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文实践实现人文贡献--两份青年期刊的思考与对话_文学论文

用人文实践实现人文贡献--两份青年期刊的思考与对话_文学论文

以人文实践实现人文贡献——两位青年期刊人的思索与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论文,两位论文,贡献论文,期刊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话人:刘宁 李频

记录整理:冯天平

时间:2001.1.14晚7:00--9:00

地点:北京钟磬山庄

▲刘宁:佛山期刊出版总社社长、《佛山文艺》《打工族》总编辑

●李频: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主任、期刊研究所所长

具有独立人格才有抗御外国集团产业压迫的立足点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这不是一般地号召,最主要的是有了这种人格,期刊才有抗御外国出版集团产业压迫的立足点。很可悲的是,我们所推崇的杂志,有多少具有这种独立人格的属性?我并不想菲薄我们的杂志,只是想强调我们的杂志在通过必要的文化丧失,建构了一定产业实力以后,应该回过头来,推动杂志本身应有的文化向前发展.也就是说理应以人文实践去实现自己应有的人文贡献,但现实恰恰是有些杂志在打下了一定的产业基础之后,仍然拼命单一地继续往这方面扩张,而没有文化的专业的充盈和跟进。其实,这个专业与产业的矛盾,既对立又统一,统好了,就可以求得良性的全面的发展。回想刊物开始转向市场时,我们保留80%的专业、加入20%的产业,就使自己成了改革派,进入市场里面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矛盾更好地统一起来,而不要偏执到只顾产业的一边去。实际上仅以产业而言,我们这些走在前面的,所谓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杂志,现有的那些钱对于做产业来说几乎算不了什么,仅仅是大家不用当穷人而已。然而我们却没有大力去做提升文化含量,在内容上“固本培源”的工作,反而把虚火烧得很旺,不知不觉把原有的结构改变成了80%的产业加入20%的专业。这是一个事关期刊发展和全局命脉的大问题,我觉得应该很好地加以研究。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与国外杂志竞争,我们的优势在文化层面上,而劣势在产业层面上,不要用我们的劣势去抗击他们的优势。

▲这有两个方面,就国际来说,与你刚才讲的一样。对于外国产业的优势,我们可以吸收其精华,发展壮大自己。做杂志最终是定位在读者身上,而读者是在中国文化土壤里培养出来的读者,这文化优势肯定是在我们这方面;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中国民族期刊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要求我们做杂志必须回到其本身的文化建设与传播上。当然,以经济指标作为衡量杂志发展的标准,并不是坏事,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

“综合文化类杂志虚脱”与文学期刊转型

●有关管理部门根据整体需要,适当调配一些刊物,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考虑这样做一方面是不是很多年没有批刊号了,应该让一批新刊物诞生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让市场从更多的选择中去淘汰,这样留存下来的才具有竞争力。

▲现在那些所谓半死不活的杂志,并不是在市场里能不能办得下去的问题,文学期刊最近几年纷纷改版,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是要体现其起码的“生存价值”。办一本杂志,一年十万、二十万块钱是可以维持得下去的,但维持得下去不等于实现了自己追求的生存价值。我发现许多文学期刊已经认识到:每年拿国家十万、二十万块钱办一本半死不活的杂志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觉醒就比办杂志本身更有意义。我自己是做文学期刊的,深深感觉到这两年文学期刊的改变比其他期刊要深刻得多,因为他们真正进行了思索,像《天涯》、《粤海风》、《东方文化》等等。文学杂志由过去的文化载体型转变为现在正摸索的思想载体型,既是期刊形式的改变,也是期刊观念的进步。而我们的时尚类杂志,过去叫综合文化类杂志,现在我看这种综合的文化已经流失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浅层次的流行文化。杂志究竟是在大众的土壤上生长,还是在虚拟的类似中产阶级那种恶俗、煽情的东西上成长?很多杂志似乎印刷得非常漂亮,给底层大众虚构一些未来的美好的东西,但实际上基本没什么东西值得看。对杂志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我自身的批判,过去我们都一直是这么干的。做杂志这么多年,我们都知道用什么手段去提高发行量。过去利用这种手段是以某种必要的丧失为代价的,比如说某篇文章发表前本来是另一种样子,我们会作编辑处理,弄得煽情一点,否则原来的文章似乎就没有多少人要看。这点起先大家做起来还“羞羞答答”,后来获得了“共识”,也就无所谓。但是在大家觉得“羞羞答答”不是问题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那就是提倡。好像文章本来就应该是煽情的,从而起了一个质变。期刊所传播的文化如果过于煽情,那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作为知识分子,这样做是我们的悲哀,因为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对文化起一种引导作用。

●我们身处学院做期刊研究本来就对文化关注得比较多一点。但从整个层面上来讲,期刊界因受经济浪潮的影响,对文化本身的关注是比较少的。听你这么一讲,我自己感到很兴奋,感觉期刊界的思考就文化而言已经到了一定的层次。但我又担心一点,就好像大家爬山,你已经爬到半山腰,有所收获,有所积累,而更多的人还没爬到半山腰,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就是怎么爬到半山腰。你这时候可能想到的是怎么爬到顶峰去,所以才会思考这些问题。不管怎样,用文化来夯实我们成功的地基,我是非常赞同的。

“讲学习”成为《佛山文艺》的共识和制度

▲我们杂志社每周五下午有一个专门从形而上进行研讨问题的学习会,因为编辑多是研究生,等于大家来读博士,互为导师吧。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学习会就是讨论当年梁启超提出的“学术人格”问题,他当时提出把西方的分析方法与我们中国的文化思想相结合,大家轮流讲,收获非常大。经济全球化,最起码国际上先进的管理方法我们可以用,还有资金。实际上西方最羡慕中国的思想文化。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加入WTO,我们就没有必要惧怕“狼来了”,而应该视之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好时机,作为一个文化人,这是一件很振奋的事情。市场是中国的,中国的文化有这么多年的积累,如果他们能够打败我们,说明他们是先进文化,否则他打不过我们。而事实上,更大的可能性是双赢。

●外国期刊进来的话,肯定带有本地化特征,这本地化包括两方面,一是人员的本地化,一是内容的本地化。实际上外国人进来办的杂志也会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如果不好的话,就不会取得市场的需求。近代期刊史上有两个人非常重要,一个是邹韬奋,一个是梁启超,他们对中国期刊文化的发展贡献非常大,很值得我们这些后来者研究、思考和学习。

▲我在杂志社强调,不要把我们的工作和你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放在一起,我们是做实践的,研究是你们去做的事,否则就很容易本末倒置。我现在提出第二次创业,核心就是以人文实践来实现我们的人文贡献。一个成功的杂志,应该回到杂志本身的文化意义上。幸好的是我国在对文化产业这方面,不仅是有觉醒而且是有实践的了。换言之,你没有这种觉醒、实践,国外文化产业机构也根本就不会来。文化全球化其实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全球化的最终问题还是发言权的问题,当然谁强大谁就有发言权。如果用这点来分析我们期刊产业,得出的结果也是一样。一旦进入WTO后,我们固守的又是什么?外国资本进入后,期刊会做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精美,这些依靠的是广告,而广告尤其含金量高的广告又是他们带来的国外广告;广告多了,不仅刊物好看,信息量扩大,还能改善编辑队伍的经济状况、生存状态,生存状态好了,学术状态也会得到提升,这些都是好事。在此之前还有我们如何占得先机的问题,以我们杂志社来说,占先机肯定不是多办几个杂志、印刷厂。又回到前面所提到的星期五学习会,我是把它看作一种再分配的形式的。现在外面年薪十万请个主编的多得很,在我这里,给你五千块钱一个月,我要做到别人出一万块一个月你都不去,为什么?他研究生毕业之后到我这里,感觉像是在读博士。一年下来,盘点收获,看看抓到了多少鱼,再看看学会了多少抓鱼的本领。在国内,我们也算是已经游上岸,有点钱的单位了。但如果以为这就是产业化的形成,那就很糟糕。外国资本一来,我们说这月薪五千块、一万块拉你不动,给你三万、五万、十万你还不动?肯定动嘛,然而人家为什么愿花十万块买你在我这里五千块的人呢?就因为我这里一直进行编辑素质教育和出版专业教育,不断地学习、提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期刊人的思想和觉悟,期刊人的价值越来越高了,再分配的意义在这里。

二次创业的核心在于关注文化、吸纳新科技

●听你几次提到这个学习会,真让我动心再问你。你关于期刊文化的思考以及强调学习,与你还担任着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有没有关系?

▲三讲教育的根本点就是提高党员的素质,要全党能领会到中央的精神,做期刊的关键点也在于员工的素质。我前几年有段时间就感觉说得再多也没有用,底下人不理解你的意思,以至出现我在那儿,事情就会做得很好,我一不在,事情就做不好,这种现象在我们几个所谓成功的杂志社里面都出现过。至于一些想法和当宣传部长基本上没什么联系。当然,在宣传部我主要是管新闻出版这一块,很多印刷厂音像厂经济上运作的东西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其实我们差不多前后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转变,就是第一次创业的那帮人在成为资深编辑之后,他们自身的发展与形势发展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个矛盾要转化,否则会影响到杂志的发展。到了去年下半年,我们已经安全地进入了良性循环,出现从来没有过的好状态。杂志的编辑出版运作都在网上,栏目主持人的请示汇报在网上,我的工作指示还是在网上。出差在外,我晚上打开电脑,对杂志社的工作进展了如指掌。现在我的两本杂志——《佛山文艺》、《打工族》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有所改变,主要考虑的是怎么走好人文实践来实现人文追求这条路。

●没想到在你们广东佛山那个地方倒这么关注文化,当然,这也可能是在现时商业气息如此浓重之下的一个对策吧,很可惜的是,可能现在更多的人是在迷惘,没有想到这点。从全国的期刊格局来讲,广东是走在前面的,有人说,广东的期刊界现在也有危机,这几年的发展势头不像前几年那么好了,而在全国几乎普遍追求规模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些“动作”?

▲这很重要的是体现在广告效应上,广东过去做杂志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就是经济先发达起来,广告比较活跃。包括广西都有很多杂志到广东来做,其实他分的并不是你发行量的蛋糕,而是广告这一块。那时候的效益也可谓是突飞猛进,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的发展实则是不大正常的,因为读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少,所以很容易上发行量,现在则不然,互联网开辟出广阔的信息天地,像我们的《打工族》都在大量地利用网上的信息。至于规模,我倒不太追求,只要求我的杂志现在做到三点:第一是一眼看上去好看;第二是耐读;第三是较高的传阅率。现在期刊界有两个误区:一、认为做时尚杂志很不容易,当然,真要办好,真要有自己的独创,是很难,可是其实时下这一类杂志除佼佼者外,很多都是外国杂志的中文版模仿,而模仿的杂志是最没有生命力的杂志;二、认为在海外办海外版很困难,实际上只要放弃成本核算就可以搞,海外版的最大长处是机制更活,更有利于摆脱那种长期的、落后的管理。如果真正从产业的角度来说,是在放弃一定的利润,表面上是可以打出去了解市场,但这里面能够产生多少效益出来,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实际上,你的第二次创业打的是两张牌,一张是文化牌,一张是技术牌,其出发点也是切入点就是对期刊规律的反思。

呼唤中肯的期刊评论,呼唤真切的期刊文化批评

▲对,是这样的,一个是本质上的东西,一个是方法上的东西。也许我的话会得罪许多人,但确实是以前在文学界存在的一种现象转到了期刊界:期刊界没有批评,大家都是互相捧捧场。当一个区域里有良知的人不敢去说真话的时候,这个区域便正在失去良知。期刊界本来应该比新闻界还要活跃,新闻是信息,而我们强调传递的是文化,我想你们研究所也应该研究研究这些既是理论的、也是现实的问题。

●我很赞成你这个观点,期刊界目前是缺乏批评的声音,有批评也是讲好话的多,真正一针见血、坦率谈问题的少之又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真的很感谢你的自我批判意识,这是值得整个期刊界看好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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