识目前“不平衡发展战略”以及外需适度下调的阶段性意义，避免外需大幅度回落过程中出现“硬着陆”的可能，在保证外需一定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适度调整出口和进口的结构。因此，需要重新审视自2007年以来的各种贸易调整政策的力度，适当回调部分产业出口退税率或进口关税，同时，应当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对贸易带来的“阀值效应”冲击。
我国经济的外部非均衡所具有的自发性、国际性和中长期性，决定了应改变“以调内为主、调外为辅”的政策定位，“内调收入分配结构，进而调整储蓄－消费结构”应当与“外调进口和资本流动，进而缓和双顺差的过度增长”并举，使其具有同等地位。
密切重视产业利润下滑、投资瓶颈产业重现、灾害重建带来需求创造效应具有加速递减的特性以及房地产投资的反向调整等现象，避免投资出现名义增速与实际增速双双下降的局面，特别要重视房地产市场因资金链断裂所出现的崩盘的可能性，投资紧缩政策应当进行适度调整，适度进行信贷结构调整。
在国际游资大举进入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继续坚持以数量型格局调整为主的策略，价格型工具的启用应当根据国际利率的变动以及世界汇率结构性调整的状况进行相机决策，积极地进行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协调，应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核心任务之一。
结构性价格上涨的加速、实际收入水平的下滑以及我国消费革命刚刚完成等因素，决定了我国应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转向消费的战略。
财政政策应当采取中性或积极的定位，适度扩大支出的规模。一是全力抓好灾后重建工作，积极支持灾后重建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各种救济工作，对特殊行业进行相关的财政补贴，防止灾害对宏观经济的短期冲击；二是应当加强各种生产和消费的价格补贴，以缓和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的民生问题；三是确定经济下行区间财政支出的中期规划，积极弥补由于外需、投资以及消费下滑带来的需求短缺。
（三）价格治理必须要有国际视野
我国价格治理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在加大国际协调、进行必要的国家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干预的基础上，展开国内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治理。
正确认识食品价格冲击在我国历次通货膨胀时期的作用，高度重视食品价格在“紧平衡”条件下的“超调”特性，在加强国际粮食价格协调的基础上，采取粮食出口的短期管制，强化粮食生产的投入，进一步加强粮食自给战略的地位。
我国资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具有十分深厚的内在结构变动基础，不能简单地采取价格管制模式进行治理，而宜采取价格释放和价格疏导相结合的方法。能源价格体制改革，不但是我国结构转型中期的必然选择，而且还是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的中期选择。有步骤地部分放开能源价格不但不会对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全局性的影响，反而会有效地缓解瓶颈产业的约束，消除瓶颈产业存在所带来的价格形成机制扭曲的问题。
本币升值虽然与本国的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但是，由于汇率传递效率的低下，采取人民币加速升值难以起到控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反而会引起外需的加速下滑以及国际游资的继续进入。因此，近期不宜进行人民币加速升值。我国名义汇率的调整取决于国际利率和汇率结构调整，通货膨胀因素不宜成为汇率政策的目标函数。
虽然工资上涨对目前结构性价格上涨的加速没有产生重大冲击，但从历史和发展的趋势来看，工资水平持续的上涨可能是我国从结构性物价上涨向全面价格上涨转变的关键。因此，在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时，必须控制工资水平上涨的幅度，劳动工资形成机制不宜在短期内全面展开。
目前，结构性物价价格上涨依然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国际性和多元性；同时，也处于国民经济可承受的区间。因此，不要希望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能够对这种价格上涨带来直接性的效果，也不要独自承担全球结构性价格调整带来的成本，货币政策的紧缩只能定位在预期引导的作用上，不宜进行持续的紧缩。
［本文摘编自6月14日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08年中期”主报告。由于篇幅所限，做了较大删节］
（执笔：刘元春 阎衍 朱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