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中国论文,现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启蒙派的鲁迅研究实际是一个返回自我的鲁迅研究派别。不论是二十年代的社会人生派、青年浪漫派、早期的英美派知识分子的对立批评，还是三、四十年代的人生一艺术派、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派、马克思主义务实派、马克思主义精神启蒙派、马克思主义政治派、英美派知识分子的鲁迅观都是在他们当时的思想立场上对鲁迅及其作品作出的自然反映，因而这种反映也标志着中国社会特定阶层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到了五十年代之后，这种研究主体和研究活动的契合关系便从根本上消失了。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越来越向学院派知识分子范围中收缩集中，这些知识分子是在和平条件下从事思想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身的事业是以和平发展为基本条件的，因而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不是实践的政治革命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们不但没有政治革命的实践，也没有从事政治革命实践的愿望和要求，但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标准却是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标准。这种研究标准的非自我化，也就标志着他们的研究活动的非自我化，所有的研究似乎都只是为了论证一个与自我的实际人生追求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的是非，而这种历史的是非却与他们在实际的人生经验中建立起来的是非观念毫无关系甚至取着对立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鲁迅研究的认识职能消失了，它不但不利于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理解和认识，而且也不利于对现实人生的理解和认识，从内外两面破坏了鲁迅研究。任何的研究活动，其目的都在于增益人的认识，并且认识历史归根到底仍在于认识自我和自我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的社会人生。研究标准的自我化越来越成为大陆中国鲁迅研究的关键问题。“文化大革命”及其失败的历史结局，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新返回自我的历史条件。这个运动是以迫害知识分子和广大政治管理人员为特征的，共同受迫害的社会经历和当时几乎相同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及其思想形式，在结束这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以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宣传发挥了自己独立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加强，以自我的现实人生体验直接面对周围的世界并对之作出符合自己意愿的评价则是这种自我意识加强的表现形式之一。这时期鲁迅研究中的启蒙派的根本特征是：努力摆脱凌驾于自我以及凌驾于鲁迅之上的另一种权威性语言的干扰，用自我的现实人生体验直接与鲁迅及其作品实现思想和感情的沟通。
新时期启蒙派鲁迅研究与鲁迅及其作品实现思想和感情沟通的基本桥梁是他们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立历史作用的思考。三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派、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派，还是马克思主义务实派、马克思主义精神启蒙派，都是在鲁迅及其作品与当时进行的政治革命的联系中感受鲁迅与评价鲁迅的，他们自身就是当时政治革命的参加者或拥护者，他们之用政治革命的需要思考鲁迅及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是十分自然的，不论他们各自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但这个评价标准却确实体现着他们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但是，任何的沟通都是相对的，左翼知识分子与鲁迅及其作品在政治革命基础上的思想沟通也不可能是在全部意义上的沟通，不但当时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派、马克思主义政治派保留了自己对鲁迅的不同认识，而且以瞿秋白、冯雪峰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务实派，以胡风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启蒙派也并非在全部的意义上接受了鲁迅及其作品，所谓鲁迅的局限性的所有论述都不过是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某些思想侧面的否定形式。由于政治革命阶段的结束和鲁迅研究学者自身的学院化，政治革命的价值标准已经不是鲁迅与其研究者之间的共同追求目标，因而也不再是彼此相沟通的思想桥梁。在这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能不能找到与鲁迅及其作品的思想沟通形式不但是鲁迅研究者自身能不能在鲁迅研究中体现自我的思想追求的问题，而且也是鲁迅及其作品能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继续作为有生命力的价值形式存在在当代知识分子心中的问题。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解读方式越来越脱离开了中国当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使他们仅仅作为现实政治需要的传声筒，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全面的否定。这时期的启蒙派鲁迅研究者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重新寻找自己在现代中国的存在价值的愿望下从事鲁迅研究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他们在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存在中重新发现了自我的独立存在价值。正是在这种思想和感情的沟通形式下，鲁迅已经不再主要以曾经支持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而开始主要以一个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发挥了最大历史作用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这并非说他们否定鲁迅后期这种政治态度，而是在他们的观念中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而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发挥的独立历史作用更为重要也更值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研究和思索。当代大陆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没有支持政治家的政治事业，并不是没有虔诚地学习作为中国政治革命的指导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方面他们比鲁迅作得更多而不是更少，但他们却在这种服从和学习中失落了自己和自己的历史职责。“文化大革命”及此前的历次政治批判运动的教训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起到了强大的制衡作用，使他们不能不冲破此前各种理论结论的障碍而向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独立性的方面转移。所谓转移，就是说他们并非绝对地否定此前的各种鲁迅研究成果，而是这些成果和他们的理论构架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现实需要，他们必须在自己的目的上建立新的思想构架，这个思想构架就是以中国的思想革命为基础的思想构架。
由于新时期启蒙派的鲁迅研究者旨在突出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和价值，所以他们首先区分了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差异。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由单一的成分构成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政治结构是以权力为手段实现整个社会的行政管理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家的职责是根据现实的条件实现社会的有效管理并为实现这种有效的管理而改造政治管理体制。他们所根据的现实条件已包括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社会思想发展的状况，越是杰出的政治家越是善于利用物质的和精神的现有有利条件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人，他们不是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社会成员；科学文化结构是以智力的或精神的能力发展社会认识和社会精神的社会结构体，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根据现实条件实现社会认识和社会精神的发展。他们根据的现实条件包括政治环境和物质生产力和发展状况，越是杰出的知识分子越是善于利用物质的和政治的现有有利条件而实现自己的思想文化追求的人，他们不是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和政治事业的社会成员；经济结构是以经济的手段实现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结构体，从事物质生产的社会成员的职责是根据现实的条件实现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所根据的现实条件包括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想、社会文化发展状况，越是杰出的企业家越是善于利用政治的和文化的现有有利条件而实现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人，他们不是直接从事精神生产和政治事业的社会成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外力和压迫下结束了自己的封闭状态而介入了广泛的世界联系，它所暴露出的中国的落后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整个社会的。经济上的贫穷落后、政治上的封建专制、思想上的愚昧保守是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三个并列的问题。中华民族为结束自己的这种落后状态所作的所有的努力都是有其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巨人，对中国国民性改造的思想追求形成了他的思想和创作的最明确的理性基础。这时期启蒙派的鲁迅研究者正是在这里看到一个独立的鲁迅和他的独立的历史意义的。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研究开始，便把鲁迅对中国政治革命的贡献当作他最主要的贡献，虽然从一个侧面发掘了鲁迅及其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弊病，即他们常常开始把鲁迅与之相区别的具有自己独立性的东西当作次要的或错误的东西，而把与他们相同或相近的东西当成了鲁迅最宝贵的东西。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历次政治批判运动不是由于人们忽视了在政治革命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思想原则，而恰恰因为漠视了鲁迅在“五四”时期便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原则，从而导致了中国社会关系的严重破坏。这时期启蒙派鲁迅研究者要把思想革命的原则作为独立的原则从它与当时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体系的复杂联系中独立出来，就必须划分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界限。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他们常遭同行专家们批评的地方。但这些同行专家恰恰忘记了一点，即他们自己也是实际上从事着思想文化事业而并没有进行实践的政治革命的主观目的的。思想文化事业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永恒的事业，而政治革命却只在极短暂的历史时期才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不是仅仅为巩固现实政权服务，而是为了改变中华民族愚昧落后的文化状态、发展中华民族的现代科学文化事业。所以，不论鲁迅在当时所具体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性是怎样的，但他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仍是由于他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重视以及他对中国各种文化现象的富有独创性的表现和解剖。启蒙派通过区分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把鲁迅研究从重点突出鲁迅对各个政治派别的态度转向重视鲁迅对中国文化及其精神效果的解剖，实际是进一步拓展了鲁迅研究的领域，使鲁迅研究与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
新时期启蒙派鲁迅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与左翼各派的研究方法都有不同。左翼各派的鲁迅研究者由于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现成的最高标准，因而他们的研究方式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判别式的。例如，鲁迅前期哲学思想的研究基本模式是在鲁迅前期的作品中发现哪些属于唯物主义因素，哪些属于唯心主义因素，哪些属于辩证法的因素，哪些属于形而上学的因素，并由此确定鲁迅前期哲学思想的先进性表现在何处而有哪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种研究方式产生的最基本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凡是符合它的都是正确的，凡是与之不同的都是不正确的。但这种研究方式只有在极有限的范围中才是合理的和有效的，对于像鲁迅这样已经成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研究对象而言，它的不合理性更大于合理性。鲁迅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要成为一个什么主义者，而在于他在追求着自己民族文化在现代的复兴，他的哲学思想的价值不是由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定而决定的，而是由对于中国文化这个特定语境的特定作用所决定的。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所重点介绍的是最典型的西方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但这毫不影响它成为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的一篇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它所提出的立人思想构成了鲁迅全部思想的最根本的基础。这时期启蒙派的鲁迅研究所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历史主义的，是依照历史的发展线索考察一种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并依其在历史上具有作用判定其思想价值的方法。这种方法本身不承认任何现成理论形式的绝对合理性，因而也不以鲁迅作品及其思想之外的任何理论形式作为判定鲁迅作品及其思想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论标准。它的标准是从鲁迅自己追求目标中引申出来的，因而也是具有个性特征的。这使他们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形成的各派左翼马克思主义鲁迅研究学都有了严格的区别。当时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派以是否信奉马克思主义为标准否定鲁迅前期作品及其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否定它们到了二十年代末期还有其积极意义，而这时期的启蒙派则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给予了鲁迅以极高的历史地位，并且认为这种地位至今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以胡风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启蒙派重视鲁迅前期作品及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但也因此而把前期的鲁迅说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分明不符合鲁迅前期思想发展的自身逻辑，而这时期有启蒙派同他们一样重视鲁迅前期作品及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但并不承认鲁迅前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以瞿秋白、冯雪峰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务实派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标准衡量鲁迅，对鲁迅的后期思想给予了完全的肯定而对他的前期作品和思想则作了有保留的肯定，而这时期的启蒙派则并不绝对地肯定前者也不绝对地肯定后者，他们把鲁迅前后期的作品和思想都看作鲁迅统一的思想追求的不同表现形式，各有其不可忽视的思想内涵但又各有其相对性；马克思主义政治派把鲁迅研究直接纳入到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现实实践目的下进行利用，而这时期的启蒙派则主要从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发展的道路出发从事鲁迅研究，他们的目的是学术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时期的启蒙派是对二十年代以周作人、茅盾、张定璜为代表的社会人生派和三十年代以李长之为代表的人生一艺术派鲁迅研究的复归，他们都重视从人生意义的角度探讨鲁迅作品及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但这时期的启蒙派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这使他们的论述更集中于鲁迅作品及思想的社会历史的价值上，包容了东西方文化发展史的更多的内容，李长之否认鲁迅作为为一思想家的存在，主要把他作为一个文学家来探讨，而这时期的启蒙派则主要重视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存在。在他们的研究系统中，文学家的鲁迅是从属于思想家的鲁迅的。
新时期启蒙派的鲁迅研究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其一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在鲁迅研究中卓有成就的鲁迅研究专家，其二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走进鲁迅研究界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前者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思想潮流中重新思考并阐释鲁迅及其作品，渐渐将自己的视线集中于鲁迅作品的反封建的意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重新讨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北京学术讨论会上所提供的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学术论文，以及关于阿Q革命性等等具体学术问题的讨论，都表明在鲁迅研究界一种新的研究方向正在形成，但由于鲁迅研究界原有的理论框架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形成的，毛泽东、瞿秋白、冯雪峰、陈涌等政治领袖人物和在鲁迅研究中作出了杰出贡献的鲁迅研究专家在鲁迅研究界有着崇高的威望，有赖于这些人的努力鲁迅才在中国社会的一片攻击谩骂声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部分鲁迅研究者并没有在理论上把自己与原来的研究框架区分开来，自觉作了这种区分的是“文化大革命”后以第一、二批研究生为主体的中青年鲁迅研究者。他们较少思想负担，直接以前一代鲁迅研究提出的理论问题为基础并予以明确化、系统化，使这个派别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别出现在鲁迅研究界，公开告别了自己的学术前辈。但这两批知识分子都有自身的严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表现于他们自身的素质与他们研究基础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两批知识分子都是在1949至1966年之间的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教育的，他们的理论话语基本上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三种权威性话语构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鲁迅思想，其文学观是在两种不同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影响下形成的：西方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实际的现实人生的影响下，他们开始以鲁迅思想为基点思考现实人生并以现实人生的实际感受解读鲁迅作品及鲁迅思想。但当他们形成自己的思想和风格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大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时候，思想解放同时也使中国固有的各种传统思想在中国社会上活跃起来。他们赖以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的基础是中国现代的思想启蒙，它涉及的不仅仅是哪一种社会思想，而是所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的思想文化潮流，鲁迅就是在中国向整个世界开放的火口上完善并发展着自己的启蒙思想的，但这时期的启蒙派却是在长期封闭的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启蒙思想比鲁迅的更加单纯、更加笼统，这不但使他们对鲁迅启蒙思想的阐发仅仅停留在“五四”科学、民主、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思想自由等几个尽人皆知的理论口号上，而且也使他们没有能力回答后来出现的各种文化学说向鲁迅研究提出的各种挑战性的问题。时至现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仍然主要集中于对鲁迅前期思想及作品的研究上，并且更多地集中于鲁迅小说、特别是《呐喊》《彷徨》的研究上，如何把包括鲁迅杂文、散文、散文诗和鲁迅后期作品及思想在内的所有内容都纳入到自己的思想理论框架中并对之进行一以贯之的统一论述，仍然是他们需要解决而未曾解决的问题。他们曾经努力把鲁迅作品的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结合起来，但由于他们的艺术语言仍然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艺术语言，而这时期由于重视政治批判，其艺术语言是极为贫乏的，因而他们的艺术分析仍然比较陈旧，较之他们的思想分析与当代思想发展需要的距离来，他们的艺术分析与当代文学发展需要的距离更大。
新时期启蒙派的鲁迅研究从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角度而言，实际上标志着大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少部分知识分子把鲁迅思想从“文化大革命”前形成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和鲁迅思想为辅佐的统一的权威性话语中独立出来并将之作为自己的权威性话语的一种发展趋向。由于他们所接受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没有能力也不会想到以自我为中心独立地形成属于自我的思想框架，他们需要在历史已经存在的并且已经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可以借助于实现自己与整个社会的思想交流的语言中找到表达自我的方式。他们的思想借助于鲁迅思想的存在而形成，也借助于鲁迅的话语形式予以表达，他们自觉意识到的历史使命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重申鲁迅的思想原则，“回到鲁迅那里去”之所以能成为他们之中普遍可以接受的口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这也决定了他们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对鲁迅的论述方式。正像所有的鲁迅研究者都不可能复活一个完全完整的客观的鲁迅一样，他们笔下的鲁迅也是一个被他们的主观需要整合并立体化了的鲁迅。这个鲁迅是作为一个伟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鲁迅，而不是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鲁迅，也不是作为一个与任何一个平庸无为的人有着相同特征的自然形态的人；这个鲁迅是具有为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普遍可以认识并可以接受的特征的鲁迅，而不是作为具有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作第二次的重复、绝对封闭在个体之内的特征的鲁迅。这个鲁迅呈现出的面貌是客观的、社会的、有明确自我意义的，在理性和情感、现实与历史、主体与客体、思想与行为间找到了均衡感的人。但是，他们之所以对鲁迅作了这样的主观化的处理却不是没有客观根据的。他们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及“文化大革命”前依照不同于鲁迅的别一种文化思想模式看待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对于鲁迅的一些观点，他们是了解的，但他们并没有把与流行的观点不同的鲁迅的观点作为自己思考社会人生的基本原则，而是把它们作为鲁迅的局限性来看待的。当他们在自己的文学环境中感到严重的自我失落并产生了以自我的真实生活体验独立地思考自己的文化环境的时候，才发现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和批判是异常深刻的。这种强烈的认同感使他们感到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和批判是客观的而不是纯主观的，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是具有跨时代的普遍意义的而不是仅仅适用于鲁迅所处的时代、所生活的有限的生活空间的。但是，在稍后于启蒙派鲁迅研究者走入鲁迅研究界的青年知识分子却是以另一种形式建立了自己与鲁迅及其作品的思想的和精神的联系的。在“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前，他们在社会上还没有任何主动选择的权利，也没有主动选择的意识，所以那时的权威性话语对于他们并没有实际的影响力。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思想解放过程中选择自己的人生观念的，这时西方哲学和美学学说的翻译和介绍使他们有了广泛比较的可能。如果说启蒙派的鲁迅研究表现着研究者自身由旧蜕新的艰难，他们则更表现着主动选择的勇气。特别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学说，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的普遍的意识危机中，为中国大陆的青年知识分子意识自我和把握人生发生了明显的影响作用。但当他们以新的人生哲学观照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时候，鲁迅却突然在他们的眼前放出了独异的色彩。我们这些不属于人生哲学派的鲁迅研究者常常发生一种错觉，即认为在更年青的一代人、包括受西方现代哲学影响的人生哲学派鲁迅研究者那里鲁迅及其作品的价值已经跌落下来，实际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派别的鲁迅研究者能像这时期的人生哲学派一样对鲁迅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重要地位有着这么强烈的感受和这么深刻的认识。仅仅依靠左翼各派的理论框架，你很难把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一些杰出的左翼作家区分出不同的层次，左翼批评家中那些十分尊崇鲁迅及其作品的人是从自我的实感当中将鲁迅与其他人相区别的，他们的理论框架不足于传达他们的实际感受。同样，仅仅依靠新时期启蒙派的理论框架，你也很难把鲁迅、胡适、周作人这样一些杰出的思想启蒙者区分出不同的层次，假若他们更重视鲁迅及其作品，那也是由于他们的实际感受而不是来源于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但在人生哲学派的鲁迅研究者这里，鲁迅与其他所有那些在现代中国发生了广泛影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是自自然然地被分别开来的。从鲁迅早期的《文化偏至论》开始，鲁迅的思想便表现出了与其他所有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不同的思想渊源，而所有这些西方的思想家却恰恰是新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所受其影响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式的人物；“五四”时期的鲁迅像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一样参加了旨在启发民智的思想启蒙运动，但鲁迅又是以与他们完全不同的一个精神实体加入这个运动的，鲁迅不仅有着与他们相近或相同的理性选择而且有着与他们迥不相同的人生感受和人生体验，这些都来自与东西方的思想启蒙者不同的思想潮流和文化学说。当马克思主义各派鲁迅研究者和这时期启蒙派的鲁迅研究者把鲁迅及其作品就当作这个运动的伟大产物的时候，鲁迅思想和作品是被作为这些思想先行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公同的感受和认识而受到研究者的肯定的，不同的主体对同一对象的相同把握使他们眼前的对象呈现出客观性的面貌，鲁迅的思想和作品这时也会被作为客观现实的真实的反映，但在人生哲学派注意到鲁迅与其他所有“五四”时的思想启蒙者都有迥不相同的人生观的时候，在他们意识到由于彼此的精神实体不同根本不可能对周围现实作出相同的反应的时候，鲁迅作品的客观性又如何确定呢？相同的客观现实（在观念上存在的、存在于人的认识之外的绝对客观的现实）而不可能形成相同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由客观现实决定的呢，还是由作家的精神主体所规定的呢？正是由于人生哲学派的鲁迅研究者主要关注于鲁迅精神主体的独异性，所以他们开始拒绝主观反映客观的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而把鲁迅作品作为鲁迅精神主体的产物。
人生哲学派的鲁迅研究者在中外思想史的背景上考察鲁迅的主体精神结构的，鲁迅主体精神结构的复杂性在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重视。左翼各派的鲁迅研究和新时期启蒙派的鲁迅研究都以自己的形式把鲁迅作为一种人格的典范，因此他们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把鲁迅的某一方面的特征突出出来并将之作为鲁迅精神的本质加以肯定，只有到了人生哲学派这里，鲁迅的精神结构才成为研究者重点分析研究的对象。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鲁迅的精神才不能仅仅由鲁迅精神中的某一个特征所代替。研究者不可能巨细无遗地把他精神中的所有因素都逐一加以分析，因此将之想象成一种有类于结构的形式便成了研究者的需要。所谓结构，就不是有左没有右、只有上没有下、只有前没有后，它是由各种相反相成的因素以一定的方式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左翼各派的鲁迅研究者把鲁迅描述为中国传统封建制度的毫不妥协的反叛者，新时期启蒙派的研究者把鲁迅描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的批判者，对于他们的目的和他们的研究框架这无疑是合理的，但对于以研究鲁迅精神主体自身以深化人们对它的精确认识的人生哲学派的鲁迅研究者来说，这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允许的。鲁迅生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上，是在中国固有文化的教养下长大的，如果说他的精神主体中就绝对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但是如果鲁迅主要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外国文化的影响只是他思想精神中的次要的、不占主要地位的因素，那末，鲁迅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不渝的批判和解剖就成了不可理解的事实。在所有以往的中外文化的研究中，都给人产生了这么一种印象，即中国文化是一种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文化。实际上，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远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并且也极难证明它就是一个有着统一的本质的文化。就思想传统，儒、道、法、墨、道教、佛教；就阶层，雅与俗；就地域，南与北，各个不同的文化区域，所有这一些都程度不同地构成了鲁迅文化心理中的不可驱除的因素。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鲁迅从青年时代就不像他的许多前辈和后辈一样，把其中的一种文化概括为代表西方文化的东西，他也不把西方最新出现的一种文化视为唯一必须学习的文化。他是在历史的矛盾运动中体验西方文化的，他的《科学史教篇》在科学和宗教的此消彼长中介绍西方文化的发展，不把其中任何一种传统作为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的文化传统；在《文化偏至论》中他又在物质的和精神的、唯物的和唯心的两种思想潮流中介绍西方的哲学思想，并公开提出文化的发展总是“偏至”的，你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找到体现永恒和完全的文化形态。这时期的人生哲学派由于是在对这时期的思想启蒙派的批评中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的，所以他们主要在西方的理性传统和非理性传统间论述鲁迅精神结构中的矛盾因素的。这时期人生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汪晖，他在他的代表作品《反抗绝望》中这样描述了鲁迅的精神结构：
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鲁迅对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内省与自知，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从而长久地处于精神的矛盾和紧张之中。他追求人的主体性和普遍解放，却相信现代哲学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深切忧虑；他倡导科学、民主、理性，却高扬着施蒂纳、尼采等对科学、民主、理性持非议态度的思想家的旗帜；他相信进化论，相信历史的规律性、目的性和永恒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与人解放的内在联系，却又在中国历史的延续中看到近乎永恒的轮回；面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政治、文化秩序，他毫无畏惧地举起投枪，而对自己的个人生活，他却无法摆脱旧的道德伦理的纠缠……于是，他不断地向人们昭示着希望，鼓舞人们否定旧生活、开辟新生活的勇气，同时又频频地谈论着绝望，死亡，坟墓和孤独。
所有这些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思想学说存在于鲁迅一个人的灵魂中的时候，它不是加强了鲁迅思想的统一性和条理性，而是加强了它的灵魂的内部裂变。显而易见，这时期人生哲学派不但较之任何一个曾经存在过的鲁迅研究学派都更能说明鲁迅精神结构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特征的关系，而且也较之任何一个学派都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鲁迅的独特情绪体验的内在依据。中国文化由古代向现代的发展，不是由一种单纯走向了另一种单纯，而是由相对单纯走向了相对复杂。鲁迅思想的特征恰恰在于它的复杂性，不论较之“左翼”的郭沫若，还是较这“右翼”的胡适，他的思想都要复杂到不知多少倍。几乎所有除鲁迅之外的中国现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追求着自己的单纯、都以自己的单纯炫耀，喜欢用东方的或西方的某种学说标榜自己和奉承别人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大特征，独有鲁迅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和复杂，他在中外任何一种思想学说中都找不到自己的思想立足地，因此他也从来不用东方的或西方的某种思想学说确定自己的思想性质。可以说，那些以单纯自居并总是雄心勃勃地以为自己的思想必将战胜其它的一切思想而独立地占领中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最终都会发现他们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通过有意篡改它的形式继续坚持它。中国现代社会是中外各种思想、各种学说因而也是各种价值观念的竞技场。这不仅意味着有坚持着各种不同思想学说的各种文化派别的人同时存在在中国现代社会上，而且也是说在一个现代中国人、特别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同时有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在发挥着作用。在中外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像中国现代文化这么复杂、这么紊乱的文化系统，它包容了全部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也包容了从古希腊罗马到二十世纪西方的各种文化学说，这些文化学说都是在人类的特定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都不是绝对的谬误但也都不是绝对的真理。带着宗经宣道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时间成了中外所有这些学说的传扬者，并把自我投入到这各种具有相对真理性的思想学说之中去。但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又都同时遇到了其它各种价值观念的不同形式的狙击。在这个竞技场上，一种学说因其特定的原因而压倒其它的所有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时呈现出绝对真理的面貌，但在同时它也压抑了其它所有具有相对真理的思想文化学说而更多地表现出自己的相对性。在这时，它越来越把自己的权威性伸展到无法起到认识作用反而足以造成破坏性影响的文化语境中去，以自己的荒诞性表现而显示其它所有思想文化学说的存在价值。其结果必然是这样，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过多地占领了不适于它表现自己的作用的文化语境而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怀疑，受到压抑的思想却因自己潜在的能量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崇拜，其它所有思想文化学说的发展则又是以绝对排斥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为基本前提的。在这种思想对思想的排斥中，一种思想文化学说往往不是由它的社会实践的价值被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感受的，而是依照它对另一种文化学说的排斥力的大小得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视的。这样，那种在排斥原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学说中起了最大作用的一种思想文化学说便又以新的统治思想占领整个中国社会，从而把其它各种思想文化学说重新压抑在中国文化的底层，连他们自己原本具有的真理性也不再被人认识、被人接受。但它们又会像其它被压抑的思想文化学说一样等待着现在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学说的自行溃灭……鲁迅的这种复杂性所体现的恰恰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特征。理性的与非理性的、唯物的与唯心的、科学的与宗教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出世的与入世的、社会的与个人的、阶级性的与人性的、乐观主义的与悲观主义的等等这些尖锐对立着的概念，其对立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其意义是不可以它的抽象概念加以确定的，只有在它的运用中、在它的与其发生学相近的意义上才能判定，并且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它的对立面的制约和限制。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特征恰恰在于他从不把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学说视为绝对的、永恒的真理，他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把握各种思想命题的真实思想内涵并依其需要使用他需要使用的思想命题。他从不在一种思想倾向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任何立足之地的时候向它发起攻击，他总是狙击那些在中国社会上具有强大影响力而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否定掉其它相对真理的思想文化表现。因此，他的表面看起来的那种严重的排他性实是与他的最大程度的思想包容性结合在一起的。不难看出，从人生哲学派的分析中，我们对鲁迅的独特情绪体验出开始有了一个文化学意义上的理解。左翼各派主要从鲁迅的思想局限性的角度说明鲁迅的苦闷，其假定性是建立在他们自己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根本出路、找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也不会有苦闷彷徨情绪的基础之上的。显而易见，这种假定性本身就有些盲目乐观主义的味道；启蒙派把鲁迅的苦闷视为不被群众所理解的苦闷固然从外部形式上说明了他的苦闷发生的社会原因，但这种说明却不具有文学哲学的内涵，并且容易把鲁迅的苦闷视为传统知识分子那种生不逢时的纯个人的苦闷。实际上，鲁迅的苦闷不仅是别人难以理解自己的苦闷，也是他自己也无法界定自我的苦闷。那些讥讽他的人更多地看到他不满于别人对他的批评，而没有看到他同样常常不满于别人对他的肯定；别人说他的作品冷静，他觉得他比别人更加热烈；别人说他的作品充满热情，他说他身上有冷气和鬼气；别人赞他为革命家，他主他只是一个破落户子弟；别人认为他是敢于说实话的人，他说他并不总是说实话……可以说，只有人生哲学派才使我们感到鲁迅的这种无法摆脱的苦闷不仅是他个人的苦闷，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整体的苦闷。中外纷纭复杂千奇百怪的思想文化学说在几十、几百、几万、几十万、至今也不超过几千万的知识分子中间膨胀、发酵并且万头攒拥、彼此撕咬，使中国文化不但有贫弱的悲哀，同时也有壅塞的苦闷。他或者被这种苦闷所压死，或者要对这不可摆脱的苦闷作绝望的抗战：反抗绝望。人生哲学派就在鲁迅的这种反抗绝望的心灵挣扎中感受到了鲁迅的主体性力量，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
鲁迅无法在任何一个现成的思想文化学说中界定自己，但他仍然是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富于自我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人生哲学派把鲁迅对自己的矛盾，对自己的历史困境的清醒意识就视为他之所以堪称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原因。汪晖在中国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把鲁迅的“历史的中间物”的意识作为鲁迅的核心意识，从而为中国的鲁迅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他这样归纳了历史的“中间物”的精神特征：
1、与强烈的悲剧感相伴随的自我反观和自我否定：
2、对生和死的人生命题的关注；
3、建立在人类社会无穷进化的历史信念基础上的否定“黄金时代”，或者说是一种以乐观主义为根本的“悲观主义”认识。
汪晖和他的后继者以“历史的中间物”为核心观念对鲁迅的小说、特别是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都作了几乎是全新的分析，我甚至认为，有赖于这时期的人生哲学派，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才重新发现了《野草》。
这时期人生哲学派之所以呈现着与鲁迅研究史上任何一个研究学派都迥然不同的特征，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在研究方式上实现了一个根本的转移。在它之前的所有研究学派所自觉与不自觉遵循的都是对鲁迅作品的直接观照，并把他们在鲁迅作品中所感受到的就视为鲁迅所要表现的，视为鲁迅本人所自觉追求的理性目标。他们也经常引述鲁迅自己的论述，但这种引述也是为了印证自己对作品的直感判断。这种研究方式把研究者的主体意识直接转化为作品的客观实际，是用研究者的主观意图将作家的作品立体化、使之呈现出研究者对作品的明确价值判断的研究方式。这时期的人生哲学派的鲁迅研究运用的则是以作家的主体性考察他的艺术创造的研究方式。他们不把作品看成是自为的客体，而将之视为作家主体意识的外化形式，作品的意蕴是作家主体精神结构在作品中的投射。在他们之前中国的鲁迅研究者与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基本遵循着这样一个模式：
研究主体
作品文本→作品意蕴→作家的主体意识
在这种研究方式下，作品文本是经过研究者的主观把握而确定其思想意蕴的，而这种意蕴也同时被作为作家本人的主体意识。这时期人生哲学派则遵循着另外一种关系模式：
研究主体
作家的主体意识→作品意蕴→作品文本
这种研究方式为发掘鲁迅主体意识的复杂性开拓出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从而也有利于发掘作品文本中那些不易被读者直接捕捉住的意义内涵。但由此我们也可看到，人生哲学派的研究方式也只是全部研究方式中的一种，它有它的有效性的一面，也有它的局限性的一面。从理论上讲，作品文本并不单单由作家的主体意识所决定，它还受制于作家所假想的读者对象。它有主观性的一面，也有客观性的一面。这种客观性是作家必须接受他所假想的读者对象的制约的结果。这种制约首先要求作家要根据读者的接受把自己的主体意识立体化，以在将其输入读者的精神结构之后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向作用于读者的思想意识，而不是与此相反。作家这种把自己的意识立体化的过程实际是以自己的理性调动自己的全部人生体验的过程，也是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加之于自己的无序的意识库藏的过程。正是由于作家的理性作用和主观意志的贯彻，各种矛盾着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体验才变成了有序的整体，作品才不再是主体精神中各种矛盾着的思想意识因素的平面展示，而具有了它们的特定的、不被它们的复杂性所淹没的主导思想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作品的意义并不完全等于作家的主体精神结构，甚至不是它的同构体。就鲁迅主体精神结构自身，人生哲学派将其归纳为“历史的中间物”意识，其合理性就大大降低了。人生哲学派的鲁迅研究者在这里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美学原理，人之所以需要艺术，恰恰因为人只有通过艺术的创造才能超越于现实的自我，即使现实主义文学也是一种实现对现实的超越的艺术手段，迄今为止，中外鲁迅研究者仍然非常热衷于谈论鲁迅受旧的伦理道德束缚的事实，这在事实上是正确的，我们也不必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但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却不能由这些事实来决定、来判断，因为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是由他的作品所规定的，而他的作品不是他对自我现状的描述和复制，不是自我一切现实行为的辩词，而是他对现实和现实的自我的超越方式。现实的鲁迅是没有也不可能摆脱传统伦理道德束缚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承认传统伦理道德的永恒性和合理性，而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本质所在。
这时期人生哲学派的鲁迅研究者和这时期启蒙派的鲁迅研究者有一个共同的研究误区，即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仅仅从认知的层次上阐释鲁迅而忽视了意志在他的精神结构中的独立作用。他们都属于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特点是重学理而轻意志。他们把人的一切都归结为知的问题，他们所说的主体精神结构只是理性的认识结构。实际上，在主体精神结构中起更关键作用的不是认识而是意志。只有在意志的作用下，各种认识才被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整体，这种组织认识才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整体，这种组织以压抑各次要的欲望而实现最主要的欲望要求为基本的形式。作为人的自然形态的存在，它有各种相互矛盾的欲望要求，这些相互矛盾的欲望要求是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的，人的意志是把自己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最主要的欲望要求固定下来使各种次要的欲望要求服从这种主要欲望要求的实现的主体调控力量。这种意志的力量还控制着一个人的认知方向，使其主要在实现其主要欲望要求的方向上积累自己的知识，在这种欲望要求未得基本实现之前一直在这样一个方向上积累并整理自己的理性认识，从而把人类的各种文化成果包括自己的实践经验系统化为自己的理性认识结构。人对环境的主体性地位首先表现为人是有自己的主观意志的，有了自己的主观意志才有主动认识周围世界的积极性，放弃意志就是放弃认识。这时期人生哲学派在考察鲁迅的精神结构的时候，所忽略的恰恰是意志在他的精神结构中的调控作用，当他们把鲁迅思想中各种矛盾着的因素发掘出来之后，所给予的是它们的平面展示，而不是立体构造。从平面展示，鲁迅所受传统的影响要大于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因为他的主观意志的选择在后者而不在前者。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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