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贝奥武甫》中的基督教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精神论文,再论论文,贝奥武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2)05-0069-10
在《贝奥武甫》研究中，历代学者从未忽略过在史诗的字里行间所能明显体察到的那 种以隐喻为主要手段，借以表现作品主题的修辞倾向，(注：斐洛(Philo Judaeus)和奥 里金(Origen Adamantinus)所代表的古典隐喻解经传统早在公元8世纪即已在盎格鲁撒 克逊英国显示出了巨大的影响力，这一传统对该时期的基督教神学，乃至中世纪诗学的 发展曾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J.D.A.Ogilvy,Reading Beowulf.Norman:U of Oklahoma P,1903,p.170.)在这一读解方式的影响下，人们逐渐习惯了在《圣经》以及其它神学经典中，甚至在文学作品里，努力发掘共存其中的字面义，隐喻义，道德义和神秘义等4层文本意义。就其实用价值而言，基督教教父们将这4层文本意义依次界定为：字面义教人以事实，隐喻义教人以信仰，道德义教人以处世方法，而神秘义则给人指出其最终归宿，这就是后来在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学大全》中得到完整阐示，并广泛流行于中世纪欧洲学界的所谓隐喻解经四义说。(陆扬：《欧洲中世纪诗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88页)这种透过外在形式在文本中寻觅隐含着的象外之象，弦外之音，借助能指来追求所指的解经传统，无疑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文学撰写与解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贝奥武甫》也当是这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的兴奋点又始终集中在反复评估这个惯用的诗歌表现手法所蕴含着的独特的基督教精神上。《贝奥武甫》研究成果显示，这部作品成书于盎格鲁撒克逊晚期，(注：根据科尔南(Kiernan)的著名论点，《贝奥武甫》现存手稿的成书年代当在1016年丹麦人克奴特(Canute)开始统治英格兰之后不久，这一见解在最近20年来的《贝奥武甫》研究中一直对研究者们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然，与此同时，学界也还在不断发出一些与此不尽合拍的声音。比如，弗克(Fulk)曾通过对作品格律音韵的细致分析，试图将现存手稿的成型年代重新拉回8世纪初叶的前阿尔弗雷德(Alfred)时期，牛顿(Newton)也以其民俗学及考古学方面的一些材料为论据，于1993年提出了与弗克相类似的观点。当然，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发现，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推论出《贝奥武甫》一诗的确切成书年代。然而，现存《贝奥武甫》手稿中成熟的基督教精神使我们更倾向于接受科尔南对10世纪末11世纪初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文化氛围的分析，以及他据此对《贝奥武甫》现存手稿成书年代的判断。(Wang Jihui,The Conc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 0axon 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 of Beowulf and Xuan he Yishi.Beijing:Peking Univ.Press,1996,p.209.))其中的古老日尔曼英雄故事，经民间及宫廷说唱艺人长期口耳相传，逐渐导入了明显的基督教思想，终于形成了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传统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这一诗歌特征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独特文化氛围的特殊产物，历代学者也早已对此达成了基本的共识。然而，基督教因素存在于古老的英雄故事之中这个基本命题本身，就给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广阔的再思考空间。同时，由于佐证史料的不足，也不时使与本话题相关的研究结论之间出现巨大的差异。不过，差异归差异，研究者们至少在一个方面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的立场，那就 是，正确判断两种不同传统在同一作品中的各自地位，准确认识谁是主要载体，谁是因 需要而被置于其中的附属材料，对我们有效把握史诗所要传导的重大主题有着至关重要 的意义。
其实，在一些《贝奥武甫》研究者看来，这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存留下来的惟一史诗 作品从文化层面上看并没有那么复杂。因此，在对作品的解析过程中，尽管各自观察角 度不同，所用的佐证材料差别也很大，但对诗中所反映出的文化属性，研究者们的判断 多显得简单专一，泾渭分明。在1921年出版的《英国文学简史》中，作者司特朗(Stron g)这样写道，《贝奥武甫》是塔其图斯(Tacitus)所描述的古老日尔曼文化的真实再现 ，(注：罗马历史学家塔其图斯在其《日尔曼人》(Germania)一书中对古日尔曼各部族 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均有细致而生动的描述，这部写于公元2世纪的著名作品至今仍 是研究古日尔曼社会的重要参考史料。(Tacitus,Dialogus,Agricola,Germania.ed.T.E .Page.Cambridge:Harvard UP,1914.))因此，我们对这部作品的关注应远远超出其单纯 的文学价值。用司特朗的话说，《贝奥武甫》不是一部简单的诗作，在今天的研究者看 来，其真实价值在于它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注：Archibald Strong,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P,1921),p.3.)司特朗显然是在强调 《贝奥武甫》与真正的历史文献之间有诸多的可比之处。既然这部史诗与历史文献如此 相近，它所描述的情形必与史实相差无几，我们只需辨别清楚其字面意义就已万事大吉 ，大可不必去深究其很有可能并不存在的多层寓意了。然而，此类说法还只是一面之词 ，随着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基督教因素在这部史诗中所占据的不可忽视的地位，将 《贝奥武甫》完全归于日尔曼英雄传统的纯粹观点，逐渐失去了它曾独有的光泽。应该 说，克来伯(Klaeber)以其鲜明的立场代表了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的学术意见。在著名 的1922年《贝奥武甫》注释本前言中，克来伯明确提出，史诗所使用的基督教内容绝非 可有可无的应景点缀，相反，诗中的每一点基督教因素几乎无一例外地深深融入了作品 的精髓之中。(注：FR.Klaeber,Introduction,Beowulf and the Fight at Finnsburg.ed.FR.Klaeber,3rd edition(Lexington,MA:D.C.Heath,1950).)为了论证《贝奥武甫》 中这种彻头彻尾的基督教精神，怀特洛克(Whitelock)指出，诗人引用圣经典故的方式 表明，他的听众极为熟悉各种基督教教义，完全是基督教的虔诚信徒。(注：Dorothy W hitelock,The Audience of Beowulf(Oxford:Oxford UP,1951),p.5.)由此推论，《贝 奥武甫》当是由基督徒选材整理，为基督徒的教化与娱乐而重新编纂成书的基督教作品 ，其中浓郁的说教色彩和字里行间隐含着的与基督教教义相一致的复杂意义架构就是这 个观点的有力佐证。正如艾文·李(Lee)所说，这部史诗当是古英语宗教诗歌传统不可 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注：Edward B.Irving Jr.,Reading Beowulf(Piladelphia :U of Pennsylvania P,1989),p.8.)
然而，上述两种鲜明的观点并不能代表多年来学术界对《贝奥武甫》文化意义的全部 思考，事实上，多数学者很难认同这些近乎走向极端的两分看法。与此相反，他们更愿 意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于两个对立阵营的中间地带。他们在建立各自的理论之前，围绕史 诗的形成、发展与最终成书过程，大多明确承认客观存在着的两个重要前提，即作品的 古日尔曼异教文明渊源和强大的基督教文化在其成书前后的介入。在这一基本共识下， 讨论的焦点便自然集中在两种传统在同一作品中谁占主导地位这个热门问题上，并由此 形成了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尖锐对立。简单说，这一对立的具体体现应首举布来克伯恩(B lackburn)的《<贝奥武甫>中的基督教色彩》和本森(Benson)的《<贝奥武甫>中的异教 色彩》(注：奥基威(Ogilvy)和贝克(Baker)于1984年在其《解读<贝奥武甫>》一书中仍 称本森的著名观点为“有趣但非正统的见解”，布来克伯恩对20世纪学术界的深刻影响 由此可见一斑。(Ogilvy,Reading Beowulf,p.207.))这两篇具有旗帜意义的著名论文。 在前一篇论文中，布来克伯恩首先承认，《贝奥武甫》现存版本表现出了明显的基督教 色彩。根据他的统计，诗中共有68个段落使用了鲜明的基督教内容，其中包括基督教史 料，圣经故事，基督教教义，基督教语汇等多种材料，由此可见，诗中的基督教因素的 确是个客观存在。然而，这种客观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在全诗中占有决定其性质的重 要地位，恰恰相反，布来克伯恩的研究表明，诗中所引用的基督教典故及概念大多浮于 表面，缺乏生气，因此难以融入生动的史诗话语之中。他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史诗的 素材原取自古老的日尔曼民间传说，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接受基督教教义之前，这些传 说即已在民间反复传唱，早已成为崇尚英雄的日尔曼文化的一部分。其时，以《贝奥武 甫》为代表的古老故事传统应没有我们所看到的基督教因素，而今天这部史诗的面貌当 是后来誊写手稿的基督徒在有意无意之间对已存手稿的“再创作”。(注：厄尔沃英(Ir ving)在解释《贝奥武甫》中的基督教色彩时指出，诗人有意在原本反映日尔曼价值理 念的英雄故事中导入适量的基督教因素，将其与原有理念融为一体，使已接受了基督教 教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信徒们把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古老日尔曼理念同样视为神圣而可接受 的普遍道理，以避免两种文化的冲突。(Irving Jr.,Reading Beowulf,p.21.))用布来 克伯恩的话说，这些带有基督教个性的文字要么是被生硬地添加进去的，要么便是经某 些更动转义而成的，因此，它们不是代表诗歌本质的核心内容，而是游离于主题边缘， 附着在诗歌表层的“基督教色彩”。(注：Lewis E.Nicholson,ed.An Anthology of Be owulf Criticism(Notre Dame:U of Notre Dame P,1963),p.225.)
布来克伯恩在1897年提出的这一“色彩说”断然排除了将《贝奥武甫》作为基督教诗 歌作品来解读的可能性。然而，他对诗中基督教因素的解释实在难以驱散弥漫于诗行之 上的那层浓郁的基督教气氛。时隔70年，本森仍以“色彩”为题，对《贝奥武甫》中的 基督教因素作出了与布来克伯恩完全不同的判断。他认为，尽管这部史诗的主要素材取 自古老的日尔曼异教故事传统，但当我们随着诗人在字里行间专心体验日尔曼英雄的勇 武与睿智时，也时常会被诗中散发出来的难以抵御的基督教气息所感染，即使在碰到那 些表面看来与基督教教义毫不相干的厮杀打斗场面时，在诗人不动声色的点拨下，我们 也同样能清晰地体察到诗人如此安排故事的良苦用心。正象本森所说，很多与基督教教 义貌似无关的情节恰恰告诉我们，诗人在以一种温和的态度，间接地表达着对异教传统 中英雄理想的怀疑甚至否定，同时隐晦地论证着他所推崇的基督教思想。(注：Ogilvy,Reading Beowulf,p.169.)如此看来，《贝奥武甫》从整体上说的确是一部通篇充斥着 “异教色彩”，但以弘扬基督教精神为主旨的特殊说教作品。
事实上，我们如果将《贝奥武甫》放在其成书前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本森 的判断无疑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应该说，这部史诗由最初成书直至后来的誊写传抄都是 在浓厚的基督教宗教氛围中进行的。(注：尽管《贝奥武甫》取材于北欧的日尔曼民间 传说，但是，及至公元8世纪，北欧各国尚未出现过任何象样的书面文学作品，因此， 应排除现存的古英语手稿直接译自某一北欧手稿的可能。由此推论，《贝奥武甫》的最 初笔头“创作”应是在已接受了基督教教义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环境中进行的，手稿的 最早版本也不应是纯粹的异教作品。)根据盎格鲁撒克逊史学家比德(Bede)的记载，奥 古斯丁(Augustine)受格里高利(Gregory)教皇委托，与其它几位传教士一道，于公元59 7年(注：Bede,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ed.and trans.Bertram Colgrave and R.A.B.Mynors(Oxford Medieval Texts.Oxford:Clarendon,1969),bk.I,ch.23.)终于 在坎特郡的萨奈岛登陆英国，(注：另一种说法是，早在公元2世纪，基督教即已传入不 列颠岛。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的两位皇帝签署了著名的《米兰赦令》，共同给予基督 教以合法地位。这一历史事件极大地促进了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在313年之后， 基督教才逐渐在不列颠岛内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力量。(Lloyd Laing,Anglo-Saxon Engla nd.London:Grafton Books,1982,p.125.)如果这一说法有足够的史料支持，基督教进入 英国的年代就将从比德记载的公元597年足足提前了三四百年。)从此，这些上帝的信徒 们便在这块到处散布着异教神庙的陌生土地上，以惊人的智慧与速度开始了他们传播基 督教教义的事业。28年后，传教士们便已将自己的传教区域扩展到了北部的诺桑比亚， 并于公元627年成功地说服了埃德文(Edwin)，使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异教信仰，和他的 王后一起作了耶稣基督的虔诚信徒。接下来的两三百年则是基督教的影响在盎格鲁撒克 逊英国日益扩散强化的关键年代，据史料记载，仅在狄奥德莱(Theodore)作坎特伯雷大 主教的短短20余年间(公元668-690)，英格兰境内竟相继出现了15个主教管区，及至公 元949年，坎特伯雷的修道士们就已经开始享受国王为其传教而赐以封地的殊荣。(注： Laing,Anglo-Saxon England,p.118.)而《贝奥武甫》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 中逐渐成书并流传于世的。
基督教思想在英国逐渐取代日尔曼文化的统治地位，在短短几百年间就一步步演变成 为这个国度的主流文化，当然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无论其演变过程如何短促 ，它毕竟是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两种不同文化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由最初 的激烈碰撞，到彼此和睦共处，再到后来的融于一体，其间所经历的艰难与坎坷是可想 而知的。事实上，在传教士们第一次正式踏上英国土地的时候，传教活动的策划者与组 织者们就已预见到了这一点，并在全力推动以基督教征服盎格鲁撒克逊英国的同时，他 们也时刻没有忘记以最有效的手段极力化解或避免两种文化间的剧烈冲突。根据比德的 记述，在奥古斯丁率众进驻英格兰开始传教的第三年，格里高利便委托麦利图斯(Melli tus)给他带去一封亲笔书信，就传教过程中如何对待日尔曼异教文化这一敏感问题，向 奥古斯丁具体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不要拆除那个国度中供奉神像的庙宇，而应毁掉里面的泥偶；要准备好圣水，并在那 些神庙之中淋洒；要建起祭坛，并将圣物置于其上。因为，如果他们的神庙保存完好， 他们便有了从膜拜魔鬼转向供奉真正上帝的条件；他们如果看到自己的神庙未被损毁， 便可能放弃曾存于内心的错觉，会更方便地到他们常去的场所，认识和拜奉真正的上帝 。(注：本文引用的原作译文均为笔者所译。)
比德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告诉我们，格里高利曾于麦利图斯启程前向他强调，见到奥古 斯丁后，一定要告诫他，不能凭一时热情试图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固有传统信仰和礼仪 习俗一下子全部清除干净。要使不了解上帝的人们成为“上帝之城”的子民，(注：圣 奥古斯丁在其《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第15卷中，将上帝所创造的人类分为两 个不同的社会，或为两个不同城郭的子民。其中一个城里的人们以供奉上帝为己任，而 另一个城里的人们则与沦落的天使一脉相承，他们无视上帝的存在而为所欲为。由于这 两个城的子民在信仰上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前者最终将与上帝一起在天国中共享 永恒之美，而后者则与邪恶的魔鬼一样最终将被打入地狱，在里面永受无休止的磨难与 煎熬。(Augustine,The City of God,trans.Marcus Dods.New York:Modern Library,1 950,p.478.)由于在8世纪前后，圣奥古斯丁的这部著作已成为盎格鲁拉丁学者们百般推 崇并广泛引用的基督教经典，他的这一神学思想，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文学作品应产 生过深刻的影响。(Nicholson,ed.An Anthology of Beowulf Criticism,p.109.))当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传教者们即要内心充满热情，又要有足够的智慧；应该保护 并开放他们的神庙，借助这个场所将异教徒们逐步纳入新的信仰境界；以稳健的态度， 通过两种文化的融合，来弘扬基督教理念，最终达到征服异教的目的。(注：根据布来 尔(Blair)的记载，格里高利的传教策略所涉及到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宗教礼仪的方方 面面。比如，他明确指出，应允许盎格鲁撒克逊人保持其异教风俗，对他们业已习惯了 的杀生祭神活动采取宽容态度，但应引导他们赋予此类活动新的精神意义，如借助这些 非基督教活动来庆祝基督教节日等，以此来营造一种祥和的气氛，使异教徒们在新老文 化并存的环境中，自然且平和地接触，了解，直至接受新的宗教信仰。(Peter Hunter Blair,An Introduction to Anglo-Saxon England,2[nd]edition.Cambridge:Cambridg e UP,1977,p.120.))从格里高利倡导以包容的方式在盎格鲁撒克逊英国推行基督教，到 比德完成他的《英国教会史》，时隔100余年，但格里高利所倡导的传教精神似乎并不 因时间的推移而被淡忘。当比德在他的教会史中重新提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仍认为有 必要详细记述格里高利的主张，以及敦促奥古斯丁响应这一策略的前后经过，其叙述口 吻依然显得对格里高利对传教事业的贡献推崇备至。由此可见，格里高利的做法在这一 特殊历史时期确实对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显然，在解读《贝奥武甫》这类涉及重大历史话题的文学作品时，准确把握其历史背 景当是整个过程的关键。我们如果从这一观察角度将《贝奥武甫》置于上面所描述的历 史文化氛围中进行考察，至少可以作出下面两个推测：一，史诗手稿的作者为达到在特 殊历史环境中弘扬基督教精神的目的，选择了在民间以及宫廷中广为传唱的贝奥武甫英 雄故事，并对其内容根据需要重新作了整理与编排；二，史诗手稿的作者为了有效地在 这部史诗里传达基督教精神，将基督教思想巧妙地编织到这个本不属于基督教传统的英 雄故事之中，使两种不同文化因素在同一载体里最大限度地融合在一起。(注：日尔曼 异教传统与基督教文化在《贝奥武甫》中的这种特殊融合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社会生活 的各个层面都有突出的表现。比如，艾瑟维尔德(Aethelweard)在其《盎格鲁撒克逊编 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公元899年一节中，对其已故叔父西撒克逊王阿尔弗雷 德(Alfred)就作过这样的评价：“他是西部人民不可撼动的擎天巨柱，他周身洋溢着正 义，他在战场上是勇猛的斗士，他在谈吐间是渊博的学者，特别是，他在神学方面深得 主的启示。”这里，艾瑟维尔德为我们勾画的依然是一位即保有日尔曼世界的英雄气息 ，又深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王者形象。(Ogilvy,Reading Beowulf,p.39.))这种基督教思想与日尔曼理念之间的特殊融合在《贝奥武甫》中确实有着突出 的表现，而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当是诗人对日尔曼英雄性格的赞许，同时又极力宣扬至高 无上的基督教神权。就现存的文献看，在接受基督教教义之前的日尔曼文化中，几乎没 有清晰的“来世”概念，而“现世”生活中无穷无尽的坎坷与艰辛又不时令人感到其中 充满了难以把握又常常导致灾难的因素，盎格鲁撒克逊人将此类因素的存在统称为“命 运”(wyrd)。(注：阿尔弗雷德在翻译布艾希斯(Boethius)的《哲学慰藉》(De Consola tione Philosophiae)时，曾用“wyrd”一词描述世间万事的来去匆匆，这种状态又全 在上帝“安排”(forepanc)的掌控之中。阿氏对“wyrd”的解释反映了这个词所代表的 异教概念已在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下逐步发生变化。也正如肯尼迪(Kennedy)所说，这种 将飘忽不定的异教“命运”与统管万物的基督教上帝融于一体的例子在《贝奥武甫》中 随处可见。(Charles W.Kennedy,The Earliest English Poetry:A Critical Survey o f the Poetry Written before the Norman Conquest.New York:?,1943,p.87.))在人 们的心目中，生命只是转瞬即逝的一个过程，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只有以智慧与勇敢 而赢得的声誉，特别是经过诗人的传唱，才有价值，才能永存，因而才值得敬佩，才应 该得到颂扬。这种积淀在日尔曼文化深处的观念使盎格鲁撒克逊人始终对传统意义上的 英雄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而英雄身上所特有的睿智、勇武与忠诚在《贝奥武甫》中 当然也是重点渲染的核心内容。
如果说诗人对丹麦先祖希尔德王(Scyld)文治武功的完美称赞(l.llb)(注：本文中的《 贝奥武甫》引文引自来恩(Wrenn)1988年注释本，引文均为为笔者所译。)不适合用在丹 麦王赫罗斯加(Hrothgar)身上，那么，即便他称不上王者的楷模，他至少在诗人的眼中 也应该是一位不错的君主。老王在与格兰多尔的多年对峙中未曾表现出日尔曼英雄的勇 武风采，诗行中对此也不时流露出遗憾甚至少许贬斥之意。然而，我们当然也清楚地记 得，诗人对他的智慧也表达过由衷的赞许：赫罗斯加王是位“智者的首领”(l.1400b) 。当然，与其说我们在这方面的感受来自他对英雄贝奥武甫那段冗长而沉重的说教(ll.1700-1784)，不如说他的智慧魅力绝大部分体现在诗人为他精心安排的一系列精致的情 节之中。随着故事的发展脉络，我们一步步看到，每在关键时刻，赫罗斯加王总是运筹 帷幄，以高超的手段化解一个接一个的危机。在格兰多尔常年肆虐于鹿厅之时，他时刻 牢记自己早已年迈体弱，不能逞吉特王希耶拉克(Hygelac)式的一时匹夫之勇，在这长 久的劫难之中，他始终冷静而警惕地审视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等待着外部力量的介入 ；在与恶魔正面交锋之前，他在鹿厅慷慨地犒赏远道而来的英雄，悉心在众人面前表现 日尔曼佑主应有的高贵与豁达，以保证获得贝奥武甫的倾力帮助；在英雄降服了格兰多 尔及其母妖全胜而归之后，他又不失时机地以眼泪与珠宝，从容而体面地将贝奥武甫一 行送出了属于自己的国土，从而不留痕迹地避免了很有可能在丹麦王宫内出现的权力危 机。赫罗斯加的这一系列明智举措虽不可能完全弥补他因年迈体弱而表现出的缺憾，但 也确实在自己的头上亮起了一个代表日尔曼英雄智慧的光环。正如诗人告诉我们的那样 ，赫罗斯加不仅曾是骁勇无比，威镇天下的君王(ll.1769-1773)，即使在岁月已剥夺了 他昔日风采之时，这个丹麦老王依然是位充满智慧，不易受到指责的明主。(ll.1885b- 1887a)
如果说赫罗斯加王在诗人的心目中代表了日尔曼英雄的智慧，贝奥武甫则在很大程度 上将日尔曼文化中所推崇的勇武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且不说贝奥武甫年轻时在丹麦徒手 力杀格兰多尔及其母妖的出色表现，即使在称王50年之后，岁月也没有完全夺去他昔日 的威武风采。在恶龙发威，其子民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贝奥武甫没有像赫罗斯加 那样被动地等待，而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争战之王面对此景，
维特人的统帅，立即筹划采取复仇行动。
于是，战士们的佑主，高贵者的君王，
向众人发出号令，制作精良的铠甲，
全部用坚铁打造。
在这一关键时刻，他仿佛又回到了50年前，为保护自己的臣民，他藐视恶龙的淫威， 不带一兵一卒，毅然决然地独自踏上了与其殊死决斗的征程。贝奥武甫中止了恶龙的威 胁，但同时也使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也正是因为他的举动最终将吉特人带入了无穷无 尽的苦难，诗人也曾借助那个在贝奥武甫的葬火前痛苦哀号的吉特女人表达了他对此抱 有深重的忧虑，但对其勇猛过人的英雄气概，诗人还是明显表现出他由衷的赞许。当诗 人称赞贝奥武甫至死都是“可敬的争战之王”，(l.2563a)是“誉满天下的斗士”(l.25 38b)时，我们没有在字里行间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牵强甚至讥讽。也正是由于诗人对其超 众的英雄气概发自内心的欣赏，我们才从他颇为谨慎的笔端看到了最后那4个著名的最 高赞美之词。(ll.3181-3182)
显然，尽管赫罗斯加和贝奥武甫并非十全十美的日尔曼君主，但他们的智慧与勇武的 确可圈可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非基督教文化中的英雄理想。诗人在这一方面所下的 功夫即使在对格兰多尔及其母妖等邪恶形象的刻画中也可清楚地觉察得到。例如，格兰 多尔自一出场即被诗人认定是来自阴暗地带的“邪恶斗士”，(l.720a)然而，他那让人 心惊胆战的超凡杀伤力确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看他
邪恶的斗士，永远失去了快乐，
他来到大厅前，嗜血的巨魔，
轻轻一触，大门便立即顿开，
尽管它是钢打铁铸；盛怒之下
他撞开厅门，疾速冲进大堂，
魔头站定，地面泛着青光，
他因暴怒而疯狂，从怪异的双眼中，
流露出丑陋凶光，犹如烈火一样。
格兰多尔的出场虽然阴森可怕，但是，就在这恐怖气氛之中，我们分明也领略到了他 那令人惊异的彪悍与神力。诗人在描述格兰多尔时所用的语言，除几个点出其邪恶性质 的词语之外，似乎与对贝奥武甫英雄霸气的描述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在崇尚英雄的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即使是邪恶之中的英武之气也同样会赢得人们的青睐，因此，我们 在这里感觉到的几分欣赏与赞许也当是很正常的事。诗人在描述格兰多尔时自然流露出 的这层特殊感情也在对母妖的刻画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迹。我们不会忘记，贝奥武甫在深 潭中与母妖搏斗了9个时辰，殷红的血沫布满整个水面，在岸上观战的赫罗斯加王连同 他的兵将们预感大势已去，于是，他们抛弃了贝奥武甫相继落荒而去。但值得注意的是 ，唯有英雄带来的勇士们依然执着地守候在潭边，亟盼着他们的佑主安全归来。(注： 在古日尔曼英雄社会里，佑主善待被佑护者，而后者则忠实地追随左右，为佑主效力， 并在其遇难之时不惜一切代价为他复仇，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通行的道德关系即 日尔曼传统中所倡导的所谓“卡米图斯”(comitatus)。塔其图斯在《日尔曼人》一书 中对此有细致的描述。(Tacitus,Dialogus,Agricola,Germania.))(ll.1591-1605)勇士 们对处于危险之中的贝奥武甫所表现出的忠诚，在这里与弃他而去的丹麦人形成了鲜明 的对照，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对比当然也明确透露出诗人的称道与讥讽。这极具匠心的 一褒一贬不由使我们联想到母妖拼死为格兰多尔复仇的惨烈场景，诗人在讲述完恶魔遭 到致命重创仓惶逃回深潭这段故事之后，又详细地描述了母妖为子复仇的详细经过，这 一安排不正是诗人对英雄社会所称道的氏族成员之间，特别是佑主与被佑护者之间相互 忠诚的充分肯定吗?
《贝奥武甫》的作者对日尔曼英雄世界的传统毫无疑问有着深刻的理解，也对其中的 英雄理念满怀特殊的感情。他藉贝奥武甫之口向我们解释说，智慧、勇武与忠诚会为英 雄赢得不朽的声誉，而美好的声誉当能超越随“命运”而来的任何不测，在生命终结时 继续存留于人间。(ll.1386-1389)然而，这种日尔曼英雄社会世代信守的生命哲学显然 有悖于外来的基督教理念。在全能上帝掌控下的世界之中，发生的一切无非是上帝的安 排，在这一认知环境中，日尔曼人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抗争除了将其置于非理性，甚 至离经叛道的阴影之中外，不再会给他带来任何意义上的荣耀与美名。由于基督教的影 响，从崇尚抗争向顺从上帝安排的转变当是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突出特征。事实上，这 种生活态度的重构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命运”与上帝往往 比肩同在，只是日尔曼文化中的“命运”在格里高利精神的引导下，逐渐蜕化成了受控 于基督教上帝的特殊存在。用汉弥尔顿(Hamilton)的话说，“命运”在盎格鲁撒克逊世 界已被迫服务于全新的宗教信仰，(注：Nicholson,ed.An Anthology of Beowulf Crit icism,p.127.)而《贝奥武甫》则以其周到的情节安排对这一特定时期的特殊关系为我 们提供了形象的注解。
首先，我们清楚地看到，丹麦王赫罗斯加在格兰多尔和贝奥武甫的双重挑战下，虽大 抵表现得冷静机智，顺利度过了一个接一个或明或暗的危机，但是，诗人也明确告诉我 们，这位虽已衰老但仍以其超人的智慧牢牢控制着丹麦的老王，一直在担心着上帝是否 还在庇护着他以及他的王国，而这种挥之不去的狐疑犹如一块巨石始终重重地压在他的 心头。在格兰多尔的淫威下，他一筹莫展，度日如年，无奈中，他背弃了上帝，而指使 手下，至少是默许他们，重回神庙乞求异教神冥的保佑。对能够滔滔不绝向贝奥武甫“ 布道”的赫罗斯加来说，在艰难之时一度忘记上帝，重操异教之术，当然不是件光彩的 事。不过，诗人的批评却显得格外温和且大度。他这样为赫罗斯加开脱说：
高贵的谋士们，
时常搅尽脑汁，聚首商议，
用何种方式，以最勇武的斗士，
对付这无尽的杀戮，但却无济于事。
如此说来，老王转而去乞求神冥佑护也确实在情理之中。这里，诗人没有直接指责赫 罗斯加，而是婉转地将责任推到他的幕僚身上，责备他们对全能的上帝不甚了解，其所 作所为皆出于他们的无知。(ll.179b-183a)当然，无论诗人如何委婉体谅，我们在诗行 中还是能够感觉到他对赫罗斯加的批评。诗人刻意告诉我们，贝奥武甫风尘仆仆跨海赶 来救助丹麦人，赫罗斯加闻听英雄的到来，一方面喜出望外，庆幸上帝对丹麦的光顾， 而另一方面他依然怀疑是否能够真正得到上帝的帮助。(l.383b)应该说，赫罗斯加的担 心在很大程度上当是出自他对自己有失虔诚的反省。此时的老王虽有望摆脱来自格兰多 尔的威胁，但是，自己的过失又使他对未来的命运感到忧心忡忡，一时不可自拔。也正 是赫罗斯加王的这种复杂心境促使他极其谨慎地迎送着霸气十足的贝奥武甫。然而，无 论是他不无自我忏悔之意的冗长说教，还是他将潜在威胁迅速送出国门的超人精明，都 没有帮他避开因不够虔诚而招来的灾难，那标志着赫罗斯加一世功绩的雄伟鹿厅终将倾 倒于熊熊的战火之中。(ll.781-782)
赫罗斯加的沉浮显然不可完全用“命运”来解释，在诗人的笔下，上帝是世间的主宰 ，当然也是决定一切的终极因素。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仅能够从鹿厅宫廷歌手颂扬上帝 的吟唱中得到明显的印证，而且在格兰多尔那充满血腥与仇恨的经历中，诗人也似乎在 引导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个凶悍嗜血的“巨人”自一出场便被诗人认定为该隐的后 代。(注：《贝奥武甫》中112行所提到的“eotanas”应译为“巨人”，此义出自圣经 《创世纪》第六章。圣经中记载，上帝的儿子与该隐(Cain)之后的女人结合生子，其后 代均为巨人，后因其罪孽深重，终于遭到了上帝大洪水的荡涤。据说，此后的邪恶者， 包括魔怪、异教神冥等，均为诺亚(Noah)之子卡母(Cam)的后裔。(《圣经·创世纪》6 ：2-6：8)诗人在讲述故事时，经常将此类基督教典故信手拈来，不加任何铺垫或解释 地将其插入情节之中。不过，把这些典故当作因社会时尚而硬加进去的所谓“基督教色 彩”来解释，似乎有些牵强。以前面所指出的“巨人”为例，乍看起来，这一典故的出 现似乎有些唐突，但是，我们在仔细观察这段诗后会发现，它并不是游离于故事主体之 外的可有可无的装饰词语，相反，在史诗的前半部分，这同一典故就反复出现了多次， (ll.114，1260，1689)而每次都更深一步地揭示出格兰多尔的邪恶本质，从而有效地强 化了这一完整的恶魔形象。应该说，基督教典故在《贝奥武甫》中的特殊存在形式，恰 恰印证了盎格鲁撒克逊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当人们仍情有独钟地品味着日尔 曼英雄们的丰功伟绩，并不断为其兴奋不已之时，基督教文化早已不知不觉地渗透进来 ，并在听者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Dorothy Whitelock,The Beginnings of English Societ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52,p.51.))(l.107)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格 兰多尔如何强悍，他毕竟是上帝的敌人。恶魔出于嫉妒与仇恨，骚扰鹿厅长达12年之久 。他肆无忌惮地抢掠财物，伤人害命，其嚣张不可一世的气势使人们真地觉得他会立刻 变成鹿厅的统治者。然而，就在诗人兴奋地描述着恶魔肆虐于鹿厅的同时，他也没有忘 记告诉我们一个不容忽略的细节，用他的话说，格兰多尔不过是“黑暗中死神的影子” ，(l.160)无论他如何因丹麦人的嬉戏与喧嚣而暴躁震怒，他也只能蜷缩在阴暗处耐着 性子等待着，当夜幕降临时，他才敢闯入鹿厅，释放一下久闷于心中的恶气。即使在黑 暗之中，他所能做的事也极为有限，除向胆敢留在大厅内的丹麦人发一通淫威外，似乎 无法对赫罗斯加构成其它什么实质性的威胁。比如，在象征着王权的宝座(注：笔者曾 撰文详细叙述过日尔曼王权理念在盎格鲁撒克逊英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早在9世纪末 叶，西撒克逊王阿尔弗雷德在其Cura Pastoralis英译本中，即已明确摒弃了日尔曼氏 族的王权思想，表现出了他对国王受命于上帝这一理念的认同。由于王权的特殊来源， 国王所享有的一切当然神圣不可侵犯。(Wang Jihui,The Concept of Kingship in Ang lo-Saxon 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 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ch.I.)《贝奥武甫》中格兰多尔不敢冒然接近赫罗斯加王的宝座这一细 节，即是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基督教教会所认可的这一王权思想的标准注解。)面前， 他就始终与其保持着一定距离，不敢随意靠近。(l.169)对此，诗人作了明确而肯定的 解释：上帝并没有向对待希尔德王之前的丹麦人那样，完全抛弃赫罗斯加的子民，相反 ，他仍以其全能的力量镇慑着代表邪恶的格兰多尔及其同类。恶魔尽管凶残无比，却无 法完全占有鹿厅，更不可能彻底征服丹麦王室，格兰多尔的尴尬境地当然不是因为赫罗 斯加拥有超人的智慧，更不是由于他威武出众。在诗人的眼里，这一切完全是因上帝的 佑护所至。(l.169)
格兰多尔终于在鹿厅中迎来了他的克星，而他的灭亡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当是这 场生死之争的必然结局，因为他自始至终都背负着“上帝敌人”(l.786b)的罪名，即便 使用赫罗斯加略为平和的称谓，他也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l.1776a)在充斥着基 督教“君权神授”理念的《贝奥武甫》世界中，格兰多尔对鹿厅的肆意挑战势必伴随全 能上帝的严正干涉，正像鹿厅内的宝座神圣不可侵犯一样，远道赶来捍卫丹麦王室尊严 的贝奥武甫，由于在为上帝而战，同样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因此，即使在手无寸铁的贝 奥武甫面前，格兰多尔那双钢铁般锋利的巨爪(ll.984b-987a)也失去了其无与伦比的威 力，无论他如何拼斗，等待他的依然是摆脱不掉的死亡命运。由此可见，上帝的存在与 介入决定了诸多史诗人物的命运，而这一紧密的因果关系在贝奥武甫跌宕起伏的坎坷经 历中更是被描述得淋漓尽致。
贝奥武甫初到丹麦时，面对一片怀疑的询问与目光，他沉着冷静，应对自如，谈吐间 既显得彬彬有礼，又从骨子里流露出一种充满自信的霸气，在丹麦人面前俨然是一位无 坚不摧的盖世英雄。然而，就在诗人细心刻画这位英雄的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提醒我们 ，英雄的超人力量来自无所不能的上帝。当贝奥武甫受到赫罗斯加的宠臣翁斐斯(Unfer o)的挑战时，他口若悬河，一口气竟占去了全诗的70余行。不过，细读这段独白，给我 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那针锋相对的英雄派头，也不是他那动人心魄的非凡经历，相 反，令我们不断回味的倒是他在长篇大论的结尾处回敬给丹麦人的那几句不冷不热的话 语：
不过我会让他知道，
就在今天夜晚，吉特人战场上的
勇气与力量。如果哪位有意，
勇敢的人类之子，可再度开怀畅饮，
待到新的一天，明朝破晓之后，
太阳披上亮纱，自南方泛出光彩。
贝奥武甫的自信在这几行诗中显然十分引人注目，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应是诗人 在这里所做的一点暗示，这一暗示明确告诉我们，英雄与格兰多尔之间即将展开的殊死 搏斗必将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结束，其中的道理十分清楚而且简单：与格兰多尔相比，贝 奥武甫不仅具备同样超人的体魄，而且他在精神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原因在于，他拥 有上帝的佑护。因此，在这场格斗尚未开局之前，我们即已知道，以贝奥武甫为代表的 一方，必然像“披上亮纱”(swegl-wered)的太阳一样，释放出天堂般的光彩。(注：诗 人在这一诗节中独具匠心地导入了两个关键隐喻。首先，第606行中的“sunne swegl-w ered”一语明显地重现了圣经《诗篇》第104章中用来赞美上帝的著名意象。另外，同 一诗行中的“su
an”一词给我们提供的暗示是，贝奥武甫所期待的阳光将是上 帝所恩赐的幸运之光，因为，南面照来的阳光与地处北方的地狱遥遥相对，当是天堂之 光。(Howell D.Chickering,Jr.,trans,Beowulf:A Dual-Language Edition.New York:Anchor Books,1977,p.303.)由此可见，贝奥武甫与格兰多尔之间的纷争已远远超出了 日尔曼各部族间常常出现的血仇争斗，在经过重构的特殊英雄世界里，这场争斗已被赋 予了明显的基督教意义，它在诗人的精心安排中，已成为上帝与魔鬼，天堂与地狱，正 义与邪恶之间的殊死搏斗。在这个特定的宗教框架中安排情节，其最终结果不仅对盎格 鲁撒克逊人，即使是对我们来说，也当是不言自明的。)
贝奥武甫与丹麦王赫罗斯加在心理状态上有所不同，他坚信上帝对他的恩宠，因而对 与格兰多尔的格斗抱有必胜的信心。(ll.685b-687)正像诗人早已暗示的那样，贝奥武 甫最终击败了格兰多尔，随即又除掉了拼死为子复仇的母妖，从而拯救了赫罗斯加以及 他的王国。接着，他便带着耀眼的光环告别了丹麦，返回了自己的国土。自此，贝奥武 甫经历了一段令人费解的过渡时期后，(注：诗人在记述贝奥武甫英雄业绩的同时，曾 简短地提起过他不很体面的早年经历，(ll.2183b-2188a)但对其如何从诛杀了自己的佑 主吉特王的欧奈拉(Onela)手中接过吉特国的王位这件事却一直只字不提。贝奥武甫在 弥留之际，曾向他忠实的追随者追忆着一件件往事，以标榜他毫无瑕疵的一生，即便在 这个时候，他也完全避开了这段神秘的经历。在依然向往英雄世界，崇尚英雄精神的盎 格鲁撒克逊文化氛围中，诗人这种异乎寻常的暧昧应该隐含着某种暗示，或某些当时的 听者所熟知的传统故事内容，也许这正是我们理解贝奥武甫最终命运的关键所在。)便 跨入了他统治吉特人50余年的坎坷政治生涯。其实，正像诗中所描述的那样，贝奥武甫 的坎坷当在火龙受到侵扰，进而向吉特人发难之后。这位年迈的老王在自己的子民受到 火龙的威胁之时，毅然决定孤身与恶龙交手，再次试图以自己的神勇来化解政治危机。 然而，在他身负重伤，生命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居然所有在近旁观战的吉特人都选择 了弃他而走，唯独只有一个人冲上前来，与他并肩战斗，共同与恶龙拼搏，直至将其杀 死。贝奥武甫在危难中所遇到的这一尴尬局面不由使我们回想起赫罗斯加告诫贝奥武甫 远离迷狂与贪婪的那段冗长的说教，开始怀疑诗人是否在暗示，因贝奥武甫贪图恶龙的 宝藏而过于莽撞，或因为什么其它原因，上帝停止了对他的佑护。其实，贝奥武甫在这 段诗中也的确显得丧失了一贯的自信。就在他诛杀了火龙，自己也因伤重而不久于人世 的时候，他一方面追忆着一件件往事，拼构着自己可向世人夸耀的一生，而另一方面， 他也在苦苦思索自己陷于尴尬处境的原由。贝奥武甫应该非常明白，上帝不会因为他想 争得火龙拼死守护着的宝藏而不快并为此而惩罚他。他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那堆以自 己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金银珠宝，这是事实。但是，他对宝藏的渴望并不是出自个人对 财富的贪欲。关于这一点，诗人给了贝奥武甫一个充分解释的机会。他这样表达自己的 愿望：
我感谢万物之主，光荣的君王，
感谢永存的上帝，为了眼前的
耀眼珠宝，在我辞世之前
为我的臣民，能够得到这
如此不凡的礼物。我已拼出老命
以赢得这堆宝物，你也应竭尽全力
以应一国之需。
贝奥武甫知道自己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实际上是在向自己的子民，包括那些在危 急中弃他而去的人们，倾吐他投身于这场恶战的真正动机。我们在他的内心深处所看到 的不是一己私欲，而是对人民福祉的关心，是对国人的一片赤诚。既然诗人如此尽力地 让老王表白这一心愿，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将贝奥武甫的最后命运与眼前这堆珠宝直接联 系在一起，更没有理由得出上帝因其贪婪而遗弃他的结论。然而，贝奥武甫之死无论如 何是场悲剧，它的悲惨也殃及到了所有的吉特人。我们在这方面的深切感受依然使我们 倾向于沿着赫罗斯加所指出的思路继续追究其中的深层原因。当贝奥武甫宣布他决计单 打独斗，誓与火龙决一雌雄的时候，诗人立刻称赞他是“远近闻名的斗士”，(l.2538) 并评论说此举绝非胆小鬼所为。(l.2541)在贝奥武甫受伤之后，他又利用老王之口，这 样描述了他充满勇武精神的一生：
我已统治臣民
五十个春秋；天下没有任何国王，
没有任何邻近国度的君主，
胆敢与我兵戎相见，
而在险恶中得到发迹。
显然，贝奥武甫直至最后时刻都为自己的英雄业绩而深感骄傲，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出诗人对英雄的看法。如果说，诗人在夸奖赫罗斯加的勇武精神时，时常会流露出 几分淡淡的嘲弄，那么，我们在这里所体察到的应该是诗人对贝奥武甫由衷的赞许。然 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对老年贝奥武甫表达欣赏之意的诗行几乎完全局限在对他超人体 魄的评价上，而对这一方面的过重强调自然会引导我们留意诗人对其另一方面的看法。 从这个角度观察，当贝奥武甫的忠实追随者捶胸顿足，悔恨当初未能有效阻止老王单枪 匹马去攻击火龙时，他所要表达的当是英雄的勇武之气在命运面前所显现出来的毫无意 义的本质。应该说，这是对崇尚争斗的英雄世界颇具负面意义的评价，是对其存在的合 理性的婉转质疑，这种暗示与深受基督教影响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应该说相当吻合，因 此，在这一特殊语境中，无论是诗人的褒奖还是贝奥武甫追随者的懊悔，都多少反映了 对贝奥武甫英雄行为的批评意味。
然而，贝奥武甫毕竟还是英雄，他在位50年间的业绩当然也是有目共睹。尽管赫罗斯 加的说教事先就点出了老年贝奥武甫决策时的非理性性质，但是，如果仅以其冒失的举 措为依据来解释他可悲的结局，似乎有些武断，颇有过于简单化的嫌疑。不过，赫罗斯 加的说教与老年贝奥武甫命运之间的联系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启示。我们 如果仔细观察全诗的布局，就不难看出，贝奥武甫从初始时如日中天的辉煌一步步滑向 色彩黯淡的最后结局，这一过程与史诗上半部所提供的种种预示有着必然的联系。(注 ：在基督教解经传统中，人们惯于用《圣经·旧约》中人物、事件及话语所提示的线索 来解读《圣经·新约》中记载的人物、事件及话语，由此形成了以前者(type)的字面义 来挖掘后者(antitype)的精神义的所谓“平行阅读法则”。(typology)这种在盎格鲁撒 克逊时期即已十分流行的基督教解经方法当对这个时期的文学思辩习惯产生过重要的影 响。(Lewis E.Nicholson,“The Literary Meaning and Symbolic Structure of Beow ulf”from Classica et Mediaevalia,xxx,1964,pp.151-201.))从这个角度来看贝奥武 甫，我们有理由相信，老王于弥留之际所发出的一段耐人寻味的感慨，对我们最终判断 贝奥武甫其人，应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老王经过一场残酷的争斗，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即 将离开这个世界，回想往事，他不禁感叹道：
我忍受着致命的伤痛，
但回想起这一切，我依然感到欣慰；
人类的主宰，不必在我死后，
在生命离我而去之时，因谋杀亲人
而责备于我。
的确，在贝奥武甫的一生中，没有谋杀同族的记录，然而，他在这里的表白却很容易 使我们联想起两件诗人提到过的但又不大引人注目的往事。第一件发生在鹿厅。其时， 贝奥武甫在丹麦老王赫罗斯加面前骄傲地表示，他将不带一兵一卒，不用一枪一棒，只 身徒手灭掉长时间骚扰丹麦人的格兰多尔。然而，当天晚上，就在恶魔闯入鹿厅之时， 贝奥武甫并没有立刻挺身而出，以其无与伦比的神力降服对手，而是按兵不动，眼睁睁 地看着恶魔用利爪抓起随他而来的一位伙伴，一口口将其吞入腹中。(ll.740-745)另外 一件则是贝奥武甫称王的经历，其中至少有3个细节令人颇感迷惑。当其舅父、吉特王 希耶拉克战死沙场之时，在场的贝奥武甫没有像母妖那样履行英雄的职责拼死为其佑主 复仇，而是神秘地只身跑回了吉特国，此为其一。贝奥武甫极不光彩的出现，非但没有 受到任何人的非议与谴责，王后反而以王子们年幼稚嫩为由，执意要将王位让与贝奥武 甫，这是其二。而第三个细节更是令人费解：因政治运作上的错误，年轻的吉特王引来 杀身之祸，成了瑞典王刀下之鬼，而身为吉特王表兄弟的贝奥武甫在残暴的瑞典王面前 却安然无恙，反而被其堂而皇之地扶上了吉特王的宝座，自此开始了他吉特国统治者的 生涯。奇怪的是，就在这一扑朔迷离的关键时刻，诗人出乎意料地像盛赞丹麦先祖希尔 德王一样夸赞贝奥武甫，称他是一位“高尚的国王”。(l.2390b)我们暂且不管诗人在 这里对贝奥武甫的赞扬含意何在，就是以上这些疑点也会引导我们回想起史诗前半部反 复提到过的该隐这一形象。虽然贝奥武甫在一生中并没有直接置其族人于死地的劣迹， 但一系列与背叛或不忠诚相连的经历一定在他的内心留下了令其不安的印记，尤其是在 晚年他陷入从来未曾碰到过的窘境时，他的内疚与由此而生的惶惑表现得非常突出。从 整体上看，这当是贝奥武甫临死时突然说起他从未杀过亲族的主要原因。以诗人之见， 作为一个不错的王者，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回想一生，最令其感到不安的当是他有失“ 忠诚”的经历，这一经历不仅有悖于日尔曼英雄世界的信条，更重要的是，它似乎在贝 奥武甫与基督教传统中的该隐一族之间建立起了某种令人惊悸的联系。显然，诗人在欣 赏英雄世界所推崇的种种精神的同时，或许也在思索着日尔曼英雄社会所派生出的各种 痼疾，这英雄社会造就了一代代善于争斗的英雄，同时也最终将这些英雄置于不可自拔 的精神迷茫之中。因此，诗人一方面在因英雄们的业绩而赞叹不已，另一方面也在以格 里高利所倡导的传教精神平和地向世人述说着日尔曼英雄世界的是非功过。应该说，史 诗所表现出的这种双重思考，是时代的反映，也使《贝奥武甫》这个英雄故事成为传播 基督教思想的独特史诗作品。
综上所述，《贝奥武甫》这部盎格鲁撒克逊史诗所展示给我们的既不是纯粹的日尔曼 英雄轶事，当然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简单的基督教故事。因此，无论将其中哪一种内容 理解为附着于另一种内容之上的装饰性“色彩”，都应是对这部作品的不小的误解。史 诗的成诗背景与其中的内容架构表明，无论是对今天的读者，还是对当时的听众，它都 是一部以明显的多元内容传达着双重文化信息的独特作品。应该说，在盎格鲁撒克逊英 国这一特定文化氛围之中，《贝奥武甫》充当了以基督教视角观察日尔曼传统，进而以 古老日尔曼英雄故事有效弘扬新兴基督教精神的特殊角色。《贝奥武甫》是一部充满基 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