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局论文,广东论文,新陈代谢论文,国际竞争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权在不长的时期内进行了带根本性的权力重组。在围绕确立新领导中心的权势竞争中，苏俄因素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却不仅因其对中共和所谓“国民党左派”（注：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在当时言说中和后来的研究中都是非常习见的标签，不过，在当年苏俄、中共和国民党本身三方的认知中，包括领袖层次在内的“左派”和“右派”的人员构成并不完全相同，而且一直处于波动变化之中。在承认其确实存在的前提下，使用这一术语尚须谨慎。同时还要认识到，那时的“左”和“右”本身就是相对的和多层次的，即使在特定一方的认知中，通常“左派”和“右派”的内部也都还可有进一步的左右之分。）的支持和操控，同时更体现在其与近在咫尺的香港之英帝国主义的国际竞争（包括意识形态的和国家利益的对立）；当时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在广东权势竞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仍有不少超出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左右派之争的因素需要考察，地方意识就是一个时常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关键因素。（注：当然，国共和国民党左右派在意识形态对立基础上的斗争、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之间、及其在华的各机构各人员之间以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地方组织之间的观念、政策和具体举措的歧异，都还有许多可探讨之处，这些方面较近的研究可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而英俄国际竞争与广东地方意识在国民革命事业中已纠结在一起，对当时权力争夺影响甚大，本文试从两者互动的视角出发，分析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
一 引言：从狭义到广义的土客矛盾
1925年7月，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分析当时的局势说，全国整体上有南北之分，在南方有革命军与反革命军阀之分，在广东内部还有真革命军和假革命军之分。帝国主义惯用其买中国人打中国人之策，当时已“愈用愈精了，不但是他们买北军来打南军，买反革命的军阀来打革命军，还要买假革命军的军队，来打真革命军”。（注：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演》，1925年7月26日，贾伯涛编《蒋中正先生演说集》，上海三民出版部，1925年，第100页。）从国民党立场言，这一分析对各种力量的划分可以说相当清晰，但有一重要的遗漏，即回避了（也可能是正式演讲中不便言及）广东内部当时非常明显的土客矛盾，长期以来各种不同类型的“客籍”因素聚集于这一革命基地，造成了广东局势特殊的复杂之处。
当时广东不仅有互不统辖的各类粤军，还多为“西南”各省失势军队的避难所。陈训正描述广东“客军”林立的状况说：那里不仅有正宗的革命党，“凡富有革命性或与革命领袖有渊源之军队，亦相率而来此土；甚至假革命反革命之部队，亦冀暂图生存，徐谋发展，揭革命之旗帜而来，混迹其间。以故同一区域，同一革命队伍，乃竟有粤军、湘军、滇军、桂军及鄂军、豫军等等不同之旗帜”。（注：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未注出版年］，第35页。）这一概括已相当形象，实际情形还更复杂，在这些以地域命名的客军中，来自同一地域者也常有不同系统不相统辖的军队，如驻粤湘军便有程潜系和谭延闿系两部，皆各立一军。
“客军”林立不仅使广州政府号令不行、名实不副，更是广东不能安宁的重要原因：滇、桂、湘等省主政的军人都因有该省失势军队在粤而觊觎广东，总思一举解决后患。（注：如1925年云南唐继尧进兵广东，便不仅想在孙中山北上后以副元帅身份入主大元帅府，同时也希望借此解决（征服或收服）在粤之滇军。说详罗志田《“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Donald S.Sutton,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The Yunnan Army,1905-25.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0,pp.284-287。）同时这一状况也意味着广东有限地盘的进一步划分，蒋介石在1924年即看出，“今日驻粤客军，日谋抵制主军，以延长其生命，跋扈之势已成”。对此“如不谋所以消弭之道，未有不可为吾党制命伤者”。故粤局“不患在外敌之强，而患在内部之杂”；国民党“不患在对外之难，而患在治内之艰”。他那时向孙中山提出的对策即“姑不必就全国着想，而当为粤局急筹补救之方”。（注：蒋介石致孙中山，1924年3月2日；蒋介石致廖仲恺，1924年3月14日。均收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重印本，第238、242页。）
困难的是这些“客军”都打着“革命”的旗号，致使蒋介石早在1923年8月已认为，中国革命“不能藉今日南方之革命军为主力军”，因为这些军队“囿于一城，已成为地方军队，不惟无革命之精神，而且借革命名义以谋其私人之权利。流弊至极，其障碍革命之为害，实甚于北方军阀之抵抗吾革命”。（注：蒋介石：“致苏俄党政负责人员书”，1923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档号2010.10/4450.01-001-1。）孙中山也分享着既存“革命军”不可靠的观念，他稍后说：中国革命十多年不能成功，就是因为“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尽管“现在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并不少，他却“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在苏俄顾问的提议和资助下，孙中山决心通过黄埔军校的开办来创立国民党自己的武装。（注：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10)，中华书局，1986年，第291-299页。）
包括联俄在内的国民党改组（1923-1924年）使其成员组成和领导核心发生较大的改变，国民党第一次在中央委员会里设置了青年部，凸显了对知识青年的重视，在接受共产党集体加入的同时成功地吸收了大量边缘知识分子，（注：关于边缘知识分子，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收入其《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6-237页。）黄埔军校的学员和学兵主要即由这些人组成。边缘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入广东这一革命基地固然增强了国民党的全国性，也使前述广东“客籍”成分林立的状况进一步复杂化，以黄埔校军为基础的国民党党军实际也是一种地域色彩不明显的新型“客军”。（详后）。
那时广东还存在着更具广义的客籍成分：毗邻的香港在经济上与广东已渐成一体，然港英当局又提示着帝国主义的具体威胁；苏俄的顾问和援助带来明显的“世界革命”意味，也是外国势力在广东的直接体现。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沙基惨案影响了广州的政局，外患的深化增强了“一致对外”的必要性，促使国民党的权势竞争尽快达成一个结果；（注：陈独秀当时就注意到，革命阵营内对讨伐杨、刘之战有不少“误解”，在此基础上“发生一个共同的错误见解，即是：五卅惨变起广州政府即应停止内争一致对外”。持此主张者并进而“拿一致对外的理由来非难广州政府讨伐杨、刘”。他解释说，“当外人压迫我们之时，在理论上，我们一致对外是必要的，是应该的；这时不去对外，反以武力对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与地盘，当然是万分混账”；但杨、刘等“在内的敌人”却“要勾结外人一致对内”，如果“杨、刘叛军得了胜利，迎来滇唐占据广州，即是英日势力占据了广州，则南方的爱国运动不是根本消灭，便是大受屠杀”；只有平定杨、刘“国民党政府才能够支配广州，广州才能够变成了与上海同样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两个重镇”。故此时说“什么‘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便是帝国主义奸细的宣传”。这样费尽周折地陈述“攘外必先安内”，恰凸显出“一致对外”口号在那时造成的压力。参见陈独秀《广州战争之意义》，收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89-891页。）两次事件促成的民族主义情绪显然有助于国民党权力争斗中偏于激进的一派掌权——反帝的要求愈迫切，苏俄援助的重要性就愈得到凸显。（注：蒋介石对此有充分而清晰的认识，他在1926年初论联俄的意义说，“现在中国问题，完全是一个世界问题”，故“中国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我们要中国革命成功，一定要联合世界的革命同志，才能打倒世界的帝国主义”。由于“苏俄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亦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点”，故联俄就是“联合世界革命党”。见蒋介石《再论联俄》，1926年1月10日，《蒋校长演讲集》，（广州）中央政治军事学校，1927年，第13-14页。）
这么多饱含冲突对立的外国和外省的新老因素聚集于广东一隅并相互纠缠争夺，使广东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他人之战场，凸显出外来者的“客籍”共性；同时这些外来因素又与原处竞争中的各类新旧本土因素（粤军派系的复杂不亚于各类客军，历次讨伐“反叛”粤军时多有另一部粤军参加）产生了矛盾。鲍罗廷就注意到粤籍军政人物中一个长期流行的观点，即“广东人的广东”。孙中山和陈炯明的一个主要矛盾即孙始终考虑全国问题，而陈则侧重广东一地，主张先把广东建成模范省，然后再考虑其他地区。（注：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以下径引书名）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08-110页。）当时正是各省“自治”主张流行的时代，（注：参见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1986年；胡春惠《民初的地方意识与联省自治》，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广东人的地方意识决不弱于他省。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各类“土客矛盾”既曾为国民党所利用，也成为其树立中央政府权威的障碍，更是考察当年广东军政格局演变的一个切入点。
二 1925年广东军事的新陈代谢
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大半年中，广州的新政权一直致力于努力巩固其对广东的控制，广东权势演变的大趋势即以国民党和黄埔军为核心的新型“客籍”势力击溃相对偏旧的“客军”和本土军，用蒋介石的词汇表述就是“真革命军”打垮了“反革命军”和“假革命军”。这一控制的取得通过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包括两次东征陈炯明、肃清杨希闵、刘震寰等客军、驱逐熊克武军、南征邓本殷和收缴改编梁鸿楷等部粤军。
在过去明显受国民党意识形态影响的历史叙述中，这些作战都是以“革命”讨伐“反革命”为基调的；其实从陈炯明到刘震寰、熊克武等，皆从同盟会时代就参加“革命”，杨希闵也从“二次革命”时便进入革命阵营，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其革命资格并不算浅。这些“反革命”或“假革命”力量虽不时与北洋方面联络，然在外间特别是北方人看来，恐怕还是“革命”的一面偏多。杨、刘等以客军身份驻扎广东，时常不免因资格老势力大而以客凌主，且其治军方式偏旧，故若将东征、杨、刘事件、驱逐熊克武、讨伐邓本殷等一系列作战合观，其一个共相便是以军校学生为核心的新兴军队以武力取代旧式军队，或也可视为南方革命阵营自身的军事新陈代谢。（注：这方面一些初步的看法可参见罗志田《“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有意重返广州夺权，广州大元帅府决定主动实施东征。作战开始前孙中山尚在世，杨希闵素得孙信任，其所部滇军实力也最强，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担任左路进攻，桂军刘震寰担任中路，而许崇智部粤军和黄埔校军为右路军。因左、中两路并不积极，实际作战主要在右路进行。出乎多数时人预料的是，小规模的黄埔校军（仅两教导团及学生队约三千人）和部分粤军竟能大破陈炯明军主力。从1月下旬到3月下旬，右路军连战连捷，基本控制了东江地区。（注：东征能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苏俄军事顾问在整体作战部署方面的指导，孙科在很多年后认为，当年苏俄援助的顾问（咨询参谋）作用超过其军火及货币的物质支援。（这是孙科在1966年一次采访中对研究北伐的美国学者朱丹所说，参见Donald A.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6,p.302,note 6））蒋介石被任命为潮汕督办，是为国民党中央真正“染指”的第一块“地盘”。黄埔校军也正式扩编为国民党“党军”第一旅，何应钦升任旅长。（注：本段与下段，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影印本）第233-252页（下段引文在第234-235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1第125-292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370-425页。）
杨希闵和刘震寰长期以来对陈炯明部采取的是养虎自重策略，故多次参与讨陈而屡不积极。然而这一策略的要点是“虎”的存在，一旦陈部受重创而虎威不再，则杨、刘本身的存在价值也就锐减。东征初胜，以黄埔校军和粤军结合的右翼东征军声威大震，适孙中山弃世而“三角同盟”废，继任的国民党新军政领袖不仅与北方的军政联系剧减，其与驻粤客军的关联也相对疏远，乃挟战胜之威，回师攻击杨、刘。后者本是1922年击退陈炯明拥孙中山返回广东的主力，孙若在世或不致决裂；反过来，杨、刘自恃功高势强，孙在世时已呈尾大不掉之相，对孙之继任者更不放在眼里。其东征之役采取引而不发之势，已是无视大元帅府之举；更重要的是在云南唐继尧表明入粤夺权之意后，刘震寰公开表示了对唐的支持，希望能借此返桂掌权。（注：本段与下段，Sutton,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The Yunnan Army,1905-25,pp.285-287。）
本来杨、刘对唐继尧入粤夺权态度不同，杨希闵是滇军顾品珍的部下，原与唐继尧对立，且解决杨部恐怕还是滇唐入粤的重要动机。然而在国民党内部却始终担心杨部会与刘震寰部一起在广州以政变方式夺权，然后配合唐继尧（以副元帅身份）统治广东，对杨、刘有着整体的不信任。本可分而对付甚至使杨、刘对立的局势却未加利用，也表明国民党新领导群在东征初胜后自信上升。在4月底的讨论中，蒋介石和廖仲恺都主张与唐继尧妥协，让其入主广州，而将革命根据地东迁至粤东，以巩固新获得的地盘（蒋明确指出让已得地盘的将领离开防地去打一次无希望的仗非常困难），并向闽南发展。待唐继尧与留驻广州一带其余客军和粤军发生内讧时，再回来收复广州。但鲍罗廷反对这一计划，主张在唐继尧逼近广东前倾全力击溃在粤之滇桂军。蒋、廖被说服后，许崇智又反对，仍主向福建发展。但鲍罗廷的意见最后获得通过，并确定了此役由蒋介石指挥。（注：本段与下段，加伦：《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669-691页。）
正像杨、刘讨陈不积极而丧失其地位一样，许崇智对讨伐杨、刘的消极态度成为其后来失去军事指挥权的重要潜因——蒋败自然无话可说，许既得地盘也保留了与各方斡旋的余地；若蒋胜则功勋与声誉俱增，局势就将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所有各方皆预计唐继尧会轻易消灭广西军队并迅速抵达广州。可知新桂系击败滇唐大军是整个南方局势至关重要的大逆转，它决定了北洋的对立面由“西南”向“南方”的地域转变，促进了广东新兴力量解决杨、刘的决心并确保其在没有外敌威胁的形势下完成。到5月初，范石生发回的电报表明广西军事发展与所有人预料的相反，新桂系正取得胜利。在唐继尧的威胁不复存在后，苏俄顾问及其支持者提出肃清客军以扩大地盘、增加税收、实现广东人统一广东的口号，以区域意识和物质利益为讨伐杨、刘的驱动力。（注：过去国民党及受国民党影响的史学叙述多称杨、刘“叛乱”，实际上讨伐杨、刘的决策早在4月初已制定，实在杨、刘有“叛乱阴谋”之前，此役更多可视为革命阵营内部的新陈代谢和权势转移。蒋介石当时说：打倒杨、刘，“岂止为他们把守地盘，把持财政，最要的原因，他最大的罪恶，还是因为他们联络北方军阀段祺瑞、勾结云南土酋唐继尧，还要与香港政府勾通，甘心做卖国奴，服从香港帝国主义者命令来推翻我们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演》，1925年7月26日，《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100-101页）其实主要是因为杨、刘不听命于新政府，刘震寰也有配合唐继尧夺权之意，再次则确为把守地盘和把持财政。其余两项是今日多数史学论著关于此事的基调，然而香港不过为这些人开会的地点，联段则孙中山比杨、刘有过之而无不及，谈不上多大“罪恶”。）
6月初开始的讨伐杨、刘之役顺利得出人意料，实际战斗不及十天就以大元帅府方面的完胜结束。（注：参见《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14号的各项文件，收入黄季陆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第12册（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印，1969年）第6549-6748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1第298-301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29-451页。）杨、刘两部本身未必行动一致应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地方意识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黄埔校军的宋希濂观察到，广州市民久受客军盘剥，闻其败而奋起，“多有持铁棒、菜刀、扁担等为武器，将其击毙，为数颇多”。身逢其事的滇军将领李宗黄更形象地描述说，广州市民因“近几年了受够了客军盘踞欺凌压榨的恶气，一旦有了可乘之机，无不怒眉横目……揭竿而起，但知泄忿雪耻，见到了戴红边军帽的滇军是一拥而上，挥刀猛砍，甚而至于用牙齿一口口咬死人”。（注：宋希濂：《大革命时期统一广东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我所用的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第77辑，第96页；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八十三年奋斗史》（三），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第112页。按李宗黄时任滇军范石生部参谋长，留守广州。因范石生部主力在广西参与对抗唐继尧之战，李部本身未受打击，但李还是在事变后随即避难上海。毛思诚所编书也记载了类似情形，黄埔军本也结红领带，因避民怨株连乃不得不取消。蒋介石对此甚为愤怒，与宋希濂基本以赞扬的口吻叙述此事态度相当不同，他或许已感觉到广东地方意识同样可以延伸到针对黄埔军。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51页。）
杨、刘的覆灭使广东军政局势发生根本的改变，党军利用杨、刘溃散后的兵员军械，一举由一旅扩编为两个师。有此基础，大元帅府随即要求统一广东民、财两权（即要各军交出其所控制的地方行政权和财权），并正式决定成立掌管全国政务的国民政府、废除地方军称号而改组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于7月1日正式成立，得到苏俄顾问支持的汪精卫担任主席，对讨伐杨、刘不积极的代元帅胡汉民退居外交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然已失去实际统兵权。数日后成立了由八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仍是汪精卫。（注：组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一系列法令均收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1号（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秘书处编、文官处印；参见陈公博《苦笑录》（李锷编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第22-29页；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5-141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1第301-303页。）以具有正式国家政府名义的国民政府取代临时性的大元帅府当然有其长远的建设性意义，但在当时恐怕也是着意于告别，“大元帅”体制的一种权宜举措——“大元帅”体制既然不复存在，唐继尧欲以副元帅入主广东之正当性也随之而逝。
不过，统一财权对参与讨伐杨、刘各军来说意味着原来用以作为驱动力的税收等物质利益落了空，而杨、刘的消失使作为另一驱动力的地方意识也转换了针对目标，因为“客军”的定义可以是广泛的，与其讨伐对象陈炯明粤军相比，黄埔军本身也不脱“客军”意味，只是没有其他客军那样鲜明的地域色彩罢了。（注：陈独秀在解释广州讨平杨、刘之战并非“粤军排斥客军之战争”的“误解”时举例说，这次“参加讨伐杨、刘的，不但有谭延闿所统率的湘军和蒋介石所统率的教导团，并且还有朱培德所统率的滇军，这绝对说不上是什么排斥客军的话”（陈独秀：《广州战争之意义》，1925年7月，原载《向导》，收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889页）。此语实已明确了黄埔军的“客军”性质。）未曾参与讨伐杨、刘的许崇智已基本失去兵权，他和梁鸿楷、魏邦平等原在孙、陈之间亲孙中山的本地土军将领都具有危机感，遂在“土军排斥客军”的口号下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再次东征陈炯明并不积极（这也可能是师法杨、刘“养虎自重”的策略），甚至不排除与陈炯明部联合的可能，因陈部亦土军也。（注：本段与下段，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08-116页，下段引文在第111页。）
在此背景下，我们一般史学论述中主要视为国民党左右派斗争的廖仲恺被暗杀事件就与土客军之争发生了密切关联，而争夺的核心利益正是消灭杨、刘之后如何支配广东的“财权”。当时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土客矛盾”及财权问题的鲍罗廷说，梁鸿楷等粤军将领为实现“广东人的广东”，自消灭杨、刘后即“试图夺取政权。对他们来说，政权首先表现在财权上。政治委员会任命的财政部长是廖仲恺，这就是说需要排除廖仲恺，于是他们就把他干掉了”。但“客方”在这一次的权势争夺中显得更高明，他们利用许崇智和胡汉民两位粤人的矛盾，以放逐胡的方式换取许对解除粤军梁鸿楷部的默许，于1925年8月成功地将梁部缴械。（注：尽管廖仲恺亦粤籍，但他此时更多代表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央”的利益，亦即在“土客矛盾”中站在“客”方一边。）
梁鸿楷部有上万人的兵力，是当时国民政府治下粤军中最强者。与此同时，黄埔军在李济深（李济琛）部粤军的配合下，将东莞郑润琦部、石龙莫雄部、广州梁士锋部粤军缴械；梁、魏等被捕，失去基础的许崇智被迫出走。党军利用粤军力量再次扩编一个师，不过数月的时间，黄埔军从东征开始时的两个团扩充为三师九团。（注：关于土客矛盾及解决粤军，参见宋希濂《大革命时期统一广东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第98-104页。）许、梁、魏等的失势意味着广东驻军的新陈代谢以激烈的方式又迈进一大步，当地军事形势完全改观。梁鸿楷部等被缴械后数日，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正式组建国民革命军五个军，党军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除李福林军之外的粤军组成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这两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
1925年秋，以第一第四两军为主进行了二次东征，至年底完全占领东江地区，陈炯明余部溃退入福建。其间国民政府在新桂系军队支援下首先解决了新近从湖南退入广东的熊克武建国川军，10月，又以朱培德第三军、第四军陈铭枢师和谭延闿第二军一部组织南路军，在广西军队的配合下讨伐邓本殷和驻钦廉之桂军申葆藩，至1926年初南征结束，国民政府第一次真正控制广东全省。有功劳势力大的在粤客军纷纷被灭，过去作用不大力量较弱者反得以保存（主要是湘军）。粤军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类似的演变，许崇智所属各部除一直亲黄埔的陈铭枢旅成建制地转入第四军扩充为第十师外，余多被“消化”，反倒是非核心而实力有限的李福林部保存较久。（注：最缺乏“革命”性的李福林部从未得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信任，从1925年讨伐杨、刘之前开始，长期被列入拟缴械消除的名单之中，然因其实力太有限，每次都因重要性不足而暂予保留，直到北伐仍存在。（参见加伦《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1925年9月［罗按：据内容看，写作时间应为6月］；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均收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97-202、109页））
以两次东征为核心的一系列争战在许多方面都是重要转折点，最能体现广东革命阵营内部的新陈代谢。从地域视角看，它代表着地域色彩明显的“客军”从广东军政事务中淡出（余下的区域“客军”基本不具备挑战政府的能力，多半也无此愿望，但图自保而已）；从军事角度看，它标志着黄埔军声誉的确立和一批军校训练的广东少壮将领的兴起；（注：北伐时期粤军出身的名将如邓演达、陈铭枢、张发奎、叶挺、薛岳等在东征时为旅团长级骨干，然皆未见于丁文江叙述到1924年底的《广东军事纪》，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1-458页。）就国民党及其主导的整体革命事业言，它见证了孙中山时代的结束（这一结束是广泛的：孙本人的弃世及国民党新领导层的形成是一方面；更直接的转变是孙的最大挑战者陈炯明势力的终结以及与孙陈相争有关的一系列反陈军人、包括粤军内部的许崇智和客军的杨、刘，皆随之退出权势争夺第一线）和后孙中山时代的开始。所有这一切转折中的新兴因素都与蒋介石多少相关，他不久即在国民革命事业中疾速上升，显非无因而至。
然而这一系列权势转移发展得实在太快，数月间权力核心的，人事更迭和军事将领的新陈代谢频繁得使人眼花缭乱，其直接社会后果即造成大量从政者和军人突然“失职”，尤其是军官（数万客军和数量相近的粤军在短期内“消失”，积累下来的“闲散”军官为数甚众）。许多客籍军政人士本避难于粤土，不易返回故地；更重要的是不论本土还是客籍，这些人鲜有其他谋生特长，主要的希望就是以某种方式“复职”。更因“世界革命”落实在广东一隅，港英方面非常乐于以各种方式支持这批“失职”军政人员，以扰乱甚至威胁新兴的国民政府，后者支持的省港大罢工直接影响着香港经济，且有着鲜明的共产革命色彩，在港英当局眼中多少代表着苏俄利益。
当年的“土客矛盾”中隐伏着一个潜在但至关紧要的大问题，即究竟哪一方面才具有统治广东的正当性。大元帅时代的广东是所谓非常时期，可以不言法度。而国民政府却正式举起“国家中央政府”的大旗，以中央政府名义而号令不过刚及广西，且因不允广西在财政方面“沾光”而自失“国家法度”，其统治的正当性原本有限。（注：1926年初“两广统一”时，广西方面保持了军事、党务、政务的基本独立，但希望与广东实行财政统一借以“沾光”，这一设想被广东否决，使广西方面相当失望。李宗仁后来说，迫使广西财政自理的先例使“国家法度全失”，致后来经济丰裕的省份如湖南等在纳入国民政府治下时也循例要求自理，“闹出各省割据之局”。见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第284-289页。）国民党曾利用广东人的地方意识讨伐客籍的杨、刘，但当其需要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时，广东地方意识却成为其统治正当性的一个强力障碍。与此同时，国民党本身的新陈代谢也围绕着新领导中心之确立在进行，苏俄顾问和共产党人的直接参与增强了这一权势竞争的多元性，但仍有不少超出左右之争和国共之争的因素需要考察。
三 中山舰事件前的广州政治权势竞争
1926年初南征结束后的几个月间，广州一直处于相当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持不同观念的各种团体或派系的关系至为曲折，而其分合也常常转瞬即变；主要特征是各方都既联合又斗争，每次联合或斗争多是相机而动，未见十分明显的持续性。这里当然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即“主义”的分歧和冲突，这也是过去史家关注较多者；但左、右两派的主义之争并不能涵盖当时权力斗争的全部，有时甚至不一定是主导因素。关键是新从杨、刘和陈炯明等手中夺来的广东仅一省之地，而各方皆欲染指，或试图掌握全部权力，或至少分一杯羹；不仅失意或失职者力图恢复昔日的地位，新兴者或仍在努力想要兴起者为数并不更少。
这些权力斗争的一次大爆发就是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已较深入，（注：关于中山舰事件，参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1-5月，《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7-10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17-658页；周恩来《关于1924至1926年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2-124页；包惠僧《中山舰事件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40-53页；陈公博《苦笑录》第57-78页；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第489-526页。相关专题论文有Tien-wei Wu（吴天威），Chiang Kai-shek's March Twentieth Coup D'etat of 1926.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7(May 1968),pp.585-602；蒋永敬：《三月二十日事件之研究》，《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159-184页；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裴京汉：《中山舰事件的真相和汪精卫出洋的原因》，《民国研究》第4辑（1998年6月）；余敏玲：《蒋介石与联俄政策之再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4期（2000年12月）；杨奎松：《走向“三二○”之路》，《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相关著作较多，主要有Leang-Li T'ang,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E.P.Dutton,1930,pp.241-249;Harold R.Iss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p.91-96;Chung-gi Kwei,The Kuomintang-Communist Struggle in China,1922-1949.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0,pp.37-42。）但整体上都相对忽视那些不能以“左右之争”来涵盖的因素，比如前述的“土客矛盾”及以此为基础的“蒋李交恶”，便应得到进一步的重视。（注：黄埔军其实也是地域色彩不明显的“客军”，这意味着其走出广东的潜在必要性；稍后包括黄埔军在内的所有“客军”皆参与北伐，先后离开广东寻求发展，多少也受到上述土客矛盾的影响。且黄埔军和粤军之间的“土客矛盾”一直延续下去，1927年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粤方委员”支持张发奎所致，此后1930年蒋介石在南京扣留李济深解除其兵权，终造成李济深在1933年末联合粤籍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以及1936年陈济棠反蒋的两广事件，多少都与此相关。这一矛盾直到抗战爆发才在外患的压力下缓解，但日渐边缘化的粤军那不平之气仍未熄灭，可参见第四军纪实编纂委员会《第四军纪实》，广州怀远文化事业服务社，1949年。）当年京沪各报如《晨报》、《时报》和《申报》上常见关于蒋介石和李济深“交恶”的报道，其具体的陈述或时有误差（特别是因对广东复杂的派系关系认识不足而区分双方的“敌友”失误），（注：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晨报》和《时报》的报道相对近真，《申报》的则参差不齐。当年沪报的外埠通讯员各色人等都有，有的确实能获悉当地内情，有的不过据道听途说以为谋生之计，且某地通讯员未必即驻当地，如驻汉口者即可能兼顾湖南、四川（参见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第27-28页），故所报消息未必准确。如《申报》一位署名铜驼的虽专言广东事，其人似乎并不在广州，语多隔膜，（参见《广州政局骤变之内幕》［铜驼3月21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28日，第7版；《广州事变之经过与内幕》［铜驼3月25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31日，第9-10版）但道听途说亦不妨其时有所得，至少可告诉我们当时传言如何，这也同样重要。同时，《申报》也有一些通讯员的报道大致准确，基本经得起今日后见之明的检验。）惟“蒋李交恶”之事大致是存在的。（注：沈雁冰回忆说，毛泽东在中山舰事件后主张对蒋持强硬态度，其依据之一即第二至第五军“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还有宿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342页）从毛思诚所编蒋介石年谱摘录的蒋日记看，蒋对李济深其人印象相当不佳：1926年2月21日，与李济深谈两广统一事，“客去，惝恍殊甚。既而曰：‘人惟在于自强。安乐难共，乃人情之常，吾何怪彼哉’”（按次日李济深就被正式任命为参谋总长，这次很可能淡及此事）。同年4月4日，“黄绍竑、李济深来辞行。公谓：用人难，察言尤难。天下惟狡诈人不可用，察狡诈人之言更难，吾为之惧”。（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20-621、642页）按此句原稿为“天下惟狡诈人不可用，听狡诈人之言更宜注意，否则未有不为所败者，吾为此惧”。则原稿对李之猜尽更加明显。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以下径引书名，按本书是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的稿本，以下凡内容相同者仍引正式出版本）（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两次东征胜利后蒋介石的个人地位有了根本的提高，他自己说，东江打下之后，“从前许多学生敢来规劝我、责备我的，现在都没有了，当作我是一个特殊阶级看待。所以我想以党来做中心的，而今反以我一个人来做中心；所谓团体化、纪律化的方针，完全做不到，这是非常惭愧的一件事。大家要晓得，我们革命党的危险就是在这个地方！要是大家不赶紧觉悟，仍旧是认人做中心，那末，校长一死，这中心就失掉了。”（注：蒋介石：《黄埔同学会成立纪念训话》，1926年6月27日，《蒋校长演讲集》，第123-124页。）这一新出现的“个人中心”最初主要还是在党军系统之中，在整个广东党政军体系中，蒋的资望实不够；不过，每次清洗掉一些老资格，他的地位就提高一次，到中山舰事件前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已实际居于第二位，这样的快速窜升引起许多人的侧目。（注：陈洁如在其回忆录中有多次述及蒋的快速窜升以及他人的敌视态度，参见Chen Che-yu,My Memoirs,collected in the Chang Hsin-hai Papers,Hoover l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pp.259-260（按第259页有加页，即290b-c，实为3页），278-279，294-296。这一回忆录有中译本，名为《我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陈洁如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6年，相应内容在第167、179、191-193页）。该书“出版说明”称此书是从得自陈洁如女儿的英文原本全文译出，然前面的中文书名却很可能是译者妄加，中译本的内容与我所用的英文本偶有不甚同处，不排除是另一文本，但有些几乎可肯定是有意的（也许是善意的）修改，如回忆录中将邓演达和徐谦误忆为黄埔学生(pp.258-259)，中译本将students译为“助手”，并将young men径译为“人”而略去“年轻”二字（中译本第165页），译者大概是希望这样更接近“历史真相”，却反使“回忆”本身异化了。）
其实李济深也是新近才疾速窜升为粤军领袖的。广东久为革命根据地，本土革命军在此长期奋斗；尽管粤军自身的争斗不断，但各次内斗主要是将领的兴衰，下层的兵员仍多在内部“消化”（讨伐“反叛”粤军时往往有另一部粤军参加，通常比他部更易接收本土溃兵），特别是与许崇智长期不和的李济深，其部在讨伐杨刘后历次解决“反叛”粤军（尤其是第二次东征和南征）都积极参加，所获最丰，实力陡增数倍，已成为国民革命军中兵力最强的一军。李氏以广西人而任职粤军，在粤军内部多少也有些“客”的意味，但在粤军与中央政府的“土客”竞争中，李济深此时已成长为本土军的代表人物。再加上李因其广西人的关系长期支持新桂系，广西统一后屯兵西江上游的新桂军反过来又成为李氏的有力后盾，更强化了其在广东的地位。
作为东征主力的黄埔军和粤军，在联合中也有竞争，取胜之后权力分配问题更日益凸显。国民党新中央真正控制广东后，在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都提出“统一”的要求，这对基本据有防区全权的粤军是直接的“侵犯”；过去中央政府和梁鸿揩等的矛盾再次出现，不过这次落在李济深身上了。东征后何应钦以军功升第一军军长，蒋介石被任命为革命军总监，军事“统一”对他有利，当然支持；蒋既身处中央，其余的“统一”他也不能不支持。有时李济深等既得权力受到的挑战并不直接来自蒋，但也往往被认为与蒋一致。比如宋子文试图“统一财政”，意味着李部交出驻区财权，就并非蒋欲得利；（注：罗加乔夫稍后认为，“把从军队手中接管的整个财政机关移交和集中到财政部手里”这一措施受到商界的欢迎，并以对广州政府“给予全面的支持”作为回报。（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35页）但此举显然使新获得“财权”的李济深等军人极为不满。）又如汪精卫任全军总党代表，并命令各军一律由中央党部派任权限甚大的党代表，也是蒋表面支持而暗中头痛的问题；（注：鲍罗廷后来发现，蒋介石削弱党代表在军队中的地位得到军官的支持，因为“指挥官一直讨厌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和一切其他‘人手’”，他们对蒋介石的行动感到“非常高兴”。见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1-282页。）而南征后李济深接管了原邓本殷的地盘，中央所派南路行政委员甘乃光以“统一政治”之名撤换李所任命之县长而代以新人，甘本亲汪，从派系言也更多反映汪的扩充势力而已。（注：又如实行军民分治，很可能就反映先后主持广州市政的伍朝枢和孙科支持之意，仍与蒋无关。所有这些矛盾参见执中《粤省蒋李交恶之因果》，《晨报》1926年3月25日（3月12日稿）；执中《蒋李交哄与粤局》，《晨报》1926年3月28日（3月15日稿）；维岳《广州市风云之一瞥》，《时报》1926年3月30日，第1版。《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也指出，在军政、民政、财政统一等“革命之形势进展”下，“失败军人和无聊政客”等反革命派深感不幸，乃制造蒋李交恶的谣言以“挑拨离间”。（献声：《可哂之无意识的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0日，第2版）可知上述矛盾的主要渊源正是军、政、财的“统一”。）
军事方面的蒋李之争，蒋也不很占先。尽管李济深在东征时曾为蒋之下属，据说他对蒋被任为总监颇感不服和不满，谭延闿、朱培德也不表态支持蒋。（注：维岳：《粤省最近之政局》，《时报》1926年3月8日，第1版。）国民政府面临的困难在于，黄埔军虽是国民党之党军，其他各军利益也不能不考虑。曾负责参谋团的苏俄顾问罗加乔夫分析说，“为了所有其他军的利益，就不能允许蒋介石搞独裁”。他特别指出，各军之中最需要顾及的是“由广东人组成的第四军”，盖在广东人眼中，“蒋介石本人及其军队都是北方人”。故中央政府在推行“军事集中管理”时相当注意“土客矛盾”和平衡各方利益，军事委员会即在这样的原则下调整：参谋团改为参谋部，李济深任总长；升军需监为部，朱培德为部长；谭延闿则自许崇智离粤后即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他们担任中央级职务后皆仍兼军长，独蒋基本为空衔（总监虽预示着可能改为总司令，然其职责及管辖范围当时并不明确），仅兼广州卫戍司令。罗加乔夫承认，蒋在此前一直受到俄方特别优待，这次的安排却“使蒋介石权力受到削弱”。（注：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33-234页。按参谋团改组时撤换了过去直接担任长官的俄人，蒋介石将此作为他主导的一项措施记录在案（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19页），但从蒋、李竞争看，实际获利的是李济深。在中俄关系方面，由于俄人在很大程度上仍以顾问身份掌握着总部各部门，苏俄方面对此无强烈反应。并参见执中《粤军界四头争雄》，《晨报》1926年3月18日（3月4日稿），第5版。）
有报道说，“蒋李交恶”的一个原因即蒋认为参谋部隶属总监，而李则认为两者平级。（注：《粤省北伐声中之暗潮》，《申报》1926年3月16日（木庵3月9日通信），第6版。）实则只要没有隶属关系，即使蒋的总监等级更高，也因不直接带兵而多少有些失势的感觉。这样的“军事统一”显然使蒋不满，他一面设法扩大卫戍司令部规模，希望以此为基础改编为总监府（此虽报纸传闻，大致可信。2月6日，由粤军改编的黄埔教导师改称第二十师，划归卫戍司令指挥）；（注：《申报》1926年3月3日（约2月24日通信），第9版。）同时于1926年2月9日辞去黄埔校长外一切军职，正式表达其不快。但蒋以辞职表抗议的方式未得预期反应，其辞呈被汪精卫留中不退。（注：蒋介石对其辞职未得到他所期望的关注和反应耿耿于怀，且辞职后身份尴尬，倘不管事非其所愿，继续管事又似乎不那么名正言顺。他在3月9日即发现，“吾辞职已认我军事处置失其自动能力，而陷于被动地位者”（《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9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7页）。稍后在其4月9日致汪精卫函中，再次指责汪对其辞职“滞迟延搁，既不批准，使弟不能辞责引退；而又留中不发，使弟又不能负责整理。卒之军纪废弛，整顿无方，以致三月二十日之事，一发而不可收拾”。（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3041，卷号85））2月22日，蒋介石又单独呈请解除东征军总指挥职，这或有暗示李济深的南路总指挥亦不必存在之意，同时又似乎意味着前之总辞职已部分取消，仍可以总监身份执事。（注：本段与下段，参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17-621页；《申报》1926年3月3日（约2月24日通信），第9版；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第79-81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第488页。）
2月24日，国民政府与广西达成两广统一事项，在原有的六个军的基础上，留出第七军名义，而改编广西军队为第八、九军。（注：关于两广统一议决事项，参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第124号，1926年3月19日，收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27号，第23-25页。）此时广东方面若组建第七军，以卫戍司令部所辖第二师和第二十师为宜，两师皆有较大的粤军成分，则以本为粤军出身的第二师师长兼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王懋功任军长似较顺理成章。但在外间纷杂的传言中，王懋功已被卷入“蒋李交恶”的漩涡之中。有说李济深部下师长陈济棠反蒋甚力，曾拟联合王懋功部反，因谭延闿、朱培德中立，李不肯发；有说王联络何应钦欲反，被周恩来告密。（注：关于王懋功与何应钦相关而不稳等说法，可参见《时报》1926年3月12日第1版“本馆专电”之香港3月9日电；维岳《广州市风云之一瞥》，《时报》1926年3月30日第1版；《晨报》1926年3月11、12、13、17日第2版，3月28日（执中3月15日稿）第5版；《王懋功解职后之东江问题》（3月10日铜驼通信），《申报》1926年3月20日第9版。）更复杂的是王懋功同时还牵涉到国民党和黄埔军队内的左右之争以及蒋介石和苏俄顾问季山嘉的矛盾。
蒋在中山舰事件后就指责汪精卫和季山嘉试图诱王叛蒋。（注：蒋介石在1926年4月9日致汪精卫函中，举例十项指责汪精卫受季山嘉影响而不能自主，其中两项涉及拉拢王懋功叛蒋，一是预留第七军长一缺以为报酬，一是更改军事委员会议决的经费预算，从黄埔军校经费中减去三万元而拨给第二师，当蒋提出质问时汪则顾左右而言他。（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3041，卷号85）稍后在对第一军党代表的演说中，蒋又不指名地重复了这两项指责。参见蒋介石《关于中山舰案对全体党代表演说词》，1926年4月20日，收入《蒋介石先生最近之言论》，北京民社，1926年，第20-22页。）其实汪等试图拉拢扶植王懋功大约是实，然看不出有倒蒋之意。就王本人而言，他较早参与黄埔军校事务，从入伍生总队长做起，其后颇得蒋信任，屡膺重任。王本许崇智部下，时人多认为他积极参与倒许，他自己也承认蒋在倒许前“曾一度见商”，他“力劝慎重，并言须得政治同情”，可知确曾出谋划策。（注：《王懋功致张静江》，1926年3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60页。）以此背景看，那时若在蒋、汪之间选择，他未必肯定站在汪一边。不过，有实力的部下“叛上”已成当时南北军界的流行模式，王虽未必有意背叛，外在诱惑力若增强，难保其不受影响；同时王在第二师内部也坐不稳，那时该师内孙文主义学会反王倾向很甚，已导致部队的不安定。（注：鲍罗廷即注意到孙文主义学会在第二师中力量甚大，与一些团、营长相关。（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0页）王懋功自己也说，孙文主义学会曾劝说他入会，王未允，该会“继则散布非学会份子不能指挥第二师之言”，与其极为对立。参见《王懋功致张静江》，1926年3月7日，收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58-360页。）重要的是黄埔军主力在东征后仍留潮汕，仅王懋功率领的第二师留驻广州。蒋当时已辞广州卫戍司令职，虽未批准也未不准，身份尴尬，而王以参谋长身份理论上还可指挥最近划归卫戍司令属下的第二十师。
在这样的情形下，王懋功一身实为许多不稳定因素的结合点，尤其黄埔第二师和卫戍司令部是蒋在广州惟一可依靠的力量，也是蒋继续发展壮大其势力的凭借，不能不予以特别的重视；若去王，则各种可能致乱的因素皆散而难聚。蒋介石于2月26日断然撤去王之第二师师长职，以副师长刘峙接任，次日即将王押送上海。蒋在将王懋功押送上海后自认：“凡事皆有要着。要着一破，则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心坎憧忧，至此略定。”（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21-622页。）其实这一“要着”只是稳定本阵营的预防性措施，它并未使外在的“纠纷不解自决”，但毕竟为蒋采取进一步行动奠定了基础。
蒋的另一预防性措施也与防止“叛上”相关，即落实何应钦的态度。以潮梅绥靖委员身份率第一军主力驻防东江的何应钦那时也算获得了“地盘”，一定程度上面临与李济深等相类的问题，他恐怕未必欣赏“统一”民、财两权的措施。当时各报言反蒋事扯上何应钦的不少，何对蒋个人态度虽不必与李济深等同，从那时起多少有些若即若离则不差。时任何部秘书长的李仲公说，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前曾密电何应钦，说广州有要人联合重要方面反对他，欲避而无容身之地，愿何赐教。何乃誓言忠诚，为蒋后盾，必要时请蒋到汕头指挥。（注：李仲公：《我所知道的何应钦》，《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208页。）这一密电往来恐不像李仲公诠释的那样两人“完全一致”，而是意味着蒋对何不放心，两人之间的关系已到需要“核实”的程度。（注：按据蒋日记，他在3月19日确曾“准备回汕休养”，半路上想到“对方没法陷害，必欲使我容身无地”，又决定回去采取镇压行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19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8页）。这说明蒋介石大致信任何应钦，但在路上想到“容身无地”而折返，仍有些耐人寻味。）
逐去王懋功及何的表态为蒋可能采取的行动增加了安全系数，后防基本稳定的蒋介石当时可以有多种选择，首先他可以进一步联俄。苏俄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影响有目共睹，同时意味着当下和以后源源不断的物质援助，其在军事技术方面的指导正使中国与欧洲的新战术“接轨”；（注：勃拉戈达托夫考察国民二军河南军校时发现，学员们进行军事训练所依据的规章还是辛亥革命前制定的，“很明显，这些规章都是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规章翻译过来的，因此，它们没有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5年）》，李辉译，三联书店，1982年，第83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中国军校训练的确特别受日本影响，而日本基本未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也就缺少直接的“经验”，更多是间接获得欧洲新的军事观念。恰好中国此后较多依赖自身的军校，于是连间接的新军事观念也接受较少。遍观当年苏俄军事顾问的回忆录，一个最显著的观点即中国军队的训练和作战方式基本仍受日本过去的影响，在战术上已落后于欧洲；相反，在改造沙俄旧军队基础上组建的苏联红军则充分吸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型战术，故苏俄顾问所带来的训练和作战方式的确更“先进”。）更重要的是面临帝国主义威胁的中国革命必须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俄援乃是后者最鲜明的体现。此前蒋一直被认为是联俄最积极者之一，其部所得到的俄援也最多；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前夕就认为蒋不但左，甚至可说“极左”。反之，李济深长期驻扎西江地区，不仅个人显露头角稍晚，且显然与苏俄顾问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以致鲍罗廷到1926年2月似乎根本不知有此人，他在一份重要报告中两次把李济深说成是另一粤籍将领吴铁城。（注：鲍罗廷1926年2月说，放逐胡汉民和许崇智后，广州政权的首领是“始终最忠诚最积极的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党左派信徒，甚至可以说是极左派信徒的蒋介石、和湘军将领谭延闿”。见鲍罗延《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16页；关于鲍罗廷把李济深说成是吴铁城，参见同一文件，第113、141页。按鲍罗廷等对蒋的认知不能说是“受蒙蔽”，蒋那时思想上确实左倾，1926年3月初，当邓演达表示中国革命的结果是“本党必归于乌有，而以共产派起而代之；吾军惟有领导青年左倾，共图国民革命之成”时，蒋“亦以为其判断之有所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4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7页）。另外，当时为争取苏俄信任（其潜在因素当然包括俄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革命性”方面竞争渐成常态。苏俄的穆辛即担心“极左倾向不仅可能在中国共产党中存在，而且也可能在国民党左派的某些人士中存在”，后者实际上“多多少少已有表现”。他观察到，“国民党左派首领经常热衷于玩弄左的和极左的革命词藻，似乎试图以此来表明自己在‘革命性’上超过中国共产党”。（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1926年4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13页）其实岂止国民党左派如此，一般认知中的“右派”胡汉民在莫斯科主动提出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更是显例。）
但蒋若强化联俄，需要苏俄方面也有类似意向的“配合”，季山嘉在苏俄顾问内争中的胜出基本断绝了这一可能性。与久在欧洲帝国主义阵营里进行革命的鲍罗廷不同，季山嘉倾向于苏联红军那种更加直接的处事方式，且在与鲍罗廷的竞争中占了上风，而蒋最能接受的加伦先已离开广东。（注：可以认为鲍罗廷在1926年初的北上（原拟回国述职，后因中山舰事件返回广东）是为季山嘉所迫，后者在1926年1月自称近来与鲍罗廷“很少争吵，因为他在我的强大攻势下认输了，基本不再干预我的工作”。但他仍以为鲍罗廷能力已尽，“以后会跟不上事态和形势的发展”，主张将其撤换。（古比雪夫［季山嘉］：《给叶戈罗夫的信》，1926年1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5-16页）而鲍罗廷自己则拟回国寻求支持，他强调，尽管当时的实际工作的确以军事为主，但还是应该有“一个人为全部工作负责”。他在行前明确对汪精卫保证，谁是苏俄在粤领导这个问题会在一个月后得到比较确定的解决。（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2-144页）按苏俄在粤顾问的内斗牵涉至为宽广，非本文所能详述。它首先与苏联驻华使馆中加拉罕与武官处之间、再往上则更涉及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对于中国局势的观念歧异。大体而言，尽管加拉罕和鲍罗廷也有不少矛盾，他们仍共同代表着一个从“世界革命”即国际角度思考中国问题的取向，其一个代表性的表述即加拉罕指出的，当土耳其的凯末尔枪杀共产党人时，苏联仍对其提供物质援助，因为凯末尔正在反帝；也应该以同一思路来处理中国问题。（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69-70页）根据这一思路，广东不如北方重要，国民革命军不如国民军重要。这一取向为苏共中央派出的布勃诺夫使团首肯（虽然布勃诺夫尽量采纳了从使馆武官处到驻粤军事顾问团的主张），也大致得到斯大林的支持。这是莫斯科一再反对广东北伐的重要出发点，因为北伐非常可能导致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军事冲突，而在国民军打败后又可能妨碍苏联正与张作霖进行的谈判（这可以从前书整个“第一部分”的一系列文件中看出，参见第13-297页）。关于莫斯科反对北伐，并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第74-78页。）当时苏俄明显在加强对谭延闿和朱培德之第二、三军的工作，这意味着物质援助的分享，蒋对此也不满意。（注：过去俄援基本为黄埔军所垄断，蒋介石明显不愿他军多得。斯切潘诺夫曾说季山嘉负责时，苏俄曾秘密帮助云南、广西，并保守秘密不令蒋介石知，然终为蒋所悉，并以此责备季山嘉反对北伐。按此若指杨、刘，时间稍早，且与其他文献所述冲突，疑翻译有误，大概是指对朱培德军等帮助较多，待考。参见斯切潘诺夫《关于三二○事件后广东情况的报告》，1926年4月，收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国民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联系到上述军事委员会的人事安排，1926年初苏俄工作的整体形象是对黄埔军的重视较前降低，而更注重其他各军。在这样的情形下，进一步联俄显得不那么切实可行，何况还有蒋与季山嘉的个人恩怨横亘其间。
然而，在一般人眼里，蒋介石又恰是联俄的主要象征之一。在3月20日行动相对准确的消息披露之前，京沪各报关于蒋捕王懋功的传闻大都说王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可知蒋被外间视为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面。也有说陈济棠联合李福林、吴铁城、何应钦等通电要求蒋宣布反赤宗旨、召回胡汉民、裁削赤俄军官实权、释放反赤政治犯等。甚至有报道说蒋拟辞职赴港，而俄籍军官和军校学生劝蒋以武力解决，蒋为所动，乃在黄埔设行营，集中各处党军准备采取行动。（注：《王懋功解职后之东江问题》（铜驼3月10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20日，第9版；《晨报》1926年3月12、17日，均2版。）这些虽为传闻，多少也事出有因，尤其最后所述蒋几乎赴港事，陈立夫曾多次述及，视为秘闻；（注：最近一次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52页。）要么蒋类似的反复有多次，要么此事在中山舰事件前早已外传，故为报人所探知；这一传闻说蒋之几乎出走是为右派所迫而得到左派及俄方支持，相当能体现广东以外地区对蒋介石政治倾向的认知。
外在的认知当然有来自广东本地的渊源，既然鲍罗廷也视蒋为极左派，在李济深等人眼里，统一财政等强化中央权力的举措多少与蒋相关，也较正常。当时广东关于“蒋李交恶”的谣言颇盛，到3月上旬已出现第四军的讨蒋文电，兼及李济深部下师长陈铭枢（据说陈与李不和而亲蒋），至少以传单或揭贴形式在广州一带散布，上有第四军主要军官姓名，李济深本人未署名，然在广州政府说李部通电是挑拨时，李初不表态；后经汪精卫调停，同意李部所辖西江和南路之财政行政暂不“统一”，仍由李支配，李部党代表由其荐任等；陈铭枢本人也到广州面见李济深，李遂表示要通电辟谣。此意甫露，《广州民国日报》立即以社论方式宣布蒋、李或李、陈“交恶”乃失职军人之谣言。数日后李济深正式率第四军将领（包括陈铭枢）通电，电文历数一、四两军的友谊，宣称“只知有革命反革命之分，并不知有军与军之别”。（注：献声：《可哂之无意识的谣言》（社论），《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0日，第2版，相关报道在第3版，李之通电全文载该报1926年3月15日第3版；并参见《晨报》1926年3月11、12、13、17日，均2版，3月28日（执中3月15日稿），第5版；《粤省军界暗潮续闻》（木庵3月11日通信）、《粤省军界暗潮又趋和缓》（毅庐3月15日通信及铜驼未署日期之通信），《申报》1926年3月18、21日，均9版。陈铭枢可能叛李之事又是那时南北皆流行“叛上”行为模式的一例，不论陈是否有意，当事人及解读时局者多会有此想。此事当时流传较广，俄人勃拉戈达托夫也提到蒋介石试图拉拢“右派”陈铭枢。参见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190页。）
“蒋李交恶”的化解只是表面的妥协，此事的产生、发展及“解决”透露出不少当日政治运作的消息：各方的矛盾显然更多是实际利益的冲突和权势争夺，后来的妥协也侧重于此；但其表述却基本回避实质性的内容，而是诉诸民族主义等更为高远的政治理念，在思想上与当时北方的“反赤”运动隐相呼应（作反蒋宣传者与北方实际的联系或不能说没有，然更多仍只是观念上的借鉴）。苏俄及其“赤化”的外国特性被有意渲染，提示着以香港为基地的港英舆论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赤化”既是外来的，联俄也就随之带有不够“独立自主”的潜义，后一观念的兴起却是在中国鼓吹反帝的苏俄所促成。这样，以实际利益为基础的“土客矛盾”因俄、英的卷入而国际化，地方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奇特结合使广州政局的纠葛更加错综复杂，而其解决似也不能不与外国在粤存在相关。（注：部分由于“世界革命”直接表现在广东一隅，当时广东政治的“国际化”已深入不少人的思维之中。从蒋介石在那段时间的日记、演讲以及他人对蒋的观察可以看到，他相当关注法国大革命和不久前的土耳其革命，不时借助这两次外国革命的现象对比和思考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详另文。）
现在尚不清楚汪精卫对李济深的让步是否得到蒋介石的赞同，但从后来蒋指责汪“离间各军感情”看，（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8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9页。）汪的处置显然让蒋不满，尤其在他渐悉广东出现“反蒋运动”之时。还在送走王懋功的次日，蒋即注意到“忽又发生一件戒心事，无法解决，最后决用强制手段，否则为害于党国，不可名状”。此事究何所指尚待考证，观其次晨即“与邓演达议处置军械办法”，则多半与军事相关。（注：《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0-541页。据当时任海军民生舰舰长的舒宗鎏说，该舰在中山舰事件前确曾受命到黄埔将大宗苏俄援助的军械（计三八式步枪一万枝和俄式重机枪二百挺）搬运上舰，蒋介石亲往察看，并指示无其本人命令不得交给任何人。这大概即此前蒋与邓演达所议之事。参见覃异之《记舒宗鎏等谈中山舰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54-55页。）现虽不清楚蒋拟实施的“强制手段”是什么，但他此时应已准备做出较大的举动。3月7日，蒋从刘峙和邓演达那里得知“有人以油印传单分送各处，作反蒋宣传，此心反得安适”。这应非故作镇定，此前数日他曾感自身处境如“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后两三天他发现，“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显明”。（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7、5、10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7-8页。）则其心“反得安适”或是弄明白了反蒋者究为何人之后的感觉。
这样，2月底那件“戒心事”有可能指各方的“反蒋运动”。今日不少史家多据蒋介石后来的叙述，似接受这些反蒋宣传来自中共方面；（注：曾庆榴是少数持不同看法者，他认为“这类传单不可能是中共方面散发的”。参见其《广州国民政府》第343-344页。）其实由上文可知，应基本来自粤军方面。而广州更早就出现过指责蒋左倾的“倒蒋口号”，更可能出自孙文主义学会方面。（注：王懋功在1926年3月7日给张静江的信中说，孙文主义学会曾拟鼓动军人武装游行，反对国民党二大选出不少中共党人，同时“广州市内发现倒蒋口号”。时东征刚结束，蒋尚未回到广州，王以师长兼代卫戍司令部事，乃奉蒋、汪命采取“严重制裁之手段，解此危难”（《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58-359页）。从王信看，此“倒蒋口号”当然是指责蒋左倾，大致应出自孙文主义学会方面。按孙文主义学会在中山舰事件前活动确实非常积极，尤其在第二师中力量甚大，但该学会起初本未必具有反共性质，与其对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最初也不是纯“左派”组织。当时情形相当复杂，以黄埔学生为主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本是面向驻粤各军的讲武堂学生，原来所针对的大概是“四校同学会”那样的组织（后来成立的黄埔同学会也因实际停办的四校同学会试图复起而不得不解散），蒋介石自己最初也很支持，后来黄埔生中又有孙文主义学会产生，鲍罗廷说其一个主要领导人（编者注说可能是贺衷寒）曾八次申请加入共产党，皆遭拒绝。鲍罗廷向中共询问原因，也没有获得令他满意的答复。他认为“这是个错误。如果让他加入共产党，他会对这个学会产生另一种影响，然而他却被拒之门外”。可知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间演变成左右冲突有一个过程。参见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6-8页；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169、182页；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0页。）有意思的是蒋从“反蒋运动”中认识到，从前在政治组织方面不曾用心，“完全信任同志”，如今始知“事事非精明审虑，皆为人之傀儡”。（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10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8页。）这时他已有“上当”的感觉，且其不满并非指向反蒋者，却是让他作“傀儡”的汪精卫；这一思路预示着他后来以相当奇特的方式处置“反蒋运动”，即先不直接反击“作反蒋宣传”之人，而是釜底抽薪，使反蒋者不再能攻击他亲俄左倾。
由于黄埔系统内左右矛盾日益尖锐，在季山嘉主政的前提下，进一步联俄对蒋又不够现实（这也意味着他无法依靠中共），在当时的状态下他就不能不向“右派”靠拢了。鲍罗廷后来也说，夹杂在左派、中派和右派之间的蒋介石那时处境“极为困难，他必须对孙文主义学派或对共产党人采取措施”。（注：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2页。）研究北伐的朱丹(Jordan)以为，中山舰事件时蒋若不出而站在右翼一方发挥领导作用，则年轻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也会照样动手，甚至可能连蒋一起扫除。（注：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p.40.又朱丹相当看重省港罢工在国共关系中的作用，他认为中共视罢工委员会为基地以与国民党争，故这是中山舰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pp.35-39)。此说或无意中受索克思影响，后者认为十万有组织、有政治理念并被中共领导的工人已成为广东具有控制性的政治力量，中共常利用此力量来操纵广州政府(George E.Sokolsky,Tinder Box of Asia.Garden City,N.Y.:Doubleday,1932,pp.334-335)。但目前所见中共领导人关于此事件的论述，似未将省港罢工放到这样重要的地位，后之革命史史家亦然。）按朱丹未作进一步分析，亦未引证材料，似有些夸大孙文主义学会的力量，然其大致把握到当时那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情景。（注：对蒋来说，威胁更大的恐怕仍是各军不稳的传闻，主要的当然是李济深部的敌视传单，同时也包括李福林和吴铁城等粤军拟以武力支持反赤，以及广西李、黄屯兵梧州阴助李济深等（参见前引京沪粤各报的通讯）；与作为“北方人”的黄埔军相比，所有这些军队都带有本土性，这样的一致性在“土客矛盾”尖锐化时更会得到凸显。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黄埔军内部的“统一”就更为急迫了。）
这样一种紧张的态势部分是人为所造成。从杨、刘之役到梁鸿楷部等粤军解散后之失职军人甚众，成为出产“谣言”的温床。广州当局在中山舰事件前就已采取措施，大量拘捕失职军人，并将非粤籍者押登沪轮，递解出境。惟利用和传播“谣言”造势似已成为当时广东政治的一个特色，邹鲁就曾告诉陈公博，中山舰事件前蒋对汪的猜疑是伍朝枢有意编造谣言所促成。（注：陈公博：《苦笑录》，第77-78页。按邹鲁之说的核心是关于蒋介石访俄事，此事现有蒋介石日记及其致汪精卫书等众多材料，可证明邹说不确，至少漏洞颇多。）其说未可全信，但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造谣传谣是当时广东政治运作的一种流行方式。到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与蒋介石再次合作，仍感觉有必要就此达成协议，“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手段，根除有人经常在省内散布恶毒谣言，以破坏政府的威信、稳定和财力的现象”。其具体做法就包括逮捕吴铁城和驱逐伍朝枢，这或者是伍朝枢始料未及的。（注：《广州市之弭谣办法》（铜驼3月18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26日，第9版；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75页。）
蒋介石在事后认为，汪精卫“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灭某党、欲叛政府”。（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8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9页。关于“利用教育长陷害”一事尚不清楚，既存研究中山舰事件各家对此也语焉不详，待考。）这里最核心的两点就是“各军感情”已不佳，而蒋与“某党”的关系也可能出问题。蒋并正式指责说：汪在三月初旬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青年军人联合会员训话时，曾说“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功，又欲杀共产党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所以三月二十之事一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道”。（注：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3041，卷号85。不知蒋介石是否熟知苏联对凯末尔的政策是即使杀共产党人也要支持，若已知，则其所为正可检验苏俄是否对中国也如此；若不知，则他实在是“歪打正着”，后来的发展表明，苏俄对中国革命采取的是同样政策。）杨奎松以为，“不得不出于自卫”一语“表面上是说各军官，其实正是蒋这时心理的写照”，（注：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第6、7期，我看到的是作者的原稿，谨向杨先生致谢。）确有所见。
一方面来自各方的压力确实很大，另一方面蒋也做了采取行动的准备，中山舰的调动乃成“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既存的研究已不少，尤其近十多年的研究使我们对史实的了解进一步深入，（注：特别值得提请注意的是前引杨天石、裴京汉和杨奎松的研究。）但现在仍不能确证究竟是谁“发动”了这一事件。看来事件因误会而起的可能性极大，然既不排除确有针对蒋的某种“阴谋”存在，（注：陈洁如说事前陈璧君多次打电话确有其事，使蒋介石感到有阴谋。Chen Che-yu,My Memoirs,pp.300-301；中译本，第193-195页。而陈公博的叙述提示着陈璧君确有嫌疑，因为汪精卫虽然身体不好，但3月18日晚还表示不会请假休息，次日却因陈璧君不肯放其出门而不再办公。这正是事件的前一日，即汪的突然不出门还在蒋采取行动之前，多少让人怀疑。后来蒋介石明确对陈公博说汪精卫那次是要谋害他，陈不久“将此事面质汪先生，汪先生愕然了半天，只能答：‘公博，你信不信？’”如果这是汪的全部回答，似不能像陈自己那样理解为“极力否认”。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58-59、72-73页。）也不排除蒋介石利用中山舰的调动以发难。（注：尽管陈公博试图暗示蒋介石策划和“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他所举出的依据并不能证明其假说。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73-76页。）事从海军而起似也有些前因，据陈洁如回忆，她处理的蒋介石密信中有一函称，对蒋的“快速窜升”取敌视态度的人中，以海军司令部之人为最。海军曾由苏俄人员直接管理，在被中国军官替换后又是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斗争冲突最激烈的场所之一，从3月上旬起海军主要领导更迭频繁，与“蒋、李交恶”一起成为各报最关注的两个焦点。（注：Chen Che-yu,My Memoirs,pp.278-279；中译本，第179页。并参见前引京沪各报的通讯报道。实际上关于海军的纠葛还有超出左右之争的复杂因素，它牵涉到黄埔系统这一陆军试图控制海军的努力以及久已自成系统的海军对此的抵御，这些问题只能今后再详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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