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文兰[1]2002年在《中学生生殖健康与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次研究在山西省实验中学进行，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抽取初二、高二学生共计447人作为研究对象，从基线测查的现况及需求出发，进行生殖健康与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研究。 研究采用问卷测查法及人群干预实验。资料处理用Epi info 2000建立数据库，SAS软件做统计分析。 主要结果如下： (一)生殖健康与预防艾滋病需求测评 1．生殖健康需求测评：中学生缺乏一些最基本的生殖健康知识，初二学生知识掌握程度较差；中学生在生殖健康态度和行为方面存在一定问题。 2．预防艾滋病需求测评：中学生预防艾滋病的意识淡薄；预防艾滋病知识较缺乏，初二学生知识掌握程度较差；对待艾滋病患者态度消极，歧视艾滋病患者的负向态度较为严重；不利于艾滋病预防的态度和高危行为不可忽视。 (二)生殖健康与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实验 1．本次干预实验方法可行。具体方法是利用学校每两周一次的健康教育课，对干预组学生进行生殖健康和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连续8周，共4次。干预方法为集体讲授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形式。 2．本次干预实验内容适宜。具体内容有：青春发育与生殖健康、青春期常见生殖健康问题与防治措施、艾滋病基本知识、艾滋病的流行及正确对待艾滋病病人四部分。 3．本次干预实验效果显着。主要表现为： (1)生殖健康与预防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均值显着提高。干预后，干预组学生各项得分均值均高于对照组；干预组学生自身的生殖健康与预防艾滋病总得分分别由干预前的71.24±11.49增长到88.16±13.52、123.78±27.53增长到160.40±25.84。 (2)生殖健康与预防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项目正向检出率提高。山西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多因素分析显示:健康教育干预是影响干预后生殖健康总得分和预防艾滋病总得分的主要因素。 曰在本次研究基础上提出对中学生进行生殖健康与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模式 利用每两周一次的健康教育课尽早在初中进行生殖健康教育和预防艾滋病教育;将生殖健康教育与预防艾滋病教育相结合，在进行生殖健康教育的过程中，适时融入预防艾滋病教育;在进行预防艾滋病教育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生殖健康教育。二者相互结合的教育模式效果比较明显。
蔡泳[2]2010年在《学校为基础的沿海城市高中生预防艾滋病同伴干预效果及ROCCIPI策略研究》文中提出一、研究背景艾滋病在我国的流行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目前性传播已经成为城市青年感染艾滋病风险最大的途径。世界各国近30年的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经验表明,通过各种健康促进、健康教育的手段提高人群对艾滋病预防的认识,减少高危行为仍然是最有效的。在我国,高中(包括中专和职业学校)是大多数城市青少年走向社会前要经历的阶段,同时以学校为基础的健康促进研究有着良好的组织和实施条件。但是目前高中学生的预防艾滋病研究,绝大多数的都是局部地区的个别学校的研究,样本量较小,代表性较差,且研究中缺乏健康促进理论基础的支持,大多数的研究都建立在知识水平变化影响行为的简单理论假设上,量表的设计不规范,缺乏合理的评价。因此,本次研究选择了叁座城市49所高中学校进行研究,基于健康促进的理论的指导,以健康促进理论综合应用模式—RECEDE-PROCEED模式为组织框架,确定最合适的干预策略并指导实施,提高高中学生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和认知,并采纳健康安全的行为。同时创新性的使用了ROCCIPI方法开展政策和组织诊断,对高中生将艾滋病健康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二、研究目的1.选择适宜的健康促进理论模型,规范高中生预防艾滋病健康促进的实施、评价和政策制定过程。包括制定适宜的高中生艾滋病预防健康问卷(QAHP-SS)并进行评价,证明其在健康促进效果评价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2.通过沿海叁个城市高中生艾滋病预防量表的基线调查分析,结合通径分析方法确定艾滋病高危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制定预防艾滋病同伴干预模式。3.通过近期和中期随访研究,评价本次健康促进中预防艾滋病同伴干预的效果。4.通过政策和组织诊断和过程评价,用ROCCIPI法探讨上海高中生艾滋病健康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的可行性。叁、研究方法1.健康促进理论模型框架确定和高中生艾滋病预防健康问卷的设计与评价(1)应用健康促进理论的综合模式—PRECEDE-PROCEED的组织框架,并在此框架的指导下实施和评估健康促进项目；(2)以大学生艾滋病预防的标准量表为基础,自制高中生艾滋病预防健康问卷。在随机性和可行性并重的情况下,选择了叁个有研究基础的沿海省市和自治区49所高中和职校学生进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评价。2.沿海叁个城市高中生艾滋病健康问卷的基线调查(1)通过大样本的流行病学调查了解高中生的人口学特征、个人艾滋病相关的知、信、行。(2)分析影响因素,进行通径分析,进行社会学、流行病学、行为环境等诊断,确定倾向因素、强化因素和促成因素。(3)根据健康生态学模型和现况研究结果确定符合高中生需求的预防艾滋病的同伴干预措施。3.预防艾滋病同伴干预近期和中期随访研究(1)通过类实验的设计方案,设立干预组和对照组,对预防艾滋病同伴干预的近期效果进行评价。(2)在叁个城市选择部分干预和对照人群进行为期1年的跟踪随访,评价干预的中期效果。(3)设置过程评价,对干预质量进行评估。4. ROCCIPI法上海高中生艾滋病健康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研究(1)用ROCCIPI策略制定的方法,从学生、师资、学校和教育行政部分四个角度对将艾滋病预防的健康促进纳入上海市高中生的日常课程进行可行性评价。(2)在引入ROCCIPI法的政策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对健康促进的综合框架PRECEDE-PROCEED模式进行补充。四、主要结果1.问卷的制定和评价(1)内在信度考核：高中生艾滋病预防健康问卷大多数条目的Cronbach'sα系数在0.7-0.9之间,内在信度良好。(2)重测信度考核：252名高中生中间隔3周的两次调查并进行了自身配对,结果显示所有条目的Spearman相关系数均大于0.7,说明该问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3)结构效度考核：因子分析结果显示QAHP-SS的结构特征良好,降维后提取5个公因子,涉及到知识、态度、信念、行为意向和行为,与健康促进理论中倾向因素的分布基本是相符合的。进一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和Spearman相关系数研究QAHP-SS各维度评分与总评分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相关性较好。2.沿海叁个城市高中生艾滋病预防健康问卷的基线调查(1)叁地生殖健康知识平均正确率只有45.0%,艾滋病知识的正确率达到67.3%。上海学生知识和认知明显高于叁明和北海。除艾滋病知识外,男生知识和认知均高于女生。重点高中学生的知识和认知得分均高于职业中学和普通高中。(2)有44.6%的学生明确表示反对男性婚前性行为,50.5%的学生明确表示反对女性婚前性行为。上海地区学生、职业中学学生以及男性学生对待婚前婚外性行为的态度方面相对较开放。(3)在对待艾滋病病人的具体态度方面,有45.9%的高中学生认为艾滋病患者是值得同情的,只有33.3%的高中学生不会在一般社交下躲避艾滋病感染者。(4)有79.8%的学生表示有信心在学习期间不发生性行为,有56.2%的学生表示有信心在婚前不发生性行为。有49.5%的学生表示万一发生性行为,将使用安全套作为保护措施,有46%的学生表示万一发生性行为,会说服对方来使用安全套作为保护措施。上海的学生、职业学校的学生和男性学生的婚前性行为意向得分较低与婚前性行为态度情况是一致的。(5)本次调查发现高中阶段学生发生性交行为比例为4.5%。在性行为发生方面,男生和职业中学学生相对“易感”。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艾滋病知识得分高、对待艾滋病病人态度得分高(宽容)、对待婚前性行为态度得分高(保守)、婚前性行为意向得分高(不倾向于发生婚前性行为)是发生性交行为的保护因素,而学校性质为职业中学、安全性行为意向得分高(倾向于发生安全性行为)以及教育必要性得分高(对安全性教育有更多需求)是性交行为发生的危险因素。(6)高中生中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普及率不到42%(41.6%),避孕知识(安全性行为方面)的普及不到20%(16.2%)。近80%高中阶段学生认为艾滋病的健康教育和安全性行为教育是必要和非常必要的。高中生的性及艾滋病相关知识最容易接受的途径中最高的是专家和教授,占38.1%,其次是同学和朋友,占28.1%。(7)通过AMOS7.0软件的通径分析显示,艾滋病知识的获得有助于高中阶段学生加强对安全性行为益处和艾滋病易感性的认知,从而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来采纳安全性行为意向,同时知识也直接有助于增强采纳安全性行为的意向。对艾滋病易感性的认知,有助于采纳安全性行为和减少婚前性行为意向,但是安全性行为益处的认知却对婚前性行为态度和意向有反向作用,也就是说有越多的安全性行为益处知识可能会导致性行为态度的较为开放从而倾向于发生婚前性行为。3.预防艾滋病同伴干预近期和中期随访研究(1)干预措施实施后两周,干预组艾滋病相关知识和认知有了很大的提高,知识水平的正确率大都较基线水平提高了10%-30%,而同期对照组没有明显改变。(2)干预组在干预后对待艾滋病的态度正向态度得分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不如知识增加幅度大。虽然干预组学生短期内婚前性行为态度的变化并不明显,但在干预后自我价值和自尊方面有了一定提高,婚前性行为意向的得分明显提高,也有更多的学生在干预后倾向于采纳安全性行为意向。(3)随访1年研究后,通过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我们发现干预组的知识和认知得分及艾滋病正向态度方面的提高效果明显,且有持续性。自我价值干预后短期明显上升,但是1年后也明显回落,对照组也在1年后较2周时有下降趋势,说明由于学习和升学的压力日趋增加,学生容易出现消极情绪,影响自我价值的认同。在对待婚前婚外性行为的态度方面的随访中发现,干预组在干预前、干预后2周和干预后1年的态度水平呈现出平缓上升的直线,与对照组几近平行,也就是干预后的态度改变不明显,与对照组没有统计学差异。在行为意向的随访研究中,干预组在干预后2周在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意向得分和安全性行为意向都有所上升,干预后1年调查发现行为意向较干预后2周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4)同伴干预过程评价发现所有模式的亲切程度方面赢得了较高评价,得分最高,其次是易理解程度,参与性程度和生动性评分相对较低。男生对参与性的评分明显高于女生,而女生对亲切程度的评分明显高于男生。4.将艾滋病健康教育纳入高中生课程体系存在的困难(1)学生角度：高中学生课业负担较重,课程设置紧张,只有在高一或高二阶段,实施健康教育的可能性较大。在课程设置的内容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2)师资角度：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师资力量普遍比较薄弱,专业教师缺乏,卫生保健老师的地位较低,工作实施难度大。(3)学校角度：学校领导往往重升学率轻保健,学校领导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实施健康教育的过程,高中学校都面临着升学竞争的压力,学校领导对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4)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角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体卫艺教科、德育科等在学生艾滋病预防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教育主管部门既要考虑如何保证预防艾滋病课时的设置和安排,又要统筹兼顾高中学生课程压力过大的问题。五、结论与政策建议1.我国沿海城市高中生中进行艾滋病预防研究的QAHP-SS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2.沿海叁城市高中生艾滋病相关知识和认知还有待于提高。中小沿海城市、职业中学学生更需加强教育。男生和职业中学人群应该是干预的重点,减少其过早发生无保护性行为。3.通径分析显示高中学生预防艾滋病应该首先加强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提高对学生艾滋病易感性的认知。其次应加强安全性行为方面的教育,增加安全性行为知识,减少高危性行为。还应进行自尊、自信和责任感方面的教育,改变不良的性观念,增强性道德教育,减少婚前性行为的发生。支配婚前性行为意向的主要变量是性态度是否开放,相对比较难改变,而对安全性行为意向起到主导作用的是知识和认知,相对比较容易改变,对艾滋病预防干预的最终目的而言,以安全性行为教育为重,可能比以避免婚前性行为教育的成效更明显,更容易被学生接受。4.同伴干预在对高中阶段学生预防艾滋病、倡导安全性行为意向中的近期和中期效果明显。高中阶段学生更乐于接受专家和同伴的意见,本次健康干预的方式就是采用专家培训优秀的同伴教育者来实施干预,迎合了高中阶段学生的需要。5.我们建议在健康促进研究的PROCEED模式中,在研究教育和环境改变的政策、管理与组织中,从方法学上加以改进,可以利用ROCCIPI法政策研究的客观性、逻辑性和整体性,从规则、机会、能力交流、利益、过程和意识七个方面,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来透视问题、寻求最佳政策规则和法律对策。6.通过基线研究、干预研究和ROCCIPI法策略分析,我们对将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纳入高中课程的政策提出实施建议：(1)应该通过指令性文件的形式,将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强制纳入学校教学计划。(2)在本次同伴干预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普适性的教育大纲,指导学校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包括课堂教学、专题讲座、播放多媒体教学片、主题班会、黑板报等多种形式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3)在高中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教学内容增强安全性行为教育。(4)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作为将艾滋病健康教育纳入课程设置的倡导者,同时是保证该政策实施的监督者,要建立以体卫医科处负责的健全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并制定监督和评估方案。(5)建立多部门合作机制,要求卫生行政部门积极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并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上海市青少年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培训中心的力量,为开展高中生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健康知识培训。(6)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师资力量,包括卫生保健老师、心理咨询老师、生物学老师等,通过多学科渗透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学生抵御艾滋病侵袭的能力。(7)加强能力建设,可以建立区内合作机制,利用区内卫生资源对学校师资进行培训。同时要充分顾及到师资的利益,培训后给予继续教育学分,并通过适当的政策倾斜和经济补偿,鼓励师资主动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
徐诚[3]2016年在《红丝带社区青少年网络健康干预工作调查报告》文中认为调查背景：红丝带社区是作为以艾滋病防治工作为核心的健康传播活动的组织者和执行者,红丝带社区提供了包括HIV健康知识传播、高危人群行为矫正和感染者关爱等服务,并及时在移动互联网络普及后迅速将微信、移动社交应用等新媒体工具作为其开展相关工作的有效工具。但是,总结相关研究可以看到,艾滋病在全球蔓延的趋势不曾间断。基于防疫工作的紧迫需求,针对青少年、甚至具体到针对校园的艾滋病健康干预工作开始被提上日程,今天针对青少年群体的健康干预工作已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调查目的：1.调查红丝带社区针对青少年的健康干预工作状况,明确描述其传播效果及传播工作内容；为探索红丝带社区针对青少年健康问题的应对策略提供证据和参考；2.基于红丝带社区针对青少年的健康干预工作的状况,探索符合地区情况的红丝带社区健康干预办法,为在青少年群体中开展红丝带安全健康教育工作提供视角与资料；3.以红丝带社区使用的社会化媒体为工具,揭示受干预的青少年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的状况,初步评价红丝带社区针对青少年健康干预的工作效果,为完善和进一步制定红丝带社区预防艾滋病相关策略提供资料。调查方法：1.采用观察法对红丝带社区针对青少年的网络健康干预工作的基本框架进行描述,同时补充相关文献资料；2.自行编制“红丝带社区针对青少年的网络健康干预工作自我评估表”作为调查工具,按照职业、性别1：1配对设计,选取44名红丝带社区专门负责青少年网络健康干预的工作人员及用户作为调查对象,探讨干预工作的质量评估问题；3.自行编制“青少年对艾滋病的知晓、态度、行为情况调查问卷”,以南京地区为调查地区,在红丝带社区运营的新媒体工具上利用偶遇调查方法对453名青少年用户的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情况水平进行调研。调查结论：1.调查显示,南京市鼓楼区青少年获得的红丝带知识多于栖霞区和浦口区,开展的活动也较两地更为丰富,并且鼓楼区青少年的对红丝带社区开展工作的满意度也高于两地,说明鼓楼区依旧是今后防治艾滋病的重点地区,应加大投入力度和宣传力度。2.调查显示,干预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青少年红丝带基本知识、态度以及自我保护等叁方面,通过干预教育,青少年的红丝带基本知识有了显着提高,同时对待艾滋病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自我保护方面,可以自觉采纳保护办法,并能正确利用交友平台。这说明干预工作的传播内容具有有效性、可行性、可操作性等特征。3.调查发现,男生比女生对红丝带的知识掌握得更为丰富,而且男生比女生态度更为积极,但性别与产生危险行为二者的相关性不显着；同时通过对比发现,在校学生中主动危险行为要比校外人员高得多,还可以看到艾滋病感染者呈现年轻化,威胁了青年在校学生的生命健康,部分在校学生仍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本调查创新与不足：1.调查对青少年红丝带的相关知识、态度做了详尽调查,对被调查的青少年进行了多方面的考量,并揭示了这一群体的特性；同时调查在样本地区采取分层抽样模式,构建了较为理想的框架结构,对南京市鼓楼区、栖霞区、浦口区的艾滋病相关现状做了调查分析,为学校预防艾滋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依据和建议。2.调查主要研究对象是青少年的健康干预工作,由于研究的特殊性,所以样本数量相对较少,尚需更多的样本量,方才使研究结果更加公正；同时需应尽量按照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民族、文化水平、家庭背景等进一步分层研究,以使调查更为客观。
王洋[4]2014年在《西部农村留守青少年性健康知识现况调查和干预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了解西部农村留守青少年性健康知识水平，评价农村留守青少年性健康不同干预模式的效果，探索适合西部农村留守中学生的健康教育模式。方法参考相关文献资料自行设计性健康知信行调查问卷。多阶段整群随机抽取重庆农村地区8所农村中学进行性健康知识现况调查，每个中学初一至高叁各抽取二个班，问卷调查2311名中学生的性健康知识知晓情况。问卷进一步做信度和效度评价，合格后根据健康教育方法在四川达州进行基线和干预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干预-再次问卷调查模式，多阶段整群随机抽取四川达州3个农村中学，每个中学抽取6个初二班级，每个学校的6个班级的学生按班级随机分入3个干预组（A同伴教育组，B传统教育组，C空白队长组），对抽中的初二班级全体学生进行性健康干预，收集分析前后2次问卷调查的数据以评价干预的效果（知识、态度和行为改变）。结果根据2089份有效现况调查数据，985名留守青少年(占47.2%)的性健康知识知晓率23.5%低于非留守青少年知晓率29.1%（χ2=8.470，P=0.004）,初中组留守青少年中女生知晓率17.6%高于男生知晓率9.4%（χ2=6.825,P=0.011）,高中组留守青少年中女生知晓率34.4%高于男生24.1%（χ2=6.5455,P=0.011），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生（OR=1.390，95%CI：1.220～1.526），低年级（OR=0.531，95%CI：0.287～0.874），父母离异或再婚（OR=0.668，95%CI：0.494～0.873），较少或未开展性健康教育（OR=0.693，95%CI：0.439～0.937）是留守青少年低认知危险因素。达州基线和干预研究结果显示同伴教育组的性健康知识总知晓从29.4%提高到55.3%，知识平均分从6.77±3.14提高到8.61±2.88(P=0.001)。传统教育组的总知晓率31.0%提高到57.5%，平均分从6.89±2.91提高到7.41±3.11(P=0.024)。对照组前后平均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伴教育组干预组知识平均分（8.61±2.88）高于传统教育组（7.41±3.11），平均分差异1.19(95%CI0.58～1.81)。干预组正性态度率提高（P<0.05），负面行为率降低（P<0.05）。结论重庆留守青少年性健康知识认知水平总体偏低，留守青少年知晓率低于非留守青少年，女生性健康知识水平总体高于男生，知识结构存在性别差异，对农村留守中学生的性健康干预取得了明显效果，同伴教育方法更适合留守农村中学生的性健康教育，干预的中长期效果需要进一步研究。
李世华[5]2013年在《鄢陵县高中生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现状调查及健康教育效果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了解鄢陵县高中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相关政策法规的知晓情况、艾滋病预防控制相关服务获得情况和需求；了解鄢陵县高中生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态度,以及性行为和相关态度；评价开展健康教育工作的效果,为制定高中生艾滋病健康教育规划和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高中生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鄢陵县两所高中的二年级分别抽取两个班级,每个班级的全体学生为调查对象。将上述四个班级按学校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利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先对学生进行基线调查。基线调查结束一周内对干预组进行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主要措施包括：PPT课件集中授课,艾滋病防治宣传片播放,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页和宣传册发放,并现场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对照组不进行任何干预。一个月后,用同样的问卷进行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估。使用EPIDATA3.1建库,通过双录入方法进行数据质量控制。使用SPSS13.0进行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结果鄢陵县高中生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为72.37%,对艾滋病相关的法律法规知晓的合格率仅为46.69%。76.65%的高中生接受过艾滋病宣传服务,其获取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主要途径为互联网、宣传单、张贴画、展板以及电视,93.77%的高中生认为学校有必要开展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学生希望开展健康教育的方式依次为专家讲座、发放宣传单或宣传册、播放宣传片、张贴宣传画或举办展览、同伴教育、学校老师讲课、其他方式。59.43%的高中生接触到艾滋病病人时感到恐惧,92.61%的高中生对因输血患艾滋病的人持同情态度,78.99%的高中生对因有偿供血(即卖血)患艾滋病的人持同情态度,而对因吸毒或性乱患艾滋病的人持同情态度的比例分别为19.84%和31.52%,45.53%的高中生认为应该将_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强制隔离集中管理以免再传播给他人,分别有43.19%和50.19%的高中生愿意同_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一起用餐或学习。有52.14%的高中生愿意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朋友继续交往。58.75%的高中生反对婚前性行为,4.67%的高中生有过性行为经历。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后,干预组的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艾滋病相关法律法规知晓的合格率、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持正向相关态度的比例、对婚前性行为持反对态度的比例等与自身干预前和对照组相比,都有显着的提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鄢陵县高二学生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相关法律法规知晓的合格率、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持正向相关态度的比例、对婚前性行为持反对态度的比例等均较低,中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工作有待加强。运用PPT课件和发放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页和宣传册为主的中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可行且效果显着。
涂晓雯[6]2004年在《上海市郊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的长期效果与可持续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婚前性行为日趋增多,已使越来越多的未婚青少年面临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和性传播疾病的威胁,探索向青少年提供性与生殖健康信息和服务的有效模式并保持其可持续发展成为青少年生殖健康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及相关部门也开展了一些以学校和社区为基础的青少年性教育和/或生殖健康服务干预研究,并对干预方式的可接受性及其效果进行评价。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未见就以社区为基础的干预项目对研究对象性相关知识、态度及行为改变的长期效果及其可持续性进行评估的文献报道。 【研究目的】评价农村社区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干预项目对未婚青少年性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改变的长期效果与可持续性。 【研究方法】本研究选择参加原干预研究的两个镇作为研究现场,其中一个镇为原研究的干预组,另一个镇为对照组。在原研究基线调查和终末调查的基础上,于干预结束28个月后对原研究现场15～24岁的未婚青少年再次进行了横断面调查。通过比较2000年(基线)和2004年两次调查15～24岁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及原干预队列部分老对象前后3次调查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的改变评价干预项目的长期效果。统计分析方法主要包括t检验、卡方检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一般线形模型、广义估计方程、加权最小二乘法。 【研究结果】 1、基本情况:基线调查共有15～24岁青少年2184人,其中干预组1178人,对照组1006人。2004年调查共有研究对象2148人,其中参加过原研究的老对象711人(干预组351人,对照组360人),新对象1437人(干预组707人,对照组730人);新老对象合计干预组1058人,对照组1090人。 2、干预对未婚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增加有长期影响:从老对象的生殖健康知识得分看,干预后不同时点干预组对象的各分类知识得分及总知识得分增加值均显着高于对照组,但2004年两组不同特征对象的知识得分增加值差值明显低于2001年干预结束时的调查。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了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及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后,2004年干预组对象的知识得分增值是对照组的1.88倍,两组差值为13.00,该差值是2001年两组差值的50.68%。2001年对
龙璐[7]2010年在《艺术类高校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效果评价及需求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通过对武汉地区艺术类高校大学生开展生殖健康教育讲座及构建避孕节育网站等干预活动,达到促进艺术类高校大学生生殖健康,探索适合的生殖健康干预模式的的目的。研究各类干预措施对该类高校学生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性观念、性态度及性行为的影响,以评价生殖健康干预措施的效果,为今后探索适合艺术类高校大学生的生殖健康干预模式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在某艺术类院校大一至大叁的各个年级随机抽取4～5个班级,抽到班级的全部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态度及行为现况调查。然后对研究对象进行为期6个月的生殖健康干预,干预内容包括:生殖健康讲座和网络途径。干预结束后,对基线所抽取的全部研究对象进行终期调查,通过对干预前后2次问卷调查的比较,评价生殖健康干预的效果。研究结果基线调查时,艺术类院校大学生对避孕相关知识了解程度较低,对口服避孕药副作用及紧急避孕方法仅有0.6%和1.5%的人回答正确。19.0%男生自述发生过性行为,明显高于女性的6.9%。干预结束后的调查表明,73.9%的大学生知道学校开展了生殖健康讲座,其中女生多于男生。只有29.4%的讲座参加者认为讲座满足了其对生殖健康知识的需求。研究对象中,浏览过避孕节育网站的比例为10.6%,男生高于女生。其中,86.4%的浏览者是有需要才去浏览。干预后,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得分均有所提高,但是对避孕相关知识的正确率依然在3.0%以下,半年内发生性行为的人数比干预前有所下降。男生在性伙伴发生意外妊娠后选择去医院进行人工流产的比例明显上升。艺术类院校大学生获得避孕药具的主要途径前叁位分别是药店、超市和自动售卖机。对于发生性行为不避孕的原因,40.1%的被调查者认为偶尔发生性行为不会怀孕,除这个原因外,男生中认为避孕麻烦的较多,而女生担心避孕药有副反应的居多。大学生获得性知识的主要途径是大众媒体,而他们希望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途径除了大众媒体外,还有课程教育。最希望的生殖健康教育方式是讲座形式。60.6%的人希望大一就接受生殖健康教育。研究结论基线调查表明,艺术类院校大学生的生殖健康知识缺乏,该人群迫切需要生殖健康教育。干预后结果表明,对艺术类院校大学生进行以讲座为主的生殖健康干预是行之有效的,干预对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起到了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但是,大部分学生认为为期6个月的讲座干预并不能完全满足其对避孕节育知识的需求,希望今后多开展此类讲座。因此,大学生需要更为长期的、持续的避孕节育与生殖健康干预。
张鹏[8]2011年在《亚洲叁地未婚青少年性相关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研究背景：近些年来,青少年性成熟逐渐提前,首次性行为年龄逐渐下降,结婚年龄推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青少年婚前性行为不断增加,并由此导致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和STD/AIDS感染等一系列威胁青少年健康的问题不断出现。目前,虽然对于青少年性行为的报道较多,但缺乏对青少年性相关行为模式的深入研究和全面地分析其多系统的影响因素。研究目的：通过对上海、河内和台北叁个亚洲城市15-24岁未婚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调查资料的分析,探讨叁地青少年性相关行为模式以及系统地分析其影响因素,为今后对青少年的生殖健康干预工作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方法：本次研究为横断面调查。选取亚洲叁个共同受儒家文化影响并且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发展处于低、中、高叁个不同阶段的城市(河内：低、上海：中、台北：高)作为研究现场,选取叁地市区和郊区15-24岁的青少年作为调查对象。抽样方法为多阶段整群抽样,由于叁地行政划分及人口密度不同,在叁地具体抽样时略有不同。在叁地各自确定基本的抽样单位后,将其内的住户地址进行随机排列,按随机号顺序由小到大进行调查,当该基本抽样单位内调查对象满足样本含量需求后,终止调查。本研究是采用计算机辅助开展的匿名调查,使用专门的问卷调查设计软件Sawtooth编写电子调查问卷。调查问卷中非敏感性问题如一般情况等由调查员问填,敏感信息由青少年自填,调查员仅在对象遇到困难时予以协助。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以及影响行为的各个系统因素(个人、家庭、同伴、学校、媒体)情况,完成一次调查大约需要40-50分钟。在正式开始调查前,对叁地调查员进行了培训和4次预调查,并对问卷进行修改后确定最终版本。共有16,554份有效问卷纳入本文的分析。统计分析软件为SAS9.1,统计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和t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相关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非条件Logistic回归以及COX回归等,并使用AMOS17.0软件拟合结构方程模型,用MLwiN2.22软件拟合多水平统计模型。研究结果：1、基本情况：纳入分析的未婚青少年在河内有6204人,上海6023人,台北4327人。调查对象60%以上为学生,且有近一半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70%以上居住在城市。叁地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19.4岁。2、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和性行为状况：叁地青少年主要通过媒体和学校来获取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其次是通过同伴和家庭途径。台北青少年从各种途径获取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的比例在叁地中都是最高的,其次河内,最低的是上海。河内、上海和台北叁地男性青少年生殖健康综合知识平均得分(百分制)分别为51.5分、51.6分和59.8分；女性分别为50.0分、50.9分和62.8分。叁地男性婚前性行为持开放态度的分别占70.9%、85.1%和91.8%；女性分别为36.9%、63.5%和83.3%。男性避孕套使用意愿分别为65.8%、71.1%和88.6%；女性分别为72.3%、72.8%和95.1%。叁地男性赞同人工流产分别为71.5%、80.4%和68.5%；女性分别为73.5%、82.2%和70.3%。叁地男性性行为发生率分别为6.6%、16.8%和34.9%；女性分别为2.2%、8.7%和27.5%。3、性发展相关行为模式：叁地青少年性发展相关行为模式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主要的相同之处有：一、随着行为亲密度的增加,青少年性发展相关行为的发生率逐渐降低；二、青少年性发展相关行为发生概率也基本上随着亲密度的增加而降低；叁、绝大多数青少年从约会开始到发生性行为都在4年以内,平均时间约为2年；四、女性在由接吻发展到爱抚的时间间隔比重大于男性,而由爱抚发展到性交的时间间隔比重小于男性。主要的不同之处有：一、在青少年性行为发生比例上,叁地呈现明显的阶梯式结果,台北最高,上海次之,河内最低；二、青少年性发展相关行为发生概率在叁地间明显不同；叁、台北青少年由接吻发展到爱抚速度最慢,河内最快,上海居中,而由爱抚发展到性交则恰恰相反,台北速度最快,上海次之,河内最慢；四、从接吻发展到爱抚的时间间隔比重来看,台北、上海、河内叁地依次降低,而由爱抚发展到性交,叁地的时间间隔比重是依次升高的。叁地青少年性发展相关行为顺序上,是从约会开始,然后接吻、爱抚和性行为依次发生,发生行为顺序逆转的比例较低,均在4%以下。叁地青少年首次性行为平均年龄为18-19岁。河内和上海男女青少年首次性行为的中位年龄均超过24岁,台北的性行为中位年龄早于河内和上海,男性约22岁,女性约23岁。大多数青少年从约会到发生性行为的时间间隔在1个月到一年之间,发生性行为的对象80%以上是青少年的情人或恋人,有20%-30%的女性首次性行为的发生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发生的。男性未婚同居率在叁地依次为0.9%、5.0%、11.5%；女性依次为0.4%、2.1%、7.5%。叁地有性行为的青少年中80%性伴数在5个以内,3个月内性交频率大多数在4次以内。典型相关分析表明,个体系统、同伴系统和媒体系统因素对青少年性发展相关行为影响较大,而学校系统和家庭系统对其影响相对较小。4、各系统因素对性行为的影响：青少年的性行为发生与否受到多个系统因素的影响,除了主要受个体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受到生活环境中家庭、同伴、学校、媒体等系统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系统：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是否学生和危险行为；家庭系统：青春期家庭支持得分、家庭性信息评分；学校系统：学校支持得分、学校性信息评分和学业压力；同伴系统：同伴性信息评分、同伴性压力；媒体系统：网络性信息接触、每周看电视/录像或上网娱乐时间、是否看过黄色视频/书刊。5、结构方程模型和多水平模型分析：拟合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包括性信息源、同伴压力、黄色信息、危险行为、性知识、性态度、性行为共计7个潜变量。从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在叁地男性中,对性行为影响总效应较大的潜变量是同伴压力(河内：0.29、上海：0.26、台北：0.21)和危险行为(河内：0.22、上海：0.29、台北：0.49)；在河内女性中,总效应较大的潜变量是同伴压力(0.51)和危险行为(0.32)；在上海女性中,是同伴压力(0.27)和黄色信息(0.23)；在台北女性中,是同伴压力(0.71)和性态度(0.35)。多水平模型分析显示,青少年性行为发生情况上有24.7%的变异归因于不同的调查点,在避孕行为上有9.5%的变异归因于不同的调查点。性行为个体水平上影响因素有年龄(OR=1.38)、性别(OR=1.14)、文化程度(OR=0.70)、学生与否(OR=1.39)、危险行为评分(OR=1.58)、同伴压力(OR=3.20)、同伴性信息评分(OR=1.07)、学校性信息评分(OR=0.92)和是否看过黄色录像/书刊(OR=3.79)。避孕行为个体水平上影响因素有性别(OR=0.72)、文化程度(OR=1.69)、家庭经济状况(OR=1.22)、多性伴(OR=0.69)和避孕态度(OR=1.90)。6、青少年避孕模式：河内、上海和台北叁地青少年在避孕率、避孕频率、避孕方法以及方法知晓率、避孕药具获取地、不是每次都采取避孕措施的原因以及避孕与否的影响因素上有所异同。叁地男性中在最近一次性行为中避孕措施使用率分别为56.4%、42.4%、65.7%；女性分别为58.8%、49.4%、67.6%。叁地男性中在每次都能坚持采取避孕措施分别为35.0%、25.4%、49.3%；女性分别为54.0%、31.9%、54.7%。叁地青少年使用的避孕方法前叁位较一致,依次为避孕套、体外排精和安全期。安全套使用率分别为67.8%、54.5%、64.3%。青少年对避孕药和避孕套的知晓率要高于其他避孕方法的知晓率,安全套知晓率在河内和台北达到95%以上,上海在85%以上。河内青少年最愿意到青少年/学生卫生保健中心获取,上海和台北青少年最愿意到商店或药房获取。“临时发生,没有准备”和“不想采取避孕措施”是影响青少年不能坚持每次都采取避孕措施的主要原因。影响避孕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性别因素、文化程度和避孕态度在叁地对青少年避孕与否都有着共同的影响。多性伴和家庭经济状况与上海青少年避孕行为有关联。7、未婚妊娠和人工流产状况：河内、上海和台北叁地未婚女性怀孕率分别为8.8%、13.7%、15.5%,未婚男性使性伴怀孕率分别为4.9%、19.3%、8.9%,其中绝大多数为非意愿妊娠(80%以上)。未婚同居和多性伴是青少年非意愿妊娠的主要危险因素。导致女性妊娠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其情人或恋人(80%以上),而怀孕的结局75%以上是人工流产。研究结论：(1)叁地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知识不足,台北青少年婚前性行为态度最为开放,性行为发生率最高,上海其次,河内最低。(2)叁地青少年性发展相关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异同。(3)青少年的性行为受到个体、家庭、同伴、学校和媒体多系统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体、同伴和媒体系统因素影响较大。(4)叁地青少年避孕模式存在异同,未婚妊娠和人工流产现状令人担忧。(5)结构方程模型和多水平模型应在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研究领域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何丽芸, 杜莉, 徐婷, 朱丽萍[9]2018年在《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状况调查》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状况,为进一步在青少年中开展性与生殖健康干预及友好服务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上海市抽取6所中学,采用自行设计的结构式问卷进行调查。结果:(1)中学生对性与生殖健康基本知识有一定的了解;高中生认知度高于初中生;母亲文化程度高者认知度高于母亲文化程度低者;女生的认知度高于男生。(2)中学生对于生殖健康需求越来越高,85.4%的学生赞同开展生殖健康教育和93.9%的学生希望积极预防性传播疾病;学生的性观念日益开放,且高中生较初中生开放,有30.3%、19.5%和9.9%的高中生对同性恋、婚前性行为、一夜情等持赞同态度。(3)有34.5%的高中生和17.0%的初中生谈过恋爱;2.3%的高中生和1.7%的初中生发生过性行为,但其中有23.5%的高中生和33.3%的初中生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且高中生及初中生中从不使用安全套者达50.0%和70.0%。结论:我国中学生的性观念和态度日益开放,但生殖健康的知识不足,性安全意识缺乏。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应从小抓起,应推广"医教结合"模式,对青少年提供全方位、满足需求和可及的服务。
张眉[10]2010年在《重庆市中学生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效果评价及模式探讨》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重庆市中学生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评价中学生人群开展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的有效性,构建科学、实用的学校艾滋病健康教育监督评估指标体系。探索适合于重庆市中学生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的模式,为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法:第一阶段选取沙坪坝区和江津区作为项目区。其中沙坪坝区代表主城区,江津区代表郊县地区。第二阶段在两个项目区抽取4所职业中学作为调查研究点,其中沙坪坝区2所,江津区2所。第叁阶段在每所项目学校整群抽取8个行政班级,并随机分配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847人,对照组830人。在干预组选拨和培养同伴教育志愿者,并对干预组进行以班级为单位的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对照组学生不进行教育,只进行同期问卷调查。干预后一个月比较两组间的近期干预效果。结果:1基线调查结果重庆市中学生艾滋病知识总知晓率为35.5%,安全性行为的知晓率为44.2%,艾滋病传播途径的正确率为47.2%,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的知晓率最低为7.2%。男生在安全性行为的知识得均高于女生(P<0.05)。沙坪坝地区的知识总分高于江津地区(P<0.05)。对婚前性行为的不赞成率男女生分别为23.1%和53.6%。77.5%的学生对艾滋病毒感染者(HIV)/艾滋病患者(AIDS)持同情态度态度。31.5%学生有过恋爱经历,拥抱、接吻、抚摸对方身体的发生率分别为29%,15.2%,15.4%。各种边缘性行为发生率男生高于女生(P<0.001),沙坪坝地区高于江津地区(P<0.001)。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发现,重庆市中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得分主要受年级、母亲学历、学习成绩及有无开展艾滋病教育活动和对婚前性行为态度的影响。2同伴教育近期效果评价干预对HIV /AIDS知识和态度的改变是显着的,干预组干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后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知识总知晓率从干预前35.5%提高到干预后63.26%,对HIV/AIDS的态度得分从32.89分提高到36.33分。干预后对早恋的态度改变不明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对婚前性行为态度有所改变,反对婚前性行为的中学生由34.7%上升到45.1%,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技能和行为能力方面,干预组干预后在拒绝能力和认识危险性行为能力方面比干预前所提高,且在干预组内和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地区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现为沙坪坝地区好于江津地区。3同伴教育模式讨论75.3%的学生认为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活动很好,95.5%的学生愿意做一名同伴教育志愿者。志愿者的各项能力在同伴教育活动后有了显着提高(P<0.001),构建了同伴教育志愿者培养模式,在对同伴教育内容的评价中,重庆市中学生认为艾滋病的预防(77.0%),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及传播途径(74.7%),中学生在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的作用(67.8%),生活技能与预防艾滋病教育(60.3%),同伴教育者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素质(56.8%),在同伴教育内容中是最重要的。学生对案例分析、现场演示、现场扮演叁种同伴教育活动方式比较感兴趣。构建了“学校艾滋病健康教育”监督评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分为两张量表,分别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评价用表和学校工作监督评估用表。前者构建了叁个一级指标,六个二级指标,十五个观测点。后者构建了四个一级指标,十个二级指标,叁十个观测点。两轮专家咨询表的回收率分别为85%、94.44%。第二轮修改后,变异系数均<20%。结论:1大学新生对艾滋病知识有一定认识,但认知水平仍需提高,必须加强对重庆市中学生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健康教育。2在重庆市中学生中开展以班级为单位的参与式同伴教育方式为主的中学生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是可行的,有效的。3学校艾滋病健康教育监督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可以为重庆市中学生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的改进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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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鄢陵县高中生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现状调查及健康教育效果评价[D]. 李世华. 郑州大学. 2013
[6]. 上海市郊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务的长期效果与可持续性研究[D]. 涂晓雯. 复旦大学. 2004
[7]. 艺术类高校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效果评价及需求分析[D]. 龙璐.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8]. 亚洲叁地未婚青少年性相关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张鹏. 复旦大学. 2011
[9]. 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状况调查[J]. 何丽芸, 杜莉, 徐婷, 朱丽萍.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2018
[10]. 重庆市中学生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效果评价及模式探讨[D]. 张眉. 重庆医科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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