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红[1]1992年在《“京味”电影的发展历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京味”电影是以北京为背景、以北京市民日常生活为表现内容的一种城市电影。在作家老舍的文学作品影响下，在几代电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四十余年，已经成为一种与特定的地域文化相结合的电影类型。本文着重论述了“京味”电影从1950年到1990年的发展历程，以类型特征为基础，从电影与社会的关系、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与电影创作的关系、“京味”电影创作与新中国电影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关系，来揭示这一类型影片的发展规律。并对这一类型影片的特性进行了归纳，对今后的发展方向作了预测。
汲萍[2]2010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京味电影》文中认为京味电影本身有着独特的魅力和研究价值。从已有的京味电影的情况来看,几乎每一部富有浓郁京味特色的电影,都在或观众喜爱程度上或艺术价值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针对当下的电影市场中,电影越来越难以赢得普通大众的普遍认可和喜爱这一现状,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曾经较为成功的京味电影的分析研究,期许会对当前国产电影的发展提供某些借鉴意义。本文的引言部分,综述了目前学术界对京味电影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现状,并勾勒了本文内容的总体轮廓。本文的第一章节,在综述关于京味及京味电影的研究成果之后,明确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京味电影不同于早期京味电影的变异之处——环境造型北京地域特色的淡化,以致目前京味电影的界定不足以涵盖所有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京味电影作品。因此,本文在前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归纳出京味电影的内涵要素:京味电影的内涵虽然包括诸多因素,如表现北京市民阶层的生活状态,环境造型的北京地域特色,北京方言的运用等等,但最终都必须借此表现出北京文化精神来,这是其最本质的内涵要素。在对京味电影的内涵进行界定之后,文章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京味电影四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概况进行了梳理。本文的第二章节,分别从题材、人物与主题的角度,对这一时期京味电影进行了主题阐释:题材方面——首先,这一时期以北京市民中的特殊群体为表现内容的京味电影,侧重表现他们与整个大的外部生长环境之间“成长与对抗”关系时,倾向于政治视角的表达;其次,这一时期以北京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为表现内容的京味电影,表现了在重大社会思想潮流中、日常生活中、现代生活方式中的个体,所面临的传统与现代不同价值观的抉择这一题材;并且以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担负起宣扬坚守传统道德价值观的重任。人物方面——这一时期京味电影塑造了一系列特点鲜明的人物形象:外冷内热的青年“顽主”,朴实而狡黠的中老年小人物,困惑迷失的现代人。主题方面——这一时期京味电影在主题表达上,通过对个体家庭中“家”的回归的热切渴望,对社会群体中人与人之间温情的呼唤,以一种强烈的主体责任感,呼唤传统价值观的回归。本文的第三章节,立足于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视听语言的艺术,分别从这时期京味电影的环境造型特征、人物语言特征以及电影音乐音效特征的角度对其进行了阐释:环境造型方面——文章指出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京味电影的地域环境造型特征已经不那么明显,但仍然可以略见其踪迹:对北京特色建筑的捕捉、对北京独特风俗的呈现;人物语言特征方面——指出了这时期京味电影语言上三个层面上的特点:风趣幽默的京味语言的运用;富含哲理的京味语言的运用;以京味语言为最强势的影像表现手段。电影音乐音效特征方面——突出了京味音乐的运用对“京味”氛围的营造,以及对表现北京文化精神的作用。本文的第四章节,阐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京味电影发展变异的原因——京味文学对其多个层面上的滋养;国产电影处于从庙堂走向民间的历史转型期,电影产业化进程对京味电影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北京作为全国文化资源中心,对京味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最后本文归结于京味电影自身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京味电影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仍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京味电影要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正确处理好自身特色与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观众接受之间的关系。
张贝[3]2017年在《新时期以来电影中京味符号下的北京形象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分文分为四章内容进行阐述与论证,将新时期以来电影中京味符号下的北京形象进行系统研究。本文第一章论述了电影中占都北平的城市形象。本章以北平的民间风俗、皇城威严和大院儿文化为切入点,阐述了京味文化下北京城市的乡土性和政治性特征。第二章将最具京味符号特色的北京人形象单独论述,对电影中北京爷和老炮儿的人物设定以及北京方言文化特点进行了详细剖析。第三章论述了转型时期被定义为国际大都会的北京形象,以现代化北京和世界北京为切入点,将面临机遇与挑战和多元文化交融与碰撞下的北京进行分析,体现电影中京味符号在这个阶段的缺失与拓展。第四章则对近年电影中北京形象的塑造进行了反思与展望,揭露电影中北京形象的迷失与同化,展望新时代下电影中京味文化的回归与传承。综上,本文所表达的核心理念就是回归京味符号下的北京形象对今后的电影创作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意义,需要电影创作者引起重视并坚守这份民族责任。
刘晓华[4]2017年在《林海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林海音(1918-2001年),一个集作家、编辑、出版人于一身的文化人,基于他特殊的能力,在台湾文学界是一种罕见的本事。更由于他是一名女性,而且是一个注重家庭生活的妇道人家,却能协调三种看似不同而可综合起来的行业,这是中国古今中外文学界的鲜迹。基于大陆近年研究林海音的,仅停留在作家作品的直线研究领域;台湾方面研究视角虽愈来愈宽广,涵盖面也比较拓宽深邃,角度亦比较新颖,但是研究者过于聚焦单一议题。风格、编辑、出版各自论述,不敢跨越彼此研究领域的鸿沟。对于林海音创作风格穿越副刊编辑、纯文学刊物编辑、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编辑由来无人问津。这或许是一个作家庞大的文学编辑风格体系使研究者怯步,亦可能在资料上因为两岸学术沟通困难不易寻获而仅止于此。对一位曾经引渡京派文学,忠于台海两岸文学整合的女文化人,他的文学风格的编辑理念正为这个领域留下一处空白。基于以上的原因,本论文首先以林海音本人的人生阅历,论述其文化人格的形成,以及对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通过论述林海音创作作品所遵循之风格流派的影响与师从,从中总结出其文学观念的形成。进而叙述他从报业新闻业专业训练影响其创办纯文学杂志编辑经验的生展和形成。并着重分析《纯文学》月刊的风格,实质是秉承朱光潜和夏济安后来接办的《文学杂志》。从比较3个刊物中,总结出林海音的编辑理念之承袭,并在前辈办文学杂志的编辑基础上创新的特色。论文亦同时侧重分析出林海音的另两项文学活动:10年的报业副刊编辑经验与27年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编辑特色,以期总结其所有文学编辑业务的编辑理念。最后论文以林海音创作风格与编辑理念的内在联系,完成叙述一个纯文学起始、发展、回归与终结的历史。本论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五章论述论题:第一章:林海音文化人格的形成一本章共有5个小节。第一节个性和创作个性的形成。从其天生优秀的领袖素质个性,及后天家庭教育与社会认知形成的创作个性,练就了作家的文化人格;第二节客家精神素养的影响。林海音父亲的客家传统,克难进取、硬颈精神、崇文重教、冒险拼搏、开拓创新的精神,型塑部分作家的文化人格;第三节北京文化素养的形成。作者北平文化中心居所,一生与文化人结缘(父亲、夫婿、雇主、家翁),个个不是报业新闻背景就是京派文人学历。无形中训练了林海音成为写作、编辑和出版的才智:第四节图书馆生涯的经历。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博尔赫斯在图书馆生涯达成文学梦想的个案,述说林海音的图书馆工作亦获得图书编目训练,成就了编辑出版家的美梦。第五节台湾文学契机。分析台湾女性文坛的沙漠时代,提供林海音时机以文学沙龙群聚文人社群,成功为其一系列文学活动打下稳固的基础。第二章:林海音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这章共有5个小节。第一节文学创作的价值。以解释文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存在的意义为大前提,引导论述林海音文学价值研究范畴的方方面面。第二节林海音独特女性意识觉醒。叙述北京的妇解运动蕴育出林海音独特的女性意识觉悟。诠释他对女性实质婚姻的深刻的认识,并对婚姻质素提出自己新的观点。为小说笔下的女性指出一条婚姻之路。作家通过小说表达对旧式女性坚韧婚姻的敬重,以期展示不以西方妇解思想作为评析中国实际女性觉悟意识的本源。论文指出客家女性天生的觉悟意识,是林海音成长的模式典型基础。第三节林海音文学“人性”的制高点。以秉承京派文人以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基点,陈述师从凌叔华、尊崇沈从文创作,并以《烛》、《晓云》为个案研究,确认林海音的人性创作作品。第四节林海音文学“善”的最高理念。本节对文学的“善”念价值作了诸多理论上的阐释。林海音文学志业中“善”念作为,并由此伸延扩散至文学作品的精神。其善举与善念的传播带动台湾建立人文社会的关怀。第五节林海音纯文学隐含海峡两岸背后的政治功能。林海音复杂的身份归属却始终忠于“两岸一个中国的情结”认同。这份坚持是一种付诸纯文学的政治诉求。这种勇气最终得以搭建两岸文学的交往,建立与大陆现代文学文坛的友情。奠定了纯文学在文坛上被认可的流派地位。第三章:林海音创作的风格--本章共有4个小节,分述小说、散文、儿童文学、京味儿的创作风格。第一节小说。通过专注女性婚姻题材,以写实人道主义,体现温情主义,小说家应有广大的同情的理念,以及小说中的语言风格,解读分析小说对女性追求生命价值的思考。论文中对作家小说中情牵两岸的温情大义,对来自各阶层人物的温馨情怀,使他的温情主义有了新的意义。论文进一步解构林海音另辟蹊径追寻模仿沈从文的小说新文体。使作家的小说有了更高的艺术技巧来表现小说的灵魂,呈现更深的人性思考。小说整体语言风格体现真善美的语言力量;第二节散文。本节追溯中国30年代散文创作高度繁荣形成的流派,审视林海音散文风格的溯源。这一节以题材和主题区分林海音散文书写的概况。并详述散文是一种极具挑战性与极度自由发挥空间的文体。以致林海音因具捕捉、筛选和运用信息的强势,弃小说而选散文,以适应台湾工商业发达读者选择短小精悍的消闲读物,成为文体发展不可逆转的事实。林海音散文风格主要是为构思一部台湾文坛散文史而书写。其散文对散文界有着一定的文献参考价值;第三节儿童文学。这一节以林海音儿童缘、儿童文学教育观,以及一趟“作客美国”之行,触发了儿童文学使命感。作家由此以身力行,从事创作和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林海音儿童文学风格特征主要是确保作品老少咸宜、重视西方创作之科学态度,强调作品的教育性功能。作家始终怀着远大的目标,为出版崭新观念的儿童读物,建立一个其有世界儿童阅读水平的社会环境,以改变人们对待儿童文学事业的态度;第四节京味儿风格。这一节叙述林海音公认的京派身份是京味儿小说之所以然的特征。其中《城南旧事》、《烛芯》、《婚姻的故事》是京味儿小说的代表作。并由此展述以北平为主流的京派小说《城南旧事》在台湾的边缘化诞生和发展;而凌叔华的正统道地的京味儿小说《古韵》,却从边缘化的伦敦展开,成为京味儿小说的中心。最后这两本书都分别回归原地。这是京味儿文学的趣事。第四章:林海音《纯文学》月刊的编辑理念--本章共有4个小节。第一节概述林海音北平与台湾两地结下与报业副刊编辑不解之缘的关系,从而累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第二节通过对比朱光潜与后续夏济安接办的《文学杂志》,分析林海音办《纯文学》月刊杂志是承袭两位前辈的杂志风格,并由此发扬光大,建立专业的权威性杂志的学术水平。并以梁实秋与朱介凡作为佐证该刊物具有朱、夏2位学者办刊风格的实据。第三节林海音《纯文学》月刊的编辑理念。这一节以自由主义建立新文化、承继建设纯文学、使学术大众化、坚守文化人从商原则、展现传媒新思维,以战略眼光抓住新的文学形式作深度报道,为该刊物整体编辑理念的总结。第四节叙述《纯文学》以纯文学出版社的形式展现新姿,最终仍敌不过大资本商家的竞争而终结。然而它终究成功交留发源地北京现代文学馆,成为中国台湾部分的文学史板块,永记史册中。第五章:林海音文学风格的编辑理念--本章共有2个小节。第一节简介林海音10年《联副》的编辑方针与27年的纯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策略方向。并呈述纯文学出版社全程创立、兴起、繁盛、衰败、结束的过程。第二节林海音创作风格与编辑理念的内在联系。论述作为编辑作家化的林海音,其作品风格的内涵贯穿在编辑理念中转变成新的价值。总而言之,本论文正是通过以风格和编辑中心主题的思路,阐述风格与编辑对文学传播出版这条线路上,描述林海音在台湾文坛建构独特文学风格的编辑理念,以及人们对他编辑出版德泽千秋大业之精神景仰。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触及台海两岸作家“两地”的文学经历,为力求论述出一篇客观、严谨、翔实的学术论文,除了在新加坡各大学收集有关林海音书籍资料外,曾多次造访台湾大学和台湾国家图书馆以摄取丰富的原始文献。论文研究旨在填补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岛有关林海音研究的空白部分。谨此希望本论文能提供作为中国台湾部分文学史研究的可借鉴的文献资料。
马琳琳[5]2015年在《京味儿影视作品中的民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拥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北京城有着绚丽多彩的地理风貌和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北京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与劳作中创造出了其独具风情的民俗文化。北京的民俗文化具有浓郁的京味儿,是其历史文化遗产中的核心价值。例如语言、音乐、建筑、饮食等等,这些都渗透到北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京味儿民俗和其他地域的民俗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别。正是由于这些浓郁京味儿的民俗,使得京味儿影视作品备受观众的喜爱并且逐渐发展成为影视作品中的一类。本论文以京味儿影视作品及其呈现出的民俗文化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在对京味儿影视作品的发展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对其类型也进行了题材上的划分,另一方面着重阐述了京味儿影视作品中民俗影像的表达及其文化意义。本文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讲述了研究选题的目的与意义、研究现状及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对京味儿影视作品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勃兴阶段与发展阶段。并且在题材上也进行了划分:京味儿十足的年代剧、都市题材类、古装历史类。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京味儿影视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形态,借助京味儿影视作品、人物、叙事与画面四个维度来展示,对京味儿影视作品中北京民俗的具体呈现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析。第四部分将京味儿影视作品中民俗文化所展现的影像功效及意义进行阐述与解析。
韩贞显[6]2011年在《“新京派文学”与京味文化研究》文中指出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地位,而在其地域上衍生出来的“京味”文学则有着独特的文学和文化价值。京味文学的作家们--方面在发掘北京独特的历史文化情致,另一方面又在审视着由传统向现代艰难跋涉的转型时期的北京。于是,林斤澜、邓友梅、陈建功、苏叔阳、韩少华、刘心武、王朔、石康、刘恒等一批涵盖了老、中、青三代的北京作家,既师承老舍苦苦经营的“北京形象”,又发挥作家自己所把握的多种文化视角和创作思路,源源不断的创造出了大量的新京味作品。这些作品把北京的文化描写得细腻而精致,为研究北京文化打开了视野,开拓了思路。对于“新京派”文学和京味文化的研究在中国国内曾一度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们推出了大量描写北京城的人和事的作品,这对了解北京文化,了解一个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嬗变都是大有益处的,并且对审视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气质也是很有帮助的。“新京派”文学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京城文化,以“新京派”文学和京味文化为研究视点,不仅可以看清文学与一个城市的互为生命的发展线索,也可以帮助理清一种文学现象的内在发展逻辑以及其产生与消亡的原因。“新京派”文学与京味文化研究,找到了文学与文化发展的连接点,在这个连接点上生发出来的东西,可以说既包含一个文学流派的深刻思想内涵,也具有一种文化现象的包容广度,对认识和阐释地域文学或地域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新京派”文学和京味文化这一属于中国的特定的文化现象,一直很少被韩国的研究者所关注,作为一个到中国留学的韩国学生,热爱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既是一种兴趣又是一份责任,而“新京派”文学和京味文化研究恰恰能帮助实现这一愿望。“新京派”文学和京味文化可以从一个很小的角度,打开中国古老文化的宽广视野,对于一个韩国留学生来说可以说是一项-举多得的研究,它不仅可以让更多的韩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也可以让中国人自身从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民族文化。‘新京派”文学和京味文化研究,以“新京派”文学为研究对象,以京味文化为研究视点,试图找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连接点,为进一步认识“新京派”文学和阐释京味文化找到突破点。“新京派”文学和京味文化研究其研究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以下几点：一、“新京派”文学在对传统的“京派”文学进行模仿与突破的过程中,也对整个京味文化进行了新的解构与重建。在这样一个“破”与“立”的过程中,“新京派”文学以其特有的姿态,对京味文化进行了全新诠释与演绎,其中对后现代手法的运用,对老北京形象的重新叙述,对京味语言的反复运用,都为我们再次理解京味文化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点；二、“新京派”文学与传统的“京派”文学一样,仍然难以摆脱与特定的北京城的关系,但与传统的“京派”文学不同的是,“新京派”文学在展现其与“京城”的关系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反叛传统的姿态,压抑、颓唐、骂、玩儿、贫嘴无处不在,这都体现出了“新京派”文学对于“京城”的独特姿态,而这种姿态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决绝。三、“新京派”文学对新市民文化的描写与对新市民形象的塑造也是本选题研究的创新点之一。“新京派”文学能够十分全面的具体的展现京城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它大量的描写了北京的新市民文化和塑造了大批的新市民形象。新市民那五、“顽主”、张大民等等,都成为了北京市民文化的代表,这些人物形象构成了一个系列,共同勾勒出了京味文化的发展轨迹。四,本课题在研究方法上,是以文学为切入点,把“新京派”文学这一现象置于京城文化、市民文化的关联域中加以研究,突破单纯的地域文学现象的研究思路,使学术视野更为广阔、深入。
于启莹[7]2008年在《京味·市井·小说》文中指出何谓“京味”?“京味”就是北京味,它应当包括北京的环境和人文两方面,即北京的风土习俗和北京人的精神气质,具体说大致由三种因素所构成:—曰乡土味,这主要是指北京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地域特色,二曰传统味,这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三曰市井味,这是指下层市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品格、气质。何谓“市井”?“市井”一般是指下层市民生存居住的小街小巷小市,从词源学考察,市井一词带有买卖交易的涵义,与商品经济有密切联系,因此,市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性的文化,它的价值观必然是功利的,它以种种娱乐性极强的形式为市人提供赋闲与消遣。它一方面创造出大众参与、集体共享的种种方式,而另一方面,它提供的常常是一种精神的松懈、暇时的消逝、情感的释放,而不是精神的追求与创造。市井意识在现当代市民小说中的种种显现、变异和转换在市井文化的背后是深层的市井意识,主要是指市井文化背景下中国市井阶层的生活态度和思想观念,以及作家在其文本中着意描绘这些市井人物生存的原生本真状态,它们往往以生活的原生态、贴近生活的形式——市井日常俗世的生活叙事获得广大市民的赞赏和支持;以中国广大地域——城市集镇、市井闾巷之间的文化风俗来显示社会现实的环境,拓展情节,刻画人物,文化心理。显然,京味市民小说继承了中国宋元以来市民文学的市井传统,写市井人,言市井事,充满了市井文化精神。老舍、邓友梅、王朔等作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市井气息浓郁的市民生态景观图画,恰如邓友梅所说的“清明上河图”,这些独特现象正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带有浓厚市井意识的市民小说创作,在我国源远流长。带有浓厚市井意识的现代市民小说创作,虽然没有共同的主旨纲领宣言发表,也没有实体的文学社团,但他们的文学追求、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却体现出了较多的相似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了变异转型。无疑,对京味市民小说的研究,我们应充分注意到其文化语境。序篇:京味市民小说的文化语境。京味市民小说的确立与发展受京味文化语境的制约,京味市民小说诞生在京味文化之中,京味文化直接构成了京味市民小说的题材书写,因此,京味市民小说的发展历程与京味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一方面,京味市民小说继承了中国宋元以来市民文学的市井意识传统和市井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京味文化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京味文化的关键是“京”字,京味文化与其他城市或地区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具有京都的韵味。“京味”只能在建都以后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孕育发展。上篇:老舍——现代京味市民小说的确立。论文指出,老舍的京味小说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从老舍英伦时期的三部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初步形成了老舍自己的思想基调和语言风格。老舍是现代京味市民小说的开创者。老舍笔下的北京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大院或四合院。老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平凡常见的中下层市民。老舍所写的故事也往往是日常生活。总之,他是完全以写普通人、普通事,写大众心理来显示出北京最普通存在的“京味”。老舍对旧文化和旧市民意识的批判是鲜明的,只是这种批判隐藏于平易近人的描述中,而老舍小说与其他“京味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怀旧的风俗描写,而是在其中寄托着对民族性的深刻反思和沉痛批判。作家把理性的思考融入形象的描绘之中,形成了一种含蓄的讽刺笔调。在北京文化的描绘方面,老舍从动态的北京文化视域的角度,全方位的呈现了北京的平民生活,从静态的北京文化空间角度,着重挖掘了四合院、胡同、古城墙等文化意象的含义,从承载北京文化的重要方式的角度,细致的描绘了京腔京韵。中篇:邓友梅——现代京味市民小说的传承。这种传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京味文化的传承,邓友梅早期的京味作品显示出揭露旧社会或歌颂新社会的政治意图,这延续了老舍对国民性思考的主题,后期转向了文化视角,这种文化视角经历了由最初的政治乌托邦的想象逐渐转移到文化家园的建构的过程,或者说是把政治乌托邦的想象曲折地寄托于文化家园之中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市井风情的传承,京味市民小说的京味首先表现在市井风情的描写,而市井风情中最体现其文化精神的是民俗文化,从邓友梅的具体作品《烟壶》《那五》入手分析了其市井民俗世界,市井民俗世界是邓友梅和老舍共同关注的角度,市井不仅是人物的活动场景,也是市民心态的文化表现,京味透过风俗描绘展现出来,这种传承可以追溯述到宋元时期的市人小说,在文学形式上,邓友梅的京味市民小说从写法上看也明显地看出传统话本小说的影响。此外,由于时代语境的变迁,邓友梅在传承之余又有个人的探索,对京味市民小说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是对京味文化的态度,与老舍对京味文化的批判立场不同,邓友梅逐步放弃了启蒙主题,叙述便由对某一地域的有距离的兴趣,转换为一种对文化的同情的表达;二是文化背后的人性内涵,邓友梅在市井风俗的背后挖掘出了深刻的人性内涵,与同时代的反思文学不同,仅仅从政治立场来反思是远远不够的,邓友梅选取独特的视角来反思更为深刻的国民性问题,从普遍的人性与文明的进步的角度来构建文化家园,因此为京味市民小说赢得了独特的审美价值。下篇:王朔——当代京味市民小说的转型。建国后,京味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新北京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特点,使北京城市文化中老舍所表现的那种韵味特色逐渐削弱。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外迁人口改变了北京的市民结构,他们大多居住在机关或部队大院,与老北京市民世界相对独立,成为新北京人。新北京人中很大部分属于国家权力阶层或为权力阶层服务,老北京市民相对退守在社会下层。市民阶层的兴起与壮大和与此同时带来了市民文化的与繁荣,这样,京味文化显示出了不同于早期京味文化的诸多特点。因此,也带来了王朔的大院小说是否代表真正的京味市民小说的问题,论文从新京味和新市民的角度分析了王朔与京味市民小说转型的关系。终篇:由“名门正派”到“独步武林”。老舍是“京味小说”的奠基人,无疑具有开创之功。在他之前,中国虽有写京都生活、北京风情之作,但却没有显示多少京味特色。三十年代,沈从文等人曾提倡“京派小说”,但那与“京味”也完全不相干。老舍是第一个真正写出“京味”的作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邓友梅继承了京味市民小说的传统,从文化的角度思考了京味文学的发展,并做出了贡献。20世纪80年代末至整个90年代期间,上海,北京,武汉各自以不同风格展示了市民小说的不同味道。王朔更多地承续了我国传统的市民文化精神,王朔小说中运用的北京口语,是真正的中国民间的语言,丰满、健康、富于生命活力,当然,王朔小说最突出的成就是率先开掘了新时期以来新兴的市民阶层资源,为此,京味市民小说进入了新的转型阶段。
李琼[8]2017年在《冯小刚喜剧电影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带来了社会的转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和逐步建立,中国电影的题材向市场化转型。在这一转型时期,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文化和代表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以及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大众文化发生了新的位置变化。崛起的市民阶层要求具有娱乐性质的电影出现,在呼声高涨之时,冯小刚喜剧电影应运而出,解决了市民对娱乐电影的渴望。虽然开始的时候褒贬不一,但他凭借喜剧电影成为电影界长盛不衰的票房神话,跻身三大导演行列,成为喜剧电影界的巨擘。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冯小刚的文化背景及创作历程,研究他的喜剧电影人物及叙事特色,揭示其独特的喜剧电影艺术观及风格,丰富冯小刚电影研究的内容。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阐述。第一部分,绪论。交待了研究背景及目的,进行了研究综述,概括了研究内容、方法和意义。第二部分主要研究冯小刚喜剧电影创作的文化背景。冯小刚的主要御用写手王朔和刘震云,一个写都市平民,一个写农村平民,城乡有别,但视角无异,都是以平角观察万物,体视众生。第三部分,研究冯小刚喜剧电影的人物特色及叙事特色。冯小刚的喜剧电影自始至终都有着深厚的平民意识,而善于选择夸张性的表演人物更是获得了观众的点赞;片段式的组合结构、传奇性的故事情节又让其喜剧锦上添花。第四部分,研究冯小刚的喜剧电影艺术观及风格。冯小刚的喜剧电影创作注重创新,坚守电视制作者良好的大众情怀,坚持“电影就应该是商业的”理念,兼顾社会和艺术的价值。冯小刚的创作风格自成一派,无论是叙事风格还是语言形式,都形成了无人可以取代的风格。通过以上四个部分的论述,从总体上搭建起冯氏喜剧片特色理论大厦的框架。本文认为,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些特征,无论对于当前中国电影的创作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具有深刻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邹香红[9]2013年在《商业元素掩映下的人文情怀—冯小刚电影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是通过分析冯小刚商业电影的成功因素对中国商业电影的产业化发展的贡献来为商业电影产业化发展寻找模式和出路。在正确摆明商业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类型之一的立场前提下，正确认识并开拓它作为商品的商业化态势和生存生殖空间，重点通过冯小刚成功的商业电影中掩映在商业元素之下的独特的人文情怀说明成功的商业电影应该具有的基本元素。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比较、举例论证、逻辑归纳的方法实现对商业电影产业化发展的综合分析。分析比较了电影中的三个方向，主旋律方向、艺术方向和商业方向。长期以来主旋律电影和艺术电影频频获得影评界和各种国际大奖的亲睐却票房不佳，而商业电影却顶着庸俗文化的帽子实现了商业电影产业化的投入和产出的可持续发展。借鉴好莱坞电影发展实践经验来看，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并梳理商业电影及其产业化运作。对冯小刚电影也一改影评界批评之风，理性并实事求是的架构商业电影的纹理脉络。文章以冯小刚贺岁电影为例，呈现中国商业电影导演本土化的商业包装手段以及人文情怀视角。系统梳理出的商业元素包括电影融资的资本效应、大众化的选题、喜闻乐见的视听形态和积极的营销策略等，从商业电影包装里抽取出贴近现实的人物形象、折射现实的人生思考，反思社会的人性主题，调侃生活的幽默文化等等人文情怀，客观再现冯小刚电影成功质素。商业电影元素的总结和归纳，使我们正确认识到电影不只是一种商业化的大众影视娱乐文化产品，更有关深度文化知识和价值观的传播使命，是负载人文情怀的流行文化，我们要以雅俗共赏的眼光和推陈出新的策略实现商业电影产业化发展。
杜洪江[10]2015年在《冯小刚贺岁片的雅俗审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中国的电影界来看,冯小刚的贺岁片仿佛凭空出世的彗星,光彩而耀眼。从1997年的《甲方乙方》开始,冯小刚的贺岁片不仅赢得了众多的观众,还获得了巨大的票房收入,而其自身也在十几年贺岁片的创作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冯小刚的贺岁片关注现实、关注平民、具有独特的黑色幽默气质,满足观众的观影心理,并以“游戏人生”获得了观众的欢心。同时,冯小刚的贺岁片还追求较多的艺术表现形式,其拼贴式的喜剧表现以及虚拟假定性的故事想象使其喜剧艺术风格独特,从而表现出冯小刚本人个性化的人文情怀。尽管冯小刚的贺岁片诞生之后,受到电影界学院派的诟病,认为其“格调庸俗”,但事实上冯小刚的贺岁片雅俗文化兼备。而其贺岁片在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出从俗到雅,雅俗共赏的趋向性。因此,本文从冯小刚贺岁片的雅俗审美角度出发探究冯小刚贺岁片的审美特征。本文主要对冯小刚贺岁片的“雅”文化和“俗”文化进行研究。根据选题需要,本文大概分为五章,首先在绪论中分析有关冯小刚贺岁片文化研究意义与学术价值、相关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第一章阐述了贺岁片及冯小刚贺岁片的出现,包括二小节,阐述了贺岁片的概念,简介冯小刚贺岁片的语境产生;第二章阐述了冯小刚贺岁片的“雅”文化,包括审美艺术的追求、喜剧的电影特色、人文情怀的凸显;第三章阐述了冯小刚贺岁片的“俗”文化,包括社会大众的定位、黑色幽默的语言以及戏剧化的情节设置等;第四章对冯小刚贺岁片的审美意蕴进行思考,包括冯小刚贺岁片与大众心理的契合以及冯小刚贺岁片对传统的“嫁接”。第五章论述冯小刚贺岁片由俗走向雅的艺术风格;最后则对全文进行概括整理。
参考文献：
[1]. “京味”电影的发展历程[D]. 张树红.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1992
[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京味电影[D]. 汲萍.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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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京派文学”与京味文化研究[D]. 韩贞显. 辽宁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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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冯小刚喜剧电影研究[D]. 李琼. 湖南工业大学. 2017
[9]. 商业元素掩映下的人文情怀—冯小刚电影研究[D]. 邹香红. 曲阜师范大学. 2013
[10]. 冯小刚贺岁片的雅俗审美研究[D]. 杜洪江.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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