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183;疏离#183;对抗——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的两性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性关系论文,台湾论文,无情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大问题，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父 权社会中，最早确立的社会形态，即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细胞，也就是私有制家庭。以 父权为中心的私有制家庭，淘汰了以母子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自然形态，将女人作为延续 男人的姓氏、财富、血缘、生命的“存种”的工具，以及享乐的玩物，纳入男人的私有 财产的范畴。这时候，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主人与奴仆的隶属关系。台湾早期的女性文学 或曰新闺阁文学，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男女关系。林海音《金鲤鱼的百裥裙》、《烛》 、《殉》等篇中的女人们，尽管对自己的处境不满，心有不甘，但从不否认自己与男性 家长的物化的隶属关系。她们不过是想让这种关系更稳固更牢靠罢了。金鲤鱼要穿大红
百裥裙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想要显示自己是这个家庭的继承人的生母，身份、 地位与太太小姐们相仿，享有家族一分子的殊荣。启福太太以装病吸引丈夫注意，以免 纳了新欢的丈夫把她完全抛在脑后，失了自己在家中的位置。方大奶奶朱淑芸则终生属 于一个死了的男人以及他的家庭。
女性身受这种隶属关系的制约，但却憧憬着、向往着一种两性之间平等的、和谐的相 属关系。台湾言情文学充分地表达了这一理想，那种两情相系、平等相爱、相互忠诚、 至死不渝的故事确实打动人心。在这样的作品中，男性都尊重女性、爱护女性，怀抱一 腔深情对待女性，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女性从这种相属关系中得到的当然是幸福、 满足、快乐一生。然而，理想并不等于现实。且不说女性得到了美满的爱情并不代表着 实现了美好的人生价值，即便是美满的爱情本身，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亦不多见。在父权 制仍然强大的今天，男女相属关系的真正建立似乎还很遥远。
在今天，女性对男性的隶属或从属关系已经打破，可是，由于时代、社会条件、社会 观念的局限，新型的、健康的男女关系一时间还建立不起来。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夹缝中 ，女性“拜社会现代化之赐”，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大量地加入台湾经济生产行 列，掌握了一部分经济实权，因之，逐渐有了反抗的力量，这种力量呈现在社会现象上 ，便是女权运动的勃兴以及新女性主义的抬头”(注：吴锦发：《论季季小说中的男女 关系》，见《季季集》，[台北]台湾前卫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9-360页，第365页 ，第365页，第359页。)。但是，仍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却不甘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封建的、落伍的男性沙文主义也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两性之间有史以来的 战争不得不扩大化并呈现出新的样貌。反映在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一言以蔽之，就是 男女关系的无情、疏离与对抗。
一、无情时代
“无情时代”是借用台湾女作家蒋晓云的一本小说集的名字。夏云说：“蒋晓云所写 当代青年的爱情中，很缺真情与纯情。作家朱西宁说她写的是一个‘无情时代’。夏志 清教授说‘蒋晓云小说里的台北知识青年都相当自私，不肯为爱情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 的。’时代如此，他们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他们生长的社会中，旧传统道德摧毁了，新 的理念价值观又未建立，经济骤变下形成一个一切以金钱为第一的天地。生长其间的一 代，自然而然商业化，看重物质，自私自利，对属于精神性的都不沾边，事事只为自己 打算。不管是在爱情上，或其他事情上，总是先把自己保护好。在争吵不安，哭哭啼啼 的眼泪下，却始终是不动心也不动真情。他们的世界闹哄哄，充满声音动作，骨子里则 是孤寂冷漠的。青年们个个都是戴了盔甲的战士，骁勇无比。”(注：夏云：《序》， 见蒋晓云《无情时代》，[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10月版，第4-5页，第3页。) 这段话既是对蒋晓云小说的总结，也十分透彻地概括了年轻一代两性关系的状况及其原 因。
蒋晓云的获奖小说《姻缘路》中，林月娟在通往婚姻的“姻缘路”上一次次地受挫： 先是被谈了七年恋爱的未婚夫吴信峰随随便便抛弃，继而互有好感的陈清耀为了种种利 益娶了日籍女子，后来，与小她几岁的程涛来往毫无结果，相亲又始终无法成功，使她 “一定要结婚”的目标迟迟不能实现。其实，林月娟本人在这条“姻缘路”上付出的也 不是爱情，而是“女大当嫁”的观念，终日为“立定了志向要嫁”的唯一人生追求心急 如火、凄凄惶惶地奔忙。《随缘》中的“我”，根本不爱“长相不够英俊，身材恰是五 短”，又无情趣的牙医林冀民，在他委婉求婚的、通常是最浪漫的时刻，“第一件想到 的不是好或不好，竟是结婚的时候该穿什么鞋子，才能不高过他，又能显得体态轻盈” 。可是，她仍然高高兴兴地结婚，因为在婚龄女子比男子多了五万人的台北，能把自己 嫁出去就算很不错了。他虽然不是她喜欢的那一类型，但是“肉边菜的滋味不见得差过 肉呢，这就是‘随缘’”。《宜室宜家》中金明英有了能养她的丈夫就心满意足，对丈 夫的寻花问柳不管不问，也毫不在乎。这不能说是爱情，只是可悲的人生依附。《惊喜 》里外表端庄、清高的女中学生曾纯纯轻易委身于男学生程大鹏。他“只一通电话，她 就来了。什么都不跟他谈，人生道理，苦闷，甚至恋爱全不谈。到他要她走，她就走了 ，竟也无留恋”，“他冷落她，侮辱她，她也逆来顺受”。无爱，却有性，而且是予取 予求的性。《闲梦》中，男主角“一面说我爱你，一面要分手”，女主角则“即使是一 场梦，亦要有凭有据”，连梦境都不脱离现实。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关心的范围很窄， 仅及于本身的幸福。他们不谈政治，连社会问题也不关心。他们精于计较，行为和社会 的脉络一致，在通往婚姻的爱情道路上，处处流露出斤两分明的交易心态。其中看不到 美丽的纯情，也没有缠绵缱绻的场景”(注：夏云：《序》，见蒋晓云《无情时代》，[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10月版，第4-5页，第3页。)。
不仅蒋晓云，其他女作家萧飒、季季、袁琼琼、苏伟贞、廖辉英等人笔下，也有大量 的男女关系描写，但是也很难找到几个浪漫的、令人陶醉的、唯美的爱情情节。例如， 袁琼琼的作品里，有很多夫妻、恋人、情侣的故事，但我们看到的尽是情变、背叛、同 床异梦、一夜情、母性救赎，等等，唯独看不到男女双方的倾心相爱、相濡以沫、相互 忠诚。苏伟贞、廖辉英小说中的爱情是女主角单方面的，如苏伟贞《陪他一段》中的费 敏，晶莹剔透，情感专一，但费尽气力也得不到男友真正的爱，只不过填补了他失恋阶 段的空白，满足了他的情欲需求。当他的许诺、他的誓言都成为昨日黄花的时候，她绝 望地自杀而亡。这种“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从古演绎至今，在台湾女性主义文学 中染上了现代色彩，展示出男女双方在“无情时代”的心路历程。
二、疏离意识
台湾作家吴锦发在评论季季的作品时说，如果把一个社会结构视为一个抽象的圆的话 ，那么，当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都具有向心力的时候，这个圆就呈现一种紧密的结合， 这便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它的各个部门就能和谐地运作；而相反的，当社会中的许多分 子开始向外逸散时，它结构上的功能将逐一丧失，整个圆甚或因之崩溃。这种社会分子 向圆的外围逸散的现象，就称之为“疏离”。他还说，疏离现象也可以缩小为个体来看 待。当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接纳外来的各种刺激，而在心理上形成某种完整的概念判 断，并作出适当之反应时，便是一个健全完整之个体；而当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无法或 有意拒斥外来的刺激，躲避正当的反应时，这便是一种“疏离”。
吴锦发认为，在季季那么大量有关男女关系的小说描写中，“我们似乎只清晰地感受 到一种难以捉摸、充满不信任以及疏离感的男女关系。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在我们读到她 《杯底的脸》以及《塑胶葫芦》两篇小说时，就显得格外强烈与透彻了。”(注：吴锦 发：《论季季小说中的男女关系》，见《季季集》，[台北]台湾前卫出版社1993年12月 版，第359-360页，第365页，第365页，第359页。)《杯底的脸》中，一对男女在酒馆 里坐了一天，女的居然连对方的名字都记不起，还懊悔道：“这种阴沉落雨的天气，在 家睡觉多好?却把一天都交给了你。”《塑胶葫芦》中，女主角在继母死去的那天早上 ，穿一身红衣服去赴男朋友的约会。当年，她的生母被父亲抛弃自杀而死，如今继母又 步生母的后尘。在约会中，她根本就忽视男朋友的存在，专心致志地抚弄一个气球，发 出刺耳难听的声音，嘴里还哼着歌，以至于男友委屈地想：“在我们互相远程而来见面 的时候，她竟以那气球作为快乐的中心而忽视我的存在么?我比那个气球还不如?”季季 其它作品也都相仿佛，“我们看到季季在处理这些男女关系时，无论男女双方是已婚、 未婚、或已婚后‘离婚’再重逢，所有的男女关系，她都不知不觉的一概赋予一种低沉 的基调，似乎在季季的笔下我们很难看到歌颂‘爱情’与‘婚姻’的描写，我们看到的 只是对于‘爱情’与‘婚姻’充满了怀疑、惶惑以及极度无安全感的描写。”(注：吴 锦发：《论季季小说中的男女关系》，见《季季集》，[台北]台湾前卫出版社1993年12 月版，第359-360页，第365页，第365页，第359页。)
其实，何止是季季热衷于男女关系冷漠、疏离的描写，相当的台湾女作家在作品中都 是以极度的不信任及疏离感来安排、表现男女关系的。例如，曹又方的《超级夏娃》中 的一对情人，互相进入不了对方的心里，互不理解，“他是一堵男墙，她则是一堵女墙 。尽管人们尝试在墙与墙间搭起一座桥，比方说那种惯常用的基本的性的桥梁。然而， 它的结果不过是形成了象形上的一个字母H。H，虽然是英文‘希望’的第一个字母，但 是，可以预见地，似乎在我们男女主角的情史上，是永远不会再有希望了。”苏伟贞的 《雨天》里，女人爱上一个已婚男人，两人交往、幽会。男人终于离成了婚，两人有了 结合的可能，反倒失去了“共同的目标”。男人终日躲在醉中，女人“对他的爱愈多， 非议之感便愈强，就更温柔不起来，一切太患得患失”。她宁愿走回从前他没离婚的时 候。各自有家回是件好事，结合在一起，心情不对时，便都无处可归，“翻云覆雨的， 何止天气，人的性情和关系亦然。她不相信朝夕相处的情趣，人们在长短左右间被齿磨 ，直一把自我磨出伤口”。另一篇《迷途》中的男女，萍水相逢，互相连是谁都不知道 就结伴而行、同室而居、同床而眠，当然也必然会有性关系。男人原以为女人失去了部 分记忆，到最后才弄清她是个有婚姻的人，并且怀了孕。她并未失忆，“全部都知道却 不愿意认命”。她离家出走、徘徊街头几天只是因为她太害怕了，“我不知道下一代要 怎么证明他们的出生，他们不应该被生出来。”蒋晓云《掉伞天》中的云梅，对丈夫吴 维圣没有爱，只因为她心中暗恋着方一止。她嫁给吴维圣之前，方一止虽然没有正式追 求过她，却“常常要生个三言四语来撩拨她”。她对他很痴心，有一次找到他要摊牌：
“你说，只要你一句话。”她逼他；只要他有一句切实的话，她就——她就怎样?
忽然她害怕起来，她竟是第一次发现自己是有责任的。如果一止真的表明了爱她，要 她……。管太太的一番话兜头兜脑的上了心。
“你想嫁给我?”一止的语气听来是怀疑和讥诮。
“你能等我吗?”他嘲弄地笑起来。
云梅竟没有勇气作任何承诺。这不是一个谈话的所在；她想。心里给马路上的车声人 声搅得乱七八糟。
云梅很爱一止，但却对他是否能够给予自己一桩稳定的婚姻充满了不信任，爱情也不 能拉近他俩之间原本就有的距离，消除隔膜，让双方都敞开心扉。所以云梅拼了命地想 要一止表明爱她的态度，自己却没有勇气作出承诺，不能面对婚姻的责任。
在这些女作家的小说中，就连最应该浪漫的约会、幽会，也似乎嗅不到一丝浪漫气息 。如袁琼琼的《白发》中，女主角秀丽与情人鸣渠在一次幽会中，被鸣渠头上的些许白 发弄得心神不宁，“无名地兴起了难熬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又似在做某种扮演，“那 样浪漫如梦，绝不是她自己的感觉”。一个24岁的女子，与已婚的中年男子交往才一年 ，一周幽会两次，却没有浪漫的感觉，没有心心相印的甜蜜，也没有如胶似漆的不舍， 反倒觉得“难熬”，自始至终不曾进入鱼水交融的状态，只有清醒的算计：“她盘算跟 鸣渠维持一年的关系，然后两人好来好散”，后来果然“决定对鸣渠的爱要结束了”。 如此实际、果断、有心计，哪像是青春女子在经历爱情?当然，鸣渠有妻有子，家庭美 满，他“希望维持现状，他对他的家很满意。对秀丽大半也是满意的”，两人谁也没有 天长日久的念头，“两个人是没有以后的”。跟鸣渠分手以后，“秀丽打算结婚，她身 边也还有几个人在追她，结婚不难”。由此看来，秀丽的婚姻是不考虑爱情因素的，“ 疏离”与“无情”相互关联。
三、两性对抗
用吴锦发的话说：“由于台湾光复初期的社会结构中，仍遗留有相当程度的因被殖民 而残存的封建理念，在这些封建理念中最明显的便是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台湾社会除了 承受封建中国的传统男性沙文主义的观念之外，经过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男性至上 观念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受到当时日本民族‘武士风’的推波助澜，更加地变本加厉 ，于是台湾的女性在三从四德的固有持守之外，更加上了跪坐低首，嗐声不绝。”(注 ：吴锦发：《论季季小说中的男女关系》，见《季季集》，[台北]台湾前卫出版社1993 年12月版，第359-360页，第365页，第365页，第359页。)后来，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 ，女性主义觉醒，女权运动勃兴，反映在文学领域里便是女作家在自己作品的各个层面 ，对于以往封建、落伍的男性沙文主义提出了相当程度的反抗与抨击，这其中又因为每 一个作家个性、气质上的差异，呈现在作品中的反抗姿态有所不同。“疏离”可以视为 个人对巨大的社会事实一种无力感的表现，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自弃”。再深入地追 究下去，“疏离”更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反抗”，反抗传统婚姻制度及人际关系里男 性对女性的不公平，但这种反抗采取比较温和、迂回的姿态，季季、心岱、施叔青多持 这种态度。
在作品中采取正面的、单刀直入的反抗姿态的女作家为数也不少，主要有李昂、曾心 仪、萧飒等人，袁琼琼、苏伟贞、曹又方等则是两类作品皆有。李昂的《杀夫》是一个 最好的例子，让饱受摧残的女人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在象征意义上，可说是代表了 对于女性遭受物化的反抗与控诉，将女性分崩离析、饱受切割的自我主体，投射到男性 的肉体上。”(注：张惠娟：《直道相思了无益》，载郑明娳主编《当代台湾女性文学 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55页。)萧飒的《唯良的爱》、 袁琼琼的《烧》都从正面表现了对父权传统的激烈反抗态度。
换一个角度看，反抗亦是一种两性间的对抗。《杀夫》如果不是赤裸裸地见证了在传 统架构下男性权力的狰狞面貌，呈现了女性被物化的悲惨景况，展示出一个兽性和血腥 的世界，就不会有陈林市的杀夫之举；《唯良的爱》如果没有男人的背叛、弃绝，也不 会有女人的毁灭全家、玉石俱焚的可悲结局。李昂的《迷园》中，朱影红与林西庚之间 的对抗虽没有如此惨烈，但也是白热化的。朱影红起初完全处于下风，强霸、阳刚的林 西庚占据主位，似乎无往不胜。但是，朱影红充分施展媚悦、柔顺的特长，排出纯阴的 、最女人化的阵势，一步步蚕食林西庚自以为固若金汤的“阵地”。当这场阴阳大对决 处于胶着状态时，求胜心切的朱影红为了稳住阵脚，随时保持清醒的临战姿态，不得不 找不相爱的男人解决性欲的负担，甚至牺牲了此生也许是唯一的一次生育的机会。另一 部小说《北港香炉人人插》所涉及的话题是女人以性和身体作为向男人取得权力的渠道 ，“用女人的身体去颠覆男人”。
两性对抗不仅表现在夫妻情侣之间，母子之间也存在着有形无形的对抗因素。李仕芬 在《亦亲亦疏：台湾女作家小说中的父与子》一文中指出：“男性由血缘关系，组成父 子联盟，静静地进行对抗女性的、颠覆女权的任务。”(注：李仕芬：《亦亲亦疏：台 湾女作家小说中的父与子》，[厦门]《台湾研究集刊》1998年第3期，第81页，第82页 ，第82页。)文章举了袁琼琼、廖辉英、萧飒、苏伟贞的小说为例，说明尽管父子之间 也有对立、冲突，但是，一旦父母的矛盾不可调和，儿子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稳了父亲 的立场，即使儿时认同母亲，成人后也会倒戈相向。
袁琼琼在《春水船》中，用天生的相亲倾向去解释父子关系的融洽，更从理芬身为妻 子、母亲的角度，来审视丈夫、儿子之间的关系，“从理芬清楚意识到儿子与丈夫的亲 密关系及自己的被无形疏离，隐隐带出了男性联盟，对抗女性的反女权意识。”在《又 凉又暖的季节》中，父亲有了外遇，儿子本来很自然地站在母亲一边，还暗地里打算教 训第三者，还父亲以颜色。可是，挑衅并未成功，父子之战无端成就了父子同盟，不知 不觉间，儿子竟以挑剔的眼光去批判母亲的过度完美。而在《谈话》中，父亲的不负责 任导致母亲的自杀，儿子原本看不起父亲，可遗传基因的作用使他的性格酷似父亲，不 可抗拒地步父亲的后尘。此时，他便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父母关系，认为母亲因重病 无力支撑家庭经济重担而弃世的作法，“虽无奈，实在也有阴毒的成份”。
廖辉英《浮尘桃花》里的祝逢春，其父将妻儿弃之不顾，是母亲将他抚养成人。可他 在言语之间，一意维护的却是对他没有尽过责任的父亲：“……我父亲年轻时候的荒唐 不顾家，全是我母亲跟我说的。……我说男人绝对不能做错事，不然会被女人记一辈子 、念一辈子，只做一件错事，却好象做了千万件一样。”李仕芬说：“‘全是我母亲跟 我说的’一句，反映的自然是其母亲的个人主观成分。祝逢春扩而大之，把母亲的个人 问题提升为女人的普遍问题，进而指出女人往往喜欢以小夸大、以偏概全。由是把男性 的责任轻轻卸载，并转嫁到女性身上。”
萧飒的《廉桢妈妈》也是这样。傅成对父亲的外遇视若无睹，却对妈妈迷上其它男人 不能接受，不时从父亲的立场提点母亲：“这传出去像什么话呢?你也该为我和爸爸的 面子着想。”传统父权思想又一次得到落实，“父子俨然同一战线，为捍卫传统观念而 努力。”(注：李仕芬：《亦亲亦疏：台湾女作家小说中的父与子》，[厦门]《台湾研 究集刊》1998年第3期，第81页，第82页，第82页。)
苏伟贞的《流离》，父母分分合合，儿子从旁观看，“字里行间反映的尽是儿子对父 亲的同情……父子同心，儿子同情父亲之余，更非常明白他的心情”，“儿子与父亲的 联系，便是通过这种深切了解表现出来。对母亲暗地里的反抗，更看出儿子如何偏从父 亲。”(注：李仕芬：《亦亲亦疏：台湾女作家小说中的父与子》，[厦门]《台湾研究 集刊》1998年第3期，第81页，第82页，第82页。)苏伟贞的《沉默之岛》、《大梦》中 的男主角，母亲都有各自极端的个性，父亲都从家中逃离，一去不返。儿子在母亲身边 长大，即使连父亲的相貌都记不真了，可他们在与母亲的相处中，仍然能够拼凑出父亲 的心情。父亲的缺席并不妨碍他们对父亲的了解、与父亲的亲近、对母亲的排斥，因为 父与子精神相系、心灵相通，天然地组成性别联盟，抗衡女性。
如果要问，在女性主义文学的两性对抗中，胜利属于哪一方?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回答： 没有胜者，不是同归于尽，就是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