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中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中论文,起因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始于50年代末激化于60年代的两个最大的共产党——苏、中两党的冲突，无论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还是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对内政策上的分歧，最初只限于理论范围，而对实际并没有影响。由于两党领导人当时都没有考虑友好“兄弟”关系会彻底破裂，从而导致思想和政治斗争的激化。当时互相指责的范围不断升级，粗暴的对骂最终导致了1969年3月在珍宝岛地区的交火。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莫斯科和北京发热的头脑有所冷静，但两国间紧张的敌对状态始终没有缓和。到80年代两国关系才开始正常化，斯时苏中两国领导人都已更换，并先后开始了改革。
对于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事件，我们今天应以中俄两国历史变化幸运的目击者的眼光来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客观地评价苏中分裂的原因。
苏中冲突首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危机，由此也推动了苏中领导人开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和新方法。在探索中，苏中两国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苏联走了一条右倾保守的道路，而在中国“左”倾情绪占了上风。
从客观的观点看，两党之间，确切一点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争论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是人们所公认的。但我认为，如果在争论中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表现出更多的理智、克制和竭力不使已经开始的争吵达到分裂的程度，那么，即使冲突不能完全防止，也会得到缓和，而不至于达到敌视、憎恨的程度，把“冷战”搞到近乎白热化了。其中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抱怨、敌对、势不两立、自尊等个性心理因素起了相当大的负面作用。当然，如果俯视昔日的历史，把具体的事实抽象化，则可看出，苏中冲突是必然的。所以，通过翻阅档案来对这场悲剧当事者的性格和感情用事进行分析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和必要了。但我认为，虽有大量的书籍和文章研究两国关系史中的这段悲剧，但不是所有具体的事实都得到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因为不是所有的资料都得到研究者的仔细的公正的分析，还有许多资料迄今没有开放。况且作者在涉及苏中冲突的某些方面时，其政治立场、主观喜好，及政治形势等因素都不能不影响到对与冲突有关的事件的阐述。这自然会影响到对那些使两党、两国关系在很短的期间里就从“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走向敌对的主客观因素的认识。比如在60—70年代许多人认为这种敌对状态是长期的、不可调和的。
笔者在承认存在导致苏中交恶的客观原因的同时，拟着重分析对客观因素有强化作用、并对冲突性质和形式有明显影响的主观因素。
众所周知，苏中两党论战主要围绕这样一些问题：当今时代的性质、世界革命的推动力量以及与此相连的国际无产阶级产儿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原则，即同资本主义国家是和平共处还是对峙；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态度以及资本主义的本性能否改变等等。
我不准备详述这些辩论，因为今天再谈究竟是谁真正地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世界革命的学说已经没有意义。当年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是很激烈的，两国都不吝言辞互相指责对方是离经叛道者、是叛徒、是投降主义者，不一而足。然而，赫鲁晓夫同越南领袖胡志明谈话（当时胡志明来苏联是为了调解两个“老大哥”之间的矛盾）时发表的意见值得注意，赫鲁晓夫表示，从激烈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看，我们和中国人在加强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方面有共同的立场，而我们在人民公社问题上有分歧。苏联领导人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赫鲁晓夫的确指责过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认为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是错误的、有害的，他还认为，在中国消灭个体农业经济为时过早、是不适宜的，并谈了苏联集体化的教训。中国领导人宣称在奔向共产主义进程中，他们将超过一直在原地踏步的苏联。这曾激怒了坚信只有苏联才能第一个建成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苏联领导人。
应当指出，赫鲁晓夫关于同中国领导人产生分歧的原因的意见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北京方面早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后就对他的所作所为不满了。赫鲁晓夫报告中激烈地指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但那时对斯大林的评价还不是意识形态争论的主题，而且赫鲁晓夫还时而对中国领导人作让步，公开承认斯大林的功绩，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尽管苏中两党之间出现了这些意见分歧，但仍然维持着表面上的同志关系，仍互派代表团并发表“友谊牢不可破”的演说。这种传统的气氛遭到破坏是在1958—1959年间。
出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苏联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立联合舰队，在中国东部沿海建立无线电台，以协调苏联潜水艇在太平洋水域活动的建议。这一建议激怒了毛泽东，并遭到断然拒绝。中国的这种反应使赫鲁晓夫很不安，他立即带着建议的文本飞往北京，向中国领导人解释说：苏共绝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图谋。会谈取得圆满成功，并签署了相关的公报。看来，笼罩在两党两国关系上的阴云已经消散。
另一方面，莫斯科对中国炮击国民党占领的沿海岛屿深感不安，对这一可能招致危险、会使情况复杂化的行动，中国方面事先既不同苏联政府商量，也不向苏联政府打招呼。但莫斯科仍对美军在台湾地区的行动提出了抗议，以支持中国的行动。
1959年秋，中印两国发生了严重的边境冲突，当时苏联政府持中立态度，这使中国领导人十分气愤。这样一来，在50年代末，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开始积怨，空气也日趋紧张。但对发生公开冲突的可能性却鲜有人预见。
赫鲁晓夫尤其难以忍受中国领导人对他所执行的方针持否定态度，这不仅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所执行的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是符合苏联利益，因而也是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利益的。而且还因为，在斯大林逝世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修正斯大林所制定的损害中国利益的部分政策。他认为，中国人应当永远感谢他为改善苏中关系所做的努力。因此他对来自中国方面的批评十分生气。但他一直在忍耐。从各种渠道传到莫斯科的消息说：中国人正在蛊惑在中国工作的专家，企图唆使他们反对赫鲁晓夫的政策，这使赫鲁晓夫忍无可忍。
1960年4月，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北京方面发表了实际上批评苏共中央全部对外政策的资料。而这一年6月， 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中国代表公开阐述了自己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政策问题的立场，并宣称与苏共对外政治路线有分歧。而此前关于斯大林逝世后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心已从莫斯科转到北京，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践者，而真正的理论家是毛泽东的议论，使赫鲁晓夫难以忍受。但当时他没有放纵自己的感情，直接要求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由此莫斯科把北京的步骤看作是中共领导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对苏共宣战，苏共领导决定予以反击，并不是偶然的。
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根据苏共的要求，进行了反击，并向与会者分发了新闻简报，苏共中央在简报上公开批评了中共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共运诸问题上的立场。
中共代表对苏联领导的这种反击感到意外，认为这是在背后捅刀子，虽说此前他们自己也曾这样干过。中共代表在同苏共代表的会谈中表示了他们的气愤。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赫鲁晓夫尽倾气恼，大肆攻击毛泽东，结果招致不可挽回的后果。他把中国领导人称作“老套靴”，“其理论是从鼻孔里挖出来的”。正是这些人身攻击，比政治和理论问题的争论更成为减少分歧、恢复正常关系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
应当指出，赫鲁晓夫敏感地认为那些侮辱性的话是针对他个人的。而对苏共、苏联、苏联政府的攻击，不会像对他个人的攻击那样使其震怒。这表现在审议从中国撤回苏联专家的问题上，这一决定在苏共中央的一个部门里讨论过，当时有人发表意见说，采取这一步骤不合适，这违反共同的协议。此外，以单方面解除所承担的义务作为向不听话的伙伴施压手段的例子，过去对南斯拉夫有过，并无效果，它不仅不会使有过失的一方屈服，反会引起暴怒并使斗争进一步激化。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赫鲁晓夫擅自决定召回苏联专家。这一行动遭到了非议，甚至招致已习惯无保留地支持和赞同苏共行动的一些党的领导人的不满。企图借助经济压力和政治包围使中国领导人屈服，并迫使他们同苏共中央步调一致，服从它的领导是无效的。这种企图使北京有充分理由指责苏共奉行大国政策。
问题之所以变得更加复杂，还因为赫鲁晓夫对中共领导不改变立场十分生气。他不仅在致北京的密信中，而且在给兄弟党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通报中，竭力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正义的。这自然传到了中共领导那里并激怒了他们，使已经激烈的冲突火上浇油，从而使世界上那些有意煽动这场冲突的政治势力得到了实现其目的强大武器。不过两党当时还没有拒绝对话和谈判以及再次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便通过新文件，确认并根据新情况充实1957年宣言中的原则。
1960年举行的苏中会谈没能消除和缓和日益增长的相互对抗。是的，如果要给事物命名的话，那么只能把这些会谈称之为有条件的会谈。会谈中每一方都宣读自己的和听取对方的“起诉书”，发言稿是事先准备好的，没有积极的交换意见，甚至代表团的参加者还没有学会在正式的场合进行积极的、富有人情味的交谈，任何一方都没有表示可以有某种妥协。从这些会谈中，使我们深深感到，中国人不满的是，苏共领导人不把中国领导人当成平等的伙伴，而把他们看成小兄弟，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触及中国利益的行动时，不和他们商量，不考虑他们的意见。
会谈尽管无结果，但已表明，无论苏共领导人，还是中国领导人当时都未下决心彻底决裂，因此中国代表积极参加了为定于1960年11月召开的大会（指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译者）起草文件的编辑委员会的工作。
当时莫斯科制定了计划并希望会议即将通过的文件会有助于把中共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这样中国人就不敢出来反对大多数“兄弟党”了。莫斯科一直相信书面声明的威力，尽管南斯拉夫和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如果共同准则与民族利益相悖的话，任何共同条约都不能遏制和使某一党就范。苏共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公然无视有其代表签字的条约，并且按自己的意图解释共同的原则，使其符合苏联的利益。赫鲁晓夫不顾这一切，与听其摆布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共同决定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起草新的文件，“声明”草案由波诺马寥夫领导的两个小组起草（之所以叫声明，是为了使新的文件不要与1957年的宣言混同起来）。起先顾问们接到指示，要起草一份纲领性文件，该文件从形式上看差不多应当像一份对中国领导人的起诉书，但在“声明”草案的起草过程中，这个意图逐渐被抛弃，新的纲领性文件进一步明确和补充了1957年宣言中的思想，阐述了苏共的观点，对中国人没有进行直接的攻击，但对中国人的立场不能一点不触及。于是，在草案的字里行间对社会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批评，当时可以理解为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另外的方式、对背离1957年宣言中所阐述的共同规律进行谴责。而强调民族主义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分裂最现实的严重的危险，首先是针对中共的。
因此，1960年10月在莫斯科召集编委会讨论和确定“声明”草案时，中共代表把必须同社会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原则视为反华的原则并非偶然。邓小平在编委会会议上的发言总体上肯定了“声明”草案，同时又指出草案中包括了许多好的马列主义原则，用他的话说，这些原则与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时，中国发表的三篇文章中所阐述的原则一致。作为促使苏联和中国立场接近的步骤，当时通过了这样一项原则，即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不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
这里我插一句，苏共的立场之所以变得更加复杂还因为，苏联的宣传机构在意识形态领域同中国领导人观点进行斗争的同时，还应断绝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往来，应当证明，苏联对当代重大问题的态度，对国际局势估计的立场，与中国人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的立场有根本区别。提醒一下，中国的宣传者开始抨击苏共对内对外政策时，避免直接把苏联领导人称为“修正主义者”，他们使用了“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一术语，这减轻了政治手腕，使其有可能申明，他们攻击的不是赫鲁晓夫，而是修正主义者铁托，这骗得了谁呢？中国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这有助于他们“保住脸面”。
当起草“声明”草案时，贝尔格莱德出版了卡德尔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战争》，小册子在讲述南斯拉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对和平共处政策的看法时，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小册子批评了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谴责了他们对革命战争的观点。卡德尔小册子中的许多观点与苏共的立场相吻合。这给中国人斥责苏联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观点相一致提供了论据。但赫鲁晓夫在同中国人交锋之前，不能承认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同铁托是接近的。因此，他决定马上写文章批判卡德尔的错误观点并赶在中国人之前发表。这篇文章赶写出来后发表在《真理报》上。结果把那些一直在注视苏中两党论战的许多人的头脑弄糊涂了，但是目的却达到了，苏联宣传机构在批判南斯拉夫方面超过了中共，并打掉了他们用于反对苏共的武器。
在编委会上，中共代表竭力从“声明”中的文本中删掉一切可解释为批评他们立场的字句。邓小平要求删掉那些对“否定和平共处”可能性的人进行批评的句子。而加进指责那些过于低估战争危险性的人的内容。邓小平着重论证了赫鲁晓夫关于在帝国主义被消灭之前可能实现彻底、全面裁军的错误论点。当时考虑到许多欧洲共产党的情绪，邓小平向他们保证说，中国领导人相信，依靠全世界人民的力量，有可能保持和平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共产党人活动的目的应该是动员这些力量。
中国代表团认为，修正主义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敌人，其危害性在“声明”的草案中强调得不够充分。中国代表团当时对1957年宣言中关于修正主义危险性论述的行数作了统计，结果发现在“声明”草案中对批评修正主义的批判被压缩成几句话。
邓小平认为在“声明”草案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体经验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他坚持当时要全面考虑和高度评价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经验。他批评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不赞同、不宣传中国的方法，不承认中国的经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经验的组成部分。同时邓小平还表示，他们不坚持把中国的经验写进“声明”中。邓小平坚决反对“声明”草案中批评企图单干，不和别的共产党协调行动的党。邓小平表示，这种批评尽管没有具体指明哪个党，但显然是针对中国的。邓小平在发言中还批评了苏联宣传机构企图把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说成是行善和恩赐。中国代表声明，这种援助是苏联的国际主义义务，不能把它用做施加压力的手段，否则便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从邓小平和其他中共代表在编委会上的发言中可以得出结论，不是中共领导人，而是苏共领导人在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代表赞同维护这个运动的统一，声明中国永远不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并强调说，在与苏共的关系方面，他们坚决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永远和苏联同志及其他兄弟党的同志站在一起。中国代表把“中国可能像南斯拉夫那样走上反苏和反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说成是诽谤。尽管有些话很尖刻，但总的说，中国代表在编委会和在后来召开的会议上所采取的策略可以说有攻有守，顽强捍卫自己的立场与竭力为自己辩护相结合，而在一些场合则做一定的让步。
苏联代表团方面不愿把事情搞到完全和公开分裂的地步，因此最后通过了使各方都易于接受和签字的“声明”文本。
我记得，在克里姆林宫一次充满友谊的宴会上，当赫鲁晓夫和刘少奇交相发言，强调要保持和加强苏中两党的友谊和合作时，所有在场的人都露出了欣喜之情。
中国代表团在大会发言中强调说，要努力通过协商解决一切争端，在评论彼此的活动时要谨慎，不急于去评判。邓小平说：“也许我们的立场一时还不为部分同志所理解，他们甚至憎恨和诅咒我们，但这并不可怕，我们相信历史终将做出正确的结论。”有意思的是，在正式会议上中国代表为“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政策进行辩护，而在私下与苏联工作人员谈话时，他们讲了自己进行尝试和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由，这可以理解为他们已承认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尝试遭到了失败。他们强调说，与苏共的分歧是个别的，从总体上看，中苏两党的立场是一致的，而这是主要的。如果苏共领导能改正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他们会赢得更多的荣誉。
当时许多人觉得，双方在会议上达成协议之后，苏中两党的关系会重新充满和平和友爱。苏共领导人和中共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均在讲话中谈到这一点。
事态后来的发展表明，争论的双方都不认为自己应受“声明”中所确定的义务的严格约束。比如，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不失时机地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他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背离了“声明”的精神和字义。1961年1月，赫鲁晓夫决定对“声明”的理解做出新贡献——他在社会科学院作了一次报告，报告中的某些评论和措辞与“声明”的论点不一致。来自北京的报告说，中共领导人不打算改变自己的立场，汇集到苏共中央的信息也表明，他们在继续说服一些共产党的代表按自己的意见行事，并特别积极地在第三世界国家活动。
导致苏中两党矛盾再度激化的原因是：两党领导人不限于在党内宣传自己的观点，而且扩大了苏中争论的范围，竭力把从世界和平理事会到体育联盟等国际社会组织都拉拢到自己这边来。
中国人的最大成就是拉拢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之所以轻易地转到中共一边，主要是敌视南斯拉夫。他们对赫鲁晓夫和铁托调情不满，但也有一些主观方面的原因。赫鲁晓夫举止不文雅，没有教养，常使阿尔巴尼亚人生气，虽然并无恶意。比如有一次，阿尔巴尼亚请求紧急提供谷物援助，赫鲁晓夫得知阿尔巴尼亚人想要多少吨后，便下令满足阿尔巴尼亚的请求，但又说：“我们这儿的耗子吃得真多啊！”还有一次在阿尔巴尼亚作正式访问时，他乱提建议，伤害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民族感情，随后又突然缩短了访问时间，应铁托的邀请到南斯拉夫打猎去了。对待别的党的领导人，他的行为也往往这么拙劣，这大多是因为他深信在与“兄弟们”的交往中没什么可拘束的。对阿尔巴尼亚人站到中共一边，赫鲁晓夫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他说：“他们整个军队都穿我们的包脚布，而他们还在骂我们。”
与阿尔巴尼亚加速决裂的原因是：某些苏联部长从党的积极分子秘密会议上的报告中得知阿尔巴尼亚领导的错误行为后，不等苏共中央作出决定，便匆匆忙忙下命令召回在阿尔巴尼亚工作的苏方专家。这更加激怒阿尔巴尼亚人，使得难于同他们谈判解决分歧了。中国人于是得到了欧洲最忠诚的盟友。
过去的事情又发生了：为了教训不听话的“阶级兄弟”，开始动用高压惩罚手段，但这不仅无助于疏离者恢复理智，相反，使他们更加疏远莫斯科了。
阿尔巴尼亚问题成为苏中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原因，北京鼓励地拉那的反苏活动，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常来中国，而中国人取代了苏联专家，成了阿尔巴尼亚的常客，中国人暗示，他们将支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而不考虑赫鲁晓夫的立场。
从表面上看，仍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关系，文化和科技代表团仍在互访。但两党领导人的关系更加疏远了。以前的热情没了，公开的敌意也没了。有一次我作为苏中友协代表团的一员随团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我为中国一些党的领导人坦诚的讲话、他们渴望中苏友谊和合作感到惊讶。地方上的领导人承认“大跃进”是错误的，建立人民公社操之过急，还谈了改正错误的打算。宴会上同往常一样为中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祝酒干杯。总之，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造成两党关系恶化的趋势已经停止，这使人们产生了一线希望，沉闷的乌云将散开，友谊的阳光——正像一位新闻记者形容的——将重新照耀在苏中两国的大地上。
但生活辜负了人们的这些希望。莫斯科开始大张旗鼓地筹备苏共二十二大，其主要任务是通过新的党纲。在起草党纲草案报告以及总结报告时（这两个报告均将由赫鲁晓夫宣读），决定不涉及中国问题，不触及中共的特殊立场。苏共向北京发出了邀请，欢迎派代表团参加大会。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一事定将向全世界表明，尽管有分歧，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还是团结一致的。在给赫鲁晓夫准备的，经苏共中央主席团正式批准的报告的文稿中也没有提及阿尔巴尼亚问题。然而，当时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发起了攻击，这一次要比苏共二十大更有充分的根据。这好像是故意刺激中国人，其实主要是为了惩戒以莫洛托夫等斯大林主义者为代表的反对派，原以为中国人会吞下这个苦果，不会发怒。然而，使参加起草赫鲁晓夫报告的人感到吃惊的是，赫鲁晓夫竟然决定把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批评意见加进报告中。对此中国人立即作出了反应。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离开大会，飞回中国，以示抗议。显然他已知道某种不可挽回的事情发生了。所有的人都清楚，赫鲁晓夫已预先决定利用阿尔巴尼亚这个靶子，向中国人发难。很难说他知不知道这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他是否预见到中国人会作出反应。有些人认为，赫鲁晓夫是想检验一下毛泽东和恩维尔·霍查之间关系的稳固程度，希望中国人不致因为阿尔巴尼亚而损害中苏关系。还有些人认为，赫鲁晓夫不满意中国人的表现，决定给他们点厉害看看，既然他们不考虑他的意见，在选择道路时他也不准备看他们的脸色行事，问一问这事或那事他们是怎么想的，就像以前对波兰和匈牙利那样。
无论如何许多人确信，赫鲁晓夫不重视同中国保持友谊和合作的重要性，不顾及他们的立场，而准备走自己的路。当然，赫鲁晓夫不想同中国彻底决裂，把忠实的盟友变成敌人。但他想让中共按他的条件建立中苏两党关系，照他的意见和看法，苏联的对外政策反映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包括中国的利益。他不想承认，会有某种特殊的、与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相一致的民族利益。他千方百计地逼迫中国领导人承认他的路线是正确的并追随他的政策。
也许对赫鲁晓夫决定利用阿尔巴尼亚人打击中国人一事产生影响的还有下述情况：经秘密渠道从北京得到情报说：中国领导层内在对苏政策问题上有分歧，由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内产生了分裂并且在扩大，对毛泽东政策不满的情绪也在增长。比如，好像周恩来在表达对毛泽东执行的路线是否英明的疑虑时说，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挑战，削弱了世界共产主义者统一战线，并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亚洲国家中的威信。这种消息的可靠程度是无法检验的，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正像事实所证实的那样，毛泽东的对内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农村的饥饿。合乎逻辑的似乎还有，越来越多的党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将利用这一条，即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过错同“老大哥”的关系恶化了，老大哥的援助也开始减少了。
但这不过是推测罢了，赫鲁晓夫本人并未谈过对中国人新一轮攻击的真正动机。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一切抨击都是针对“当代修正主义者”南斯拉夫，针对铁托的，中国的宣传机构就没有停止过这种抨击，而赫鲁晓夫却当成是针对他的。同样，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毛泽东也当成是针对他的。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坚信：真理恰恰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苏联领导人坚信自己是英明的，其根据是：苏联是十月革命的故乡，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就是列宁的党”。因此逻辑上自然应该是苏共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中国领导人同样坚信自己的政策没有错，既然他们没听斯大林的劝告和建议，也能战胜国民党。因此，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他们坚持自己的在总结本国经验的基础上确定的方针，也必将取得胜利。
苏联和中国宣传的共同的特点是竭力强调：进行的斗争不是针对党或者人民的，党和人民始终是好的，针对的只是领导人，他们是不好的。因此试图把人民和党组织的利益与执掌政权的人对立起来。双方都表示坚信在党和人民内部存在着健康的力量，它们能够对自己的领导发生作用，并促使他们回到相互友好和合作的道路上来。双方似乎都从这样一点出发，即他们的立场都完全得到党和人民的支持，而在对方的国家内情况就不同了，据说那里人民和它们的领导人想的不一样，如果鼓起精神和力量，能够影响自己领袖的政策。
如果我们对苏中冲突的发展进程进行剖析，则不能不得出结论：参加争论的各方，其目的是将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所有参加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国家和政党，使一切都服从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这种利益却被宣布为共同的利益。而实际上与共同的利益是不相符合的，当时并不存在维护团结的愿望和达到相互接受的基础的能力。双方都经常强调说，为了反帝必须增进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巩固该阵营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牢固同盟，但与此同时每一方都在觊觎世界革命进程主要领导者的角色，认为自己掌握终极真理。很明显，毛泽东无法改造赫鲁晓夫，使其屈从自己的意志，赫鲁晓夫也不能说服北京的“盟友”。他们都受到独裁和肆意枉为的欲望的毒害，谁也不能忍受对自己的批评。
对抗不仅表现在不同的立场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不同的性格特点方面，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坚信自己的英明是无可争议的，都坚决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两位最高领导人都习惯于在家里挥手，而不担心会触犯谁。
需要提醒的是，两国的外交机构和新闻机构竭力去迎合自己的领袖，其报告中的一些事例都是经过挑选的，能证实自己领袖英明和深邃的洞察力的。
和解和协商之所以陷于困境还在于，争论是在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理解不在同一水平上进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两国领导人政治素质和民族传统有差异。两个乌托邦碰上了，其中一个（苏联的）似乎已开始后退，也就是以比较现实的态度解决内部和外部问题，而另一个（中国的）则向左走去，也就是竭力用强制手段在俗世建天堂。两个乌托邦均自命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在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分道扬镳越来越远，这种分歧不仅在对内政策，而且也在对外政策方面。
历史经验证明，各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期利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当这些党成为执政党后，其阶级使命和奋斗目标也仍然一致。夺取政权后，共产党开始代表和维护国家的利益，尽管宣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世界革命使国家利益具有了阶级的形式。共同敌人即帝国主义的存在通常是集中统一和团结的基础，但在执政的共产党的实际外交活动中，民族、国家的利益是头等重要的。因此执政的共产党在选择反帝斗争的形式和方法时，则取决于他们认为哪种形式和方法对巩固自己的政权更有利。一些领导人坚信必须保持世界和平，因此竭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宣布和平共处原则是自己政策的基础。另一些领导人不隐讳，国际关系的恶化不仅不影响建设社会主义，而且相反，会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顺利进行，能更有效地动员人民群众，使其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补偿人民群众为“伟大目的”所遭受的困难和损失。虽然在共同宣言和声明中，已宣布必须遵从共同的利益，但在上述情形下共同利益必然要让位于民族利益，因为同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相比，具体的实际需要常常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在世界大战进程中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时代不止一次得到证明。号召加强阶级团结，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口号掩盖了分歧的实质，阻碍执政党领导人工作对话，影响他们达成协议。
苏中两党中央委员会在那个时期的信件往来中，互相指责对方背信弃义、叛变和离经叛道。苏共二十大以后，这种书信往来仅仅用于召集新的国际会议，以便消除意见分歧。此时思想和政治上的指责停止了，代之以保证努力维护两国的团结，尽管口头上声明要加强团结，但两党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加深。
情况之所以恶化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很快转到了国家关系方面：贸易中断了，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合作项目缩减了，文化交往也降到了最低限度。而这一切反过来又使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斗争激化了。
到1963年，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完全公开化，其实，苏中两党间的冲突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在形式上仍同属一个阵营罢了。在收到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之后，赫鲁晓夫忍无可忍。根据他的指示，起草了一封所谓“公开信”，并于1963年6月14日发表。虽然此后不久，也就是在同月苏中两国代表团进行了会晤，但是（友谊的）桥已经被烧毁。中国代表把苏联关于停止论战的建议视为软弱的表现，断然拒绝和解的意图，“公开信”被他们视为是对中共恶意的攻击，是新一轮思想论战的信号。当时，中国人的敌对态度还表现在双方代表团在谈判的会客室见面的时候，邓小平以“我们应该节约时间”为由，拒绝同苏斯洛夫等苏共代表握手。谈判没有使敌对双方言归于好，论战更加激烈，争论的范围更大了。双方都争当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战士。
为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国领导人发表了“九评”，特别是第九篇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使赫鲁晓夫大怒，他下令加强书报检查。塔斯社领导因在塔斯社一般电讯上刊登了这篇文章的译文而被解职。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免去一切职务，似乎出现了即便不是恢复友好关系，也是恢复正常关系的可能，遗憾的是，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并且新的斗争阶段开始了。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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