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白齐文事件——兼论李鸿章处理涉外事件的原则和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事论文,原则论文,事件论文,方法论文,李鸿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鸿章作为“同光中兴名臣”，主持晚清外交数十年，处理了一系列涉外事件。1863年1月发生的白齐文事件是李鸿章初崛政坛，作为封疆大吏处理的第一件涉外事件，此事对李鸿章以后主持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以白齐文事件为肇始，对李鸿章处理涉外事件的原则和方法作一番探讨。
一
1860年，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清军江南大营，又乘胜攻克了苏州、常熟等地，向上海逼近。上海的官僚、地主、买办大为恐慌，“借洋兵助剿”已成为上海官绅的一致要求。这时，美国人华尔提出建立一个洋枪队，并得到上海官绅的赞成。1860年6月，洋枪队组建，华尔任统领，白齐文和法尔思德任副统领。
白齐文1836年出生在美国南方的北卡罗纳来州新伯恩城(New Bern)，是一名美国冒险家。他的父亲曾在拿破仑麾下当过一名军官。白齐文年轻时曾当过邮务员，干过报纸编辑工作。后来觉得平淡无味，便辞职不干，开始了漂泊流浪的生涯。他游历过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到过吉达、伦敦，后又设法来到中国。当上洋枪队副统领后，白齐文协同华尔进攻青浦、高桥镇。他作战勇敢，屡次受到清政府奖赏。1862年4月，他禀文“愿为中土编氓”（注：《吴煦档案选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页。），获清廷恩准。9月，洋枪队统领华尔在浙江慈溪战死。华尔死后，白齐文受“英国海军提督何柏推荐，并且获得英、法公使的坚强支持”（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90页。），被总理衙门任命为“常胜军”统领，受李鸿章节制。这就使李鸿章面临着怎样同一个桀骜不驯的外国人打交道的问题。最初，李鸿章对白齐文“曲意笼络”，企图使之为其所用。然而，白齐文不象华尔那样容易驾驭。李鸿章上奏说：“白齐文恃有英国势力袒护”，“肆横”、“跋扈”、“狂悖”（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第47页。），“难以指挥”（注：雷禄庆：《李鸿章新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488页。）李鸿章为此商请驻华英陆军司令士迪佛立，“恳求他调走白齐文，改以英国军官代白齐文管带‘常胜军’”（注：《太平天国史译丛》第3辑，第196页。）。他还抱怨白齐文带领下的“常胜军”开支庞大，并指责白齐文及其部下干预松江民政、劫掠乡民等不轨行为。但士迪佛立说他无权答应这一请求。由此，李鸿章和白齐文的关系逐渐紧张。1862年9月，“常胜军”配合淮军攻占了青浦、四江口。此役“常胜军”出力颇多，但李鸿章担心白齐文居功自傲，有意排挤白齐文，把功劳都归于程学启和淮军，只字不提白齐文，这更使白齐文大为不满。
1862年秋冬之际，白齐文和李鸿章之间的争执趋于白热化。李鸿章命令吴煦、杨坊督带“常胜军”助剿金陵，白齐文以两个月未发放军饷为借口，迁延时日，迟迟不肯启程。吴煦再三致书杨坊，要他“督饬白齐文赶雇轮船，整备枪械”（注：《吴煦档案选编》第2辑，第380页。），“驰赴金陵援剿”。但白齐文对李鸿章、吴煦等的遣令置之不理，却从上海回到松江，“将城门关闭，欲率勇抢劫饷银”（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后经参将李恒嵩暗中设法劝谕，“各勇始一哄而散”（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白齐文旋即回到上海，对杨坊表示他不愿赴金陵，准备辞去差使。杨坊责以大义，白齐文不听，怫然回到松江。1863年1月15日巳刻，白齐文带“常胜军”数十人赴上海杨坊家中，“将杨坊鼻、头、胸膛打伤，吐血不止，并将发饷之洋银4万余元抢去”（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李鸿章闻讯，当即以“劫饷殴官、不遵调度”之罪，宣布撤去白齐文“常胜军”统领之职，“并悬赏5万两缉捕之”（注：金毓黻、田余庆编：《太平天国史料》（下），《清方文书中外记载》，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339页。）。而白齐文则声称：他是“奉旨”统领“常胜军”，李鸿章无权处分他，其革留与否，应听候谕旨定夺，“常胜军”现仍须归他统带（注：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页。）。为达到继续统领“常胜军”这一目的，白齐文于1863年2月亲自从上海赴北京，向英、美驻华公使及清廷申诉，要求复职。此时，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极力袒护白齐文，声称：“奕听信李鸿章一面之词，疾速行文与李鸿章，拿白齐文治罪。”（注：朱士嘉：《蒲安臣致奕照会》，《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5页。）认为：“中国若待白齐文极其公道，必将伊起用。”（注：朱士嘉：《蒲安臣致奕照会》，《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8页。）并以白齐文是美国人为由，企图行使治外法权，拒绝让李鸿章按照中国法律惩治白齐文（注：朱士嘉：《蒲安臣致奕照会》，《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5页。）李鸿章针锋相对地指出，白齐文曾经禀文愿为“中土编氓”，已获旨准，违法犯科，“自应照中国之法治罪。以杜后患，而儆其余”（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卷2。）。对于白齐文复职的要求，他更是严辞回拒。白齐文复职不成，恼羞成怒。1863年8月，率领数百人，夺“常胜军”轮船、军火，驶往苏州，投靠太平军。李鸿章亦毫不让步，立即出具告示：“不拘军民及外国人等，有将白齐文擒斩者，赏银三千两。”（注：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页。）英、美驻沪领事就李鸿章出示悬赏擒斩白齐文一事，照会李鸿章，称此示有违和约，请将赏格收回另议。李鸿章照复美领事云：“白齐文为中国之官，自应照中国法律办理。”（注：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白齐文投降太平军后，未受重用，其中一些洋将又叛离太平军，回过头来投靠继白齐文后统帅“常胜军”的戈登，人心渐渐离散。白齐文走投无路，开始密晤戈登谋降，但因程学启反对而未果。1863年10月，太平军慕王谭绍光放白齐文出苏州，白齐文即回上海，旋赴日本横滨。1865年，白齐文从日本返回中国，经过福建漳州，准备投奔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途中被清军抓获。后在押送上海途中，路经浙江兰溪县江头滩时，因风大水急，全舟覆溺致死。喧嚣一时的白齐文事件终于画了一个句号。
二
从对白齐文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出李鸿章最初在处理涉外事件时就有他的原则和方法。
李鸿章是主张“借师助剿”的。他曾致书沈葆桢说：“华夷混一局势已成，吾辈岂能强分界画。”（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89页。）这段话虽短，却集中反映了李鸿章对当时业已形成的中外关系的认识以及对此所持的一种赞许态度。他认为：“要体察洋人之情，设法笼络。”（注：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4802页。）“冀为我用，以助中国兵力所不逮”（注：《驾驭西兵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但是，在利用洋人时，李鸿章还主张要“权自我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章在与洋人打交道，处理白齐文事件时，原则上，他主张要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在利用外国人时，还必须对之严加防范，主张“用其人不能与其权”。反对象上海官绅那样一味“挟夷自重”。在方法上，李鸿章主张对外国人采取在利用中控制，在控制下利用的办法。对涉外事件的处理应有理、有利、有节。在白齐文事件处理上，他紧紧抓住白齐文“已隶中国”这一事实，坚决反对美国公使蒲安臣行使治外法权，表明他的外交手段已颇为成熟。
李鸿章在处理涉外事件时所坚持的原则和所采取的方法，是有其思想渊源的。
上海危及时，上海官绅主张“借师助剿”，他们致函商请曾国藩，曾国藩认为“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注：《曾文正公书札》卷17，第29页。）他又写信告诉薛焕：“会同洋兵保卫上海可以，若由洋兵助剿金陵、苏、常，则已超出通商口岸范围，绝对不可。”（注：《曾文正公未刊信稿》，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页。）因此，当李鸿章带淮军去上海时，“国藩以此示录，训示鸿章”，要他“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注：《复李少荃》，《曾文正公书札》卷18，第7页。）当时朝廷的想法和曾国藩一样，认为：“现在既用其力，但不得不于裁制之中，仍寓羁縻之意。”（注：《清实录》卷26，第69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可见，清廷对洋人所持的态度也是要在利用中控制、笼络，而不能予其全权。
曾国藩的言论和清廷的谕旨，对李鸿章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李鸿章到上海后，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一言一行是遵循师意和顺从朝廷旨意的。当洋人坚持助攻苏州时，李鸿章深知：“英国酋长之意，欲为中国克复一、二省城，难保非为通商要挟张本。”因此，“如提督必调兵助攻，仍先与要约，克复后立即退出，由臣妥筹布置，不得别有要求”（注：《驾驭西兵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后他还抱怨洋兵助剿苏州，“何必倾英、法沪上之师，以来此争功，喧客夺主，实觉无谓”（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第189页。）但是为了镇压太平军，又不得不借洋兵助剿。可见，李鸿章既要利用洋人，又害怕洋人侵权以及要在利用中控制洋人的思想和曾国藩的思想和清廷的旨意简直是如出一辙。因此，当“常胜军”的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时，清廷命李鸿章、薛焕预为裁制华尔之常胜军”（注：《近代上海大事记》，第167页。）。当白齐文不听李鸿章调遣时，清廷令李鸿章派镇将接替他。当白齐文殴官抢劫饷银时，清廷谕令“李鸿章据理折斥，饬将白齐文迅速交出，无得任令含糊了事。其白齐文三品顶戴职衔，著行褫革，由该抚讯明惩办，以肃军纪”（注：《近代上海大事记》，第187页。）。
由上可知，在师意和朝廷谕旨的指导下，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处理涉外事件的原则和方法已初步形成。其原则和方法对李鸿章以后处理涉外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李鸿章处理白齐文事件所坚持的原则和方法，在他以后节制“常胜军”、主持近代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军过程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并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
白齐文撤职后，李鸿章着手整顿常胜军，他与士迪佛立反复辩论，于1863年1月签订《统带常胜军协议》，协议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兵额，常胜军日益骄横，浙成尾大不掉之势，在李鸿章强硬要求下，双方协议兵额“以三千为度”。二是军费。李鸿章为限制常胜军以求自强计，提出：“减少（常胜军）长夫额口粮，删除病房及日用房费种种泛滥之权。”（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第55页。）三是兵权。这是双方争论的焦点。李鸿章执意要由中国与英国各派官员会同接管，并且“管带官均应归抚台节制调遣”，“城内外地方事宜，外国管带官不得干预”。士迪佛立也只好妥协。围绕上述三个问题的争论，李鸿章真正的目的还是在于“渐收兵权”，使主权不旁落。
整顿常胜军后，由戈登接任常胜军统领。李鸿章认为他“似较讲理”，“迭著战功”，便上奏朝廷，授戈登总兵衔，后又常加提督衔，还特旨颁赏黄马褂。1863年12月，太平军纳王等八王投降献苏州城，戈登曾许诺不杀他们，但李鸿章却把他们杀了。此事引起戈登极为不满，他要求李鸿章辞去江苏巡抚之职，否则就攻击淮军。英国驻华陆军司令柏郎也自沪城抵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他统率，不再受李鸿章调遣。后柏郎赶到苏州，威胁李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李鸿章反驳道：“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注：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随后李鸿章上奏朝廷：“戈登暂驻昆山，声称不归臣调遣，臣兵力可敷防剿，亦无须该军协助，但冀总理衙门与英公使议定妥法……使彼无所挟制。”（注：《筹处置常胜军片》，《李文忠公集·奏稿》卷5。）面对李鸿章的强硬态度，戈登只得恢复他的行动，协同清军作战。从苏州杀降事件反映出：当戈登听从李鸿章调遣时，李鸿章是备加赞赏的。一旦戈登等违背李鸿章的意愿，侵犯中国军政，李鸿章是毫不妥协的，情愿自己受朝廷之罚，而不愿受外人控制。
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洋人为耻。日诫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46-47页。）这时，英人马格里投效李鸿章，建议李鸿章开办大工厂制造军火，这正合李鸿章的心意。李鸿章于1862年冬雇马格里创办上海炮局，后迁往苏州，成立苏州炮局，经过马格里的一番努力，苏州炮局每星期可生产1500至2000发的枪弹和炮弹。这在当时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军火工厂。1865年，李鸿章升为两江总督，赴南京就任，苏州炮局遂迁往南京。这时马格里对李鸿章的影响已到达顶点，对于一切重要事务，他们都密切联系，李鸿章遇到疑难问题，总是找马格里商量。但李鸿章并非甘愿长期仰赖外人，“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的初衷一直未改。因此，当马格里在金陵机器局任职期间，组织私人武装卫队，在局内肆无忌惮时，李鸿章便把他降为工头。1875年，大沽炮台试放金陵机器局制造的两门大炮，发生爆炸，李鸿章要马格里承认错误，并按中国惯例上书，“自请严议”，马格里对此置之不理，并推卸责任，怒而辞职。李鸿章认为内地员匠已能自行仿制新式炮弹了，对外人无须如此依赖，便下令撤掉马格里督带金陵机器局之职。此后，“金陵机器局一直由中国工匠把持，不再任用洋人”（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23页。）。
类似的事件在李鸿章训练新式海军过程中也出现了。1880年，赫德向李鸿章建议聘用英国军官担任新式海军教习，李鸿章为“求洋法”，表示赞同，曾聘用了5个总教习，英人琅威理就是其中之一。1890年，北洋海军驶往香港，提督丁日昌因事离舰，“右冀总兵刘步蟾撤掉提督旗，而代之以总兵旗”（注：池估祐：《海军大事记》卷2，第176页。）。时琅威理挂副将衔，每以副提督自居，便质问道：“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何以撤退提督旗？”并命令刘步蟾不得下旗。刘步蟾未按其指令办事，琅威理不服，便质电北洋。李鸿章“复电以刘为是”，“琅威理愤而辞职，李鸿章允之”（注：《字林西报》，1890年7月4日。）。英公使质问李鸿章为何不处罚刘步蟾，而同意琅威理辞职。李鸿章据理反驳，否认与英国外相约定琅威理与丁日昌平行，谓“中国海关呼琅为提督，乃客气用语，琅之官阶是副将，职务是顾问，无特别旗号可言。”（注：雷禄庆：《李鸿章新传》，第488页。）英国政府于是召回在旅顺服务的英人诺加，并驱逐在英国海军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作为对清政府的报复。
从以上李鸿章对几件涉外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出，尽管这些事件发生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但它们与李鸿章处理白齐文事件有相同之处。即在原则上，坚持维护国家民族的立场，方法是在利用中控制洋人，在控制下利用洋人。
对于李鸿章处理涉外事件的原则和方法，我们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首先，我们要肯定的是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上，李鸿章是对的。利用洋人，学洋器，求洋法，以求自强，也是值得肯定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这种原则和方法所带来的不利方面。李鸿章对白齐文事件的处理过于偏激，使白齐文投靠了太平军，给清军攻打苏州造成许多不便。在中国缺少自己培养的科技人才的情况下，过早地辞退马格里，使金陵机器局得不到充分发展。对琅威理事件的处理也同样如此。琅威理精通海战之学，训练中国北洋海军达七年之久，后由于琅威理辞职，“海军纪律日益废弛”（注：林乐知：《清末海军史料》（下），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580页。）。这对后来中国海军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未能将处理涉外民事或刑事纠纷时所坚持的民族主义立场进一步体现在处理关系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国际交涉上。明于细故而晦于大体，也许正是李鸿章成不了真正外交家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