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中国族群研究
张恩迅
摘要： 族群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对其概念和理论的探讨一直持续至今。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中国的族群研究大致经历了从最初的“族群”概念以及族群与民族关系的辨析，到对西方族群理论的持续反思与探索，再到中国族群研究的“本土化”实践的发展历程。总的来看，中国族群研究基于中国国情和时代背景，在不同历史阶段主要探讨了三个理论问题：一是如何将西方理论“引进来”的问题；二是如何将西方理论“本土化”的问题；三是如何结合“本土化”研究经验并“走出去”的问题。
关键词： 族群 民族 本土化 海外研究
一、中国族群研究的形成与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人类学研究里，族群研究是最值得讨论的一个领域。因为族群(ethnic group)及其相关概念发端于欧美，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后成为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族群”作为学术概念，在中国从开始出现到被接受，再到成为一个热点，经历了一个过程。(1) 周大鸣：《关于中国族群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族群概念早期在中国的引入，一方面受欧美学者的直接影响。如顾定国1980年代在中山大学讲“族群”时，大家原以为他讲的是“民族”，但当他用英文ethnic group和ethnicity来表述时，大家才明白两者是不同的概念；(2) 周大鸣：《漂泊的洞察——我的学术研究之路》，《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另一方面也是受台湾、香港学界的影响。如在台湾，1971年“族群”作为专业术语被收入《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10册《人类学》中，词典列举了当时西方学界(尤其是美国)的诸多定义和观点，而台湾学界较广泛地应用族群概念是1970年代后期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3) 郝时远：《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乔健作为“族群与社会研究”的先驱，(4) 李亦园、乔健：《族群与社会研究的先驱》，《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推动了中国的族群研究(5) C. Chien and N. Tapp, eds., Ethnicity and Ethnic Groups in China , Hong Kong: New Asia College, 1989.。1995年，乔先生在香港荣休后仍在台湾东华大学成立了“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
在知网数据库中，纵观以往的研究成果，呈逐年递增的发展态势。由上可知，真正意义上最早将西方的ethnic group翻译为“族群”并作出明确解释的是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顾氏在1990年的文章中列举了关于族群的两种解释：第一，族群是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在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根据一组特质所构成的文化丛或民族特质；第二，群体的形成模式、社会传统和生活方式等特点方面与其他群体判然有别，如美国的希腊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等，“群体”一般是指一个大的文化和民族中的较次要的、人数较少的群体。(6) 顾定国：《都市内部的移居以及潜在的族群聚居区》，《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3期。 可见，“族群”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1980年代中后期引入大陆学术界的。
1988年，马戎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社会学的民族关系研究(民族社会学)”课程，介绍了西方关于ethnic groups(当时译作民族)的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并将其编译成《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于1997年出版。(7) 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此后，在1990年代中后期，以周大鸣、孙九霞、纳日碧力戈等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学者率先对族群的概念进行了介绍与运用，(8) 周大鸣：《族群与文化论——都市人类学研究(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纳日碧力戈：《族群社会的发展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国内外研究简要评介》，《世界民族》1998年第3期。 助推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关于族群理论的思考与关注。在此期间，挪威学者巴斯的族群边界论(序言)被翻译，(9) 弗里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高崇、周大鸣、李远龙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进一步深化了当时中国族群研究的理论层次。2000年后，族群的概念及相关理论逐渐被中国学界广泛接受和运用，继而是大量的研究论文面世。据统计，2000年至今在知网中仅篇名含“族群”的文章就多达2700余篇，普遍出现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中。
图 1 1985-2018年在知网数据库中篇名含“族群”的文章数量
随着国内族群研究的日渐繁盛，相关的学术会议、科研机构、研究论著不断面世。首先，族群研究会议频繁召开。例如，1998年举办的“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讨论会，就“民族”概念及其在我国的应用问题作了讨论。(10) 周旭芳：《1998年“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讨论会综述》，《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 1999年举办的庆贺容观夐教授从教50周年暨族群与族群关系学术研讨会，就族群关系、宗教与族群关系、全球化与族群等作了讨论。(11) 徐桂兰：《人类学的重要课题：族群与族群关系——庆贺容观夐教授从教50周年暨族群与族群关系学术讨论会综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2001年举办的“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族群理论及其适用范围、族群理论与方法在民族研究中的应用作了讨论。(12) 王实：《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2007年举办的“族群、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学术研讨会，就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关系，以及对既有民族理论的意涵作了讨论。(13) 潘蛟：《族群与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008年举办的“族群：理论与实践”人类学高级论坛，就族群概念、族群认同、族群关系等理论作了讨论。(14) 牛锐：《推动族群研究向纵深发展——第七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综述》，《中国民族报》2008年10月31日，第6版。 2010年举办的“都市与族群学术研讨会”，就都市族群概念、城市与族群、都市民族等作了讨论。(15) 古妮莎·买买提：《都市与族群学术研讨会综述》，《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2011年举办的“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人类学高级论坛，就族群迁徙与离散、族群认同、客家文化等作了讨论。(16) 温春香：《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第十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会议综述》，《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 2017年举办的“道路与族群”人类学高级论坛，就民族走廊、一带一路、道路与族群关系等作了讨论(17) 肖明远：《道路与族群：第十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会议综述》，《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 等。
其次，族群研究机构与学位论文增多。族群研究影响的日益扩大表现在一些有代表性机构名称的改变，如1990年代“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英译名称改为“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2000年1月，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成立，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移民、国内移民、移民与族群关系、互联网人类学等。2009年5月，上海大学文学院族群研究中心成立，主要研究领域为海外华人、少数民族和新移民等。在学位论文方面，近年来从各高校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上也可看出学者们对推动族群研究所做的努力，如中山大学最早的主题学位论文是1997年孙九霞的《澳门族群与粤澳族群关系研究》，该校至今已累计完成族群研究相关的博士论文50余篇。
最后，推广族群研究的著作层出不穷。近年来不遗余力地推广族群研究的中国学者及相关的代表著作众多，如1997年马戎编译的《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1999年黄淑娉主编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2000年纳日碧力戈著的《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2002年周大鸣主编的《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2003年中南民族大学主编的《族群与族际交流》、2004年马戎编著的《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2005年乔健主编的《文化、族群与社会的反思》、2006年徐杰舜主编的《族群与族群文化》、2007年关凯著《族群政治》、2011年周大鸣著《多元与共融：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等。
纵观人类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人类学自其发轫阶段便打上了浓浓的海外印记。走向海外是中国人类学独有的一个概念，概因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异文化，他们的研究本身就是海外研究，因此不必强调海外这一层含义。而中国的人类学，自从国外引进，便一直致力于本土化的研究。进入21世纪，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与尊重，也在国际人类学界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加上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对外战略逐渐转变，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全球社会文化的研究被摆上重要的地位，因此海外民族志研究便是基于这种历史传统与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快速发展起来的。(96) 周大鸣、龚霓：《海外研究：中国人类学发展新趋势》，《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二、中国族群研究的“本土化”实践
(一)引入族群研究的时代背景
任何一个概念的产生、使用以及其意义的演变，都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例如我国“民族”一词的产生，“就是与当时中国政治、社会形势变化密切相关，也与国际的影响分不开的。一方面，这是国内反封建民族斗争的需要，也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19) 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2-63页。 。同理，1980年代“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引入，亦有一定的时代背景。
七八十年代，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小时候，我一觉醒来，常常听到忙碌了一天的父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小声嘀咕：老母亲的哮喘不知有没有复发？弟弟妹妹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啦？“唉！写封信问问吧。”谈到最后，他们总是以这句话结束。那时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一封省内普通信要十天半月才能收到。父亲读过几年私塾，能自己写信，但家中的小叔们没念过书，写信、读信都得请人帮忙。尽管这样，父母也只有依靠书信和亲人传递消息，寄托彼此的思念。
一是大陆与国际学界的学术交流增多。1980年代，以顾定国、郝瑞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均是在来华参会或访问的契机下将族群研究引介到中国的。如1984年底中山大学召开了中国首次人类学国际性学术研讨会，顾定国参会并在1986年作为访问学者留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992年以后他与人类学系师生共同进行了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以及珠江三角洲等地的都市化课题研究。从1980年代开始，他多次在广州、北京、昆明、厦门等地举行多场讲座来介绍族群性、都市人类学、西方人类学动态等。(20) 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1986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郝瑞受邀访问西南民族学院后，便开始对中国西南的彝族进行研究，并于1989年和1990年相继发表《两类彝族中的族群性与亲属称谓》(21) S.Harrell, “Ethnicity and Kin Terms among Two Kinds of Yi，” in C. Chien and N. Tapp, eds, Ethnicity and Ethnic Groups in China , Hong Kong: New Asia College, 1989, pp. 179-197.和《族群、地方利益与国家：中国西南的彝族社区》(22) S.Harrell, “Ethnicity, Local Interests, and the State: Yi Commun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 vol. 32, no.3, 1990, pp. 515-548.的族群研究论文。1996年9月他在厦门大学作了关于民族、族群和族群性的学术报告。2000年，郝瑞前期的族群研究论文被编译成中文著作出版。(23) 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二是大陆与港台学界的学术交流增多。19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曾先后多次共同举行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会议，许多港澳台学者到内地或民族地区访问和考察，许多大陆学者也到港澳台地区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访问考察。(24) 何星亮：《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如1994年4月，周大鸣在台湾中国民族学会年会上作了题目为《岭南的族群与文化——新的综合》的演讲并发表在台湾《中国民族学通讯》1994年5月号上。(25) 周大鸣：《漂泊的洞察——我的学术研究之路》，《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1995年6-7月，乔健受邀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中国首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做了《族群关系与文化咨询》的主题演讲，向内地学界介绍了族群研究的相关理论。(26) 周星、王铭铭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81页。 除乔健外，还有陈志明、吴燕和、王明珂、李亦园、庄英章等港台学者也陆续在大陆发表或出版了一系列与族群研究相关的论文和著作。台湾东华大学为庆祝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创立十周年暨创所人乔健教授七十华诞，于2005年4月举行族群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大陆高校的杨圣敏、周大鸣、王铭铭、麻国庆、徐杰舜、曾少聪、行龙、徐桂兰等众多学者受邀参会并发表了主题演讲。(27) 吴天泰主编：《族群与社会》，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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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研究需要。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后带来的经济腾飞导致了中国境内人口流动加剧、乡村都市化进程加速、社会与文化加速转型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当时正处于一个各种新的社会群体如进城农民工、跨境民族、跨国移民不断流动、融合、分化的时期。尤其是在中国乡村工业化发展迅猛的珠三角地区，在已有的户籍制度以及珠三角特有经济模式之下，大量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在经济方式、职业、生活娱乐、社会心理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形成明显的“二元社区”。(28) 周大鸣：《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很显然，以往的“民族”概念及理论已无法有效解释中国社会快速发展背景下复杂的都市人群问题，需要借助新的概念和理论工具加以分析。
族群概念与民族概念类似，是由西方传入的。在英文文献中，马戎曾发现西方学界关于ethnic group至少存在20多种不同的定义。(31) 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页。 以乔健为代表的港台学者多倾向韦伯的定义，即“某类人群对其共同的世系抱有主观信念，或因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因对殖民和移民有共同的历史记忆，而这种信念对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至关重要，那么这类群体就被称为族群”。乔健认为，“族群”相较“民族”，更强调自我认同的重要性以及含有更多的主观因素。(32) 乔健：《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与文化谘询》，《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2000 年第89期。 继韦伯之后，巴斯强调在与其他族群互动关系中研究族群内涵及族群关系的“边界论”在国内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巴斯将族群定义为：“(1)生物上具有极强自我延续性。(2)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形式上的公开的统一。(3)组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4)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的成员资格，以形成一种与其它具有同一阶层的不同种类。”(33) 弗里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高崇、周大鸣、李远龙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此外，在国内影响较大的还有《麦克米伦人类学词典》《哈佛美国族群百科全书》等工具书对族群的定义。
(二)中国族群研究的理论探索
例如，1990年代后期关于ethnic group的译名之争。阮西湖曾反对使用“族群”概念，强调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人们共同体”演进的概括，即民族(包括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主张将ethnic group译成“民族”，不宜以“族群”取代民族，也不宜以“族群”表达民族以下支系。(36) 阮西湖：《关于术语“族群”》，《世界民族》1998年第2期。 而石奕龙则认为“民族”在中国有其特定含义，指那些通过政策性识别后由国家权力机构确定下来的、具有某些不同文化特征的人们共同体。ethnic group指的是根据某种特征甚至是主观上的认同而区别出来的人们共同体，它与国内使用的“民族”概念不能完全对应。如果把ethnic group译成“民族”，势必把一个原有广泛含义、可以操作的学术研究术语限定死。(37) 石奕龙：《Ethnic Group不能作为“民族”的英文对译——与阮西湖先生商榷》，《世界民族》1999年第4期。
四是中国民族研究的必要补充。我国不仅民族众多，民族文化特色鲜明，而且各民族内部也大多支系繁多，文化上各有特点。传统的民族学研究人们共同体，是将其分为原始群、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和民族等层面。1949年后，由于受苏联民族学影响，中国民族学界长期以来对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不仅方法落后、单一，而且理论陈旧，使得中国民族学界无论是在学术水平上，还是在学术理论上，都落后于国际学术界，许多学术问题不能得到深入的研究。(29) 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族群”概念的引入，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民族现象的复杂性，破解了单一民族研究的束缚。(30) 麻国庆：《明确的民族与暧昧的族群——以中国大陆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国内学界在引用西方概念的同时，也试图对其进行重新定义与解释，吴泽霖、周大鸣、孙九霞、纳日碧力戈、徐杰舜等学者均曾对族群的概念作出过界定，如孙九霞认为“族群是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因此主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34) 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族群尚未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然而其定义核心基本倾向于文化(包括主观心理)要素，即族群这一概念是建立在文化认同等核心要素的基础上的。第一，族群是人群的一种分类，它所表示的群体有一个名称符号；第二，族群的区别特征在不同时代与场合体现的内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其中包括血统与体貌(种族)、民族归属(国家、祖籍地等)、祖先记忆、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历史习俗、共同迁移等因素，它们随社会变化发展而更新拓展或侧重不一；第三，族群成员在心理、感情和价值观念上通过感知他者的特征而产生认同；第四，族群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维护群体的边界，同时排斥异己群体；第五，族群通常指在一个较大社会中居于文化非主流地位并且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群体，其中包括移民群体。总之，族群是一个极富弹性、可以伸缩的人群分类概念，它表示的人群范围可以根据参照对象的变化而改变，是比“民族”更具动态性和灵活性的概念范畴。(35) 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研究产业集聚与环境效应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不同区域环境承载力受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交织影响，从而导致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存在差异。因此，从多维度构建产业集聚背景下区域环境承载力清单研究显得十分必要。区域环境承载力具有空间分异性和时间动态性，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产业集聚与环境效应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确定不同空间维度的区域环境承载力，才能准确评估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确定不同时间维度的区域环境承载力演变，从优化产业集聚格局的视角出发，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区域环境规制。
因地制宜采用封育保护、梯田、树盘、水土保持林等水土保持措施，特别着重防治板栗林下的土壤侵蚀，综合防治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
2.族群与民族的关系辨析
1980年代以来，族群概念的引入对中国的民族概念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因此在中国语境下讨论“族群”，很大程度上要与“民族”放在一起讨论。以往探讨族群与民族关系的综述文章众多，比较流行的一类观点是将两者关系的讨论简单地归纳为“否定论”“替代论或置换说”“折中论或兼用说”，但大多忽略了两者背后的知识体系或思想根源的差异性问题。
1.族群概念的辨析
事实上，这次译名之争是当时社会科学界关于族群与民族的关系争论的一个缩影，其根源是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导源于斯大林时期的“民族”概念与欧美国家话语下的“ethnic group”这两个语境之间的区别。论争的实质是国内学界探讨“族群”这个学术术语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合法化”问题，即在实际的学术研究里能不能够用“族群”这个概念来研究问题，能不能运用相关的族群理论来分析问题。(38) 周大鸣：《多元与共融：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1页。
在当时关于两者关系的讨论中，作为长期在中国彝族地区从事田野调查的美国人类学家，郝瑞对西方语境的“族群”和中国语境的“民族”有着较客观的阐述。他以四川攀枝花市米易县横山镇和麻隆乡的亚拉人为例，认为这群人虽然被划为彝族，但仍坚持自己语言、内部通婚或与汉族通婚，绝不与当地彝族主体诺苏通婚。郝瑞认为亚拉人显然是一个“族群”，但在中国的语境中却不可能是一个“民族”，因此“族群”是在地方语境中强调主位、主体性、流动性等特征的概念，而“民族”则是在国家语境中强调客位、客体性、固定性等特征的概念。(39) 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2-263页。
因此，对于一个学术术语的论争意义，并非简单地以对或错来判断，而是透过这种论争来更清醒、更透彻地看待我们所要研究的社会问题。“民族”和“族群”是一组互补的概念，二者并不矛盾或冲突，只是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时，对于它们的应用有着具体的区分。由此，我们不应当拘泥于对名词概念或定义的束缚，而是要从我们面对的人群出发，从多元、互动的角度来分析和把握复杂的族群现象。(40) 周大鸣：《关于中国族群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在停工吹扫结束后，塔顶系统瓦斯罐等需要用化学清洗药剂浸泡，浸泡后将化学清洗药剂退至地下轻污油罐，由于化学清洗药剂按要求需要通过专线退至含碱污水系统，故新增轻污油排放含盐污水措施，在轻污油泵出口接专线至含盐污水线，在退化学清洗废液时，可通过专线走含盐污水线至污水处理厂。
3.族群理论的反思与探索
我国学者在大力引介西方族群理论的同时，也在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理论进行探索与反思，并取得了一定进展。表现在：一是对族群理论的梳理与归纳；二是对族群理论的反思与对话；三是对族群理论的新探索。
首先，对族群理论的梳理与归纳。纳日碧力戈认为西方学界对“族群”并未形成共识，族群理论众说纷纭，他分别从“族群原生论、族群现代—想象论、族群神话—符号丛论、族群边界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族群理论”等五个方面对西方理论进行了归纳。(41)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4-87页。 潘蛟将族群理论总结为文化说、族界理论、原生论、工具论、辨证阐释理论、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构建说等六种类型。(42) 潘蛟：《民族的舶来及相关的争论》，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0年，第10-23页。 周大鸣将1970-1980年代的族群理论分为两派：一是根基论，一是情境论，并提出后期西方学者又将两派理论综合起来，强调只有在可行的根基认同与可见的工具利益汇合时，族群认同才会产生。(43) 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类似的理论梳理研究还有周传斌的文化论、边界论、原生论、场景—工具论、现代—想象论等提法。(44) 周传斌：《族群理论的流变及其与民族理论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5期。
其次，对族群理论的反思与对话。台湾学者王明珂对主观论、客观论、根基论、工具论等族群理论的优缺点分别检视后，基于族群边界论提出“边缘文本”概念，试图借助蕴含模糊、矛盾、断裂的“边缘”对明确、理性、连续的“边界”进行补充与反思。(45)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纳日碧力戈关注到族群边界的流动性：一是指其本身的范围会发生变化，一是指其相对于民族或国家的关系上的变化。强调国家对族群疆界尤其是“跨界民族”的流动或确定起决定作用。(46)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陈志明也提出应关注政府行为和国家意识形态对族群认同产生的影响。(47) 陈志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周大鸣等人摆脱了原生论与情境论的理论束缚，开始从族群认同的建构转向族群边界的自我维系，认为观察族群建构并不难，但纯粹的根基论或情境论均不能解释族群的自我维系问题，因为族群认同既不是一种没有根基的资源博弈工具，也不是只有单一向度的自我建构或者权力建构的结果，而是一种有着多重向度和丰富内涵的自我标识与自我建构方式，只有把族群的建构及其边界的维持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来考察，才能把握族群认同的意义。(48) 周大鸣、吕俊彪：《族群孤岛与族群边界——以广西临江古镇平话人为例》，《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我校充分利用课堂四十分钟时间，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练习写话。在进行读写结合训练的初期，我们聚焦于如何寻找读写结合切入点，在阅读教学中渗透写法，寻找读写切入点，引导学生写话，让阅读与写作紧密结合。在文本教学时我们寻找语言训练点，引导学生深化对文本的解读，巧妙设计，内化语言运用，引导学生进行语言表达训练，提高写话能力。
最后，对族群理论研究的新探索。孙九霞等人将族群边界论引入了旅游目的地东道主与游客关系的研究中，重点分析了东道主内部群体呈现的族群边界缘由以及边界的流动性问题。(49) 孙九霞、张蔼恒：《族群边界理论视角下旅游目的地东道主内部群体研究——以阳朔为例》，《旅游学刊》2015年第6期。 梁茂春则关注了族群融合中的“族群分化”现象，提出以往中西方关于族群关系的理论共同点：一是多族群同化或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多族群社会使用共同语言是多族群融合和交往的基础；三是多族群融合的结果都会产生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如“美利坚民族”和“中华民族”，但以往研究对多族群交往中的族群“分裂”和“消亡”论述不够，他进而提出应关注某一族群的部分人口转变成为新的族群以及族群内部在文化特征异质性增大的“族群分化”现象。(50) 梁茂春：《跨越族群边界——社会学视野下的大瑶山族群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05页。 还有针对粤东客家地区的族群互动研究表明，族群认同的根基论与情境论在实践上并非截然分开，经过认同与互动过程后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化模式的局面。(51) 周大鸣：《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近年来，民族走廊研究成为中国人类学界超越传统的村落民族志、开展宏观区域文化研究的重要范式。费孝通在1980年代曾多次提到“民族走廊”，主张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70)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李绍明进一步将其定义为“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的走廊环境中，某一或某民族长期移动的路线”(71) 李绍明：《再谈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成都，2003年，第2页。 。基于前人研究，周大鸣认为中国的民族走廊其实是一套综合体系，其中包括多样的自然条件、地理走向，各种类型的道路，同时还包括各种形式的族群互动、不同人群间的沟通形式。民族走廊地带的族群多样性可以被认为是几个主要的大族群在迁移融合过程中，受到走廊地带多样的自然与人文因素影响，而不断地与土著相接触、融合而产生了新的族群，而这种研究路径实际上就是如何从走廊的视角來研究中国族群的接触和融合。(72) 周大鸣：《民族走廊与族群互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地理和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南岭走廊、藏彝走廊和西北走廊。
此次拍摄行程天公不作美，五天时间的拍摄基本很难寻觅太阳的踪影，本来既定计划中的朝夕很难拍到。但阴天也有阴天的好处，在厚厚的云层遮挡下，光线变得异常柔和，很多景色都没有了阴影，仿佛水墨一般跃然纸上，盐田就是此时最美的地方。这里距霞浦县城十来公里，盐田湾拥有大面积滩涂，海蛎、花蛤、弹涂鱼、青蟹、黄花鱼等海产品丰富。渔民为了打捞这些海鲜，在这里布满了各种色彩的围网。与此同时，渔夫会游走在红树林与围网之间，根据潮汐水位变化进行打捞作业。
(三)本土化的主题研究
正如郝时远所言，在“族群”研究的本土化实践中，将“族群”概念及其应用泛化于社会群体范围不是本土化，将“族群”概念取代中国固有的和既定的“民族”概念也不是本土化。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在“族群”问题研究的着力点应是凸出中国“本土”的概念和相关理论。(54) 郝时远：《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2年第5期。 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村都市化发展引发了全国性的人口迁移，中国城市中一个个极具异文化特征的族裔聚居区和都市族群很快成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如对浙江村、城中村、黑人聚居区的研究，或对农民工、都市苗族、穆斯林的研究，族群理论成为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工具。20世纪90年代，在单一社区或特定族群的研究基础上，以黄淑娉、周大鸣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尝试“跨越社区边界”的人类学研究，1999年巴斯“族群边界”论的引入，进一步助推了中国人类学在族群互动的视角下从“微观社区”到“区域研究”的转向，流域、走廊、道路等很快成为新的族群研究热点。进入21世纪，伴随中国经济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海外研究”成为中国人类学新的增长点，关于跨国移民、跨境民族、国外土著居民等族群研究的关注日益增多。国内学界基于“全球化”和跨国网络的研究视角，也逐渐摆脱了在单一的民族国家框架中去分析某一族群认同与族群身份的研究局限。综上，从“都市社区”到“区域研究”再到“海外研究”，均客观反映了中国的族群研究与人类学“本土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1.都市研究
首先，族群认同的层次、要素及变迁研究。顾定国曾认为族群认同层次最基础的是阶级、亲属关系、村落，接着是本地(镇、县、市)、方言社区、省或区域，然后是社会的或民族的大区域(如西南、西北)。(57) G. E. Guldin, “Seven-Veiled Ethnicity: A Hong Kong Chinese Folk Model,”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 vol.1, no.2, 1984, pp.139-156. 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周大鸣基于澳门族群研究发现，其认同层次次序为：中国人、澳门人、广府人、香港人、南方人、客家人、潮州人、葡萄牙人。(58) 周大鸣：《澳门的族群》，《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孙九霞认为土生葡人认同要素体现在体征、通婚、语言、宗教、饮食、习俗等方面，强调“澳门回归”对其认同变迁产生的巨大影响。(59) 孙九霞：《澳门“土生葡人”的认同解析》，《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张文宏等人从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地域认同、职业认同、职位认同等方面考察了城市新移民认同结构的联系与差异问题。(60) 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结构模型》，《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王春光则探讨了社会时空、社会记忆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认同建构、解构及重构等变迁的重要意义。(61)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族群一直是都市人类学研究的主题，究其原因是都市中聚集了许多不同的族群，族群与其它各种组织和群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多元的文化；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协调成为都市中的首要问题。(55) 乔健：《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与文化谘询》，《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2000年第89期。 顾定国是研究香港都市族群的海外学者，因此早期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与之有关，如在他的帮助下，1989年底在北京举行了中国首届都市人类学国际研讨会。(56) 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目前，国内都市族群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农民工、城市新移民、本土居民、城市少数民族、跨国移民等群体，研究主题多围绕族群认同、族群边界、族群性等方面来展开讨论。
其次，族群边界的形成、流动及解构研究。周大鸣基于珠三角本地人与外来工的族群关系研究，提出从分配制度、职业分布、消费娱乐、聚居方式和社会心理等差异所形成的“二元社区”新概念。(62) 周大鸣：《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何明等人分别从租住环境、生计模式、情感适应、社会排斥等方面对昆明“布依巷”族群边界的形成、演变、营造与强化等整个动态过程进行了探讨。(63) 何明、木薇：《城市族群流动与族群边界的建构——以昆明市布依巷为例》，《民族研究》2013年第5期。 姚尚建认为可尝试从构建城市族群的权利通道、确认城市族群的多元身份、促进城市族群的社区认同、实现城市族群社区融合等路径来促进城市族群的互动与融合。(64) 姚尚建：《城市场域中的族群认同与权利保障》，《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 此外，还有针对海外移民的都市研究，如认为导致韩国人在广州形成“深度区隔”的原因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65) 周大鸣、杨小柳：《浅层融入与深度区隔：广州韩国人的文化适应》，《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从目前来看，当前幼儿园一日活动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保教分离的问题，保育工作和教育工作往往是分离开的，有些教师认为保育工作应由保育员负责，而保育工作又被看成是辅助性工作。幼儿园存在着“重教轻保”的情况，将工作重点放在了课程教学上，对幼儿身心健康和社会保健方面的研究并不是特别深入。这种保育分离的情况也使幼儿园一日活动的设计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不利于幼儿的全面发展和成长。
最后，族际互动的资本、调适与族群性研究。近年来，大批少数民族以各种渠道进入城市，我国城市的少数民族呈现多元化、杂散居化的新格局。他们一方面利用广泛的地缘、血缘、尤其是业缘关系与不同民族的人交往甚至通婚，善于利用民族文化资本在城市中求得发展，另一方面则由于强调风俗习惯、民族性格、语言、宗教等民族文化差异固化了族际交往的边界。(66) 王琛：《都市生存的文化策略与族群认同——对一个苗族流动群体的个案研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因此，杨文炯认为，以回族为代表的城市少数民族注定要经受现代化转型的阵痛和城市散居的考验，城市回族穆斯林族群的生存与发展路径是以文化自觉方式来实现自身传统的现代化。(67) 杨文炯：《互动、调适与重构：都市生境下的回族传统与现代化》，《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另外，族群性可简单理解为族群的文化特性，王兴周提出“都市乡民”概念，用族群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差异性程度来测量“族群性强度”，将进城农民分为低族群性强度群体(进入省内本地城市的农民)、中族群性强度群体(汉民族中跨省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民)、高族群性强度群体(跨民族区域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民)三类。(68) 王兴周：《族群性、都市乡民与包容性城市建设》，《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2.区域研究
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中的重头戏。中国人类学长期以来最受诟病的一点，就是研究碎片化，对乡村社区或“小型区域”强调过多，导致研究者成为“村落专家”。如何突破这一困境，是众多中国人类学者思考的问题。人类学研究应分为三个层次：微观村落研究、中观族群与区域研究和宏观跨文化比较研究。从目前中国人类学界的积累来看，将研究重心逐步转入族群与区域研究的条件已成熟，这是中国人类学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69) 周大鸣：《学科恢复以来的人类学研究——基于对中大人类学系博士论文的分析》，《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从事族群与区域研究的先驱，如黄淑娉早在1990年代就主持完成了《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和《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报告集》。
此外，在方法论的探索上，王兴周针对进城农民工群体，提出根据“族群性强度”和“城市化程度”进行交叉分类的方法，用来阐述“都市乡民”的生成机制。即用P表示都市乡民融入城市的难度系数，用E表示族群性强度(高、中、低分别赋值为3、2、1)，用U表示城市化程度(低、中、高分别赋值为3、2、1)，这样就可以模拟性地算出9个类型进城农村人群的城市融入难度系数，其公式为Pi=Ei*Ui(i为进城农民人群类型)。(52) 王兴周：《乡村性与族群性：“都市乡民”生成逻辑》，《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张恩迅等人借助马尔库斯多点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分别对湖南、云南、老挝等地的跨国移民进行了研究，试图跳出以往从单一民族国家框架内来分析某一族群的身份形塑或同化论视角下单一族群认同的理论视角局限，为探索海外族群研究作了新的方法尝试。(53) 张恩迅、申玲玲：《中国新移民跨国实践的特征研究——以老挝的湖南人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
丁主任带着一班子人恭候他们，当看到他们这幅模样，丁主任心里很不是滋味，换着平时，为了多分半斤肉，一斤白糖，这老邓在哪里见了他都是点头哈腰的，那有这般神气，这人啊，只要抓住点实权就变了。
关于南岭走廊研究，2013年以“南岭民族走廊学术概念与未来走向”为主题的研讨会在成都召开，会议围绕“南岭民族走廊”研究现状、民族政策、发展动态、族群交往、民族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等作了探讨。(73) 梁宏章：《概念与走向——2013年“南岭民族走廊”学术研讨会综述》，《民族论坛》2013年第12期。 此外，周大鸣根据对南岭民族走廊的“入岭通道”考证及各族群分布，提出某一个民族(如汉族)在穿越五岭地区时与当地土著居民不断融合而形成新的族群的研究思路；(74) 周大鸣：《民族走廊与族群互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麻国庆强调南岭民族走廊空间的社会性、文化性及区域性，在南岭走廊变迁中族群文化不断建构，并带来地方文化的重新生产；(75) 麻国庆：《南岭民族走廊的人类学定位及意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刘秀丽透过族群、地理空间与文化象征的历史进程对“南岭民族走廊”形成过程进行了探讨(76) 刘秀丽：《通道·边界·生存空间：略论南岭民族走廊的形成与演化》，《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张超提出民间信仰将亲属关系、身体隐喻、性别等因素融入其中，自下而上地对南岭走廊区域社会起到了整合作用(77) 张超：《南岭民族走廊流域神灵体系与区域社会整合》，《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等。
关于藏彝走廊研究，2003年举办的“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是全国首次以“藏彝走廊”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相关成果后被编入《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一书中。(78) 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之后，藏彝走廊研究开始受到诸多关注，如王铭铭将“中间圈”概念引入藏彝走廊研究，来强调人、物、事的动态研究价值；(79)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李绍明探讨了藏彝走廊中各民族、族群的历史文化；(80) 李绍明：《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 李星星探讨了藏彝走廊的交通道路、民族历史以及历史文化等；(81) 李星星：《李星星论藏彝走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 石硕对藏彝走廊的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作了系统梳理；(82) 石硕：《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 高志英对藏彝走廊边缘民族关系与文化变迁的研究；(83) 高志英：《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 刘志扬对白马藏族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变迁研究；(84) 刘志扬：《藏彝走廊里的白马藏族——习俗、信仰与社会》，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 袁晓文、李锦主编的藏彝走廊东部族群互动与发展研究(85) 袁晓文、李锦：《藏彝走廊东部边缘族群互动与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 等。
关于西北走廊研究，2011年首届“西北民族走廊的文明、宗教与族群关系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西北民族走廊的概念、历史渊源、地域范围、民族迁徙、文化与宗教特点等进行了讨论。(86) 苗运长：《首届“西北民族走廊的文明、宗教与族群关系研讨会”综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此外，秦勇章对西北民族走廊的地理范围与民族文化格局作了论述；(87) 秦永章：《试议“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和地理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陈庆英等人对西北民族走廊的形成与发展、民族迁徙的历史时期、民族文化与宗教等作了概述；(88) 陈庆英、赵桐华：《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思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马慧南等人对走廊文化特点及文化建设作了探讨；(89) 马惠兰、刘源：《关于西北民族走廊的文化特点和文化建设的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崔明以多元宗教环境切入探讨了西北民族走廊的和谐民族关系；(90) 崔明：《多元宗教生态系统与和谐民族关系构建——以西北民族走廊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韩学谋对西北民族走廊家族类型和民族身份认同的研究(91) 韩学谋：《西北民族走廊家族认同研究》，《大理大学学报》2018年第9期。 等。
第三，纠纷解决主体构成的反差。“狗咬羊”案中，纠纷解决主体呈现出多元化，门头权威、村干部、警察都参与到纠纷解决之中。正是由于纠纷解决资源的丰富，才使得在当时看来颇为困难的纠纷最终得以解决；而“羊吃花生”案中，门头权威没有出面，村干部的调解流于表象，派出所依照法律规定不予理会，以至于兄弟多门头强的胡光宝只能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去解决纠纷。
另外，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界还开始聚焦江河流域的文明研究。2016年，“人类学与流域文明”研讨会在重庆召开，周大鸣从珠江流域的壮、苗、瑶以及等世居少数民族以及广府、客家、潮汕、疍民等汉族民系的族群分布出发，探讨了珠江流域的区域文化特征及时代困境；(92) 周大鸣：《珠江流域的族群与文化——宏观视野下的人类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期。 赵旭东从人类学方法论入手，将流域文明与人类学民族志书写范式联系起来，提出更为动态和更大视野的线索民族志对村庄范式的超越；(93) 赵旭东：《流域文明的民族志书写——中国人类学的视野提升与范式转换》，《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期。 田阡则提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是从村落的社区研究到民族走廊研究再到流域研究的路线图，流域人类学是对费孝通先生“民族走廊”理论的继承与发展(94) 田阡：《村落·民族走廊·流域——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范式转换的脉络与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期。 。
综上，民族走廊研究多从内涵与外延上进行了深化与拓展。在内涵上学界对其历史渊源、交通网络、族群流动及互动、民族文化及历史等方面展开研究，强调区域与整体观的研究视角；在外延上则更关注区域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如探讨民族走廊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联系等。(95) 刘丹、秦红增：《“一带一路”与中国民族走廊研究再认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总之，无论是走廊研究还是流域研究，既是对人类学传统村落和社区研究范式的反思与超越，也是为探讨中国“民族”与“族群”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平台。
3.海外研究
总之，目前中国的族群研究早已不再局限于人类学、民族学界，而是作为一个关键的学术概念广泛流行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族群概念及相关理论的快速发展与广泛传播，一是离不开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等专业众多学者多年来所做的推介，他们通过文献翻译、学术会议、课程教授、期刊宣传等多种途径，将西方族群理论引入国内，为后期中国族群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离不开中国时代变迁的客观推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使得中国城市中形成了许多极具异文化特征的人群与聚居区，如进城农民工、都市少数民族、都市穆斯林等群体，族群概念及理论的引入，恰好为研究时代变迁影响下的都市人群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与分析视角；三是离不开国内学界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反思与完善，国内一些学者在1980年代中后期便开始反思中国的民族研究，如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等文章中均表述了对“民族”不同层次的观点，即强调不同群体的结构性差异问题，(18) 海路、徐杰舜：《中国族群研究:缘起、成就及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实际上也为后来族群理论的引入以及中国的“民族研究”与“族群研究”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由于zi=r(i,:)Xl,s+Ni (l{1,2,…,Nt}，s S)，Ni为QHN的第i个元素，此时βi(l,x)= ui(l,x)+ Ni，其中，ui(l,x)=r(i,:)Xl,s-r(i,:)X.在某一时刻，接收端信道状态信息已知时，信道传输矩阵H已知，发射向量固定，接收端检测时假设发端发射向量也是已知的，因此ui(l,x)可以近似看成一个常量.由于N服从高斯分布，可以推导出βi(l,x)也服从高斯分布，归一化为：
近年来，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加大力度推动海外民族志的发展，陆续派出年轻学者前往世界各地进行海外民族志的研究，相关成果也相继问世，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97) 郝国强：《近10年来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反观》，《思想战线》2014年第5期。 在族群研究方面，近年来海外民族志的研究多集中在：一是海外华人的族群形成及认同研究；二是跨国民族的族群关系及边界研究；三是土著居民的族群性研究。
首先，海外华人的族群形成与认同研究。如果将田汝康在1940年代对沙捞越华人研究视作人类学研究海外华人的起点，(98) 叶春荣：《人类学的海外华人研究：兼沦一个新的方向》，《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75期。 那么近年我国人类学界的海外研究无疑已将前人研究发扬光大。例如，段颖以泰国清迈省北部的云南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族群形成、族群认同的建构及变迁的动态过程；(99) 段颖：《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童莹以印尼马鲁古群岛北部华人为例，探讨了公共记忆对增强海外华人族群认同的意义；(100) 童莹：《海外华人的公共记忆与族群认同——以印尼马鲁古群岛华人为例》，《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2期。 周大鸣等人分析了国家和市场在老挝湖南人的族群形成中的双重机制；(101) 周大鸣、张恩迅：《湖南人在老挝的迁移与适应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黎相宜等人通过美国华人的双重族裔身份及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特征，反思了族群认同理论(102) 黎相宜、周敏：《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美国洛杉矶海南籍越南华人的田野调查与分析》，《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等。
其次，跨国民族的族群关系与边界研究。近年来，云南、广西的高校依托有利的区位优势，对跨国民族研究的成果颇丰。例如，周建新探讨了中老跨国民族的族群关系，并提出了“和平跨居”模式等概念；(103) 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55-156页。 马海龙探讨了马来西亚中国回族移民基于宗教认同与族群认同建立的社会网络与跨国网络；(104) 马海龙：《身份认同、社会资本与商业拓展——马来西亚的中国回族商人个案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石茂明以跨国苗族为例，探讨了“国家边界”与“族群边界”的互动关系；(105) 石茂明：《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 马翀炜等人认为跨国哈尼族的橡胶种植行为弱化了其民族认同而强化了其国家认同；(106) 马翀炜、张雨龙：《跨境橡胶种植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以中老边境两个哈尼族(阿卡人)村寨为例》，《思想战线》2011年第3期。 郝国强探讨了跨国婚姻对跨国苗族的族群认同及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107) 郝国强：《老挝苗族新年上的跨国婚姻——以老挝川圹省丰沙湾市蒙毕县邦洋村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等。
农业科研具有涉猎广泛、计划性强等性质，包括各种研究项目、科技成果、科学技术能力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等。在实际管理中，如果缺乏责任感，容易犯错误，可能导致重要的科学项目或科学技术结果无法实现。同时，从事农业科研管理工作必须明确界定工作范围。明确界定“后勤服务管理”的概念，在服务基础上建立相应管理规范，摆脱权力、领导等思想的束缚。切实了解研究人员的想法和需求，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留给研究人员[1]。
最后，土著居民的族群性研究。如前文所述，早在1997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孙九霞便前往澳门重点研究了“土生葡人”这一澳门最有特色的族群。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早已不再局限于海外华人、跨国民族等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族群研究，而是开启了对“海外异文化”的探索之旅。例如，徐薇以博茨瓦纳叶伊人为例，从历史、社会结构、日常生活、仪式等方面考察了保留部分母系社会特征的叶伊文化；(108) 徐薇：《非洲博茨瓦纳叶伊人社会研究——以塞波帕村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龚浩群提出“灵性政治”概念，探讨了宗教与政治对泰国人公民身份的共同塑造；(109) 龚浩群：《灵性政治:新自由主义语境下泰国城市中产阶层的修行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李静玮通过政治文化、生计方式和地缘政治等方面分别对尼泊尔山地高种姓、本土民族、马德西人的族群性差异作了探讨；(110) 李静玮：《小国民主中的多元族群：一项以尼泊尔为例的政治人类学解析》，《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3期。 张恩迅从财富观、自然伦理、生计方式、家庭及社会结构等因素分析了老挝佬族人群的“贫困文化”(111) 张恩迅：《老挝乡村贫困的省思——以琅勃拉邦省南巴县N村为例》，《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1期。 等。
三、中国族群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从上述的文献梳理来看，1980年代至今，中国的族群研究从最初的“族群”概念及“族群”与“民族”关系的辨析，到中国学界对西方理论的持续反思与探索，再到中国族群研究的“本土化”实践，可以从中较清晰地看到一条中国族群研究乃至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发展脉络，而整条脉络也厘清了中国族群研究需要面对并解决的三个重要问题。首先是如何“引进来”的问题，即需要探讨清楚西方的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民族研究之间的差异与联系。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引进西方族群理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1949年以后长期受到苏联民族学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民族学对人群共同体的研究分为原始群、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和民族等层面，研究方法单一落后且理论陈旧，导致许多学术问题无法深入探究，族群概念的引入成为国内学界突破传统研究局限的迫切需求；(112) 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与国际学界、港台学界学术交流的增多成为推动族群研究的新契机，如顾定国、郝瑞等西方学者的直接推介以及乔健、李亦园、吴燕和等港台学者与大陆学界的频繁互动与交流，为中国族群研究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虽然国内学界关于“民族”与“族群”的关系辨析仍在持续，但多数学者的观点是强调两者是一组互补的概念而并非是矛盾和冲突的，只是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时需要进行具体的区分。同时，族群研究在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中的广泛运用，也客观说明了“族群”作为一种理论工具的学科兼容性优势以及其理论内涵的弹性。然而，近年来“族群”一词的广泛传播，也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存在概念泛化的问题，但凡涉及到某类形式认同的人群往往都被贴上了族群的标签，部分学者在研究中既未遵循族群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定的双重属性，也未对族群分类的外显边界(客观文化)及内隐边界(主观心理)进行充分论证，(113) 海路、徐杰舜：《中国族群研究:缘起、成就及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这反映了少数学者在研究中仍存在不假思索的“拿来主义”甚至是滥用、错用的问题。在族群概念被广泛传播和应用的背景下，如何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进一步明确族群研究的规范，是目前国内学界亟待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其次是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即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时代背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族群研究路径。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族群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大量借用西方族群理论，但需明确的是，在中国开展族群关系的研究，应把研究对象置身于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中，尤其应考虑中国悠久的历史以及不同族源人群格局的复杂性，如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混居状态的居住格局、“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色、中国传统社会经历多次变革中的族群互动等。(114) 周大鸣：《关于中国族群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中国学界在引进和运用族群概念及其理论时，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中国的国情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制度，都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因此“本土化”的过程一方面需要建立在对西方族群理论透彻理解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需要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不能脱离自身社会发展阶段或国情特点，如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关于消化农民、融散民族等话题的讨论。(115) 郝时远：《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2年第5期。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6.0软件统计分析。作图采用Excel、Graphpad Prism 5和Canvas 12软件实现。结果采用（±s）表示。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的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不服从正态分布的采用非参数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积矩相关（符合正态分布）和Spearman秩相关（不符合正态分布）。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Log-rank检验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社会的城乡人口流动加剧、乡村与城市社会加速转型、交通和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族群的意识往往会伴随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族群的内涵与边界也处在快速变化之中。这就强调了中国族群研究的本土化应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紧密绑定在一起，如都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研究、人口频繁迁徙中的走廊和流域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移民研究等。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信息获取的便利上，互联网也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社会思维、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和交往方式等，甚至催生了各式各样的虚拟社区和虚拟人群，这对常规的族群理论与研究方法产生了考验，但也为互联网时代的族群研究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最后是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即基于中国族群研究“本土化”经验和成果，实现与西方学界的理论对话，在国际学界发出“中国声音”。近年来国内的族群研究为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两者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中国的人类学从西方引进后便一直致力于本土化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虽然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学界的尊重和广泛认可，但国际学界的话语权一直被欧美主流学者垄断、国际学术界缺乏“中国声音”的大环境仍未改变。再加上中国对外战略逐渐从“引进来”转变为“走出去”，全球化背景下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就为中国人类学走入全球社会文化、突破自身研究界限并反观自身文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不断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移民走出国门，这不可避免地要与异文化接触、交流、碰撞，而了解他者和异文化始终是人类学研究的第一要务；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主要从事本土化和家乡研究，是希望通过对中国社区的研究来寻求解决中国社会、民族、经济等问题的有效途径。但进入21世纪后，伴随全球化进程加速和世界范围内人口、商品、信息等流动的日趋频繁，中国人类学从本土研究走向海外研究将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116) 周大鸣、龚霓：《海外研究：中国人类学发展新趋势》，《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将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1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http://news.cnr.cn/native/gd/20171027/t20171027_524003098.shtml，2019年3月1日。 由于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传统仍存在诸多差异，但全球化背景下人口频繁的跨国流动和多元的族群互动客观上推动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人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18) 李明欢：《国际移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华侨华人为视角的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因此，这就为中国人类学研究和族群研究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即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而努力。
Ethnic -Group Studies in China since the 1980s
ZHANG Enxun
Abstract ： Since its introduction to China in the 1980s,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 and its concerning theories have been under discussion. Literature shows that studies on ethnic groups in China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stage of clarifying the concept “ethnic group” and discuss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thnic group” and its Chinese counterpart minzu , the stage of examining western theories, and the stage of localization. Studies of ethnic groups in China were based on China′s reality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Generally they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each of which was distinctly marked by its special concern. The major concern of the first period is about introducing western theories, the second about localization, and the third about introducing Chinese lessons to the world.
Key Words ：ethnic group; minzu ; localization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新移民的中老跨国网络生产与演化机制研究”(19CSH019)。
作者简介： 张恩迅，湘潭大学碧泉书院社会学系讲师，博士(湘潭 411100)。
责任编辑：陈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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