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对外开放的回视与审思（专题讨论）——3.唐代文化的开放与多元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专题讨论论文,对外开放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朝代，也是比较典型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朝代。唐代文化的开放与多元发展，使其在文学、艺术、宗教等领域比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及以后的宋文化，都显示出更加朝气蓬勃的生机。
一
文化的开放与多元发展相辅相成，一个具有开放精神的社会，其文化必然兼收并蓄、构成多元，而多元的文化也往往发生于具有开放精神的社会。唐代的文化发展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张广达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一个少有的既善于继承，又做到了兼收并蓄的朝代。”唐代文化之所以富有生气，“一是唐代的社会和文化能条贯、折衷前此数百年的遗产，二是能兼容并包地摄取外来的各种文化营养。”[1]
唐代开放与多元的文化构成，同民族融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规模较大的一次。陈寅恪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中说：“则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2](P344)民族融合为唐代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唐文化不再是传统的汉文化或中原文化，而是胡汉合一的、具有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混成的新文化。唐初统治者面对魏晋以来胡汉融合的状况，采取了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李世民声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若父母。”[3]（卷198）这种开明，不能仅仅归功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和个人修养，也不仅仅是因为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即所谓“唐源流出于夷狄”[4]（《历代三》），还源于当时统治者对胡汉融合状况的接受与认可。民族融合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文化持久与反复的冲突和交流，破除了各个民族交流的障碍之后，多元文化终于在唐代得到充分显现。
唐代文化的开放除了民族间的交流之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西方和印度等地区文化的吸收。佛教虽然在东汉初即已传入中原，但至唐代才达于鼎盛。由于西域胡人在隋唐时大量来到内地，波斯人创立的祆教也传入中原。西方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景教，也经西域传入长安。波斯人创立的摩尼教，虽然是隋以前传入中国，但到了武则天当朝之时才兴盛起来。此外，石刻、建筑、音乐、绘画等方面也都留下了中外文化大交流的印记。
唐代在吸收外域文化时常常依据自身需要选择取舍，“在唐代中外文化的汇聚过程中，组成唐王朝的各个民族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既不是因其为异己文化而排斥，也不是漫无选择地一律吸收。唐王朝根据自身社会的层序结构，各个民族也根据各自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和不同文化水平，分别对外来文化作出遴选和抉择。”[1]如敦煌文化更多地来自西域，在和唐文化融合时便带上西域文化的色彩，它基本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以儒、道、汉化佛教为主的汉文化；二是当时混杂居住在孰隍和西域地区的汉、吐蕃、回鹘、退浑、于阗等民族多边交往、互相作用而产生的混合文化；三是印度、中亚、西亚等外来异质宗教与当地民族文化相汇聚而产生的“嫁接”文化。这三部分内容分别适应各民族的不同阶层以及不同文化教养的人士之需，而又细分为上层精英到下层大众的多层次文化。例如，敦煌文书中讲唱文学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其中，既有适应大众需要、宣扬佛教交易的讲经文，又有散文韵文相间、敷衍佛法或宣扬佛教经、传故事的讲唱文，也有受讲经文、讲唱文的影响并继承了中国杂赋传统而衍化出来的变文。陈寅恪在《寒柳堂集》中指出：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佛藏中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不能相容的“涉及男女性交诸要义”的部分，“纵笃信之教徒，亦复不能奉受”，“大抵静默不置一语”。可见，唐代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是有一定选择性的吸收，外来文化不曾改变中华固有文化的主导地位。换而言之，外来文化要为中国人所接受，就必须经历中国化的过程。
唐人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建立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以雕塑为例，唐以前的塑像仿印度，个大、鼻高、线条劲健，使人望而生畏，唐代塑像则庄严、慈悲，线条柔和、圆润，有现实人物的特点，给人以亲切感。“画圣”吴道子的绘画既有印度的风格，又有自己民族特色。他运用凹凸法使绘画有了立体感，看上去似乎会随风飘动，有“吴带当风”之美誉。
二
唐代实行了开放的文化政策，带来了各领域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兼收并蓄。从思想领域来看，传统儒学自西汉中期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成为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到了唐代，唐前期的统治者采取了儒、佛、道思想兼收并蓄的策略，也就是说，不再单纯采取汉代“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用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政策，同时也不排斥其他学派。这样一来，尽管儒学仍然表现出主流文化的影响力，但其他思想并未被抹杀而葆有应有的地位。在宗教方面，唐代允许信仰自由，造就了多教并行、共同发展的局面。在原有的佛教、道教之外，又相继传入了西方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在唐代文学中占据着最重要地位的唐诗也是唐代文化多元化的产物。一般认为，唐诗都是自信豪迈、大气磅礴的。其实，唐诗不像宋词那样，泾渭分明地分出了豪放派和婉约派，唐诗是多元文化的产物，题材各异、体裁纷呈、风格多样、情感丰富，不仅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不同诗人的风格特色不同，即便是在同一诗人笔下，亦有不少风格迥异的诗篇。大唐的繁华滋养出了最豪迈奔放的胸怀和最洒脱的诗句，大唐的灾难也激发出了最凄楚的哀叹和最严厉的批判。唐代文化的魅力不仅是自信与昂扬，不仅是恢弘与大气，更重要的还是文化的丰富与多元。
唐代文化的开放和对异域文化的吸收，还展现出由贵族化向平民化过渡中的特色。在唐代，贵族化官僚正在从历史舞台上逐渐淡出，唐代中后期的文化表现出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过渡的特点。阎步克指出：“唐宋官僚的‘贵族化’宛然在目，尽管宋代其‘贵族化’程度又低落了不少。”[5](P53)明太祖以降，帝国统治者大大强化了君主专制和对臣僚的“役使控制”，相应地，王朝官僚的“服务取向”份量加重，“自利取向”的空间变得狭窄，“贵族化倾向”受到了更大抑制，唐代后期贵族文化有向市民文化过渡的趋势。与此相应，官方的文化垄断不断被打破，民间文化有了大发展。汉代的经术取士，文化的创造传播多为累世家学和博士掌握。魏晋时的高门世族同时也是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和垄断者，文人学者的社会地位是由门第和官位决定的。隋唐的科举取士，理论上可使寒素文人凭其真才实学平等地取得社会地位。在唐代，随着贵族化官僚垄断政治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文化的多元性逐渐得到展现，大量代表知识阶层的文化不断涌现，不同的学派开始产生。此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也有所发展，这种与官方文化不尽相同的文化，反映着不同层次的文化内容。
三
唐代文化的开放与多元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唐代开放与多元的文化从属于政治一元化体系，“经过数百年动乱之后而形成的大一统局面决定了唐代在各个方面都力图显示出兼收并蓄的时代精神，然而，并蓄兼收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大一统的极致。”[1]
在这种巨大的政治背景下，唐代的开放与对外交流并非平等意义上的互通有无，而是适应中央集权需要的锦上添花。唐代虽然没有“独尊儒术”，但儒、释、道三家中符合中央集权需要的儒家思想影响力更大。尽管出现了种种“胡化”现象，但一般只表现在服饰、饮食、乐舞、绘画、游乐等表层文化范围之内，并未深入到传统伦理观念、道德思想等深层文化方面。从这个角度看，唐代的多元文化是从属于政治一元化的组织结构体系的。
其次，唐代的文化繁荣存在着重大缺憾。一般认为，唐代文化在科技、宗教、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全面繁荣，这其实有失偏颇。在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社会，重视的是本能与经验，科学技术在以文学和史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中仅处于附丽的地位，不仅不被重视，有时甚至被视为“奇技淫巧”，这种状况到唐代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据《自然科学大事年表》统计，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发现、发明和创造在明代以前是362项，中国占了185项，其中，两汉35项，魏晋南北朝22项，唐代17项，宋代30项，明代20项。从数量上看，唐代既不如之前的两汉和魏晋南北朝，也不如之后的两宋和明代；从内容上看，唐代的17项中，属于注释、编撰和传播的成果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科技史上具有开创价值的重大成果不多。胡戟对造成此等局面的原因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以辉煌诗坛为表征的唐代文学，无疑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激起了古今中外永久的赞叹和向往。但却为此，我们国家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就是为文学的繁荣牺牲了科学的进步。”[6](P439-442)
再者，唐代文化在开放中也存在着保守倾向。“唐代封建社会高度平衡层序结构和代表它行使政权的职能的唐王朝政权，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将外来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文化，使其‘俯就我范’的倾向。”[1]在差异中求一统，而不是在一统中发展差异，唐代文化在开放的同时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文化保守倾向，削弱了异质文化的启示作用及其为唐代文化发展带来的活力。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文化的保守倾向在后世被强化了。从宋到明清，儒家学说把社会秩序和伦理准则过分绝对化，中国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受到了束缚，只强调自身文化的统一而畏惧新的发展，进而压制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结果导致了一种文化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从这个角度看，唐朝文化的某些保守倾向与明清时的闭关自守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