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工作对乡村振兴的因应研究论文

农村社会工作对乡村振兴的因应研究

袁小平

(南昌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西扶贫发展研究院),南昌 330031)

提要: 乡村振兴的目标是要通过农村社会的整体变革改变农村在发展中的弱势地位。农村社会工作对乡村振兴具有多种功能,它的专业属性和服务方法与乡村振兴的关注重心和具体内容等紧密关联。目前,农村社会工作的服务为本、治疗取向以及问题导向的发展特点导致农村社会工作的改良主义色彩鲜明,参与农村建设角色单一、功能弱势、方向不明、建构性不足,难以适应乡村振兴的变革需求。社会工作的四分理论模型为农村社会工作如何因应乡村振兴提供新方向。农村社会工作应加强修补者角色对既有结构体制内的嵌入,以启蒙者角色倡导乡村发展的新方向,以革命者角色推翻导致乡村衰败的各类深层因素,以阐释者角色营造乡村团结、共建美好乡村的共识。

关键词: 农村社会工作;乡村振兴;因应

一、问题提出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乡村振兴已成为现阶段国家的重要战略,也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学界围绕着乡村振兴路径展开了激烈讨论,已形成了几种较为成熟的思路。

第一种思路为产业思路,即强调产业结构调整。一些产业经济学家认为,农业是乡村经济的根本,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1],因此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路径,具体而言,需要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目前比较成功的模式有延伸产业链模式、田园综合体模式和“互联网+农业”模式等。这种思路得到了农业部的支持,2018年农业部公布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就是希望通过产业转型与培育农村新业态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第二种思路为改善城乡发展关系思路。该思路认为乡村衰败的根源在于目前发展方向的单一城镇化趋势[2],希望通过乡村空间的改造来实现村容整洁、乡村文明。因此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3]。第三种思路为空间改善思路。该思路主要从地理空间等角度出发,认为乡村要实现生态宜居的目标必须实现乡村地域的空间重构[4],着力发展各类特色小镇、乡村综合体,做好乡村规划[5]。第四种思路为制度供给思路,认为应该从顶层设计入手,通过“制度性供给”的积极干预措施来为乡村发展提供动力[6]。具体而言,需要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福利制度、社会组织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第五种思路为关系重构思路。持这种观点的多为社会学者,他们认为当前乡村衰败的实质是社会关系的衰败,因此乡村振兴需建构新型的乡村关系,倡导乡村合作[7]。第六种思路为人本思路,认为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振兴的中国模式必须要以农民为主体,充分运用培训这一文化符号,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让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成组织”[8]

根据国家对乡村振兴的目标设定可知,乡村振兴不是对乡村的简单修补,也不是要回到原来的乡村旧形态,而是在新时代的一种新型乡村建设思路,它追求乡村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提升。因此,乡村振兴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多层次的大型工程,是一场全面的乡村社会变革,需要多学科加以研究。社会工作作为一门立足平等、价值和尊严的价值观的学科,其使命是倡导社会变革、促进有关人类关系的问题解决并推动人们的增权和解放以增进福祉[9],理应可以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建构力量,在乡村振兴中做出独特贡献。可惜的是,目前社会工作对乡村振兴的关注明显不够。尽管有学者研究过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具体模式,认为“社工驻村引领、两委班子决定、村民积极参与”的农村社会工作模式能够回应乡村振兴。但是,这种观点具有功能主义取向,是一种不彻底的系统功能分析,还须结合乡村振兴的系统要求来加以研究。2018年颁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虽然提出要发挥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但农村社会工作如何因应乡村振兴战略,还须从理论层面加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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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分析

(一)乡村振兴要解决什么问题

乡村振兴的提出是为了应对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类社会问题,其实质是要解决城市取向的发展模式导致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这一因素的影响下,乡村受阻于诸多制度性因素,发展缓慢[2],且问题重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乡村人口的空心化严重,导致乡村分散化、分离化;农民能力不足,缺乏创新思想与发展动力,与乡村新业态的要求不相适应;乡村整体面貌较差、基础设施陈旧,环境和生态问题比较突出;支撑乡村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薄弱,导致乡村发展的附属性明显;乡村社会成员组织化程度低,乡村关系呈现出原子化、失范化特点。针对以上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视察时再次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关键在于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着力推进“五个振兴”,即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

(二)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的关联分析

第一,农村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与乡村振兴的本质趋同。乡村振兴是追求进步的社会变革,它所倡导的乡村整体变革的方向是朝向公平,其目标是通过纠正之前的不公平实现乡村本质的改变。这一理念与社会工作追求公平、社会进步的价值理念完全吻合。国际社会工作者联盟(IFSW)与国际社会工作学院联盟(LASSW)联合议定社会工作立足平等、价值和尊严的价值观,其使命是倡导社会变革、促进有关人类关系的问题解决并推动人们的增权和解放以增进福祉[9]。社会工作的进步价值观以人道主义为基础,在具体实践中倡导尊重、平等、赋权,注重激发服务对象潜能以达到人的改变。当前,社会工作在乡村中的运用日渐丰富,这一价值观在乡村各类社会组织中的影响日益加深,其“助人自助”价值理念被多个领域的社会组织所借鉴。

第二,农村社会工作具体目标与乡村振兴的关注重心吻合。乡村振兴强调人的振兴,尤其注重乡村人才的培养、新型农民的培育等。社会工作以处于弱势境况的人及其行动为关注重心,以弱势群体的问题解决和行为矫正为解决目的,倡导人的能力增长。在具体农村实践中,社会工作关注农民个人(家庭)的各类问题,包括因贫困引发的疾病、辍学、养老、留守等问题以及乡村治理、人际关系、乡风民俗等农村发展的共同问题[10],帮助个人获得更好的发展。此外,它也注重对农村受助者的教育,通过教育帮助受助者调整行为,适应社会环境。同时,社会工作也会积极培育村民的社会资本,帮助增进村民的社会支持网络[11]。可见,农村社会工作尊重村民主体地位,注重发挥“人”的作用的服务目标与乡村振兴对“人”的关注重心相吻合。

再次,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问题导向特征明显。受社会工作专业使命和理论的影响,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问题导向特征非常明显,充分体现了“专业应对社会问题的行动科学”的特征。全国各地发展农村社会工作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往往都是解决现实问题,进而展开专业化行动。例如,江西的“万载模式”就是为了探索农村“三留问题”的治理新路[19]。然而,社会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一定的过程,发现进而解决问题往往都是事后应对,被动补救。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这一特点导致社会工作对乡村问题呈现被动解决特征,对公平、正义、团结等代表着社会进步的议题关注较少,因而推动诱致型社会变迁较少,无法为乡村发展开出前瞻性的良方。

第四,农村社会工作的问题解决技巧与乡村振兴的进步取向具有互补性。乡村振兴是进步取向的,它尤其关注乡村的组织振兴,以此来达到社会进步与社会团结。农村社会工作注重社会问题的解决,关注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相互嵌入,重建社会团结,这些技巧是对乡村振兴中进步取向的问题解决方式的有益补充。目前,农村家庭关系网络松散化,社会的组织结构单一,功能逐渐丧失。针对这一现象,农村社会工作可以以恢复和重建社会支持网络为契机,从两个层面进行介入。在非正式社会网络层面,社会工作可以运用多种专业方法,通过强调服务对象的参与,深入挖掘和重建农村中同辈群体、家庭以及社区关系网络。在正式社会网络层面,社会工作可以以社会组织为主力军,通过发挥政策影响者、宣传者的角色,推进完善农村福利制度。与此同时,社区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在社区内运用服务、营造等多种方式,加强村民的联系,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

第五,社会工作的服务特点与乡村振兴的具体内容具有共识性。提高广大村民的主动性、创造性、获得感、幸福感是乡村振兴的具体内容。社会工作由于倡导对人的全面关注,在农村实践中注重坚持“参与式”服务方法,在具体服务过程中遵循平等合作原则,以全面的观点来看待案主,注重深入把握村民的具体特征,倡导社工与案主的平等、良性互动。在此过程中,社工对案主而言不仅仅是使能者,还是支持者、同行者;社工不仅是案主的“专家”,还是案主的伙伴。以上服务特点都是对人的具体关注,有助于从根源上激发村民的主动性、创造性,增进获得感,这些都与乡村振兴的具体内容有着巨大的共识性。

三、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模式不适应乡村振兴战略

(一)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

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1949年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农村社会服务经验,这也成为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直接体现。王思斌将农村社会工作分为“为农村”的社会工作和“在农村”的社会工作,前者指为解除农村居民的生活困境、促进农村发展的专业社会服务;后者指在农村实地开展的社会工作[10]。从目前来看,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速度较快,呈现出多模式、融合并存、方法多元以及领域多样的特点。

综合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和特点可知其参与乡村振兴还存在明显短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二,路径融合并存。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呈现体制内外联动、多种方式并存的特点。在体制内层面,国家陆续制定了相关的规划和政策,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宏观层面支持。民政、工青妇等部门越来越注重社会工作的岗位开设与人才使用,政府部门的社会工作队伍逐步扩大。一些农村地区的乡镇、敬老院等都已配置社工人才。例如,广东省的“双百镇(街)社会工作服务五年计划”就在每个乡镇(街道)社工站派驻3~8名社会工作者落地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16]。在体制外层面,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服务机构、草根组织吸纳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人才,并团结了一大批公益慈善力量。

第三,服务领域多样。我国早期的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主要集中在孤老济困方面,以应急救援、养老、社会救助为主。近几年的服务领域逐步拓展到社区服务、便民服务、心理援助、关系改善、志愿服务、健康保障、能力提升、农村教育、特殊群体关爱等方面,几乎涉及农村的全部人群。一些地区还将农村社会工作与国家战略结合,将触角延伸至精准扶贫、农村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社区治理创新等领域。可以说,目前农村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

床边教学并不是在住院病人的床边开展教学即可,林启祯(国立成功大学学生事务长,暨成大医学中心骨科部教授与主任)建议遵循“七三法则”,即重视7种教学内容及3种参与教学的角色对象。7种教育内容就是世界医学教育联盟所建议的医学教育七大核心基础,包括基础医学知识、临床医学技能、关键决策思考、人性关怀、医学伦理、医病沟通与行为社会科学;3种角色对象包括教学者、学习者与病人家属。

第四,工作方法多元。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比较丰富,包括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在具体实务中可以依据工作对象、特点和目标的不同采取单独或结合的工作方式。我国经过多年探索,农村社会工作已形成了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参与,高校与地方产学研相结合的工作格局。体制的创新带来了专业方法的延伸,在具体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三大方法往往融合使用。此外,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的居住与文化特征,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特别重视“社区”的作用,一些地方特别注重运用“社区为本”的社会实务模式[17]。也有学者倡导将社区为本和资产为本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整合社会工作策略方法[18],这种策略是一种本土化的农村社会工作模式,对激发服务对象自身潜力,促进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与政府的合作具有重要作用。

激进主义社会工作强调从人本主义或女权主义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压迫、歧视和不平等。在此观点下,社会工作者是觉悟的提高者(启蒙者),社会工作的核心任务是不断提升服务对象的觉悟,从而使服务对象拥有对其个人的控制力。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的社会工作认为解决社会问题需要通过倡导社会运动、为无产阶级增权来促发社会的变革。这一话语体系主张为弱者的权力与资源而斗争,目标在于改变经济、社会、政治秩序。功能主义话语体系下的社会工作强调改变现有结构的不合理之处,以达到各机体正常发挥功能的目的。它主张社会工作者通过影响改变个体行为模式为其激发潜能提供支持。在这一范式下,社会工作者承担着修补者角色,目标在于对个体及问题进行治疗、纠正、维护、控制和监督。阐释主义社会工作更重视互动和理解在个人层面改变的重要性。在这一范式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是意义的探求者(意义寻求者),主张理解个体经验的个人意义,目标在于促进个体的自我理解,实现个人的潜力。

(二)当前农村社会工作的特点与不足

我国农村社会工作起步相对较晚,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大卫·豪(David Howe)非常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认为社会工作中的理论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组成部分,而社会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是其在社会实践中所呈现的社会服务。为了更好地帮助社会工作者形成正确认知和角色动力,也为了让社会工作理论更好地指导专业实践,大卫·豪(David Howe)从激进/非激进、客观/主观两个重要维度出发将社会工作理论划分为四范式模式:激进范式、马克思主义范式、阐释主义范式和功能主义范式[21],并将不同模式下的社会工作者角色进行归纳总结。

其次,农村社会工作具有鲜明的治疗取向,将问题聚焦于个人。美国社会工作先驱者、专业个案工作创始人里士满于1917年出版了《社会诊断》一书。里士满根据她在慈善组织工作的经验和研究总结出了一套以“诊断”为重点的个案工作方法,这也为社会工作注入了鲜明的治疗取向。目前我国农村专业社会工作往往注重通过调查诊断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再通过自身能力整合相关资源,给予求助者帮助。治疗取向的农村社会工作能够切实给困境中的农民予以帮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农村的各类社会矛盾。然而这一特征也导致农村社会工作从事的多是改良和修补性工作,其服务立足于影响和改变村民的行为,对农村整体的社会结构关注度不够,缺乏宏观视野和全面视角去改变农村的各类问题,也难以回应乡村全面振兴的各种要求。

第三,农村社会工作理论视角与乡村振兴重视文化变量的作用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乡村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乡村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要实现乡风文明,注重发挥文化变量在其中的角色和功能。社会工作坚持“人在情境中”的理论视角。这一视角最早由托尔(C.Towle)提出,强调个体和其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整体,不能将二者割裂独立分析,要研究个体行为,应当了解所在的环境(包括文化、政治、经济等影响因素)。农村社会工作坚持“人在情境中”的理论范式,非常重视从文化场景中理解并干预服务对象的行为,以文化敏感的态度注重对村庄的习俗、语言、信仰等进行细致把握,以此为切入点来重新建构村民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由此可见,农村社会工作注重文化变量对人的影响,这与乡村振兴中对文化变量的强调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乡村振兴的文化振兴所需。

最后,社会工作协同角色鲜明,对自身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缺乏清晰界定。当前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侧重对政策的协同,往往是作为政府工作的协助者、农村治理的参与者和农民发展的同行者。例如,在农村反贫困实践中,社会工作通过在价值观、方法与技术、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等方面发挥作用,注重帮助政府和农民更好实现各自目标[11]。然而,这一协同色彩也说明农村社会工作本身也存在保守主义取向,对自身在乡村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发挥缺乏清晰规划,过于注重行动式的实务探索而不够关心制度性问题,这也导致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缺乏明确目标和清晰路径,很难深度参与农村体制建设和制度完善。

第一,发展模式多样。随着各地对农村工作的重视,逐步形成了“云南绿寨”模式、“湖南湘西”模式、“江西万载”模式、“三区计划”、“三社联动”等实务模式。绿寨模式最早成型,强调“政府主导、社会工作者引领、农民广泛参与”在本土化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中的重要作用[12]。湘西模式注重从文化角度提高村民自我身份认同感和村庄归属感[13]。万载模式可以归纳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导推动、部门密切配合、整合现有资源、社工义工联动、公众广泛参与、广大群众受益”[14]。“三区”计划服务实践由“五位一体”模式构成[15],“三社联动”的特点是“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人才为支撑”。这些模式特点各异,功能不同。

第一,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在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它希望通过解决弱势群体的困难和问题而避免各种社会风险和危机的发生,更多体现的是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关怀[20]。在很大程度上它忽视制度变迁取向,对政策、制度的敏感性不强。与其他对乡村振兴的解决视角相比,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第二,社会工作在参与农村建设中角色单一、功能弱势、方向不明。其服务对象及目标仅仅限于具体个人或家庭,而非群体和社会结构的整体改变,加之社会工作自身能力、农村资源网络等限制,在具体实务中更侧重微观干预而非综合干预。而资源的非独立性直接影响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处于协同角色,往往扮演着政府政策的倡导者角色,而非主动引领。

第三,社会工作在农村建设中也存在建构性不足的特点。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导致社会工作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有限,难以形成建构成效。一些地区虽然涌现出了较有成效的模式,但在全国层面来看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和实践模式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总结。

1.加强修补者角色对农村既有结构体制内的嵌入

四、农村社会工作对乡村振兴的因应

(一)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分析

首先,农村社会工作强调服务为本。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工作非常注重对农村社区、困境家庭、留守群体的服务。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和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快,这些群体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其内在需求、文化素养、价值观念、心理素质、未来期望等都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特征。他们所面临的多样化和复杂化问题难以通过单一的服务供给来解决,很难在有限的社工服务计划中取得实质性成效。对照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方向,这类问题的解决要求社会工作不应只把目光局限在服务群体的生活改善上,还应关注农村社会团结的营造、社会资本的培育、各项社会政策的可及性提升、农村公共产品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品质提升等。

图 1 Howe( 1987)社会工作理论的四分模型

四个理论范式分析社会现象的基本视角不一样,相应的概念和分析工具也不同。在问题的识别方法、解决目标的设定和实务方法的选择上也不尽相同。理论视角的差异影响到了社会工作的实践方法、角色、功能,最终形成社会工作承担的四种角色,分别为启蒙者、革命者、意义寻求者和修补者[22]

从养殖收入看,衢州市龙游县周公畈水库比重最高,达90.91%,安吉县大河口水库比重达到47.06%。这些水库的主要功能是灌溉,但由于农业灌溉用水收费已经取消,造成这些水库收入主要来源于养殖。这种情况将严重影响水库的可持续利用。

第一种是市场先入效应。Emmanuelides认为提高技术创新速度的最大动因就是企业能够获得先入优势,进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②快速创新可以增强产品的新颖性,满足快速的市场变化,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创新速度的提高意味着创新性强的产品较早进入市场,能够取得更好的效益。

(二)社会工作如何因应乡村振兴

四种理论范式下农村社会工作具有多重角色,也具有多种视角,为农村社会工作如何因应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2.1 不同耕作方式对夏玉米农田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不同耕作方式下微生物生物量碳先增大后减小,且在开花期达到最大。不同耕作方式下0~10 cm土层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均大于10~20 cm土层。

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人性的贪婪总是难以克制。令人唏嘘的不只杨伟东,很多在网络视频领域的风云人物,都因此折戟沉沙。

修补者角色是功能主义社会工作的体现,重点解决个体的问题。它具体又可分为社会照顾者或社会服务者、治疗者、支持者、沟通者等角色。它注重为农村的弱势群体和一般群体发声、恢复其社会功能,以求建立一个更加合理公正的社会环境和福利秩序。

第一,要加强农村社会工作对既有社会服务体制的嵌入,将服务对象由特殊人群拓展至普通人群。乡村振兴,说到底还是人的振兴,而这个“人”不应该局限于某类群体,更是包含了农村地区的广大农民。由此,农村社会工作的服务群体要加以拓宽、拓广,点面结合。乡村中存在着的诸如贫困人口、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弱势群体是农村社会工作在“点”上的工作,需重点扶持和服务。但在“面”的工作中,应该将服务群体和服务内容拓展至乡村全体居民,关注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需要,为其提供照顾、治疗、支持、认知重建、心理问题咨询等全面的服务。通过积极的干预措施和资源给付,激发这些群体的潜能,促使其改变行为,恢复和加强自我功能。

第二,加强农村社会工作对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嵌入,将嵌入层级由社区扩展至大社会。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工作较为注重社区为本的实践,注重在农村社区之内解决社会问题。但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完善整个乡村的治理体系,促进乡村进步。它不仅仅要求对乡村社区进行振兴,还要实现社会的全面治理。为了因应这一目标,农村社会工作不仅应继续以社区为依托开展专业服务,总结经验,形成典型,还应积极发挥专业辐射效应,动员各方面资源,培育建设功能多样的农村社会组织,实现社区与社会的有效互动和协同合作,为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能够扮演组织者、协调者、宣传者等角色,发挥资源整合、政策倡导、组织动员等重要作用,协同推进乡村社会治理。

第三,加强社会工作对乡村振兴战略中有关农民的生产转变、能力提升、文化引导、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既有政策体系的嵌入。根据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农村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专业手段积极嵌入“新型农民”培育体系。具体而言,社会工作可以利用多种专业技能激发农民的学习兴趣,组织农民参加职业培训,提高农民生产能力;可以利用小组工作激发农民的创新思维,改变其落后文化观念,从文化上“刨穷根、树新民”;可以用各种方法鼓励农民参与各类乡村组织,改变其小农意识,树立合作、创新意识;还可以嵌入乡村既有的教育体系,将服务对象由问题儿童拓展至儿童家庭,对其进行行为矫治;也可以积极开展社区教育,提升社区村民和乡村社区的功能。

青年教师参与网络研修社区的热情度较低 一些青年教师自我信息素养不高、自我要求不严,不能够理解信息技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没有主动运用信息技术促进自我反思与发展;平时使用信息技术的时间较短,没有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与同行专家保持交流。有的教师认为使用信息技术教学是一件浪费时间和精力并且与自己的预期值有一定差距的事,不愿意利用教师网络研修社区学习教育技术;有的教师表示没有多余的时间学习信息技术,思想太过古板,不愿意改变传统教学方式;还有少数教师对自我要求不高,没有创新性和积极性。

2.以启蒙者角色倡导乡村发展的新方向,以适应乡村振兴

社会工作者在激进主义话语体系下主要承担启蒙者的角色,具体而言启蒙者角色又可以细分为教育者、使能者和指导者等角色。在这些角色定位下,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与服务对象和社区建立平等对话关系,积极辨识我国乡村社会变迁的方向与趋势,并适时进行社会倡导。

定义 4.2 Μ(B1,K1), Μ(B2,K2)均为Rd上的Bessel测度, 若‖I-SμSν‖<1或‖I-SνSμ‖<1, 称μ,ν为近似对偶测度框架。 若SμSν或SνSμ可逆, 称μ,ν为伪对偶测度框架。

第一,农村社会工作应积极发挥自身功能,努力推动学科研究话语被纳入国家政治话语中。乡村振兴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战略,它与其他国家既有的乡村振兴路径有着全然的不同之处。因此,如何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乡村振兴之路也是目前多学科的研究热点。为因应乡村振兴的要求,农村社会工作应该积极发挥专业功能,争取将研究与实践成果转化成政治话语。例如在精准扶贫领域,社会工作对于弱势群体能力已有较深研究,社会工作的评估功能对脱贫评估亦有较多帮助。但是目前社会工作的研究话语还未纳入精准扶贫的评估体系中,导致社会工作回应精准扶贫的路径较少[23]

4.假设该化妆品使用的税率如下:进口关税税率=t,消费税率=c,增值税率=ν。根据《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计算可得:

第二,努力将乡村振兴的研究拓展成多学科话语。当前乡村振兴充满着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话语,社会工作是以仰望者角度看待其他学科的研究。作为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社会工作应该积极运用自身学科特点,对乡村振兴展开多样性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既稳固自身学科领域,又要积极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拓展乡村振兴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从多角度、多领域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24]。启蒙者功能既强调社会工作要有学科自信,也强调社会工作的交叉性与多元性,推动更多的学科进入乡村振兴研究中。

第三,努力将社会工作伦理价值变成乡村振兴的共识。社会工作伦理和价值观是指导社会工作实践的规范与准则,主要的专业伦理价值包括接纳、尊重、个别化、自觉、知情同意、公平、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等。这些伦理与价值原则已得到学界的共识,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还未在农村中形成共识。为此,应在宏观层面积极将社会工作伦理和价值观渗透进中国农村社会政策体系中,变成乡村振兴政策的伦理和价值观;微观层面,应通过社会工作的各种实务案例,将社会工作伦理和价值观与本土实践紧密结合,在与各类乡村社会群体、社区进行专业化互动过程中,提高社会成员对此的价值认同,进而产生文化共鸣[25]

3.以革命者角色推翻导致乡村衰败的各类深层因素

革命者角色聚焦社会改革。现阶段我国乡村的衰败有着深层次结构原因。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一直被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所限制,发展机会受限。革命者角色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不仅要关注乡村现实存在的困境,更要看到潜在的结构性危机,运用倡导、赋权、变革等方法,积极促进社会结构的变迁。在具体实践中则可以体现为教育者、改革者、组织者、控制者、促进者、经纪人、政策影响人等角色,注重研究、找寻、推翻各类导致乡村衰败的深层因素。

第一,农村社会工作要加强对乡村衰败的体制机制研究。乡村振兴需要既有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农村社会工作应该通过自身的专业视角,深入分析导致乡村衰败的制度性因素,再利用社会工作作为政策的反映者角色及时有效督促农村社会政策的完善,辅助提升乡村福利服务水平,进而实现乡村的公平、正义。这些都有利于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改革。

第二,社会工作者发挥促进者等角色,从社会层面、村庄层面以及生产生活层面带动和引导重建社会团结。社会团结是一种结构性制度,农村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帮助乡村居民重新建构社会现实,发挥好联系村民的纽带角色,提升村民作为政策实施监督者角色的参与度,重建乡村社会资本。

第三,农村社会工作要积极倡导乡村新文明。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目标。农村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发挥批评者和倡导者角色来重构乡村文明。具体而言,应积极批评旧有的不适应乡村振兴的观念,教育、引导村民树立乡村新观念。例如,社会工作者可以在绿色环保方面进行社会倡导,引导村民树立维护美好家园的意识,为建设生态宜居乡村努力。

该设计选择带自处理功能的三鉴/微波探测器进行探测。通过分析入侵行为的发生时间,将三鉴/微波探测器的探测半径设置为10 m,当10 m范围内存在可疑人员时启动摄像机,并通过摄像机的前端智能分析功能进行人员行为分析[9-10],在分析到确实有攀爬、破坏等行为时,联动现场警示设备,并上报邻近站场运维人员。整个系统运行步骤及流程详见图3。

4.以阐释者角色营造乡村团结、共建美好乡村的共识

在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关系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强调用真诚、平等、同理、支持等。在阐释主义社会工作下,社会工作者主要通过其专业方法与技巧发挥预防和稳定的作用,对村民沟通、消除限制感和赋予意义进行干预,努力塑造乡村振兴的文化共同体。

由氮肥进口国转为出口国的历史性转变,不仅是我国氮肥工业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其更大的意义在于为我国农业生产提供了质优价廉的肥料。顾宗勤告诉记者:“多年来,我国化肥市场价格大多数时间都低于国际价格。在我国化肥短缺时期,国家通过给予进口化肥补贴平抑国内价格,当国际市场价格高于国内价格时,国家又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大幅降低了我国农民的投入成本,保证了粮食生产。”

第一,阐释者角色应该增进乡村社会的互动。具体而言,农村社会工作者应积极建构各类群体(底层农民与精英、主流群体与边缘群体、劳动力与非劳动力、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留守与外出等)在乡村振兴各领域内的参与、互动,整合社区资源,组织社区营造,建构各种参与、互动的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相处交流机会,促进社区居民互助与社会网络的发展。

第二,阐释者角色还体现在增进乡村社会认同方面。乡村振兴是乡村生活人群对乡村文化在主观上的再认同过程。农村社会工作者应主动帮助各群体建立对乡村振兴的文化认同,并要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农民归属感,促进乡村共同体建设。在此过程中,要注重发扬乡村传统文化的作用,并将其与现代文明进行比较,使居民思想观念与时俱进,避免村民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价值真空或失范。同时,社会工作者还可以通过对乡土文化进行再解释,引导村民主动摒弃不良风俗陋习,增加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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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 2019) 04-0147-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社区社会动员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与保障机制研究”(13CSH050)。

作者简介: 袁小平(1981—),男,江西永丰人,博士,南昌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江西扶贫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胡雯君;校对: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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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工作对乡村振兴的因应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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