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基于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的新式产业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优势论文,产业政策论文,要素论文,环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12)12-0070-13
一、问题提出
产业政策概念的提出以及以政策手段大规模干预经济发展是从日本开始的，筱原三代平(1957)“动态比较费用说”可以看作是日本探究产业政策手段的早期理论基础。他认为日本之所以经济上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就在于产业结构的后进性(沃格尔，1985；佐贯利雄，1987；南亮进，1992)。具体而言，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日本传统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不具有乐观的市场和技术进步前景；如果依托市场机制，单靠企业管理的改善，日本难以改变自身比较优势。他指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依靠产业政策的力量，借此改变本国的比较优势，以使本国的产业结构逐步趋近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这就是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Beason，Weinstein，1996；Lee，1996；Lawrence，Weinstein，2001)。中国在通过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规划和干预产业结构的形成方面，从日本的发展经验中借鉴良多(杨治1985)。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先后都经历了经济高增长阶段,但中日两国一直以来都有着各自独特的历史和问题，在对高速增长期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进行讨论时，两国之间在收入水平、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我们应当具体考察不同阶段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特征，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细致、科学地制定产业政策措施，构建产业政策体系。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十二五”期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在国际经济环境方面，中国企业正逐步致力于从主要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组成的垂直分工和垂直竞争体系，进入到主要由经济发达国家组成的水平分工和水平竞争体系，这就对我国传统上以“产业结构政策”为主体的产业政策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从垂直分工和垂直竞争过渡到水平分工和水平竞争，中国企业面临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都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分工形式和竞争类别的异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结构、竞争行为的差异性决定了在当前阶段制定新式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和任务的艰巨性。从以“产业结构政策”为主体转向以“产业组织政策”为主体，从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产业结构高度化为目标转向以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比较优势环节纵深发展为目标，这些都是现阶段新式产业政策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借助于基于一般均衡模型构建的投入产出表，在对我国产业结构关联效应的有关经济指标进行全面深入测算的基础上，通过对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中比较优势部门和比较优势行业动态演变的细致刻画，探索我国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的变化规律，为定位于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的新式产业政策的构建提供理论认知。
二、产业政策实施条件再认识：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讨论
为了对我国产业政策实施条件的变化态势进行刻画，这里，我们借助于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来构建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产业间的溢出效应系数、各部门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系数以及各部门最终需求的依存度系数。
1.模型与数据
本文相关数据来源于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2002年、2005年、2007年《投入产出表》。由于不同年限的《投入产出表》在行业划分口径上存在不同，本文根据实际研究情况，进行了一定分类。
(1)生产诱发系数与依存度系数。生产诱发系数=最终需求各项生产诱发额/最终需求各项总计；各部门生产对最终需求的依存度=部门最终需求诱发额/该部门总产值。生产诱发额计算公式为X=
F，其中F为最终需求向量，为列昂惕夫逆矩阵。某项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系数越大，意味着该需求对产业发展的拉动作用越明显；与此相类似，依存度系数越大，产业对该项最终需求的依赖程度越高。
(2)影响力系数。从经济意义上来看，投入产出逆矩阵系数的各列合计，反映了该部分对所有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与拉动的绝对水平，也就是表示当某一部门增加单位最终需求时，通过直接和间接关联对各部门所要求的生产量，可称之为影响力程度。各列和的总计除以部门个数所得到的平均值与各部门列和的比率，反映了该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的相对水平，称之为影响力系数。影响力系数越大，说明该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越大，其计算公式为：
定义为产业间溢出效应,称为溢出效应Ⅱ，表示产业i的一单位最终需求对其他产业产出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总和，是该产业影响能力的一种体现。其类似于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但与传统的投入产出不同的是，这里的溢出效应剥离了本产业的影响，真正反映了产业间的联系。
(4)行业数据处理。我们将历年《投入产出表》产业部门按三次产业进行细分，将工业分为采掘业、制造业、要素供给业与建筑业，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与一般服务业；其中，将制造业按照行业特点与要素密集程度分为劳动密集型、技术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劳动密集型三类，划分标准见图1。
2.生产诱发系数与出口依存度分析
在行业划分的基础上，我们计算了消费、投资、出口三方面要素对各行业类型与具体行业的生产诱发系数以及依存度系数①，限于篇幅，表1只列出了工业和第三产业整体，以及采掘业、制造业、要素供给业、建筑业等工业大类的相关系数均值，从中可以看出各行业类型的生产诱发系数与依存度系数在时间维度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国长期作为农业大国，农业地位与要素投入长期以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与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代表现代产业结构的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间存在显著异质性，因此在下文中，将着重讨论第二、第三产业的相关情况。
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近20年来，出口对于我国工业与第三产业发展的拉动作用显著，投资作用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而国内消费作用基本上呈现减弱趋势，这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以及我国更加深入地参加国际分工的事实。细致来看，第三产业与工业整体，尤其是制造业发展受到消费的影响明显下降，而出口影响显著提升，投资方面的变化不大；采掘业对于消费与投资的依赖程度变动不大，但对于出口的诱发生产与依存性显著提高；要素供给业在各方面变化程度均不是十分显著，仅在出口层面有所提升，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出口带动第二三产业高速发展对基础要素的引致需求得到明显提升；建筑业较为特殊，其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投资，这自然符合我国的基本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步放开房地产市场以来，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可谓高歌猛进,加之经济高速发展对于厂房等建筑资本品的需求持续扩大，巨额资本注入建筑领域自然成为建筑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同时，通过分析不同类型制造业与服务业生产诱发系数与依存度，可以发现国内消费需求对于产业发展的拉动作用基本呈现减弱的趋势，尤其是消费对于生产的诱发作用下滑较为明显。投资的作用较为稳定，各产业类型的两种系数基本维持在平稳的水平，其中生产诱发系数在1997年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表明，近年来，投资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与我国产业政策有密切关系，我国产业政策基本上是适应国家整体经济发展需求，对特定产业进行大量的投资，促进固定资本大量形成，以拉动产业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投资依存度并没有显著提升,表明投资已经不再是多数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也说明产业政策的制定方向应当适当改变。再看出口方面，与上一部分分析相似，出口对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可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仍然是下一步产业政策制定不可忽视的方向。
从产业类型来看，制造业领域内，技术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诱发系数与依存度分别位于前两位，而出口方面的两系数则增长最快。在服务业领域内，2000年前后,出口与投资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开始强于一般性服务业，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在我国取得了显著发展，且外向性逐渐凸显；一方面由于国家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视，更主要的则是国际竞争背景下，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对于分工细化与投入服务化要求的提高，提高了对于生产性服务的引致需求。
从要素角度来看，随着我国经济深入发展与国际分工深化，我国产业间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与要素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通过观察出口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出，到1995年，出口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拉动作用一直最为显著，无论是诱发系数还是依存度都明显高于其他制造业类型：1997年以后，出口对于技术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呈现陡增式增长,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则增长缓慢，2000年前后，前两者的两个系数均超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图2所示)。这一现象的背景就是我国外向型制造业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步丧失，简单加工制成品的利润空间在不断压缩，甚至相关行业已经或正在陷入低端锁定的局面；而能够应对国际竞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分工、攀登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是拥有技术、资本与人力资本良好要素结构的较高端的制造业。因此要素比较优势与要素需求结构的变动要求我国产业政策也应当有相应的改变。
另外，图3显示了电子设备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等5个行业的诱发系数与依存度；其中，出口对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拉动作用提升最快，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次；出口对生产性服务业相关行业的带动作用虽然增长相对较慢,但其面对的是工业企业的引致需求。按照传统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思路，产业政策扶持的重点似乎应当是类似于此三种具有高出口拉动性、产业关联性与良好要素结构的产业。
3.影响力系数分析
利用(1)式和(2)，表2列出了我国产业1987年与2007年的细分行业影响力系数及溢出效应Ⅱ的计算结果。从2007年影响力系数的静态排序来看，影响力系数较大的部门依次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影响力系数为1.4236，即该行业对所有行业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动是平均水平的1.4236倍；下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3353)、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3300)、金属制品业(1.2582)、化学工业(1.2244)。这意味着，社会对这些部门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需求时，将对整个经济产生较大的直接和间接带动作用。从动态的角度来看，1987年～2007年20年间，各行业影响力系数都有所变动，具体表现为：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金属矿采选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传统制造业影响力系数都有所上升；而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服务业的影响力系数在波动中有所下降，表明这些部门的生产对整个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呈下降趋势。造成影响力系数变动的原因，主要是生产技术和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等因素，使这些部门对投入物的消耗、替代关系发生了变化。
图2 各类型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出口诱发系数(左)与依存度(右)
注：本图数据来源于对以上行业相关指标的计算，由于篇幅所限，只表现出口的相关数据，如有需要可来信索取，下同。
图3 案例产业的出口生产诱发系数(左)与依存度(右)
4.溢出效应分析
溢出效应表示产业i的一单位最终需求对其他产业产出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综合，是该产业影响能力的一种体现。如表2所示，第一产业的溢出效应Ⅱ在3以上，即第一产业最终需求增加1亿元，可以导致其他产业产出增加3亿元以上，因此，第一产业的发展对于其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远比其他产业对于第一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大。第二产业的溢出效应Ⅱ位于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第三产业最低，表明第三产业对于其他产业的需求拉动力较小。从时间趋势上来看，第一产业的溢出效应Ⅱ波动幅度较大，但总体趋势较为稳定，2007年与1987年相比，增加幅度较小，这说明农业对于其他行业的影响程度稳中有升；第二产业的溢出效应Ⅱ在20年间上升幅度较大，证明第二产业对于整体经济的贡献力在上升；第三产业的溢出效应Ⅱ则一直在低位盘旋，2007年相比于1987年，对于其他产业的影响能力基本没有变化，表明我国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其他产业发展支撑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
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要素投入的性质及行业的性质看，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溢出效应Ⅱ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并且上升趋势明显，2007年达到近20年的最大值，这充分表明该类行业对于其他行业的带动作用最大。其他分类行业的溢出效应Ⅱ则一直在0—2之间变动，变化趋势不明显。其中的生产性服务业近20年来的溢出效应Ⅱ不升反降，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其他行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带动力仍不足。
2007年溢出效应Ⅱ较高的行业有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农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制造类行业，表明这些行业本身1亿元的需求至少可以为经济其他行业带来3亿元以上的增长。从1987年～2007年的变化趋势来看，基本上所有行业的溢出效应Ⅱ都有所上升，其中，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溢出效应Ⅱ上升幅度较大。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中的综合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事业的溢出效应Ⅱ也有所上升，意味着剔除本产业影响的情况下，各行业之间的联系程度加强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至少能够归纳出如下一些基本认识：
第一，目前我国产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与过去实施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密切相关。选择性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主导产业和企业进行重点扶持的政策模式。我国国民经济中长期存在的一些失衡现象难以根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选择性产业政策所造成的不同领域发展环境差别过大、要素价格长期扭曲等市场基础环境从制度上固化了相关问题。如上述定量分析所显示的，我国的产业发展过于依赖出口，然而其实质并非出口的过度扩张，其深层原因恰恰是国内市场秩序的不规范以及市场发育的相对不足。
第二，继续推行选择性产业政策，会抑制我国大规模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所蕴含的巨大需求。观察国外城镇化的进程，尽管各个国家拥有的自然禀赋、经济历史时期和政策选择不同，但作为城市发展本身而言，都会对社会基础设施、市政设施、房地产、汽车等行业形成巨大需求，并对诸如钢材、水泥、能源、交通、运输等形成巨大压力，从而拉动相关产业链发展。然而，上述定量分析过程中所计算的生产诱发系数、依存度系数、影响力系数等清楚地表明，国内消费需求一直未能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这说明我们一直使用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局限性明显，需要代之以覆盖面广泛的功能性产业政策。
第三，选择性产业政策是对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进行重点扶持，但我国的大国经济特征容易造成产业扶持重点的难以把握。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广泛参与全球的产业间和产品间分工而且产业门类齐全；二是不同产业和各产业内部在技术和工艺、组织和管理等方面参差不齐，产业链构成情况复杂。面对这样的产业发展现状，产业选择基准难以把握，选择性的政策措施无法达成政策目标。
所以，我们认为，现阶段产业政策既要立足于开拓内需，同时也不能放弃对国际市场的利用；不能对每一特定产业进行导向性扶持，而应当根据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培育比较优势要素，对具有高度关联性的产业链重点环节进行扶持。
三、产业政策要有新的着力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一直把培育“战略产业”、调整经济结构以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作为政策目标，因此，产业政策的着眼点和实施手段，都相应地定位于产业层面。随着最近20年全球分工体系的迅速调整，定位于产业层面的产业政策体系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各种弊端，并且，现阶段我国产业政策的实施面临一些新的规定性：
第一，产业政策必须体现由“追赶者”转变为“领跑者”的创新驱动理念。我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受制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限制，采取了“后发优势”战略，瞄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科技和产业，通过模仿、学习等方式不断追赶，以期达到快速缩小发展差距的目的。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发达国家越来越把我国产业视为强大的竞争对手,不仅通过强化全球价值链治理，把中国企业限制和锁定在产业链低端，也用知识产权和贸易限制等手段严厉地遏制中国。甚至一边在节能、环保和低碳等技术方面进行封锁，一边又要求我国在节能减排上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因此无论是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意义上，还是在国家经济社会安全意义上，选择和实施“先发优势”战略，改变中国产业在国际竞争舞台上的功能和角色定位,都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逐步扬弃“后发优势”战略、实施“先发优势”战略，要求相关产业的角色、功能和市场定位都必须发生相应的改变：在角色上，要以“领跑者”替代“追赶者”；在功能上，要以技术标准的制定者替代技术标准的遵守者；在市场地位上，要以市场领导者替代市场追随者。与充当追赶者不同，领跑者有能力形成以我为主的自主技术发展轨道。一旦中国产业的技术轨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导设计,“先发优势”战略遂告成功。为此，打开技术轨道必须从更接近技术源头的地方开始,势必要经历花费更多、风险更大、时间更长的产业化过程。由追赶者转变为领跑者，就要求中国企业改变技术依赖的策略，改变过去在“后发优势”战略下靠引进成熟技术实现技术进步的做法，而通过大量的自主研发投入建立技术标准和主导技术轨道，以获取产业优势。
第二，产业政策必须保证我国工业化战略的连贯性。产业发展总是会不断扬弃传统，当某一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需求萎缩，市场扩展不足。从国民经济体系看，当新的主导和支柱产业缺乏并造成经济增长乏力时，就会迫切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我国工业化的当前处境是，一方面，国内大多数产业的技术装备需要替代进口，实现国产化，以便为国产工业品的质量差别化、技术自主化创造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在全球竞争中出口产品结构急需升级，以便摆脱由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条件恶化而导致的“贫困化增长”，同时，三次产业间的结构纠偏、工业内部的结构纠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等，在工业化进程中都难以回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对工业化战略进行重大调整,更不意味着要走上“去制造业”的道路。制造业是一个大国和强国赖以支撑的基础,不能消亡也不该衰落，否则，这样的大国或强国必将失去技术创新载体，并进一步造成整个国家失去竞争力。我国提出“向现代产业体系转型升级”，并不是要放弃传统工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就现阶段而言实质上是要在初步实现工业化之后，向工业化中后期继续推进，并建立相应的、更先进和更发达的产业体系。总之，在新式产业政策视野中，我国工业的转型升级既要有跨越性，也要有连贯性。其中的跨越性主要表现为在若干重大核心技术创新基础上寻求工业技术路线的升级和优化,而连贯性则主要体现为各工业部门全面技术升级的及时实现。
第三，产业政策必须推动企业向高附加值产业攀升。中国企业正逐步致力于从主要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组成的垂直分工和垂直竞争俱乐部，进入主要由经济发达国家组成的水平分工和水平竞争俱乐部，这就为我国传统上以“结构政策”为主体的产业政策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从垂直分工和垂直竞争过渡到水平分工和水平竞争，中国企业面临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垂直分工和垂直竞争情形下，市场结构相对单一，行业的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都比较低，生产流程和设计工艺的技术含量有限，产品差异性不足，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依靠各自的自然禀赋比较优势进行着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的竞争，争夺着发达国家企业提供的服务外包的机会。而水平分工和水平竞争情形下，市场结构较为复杂，沉淀成本巨大，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都非常明显,行业的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较高，产品以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突出，发展中国家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依靠各自的要素配置比较优势或生产环节比较优势进行着宽层面、广维度的竞争。分工形式和竞争类别的异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结构、竞争行为的差异性决定了在当前阶段中国企业发展模式转变过程的低成功率和高淘汰率。从以“产业结构政策”为主体转向以“产业组织政策”为主体，从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产业结构高度化为目标转向以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比较优势环节纵深发展为目标、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代工者变成价值链的全球性“链主”，这些都是现阶段新式产业政策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对比日本的情况，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经济高速增长进入尾声，可以视做日本产业政策实施过程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筱原三代平(1957)“动态比较费用说”，典型特征是政府绕开市场机制，通过政策引导产业结构演化，致力于产业结构水平上趋近欧美发达国家高度。从经济理论上说，产业结构“高度化”意味着充分利用“工厂规模经济”和“企业规模经济”，建立大规模生产体制和现代化生产方式，重化学工业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培育“优势产业”和“战略产业”。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带来了生产领域的扩大，分工的细化和迂回生产程度的深化，因此产业结构高度化必然与经济效益的提高保持同步性和一致性。从产业政策构造产业优势的视角来看，日本此阶段的产业政策充分改造了自身的静态比较优势，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为有市场和技术进步前景的产业创造了“静态产业优势”。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将之视作日本产业政策实施过程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可以借用小宫隆太郎等(1988)“弥补市场缺陷说”进行概括，主张引导一国产业结构演化的主体应当是市场而非政府，产业政策的主旨应放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传导阻滞”层面。换句话说，该阶段的产业政策被认为是在价格机制下，针对出现“市场失灵”的市场资源配置进行政策性干预。从产业政策构造产业优势的视角来看，日本此阶段的产业政策则是谨慎培育了自身的动态比较优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为有市场和技术进步前景的产业创造了“动态产业优势”(王岳平，2012)。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直至今日，我们将之视作日本产业政策实施过程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可以借鉴村上泰亮(2000)“边际费用递减说”予以归纳，认为对边际费用递减情况的看待方式是研究增长与发展这类长期性问题的关键所在，而技术进步持续存在则是边际费用递减现象的主要依据。他主张对边际费用递减显著的产业进行产业政策干预，否则任其自由发展就会造成垄断局面的产生。类似的，从产业政策构造产业优势的视角来看，日本此阶段的产业政策是细致优化了自身的相对比较优势，有限程度上完善了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为有市场和技术进步前景的产业创造了“连续产业优势”。
结合日本产业政策实施过程的三阶段分析，我们可以对我国产业政策转型的现实背景进行更进一步的概括：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多数产业从“国家垄断”结构完成了向竞争性结构转变，这一趋势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逐步向纵深拓展，经济形势的转变给以经济现实为准绳的产业政策提出了更新的要求。从“国家垄断”产业组织结构到竞争性产业组织结构，落后、低效率的企业逐步退出市场，私有资本、外资的大量进入提高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从根本上推动了经济资源在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的要素配置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前半段，中国的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与前述日本产业政策市场过程的第一阶段非常相似，都是旨在改造本国经济资源的静态比较优势；而这个过程的后半段，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与前述日本产业政策市场过程的第二阶段非常相似，都是旨在培育本国经济资源的动态比较优势。中国产业的产业组织结构发展方向和趋势呈现多层面、多阶段发展特征，大多数产业已经实现较为成熟的竞争性产业组织结构，理论上对这类产业需要实施着重竞争的产业政策，但也有少部分产业已经开始向寡头性、垄断性产业组织结构转变，理论上对这类产业需要实施着重规制的产业政策，等等。现实产业组织结构发展的多样化、复杂性特征决定了现有的产业政策不能够满足要求，现阶段中国需要设计新式产业政策来构造产业优势。
第二，中国的比较优势要素、比较优势部门业已发生深刻变化，这为以完善资源合理配置机制为目标的产业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比较优势要素变化呈现两极化发展，一方面，长期以来的劳动力数量优势正在不断弱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土地资源优势消耗殆尽，各种政策优惠门槛不断提升，等等；另一方面，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劳动力素质的大幅度提升，工业企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我国资本积累能力的大幅提高，工业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等等。与之相比，中国的比较优势部门的变动趋势更为复杂，既有以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为代表的长期具有比较优势的主要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以医药制造业为代表的长期处在比较劣势的主要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说大部分产业部门都处在长期的、累积的变化过程中。中国比较优势要素、比较优势部门复杂而深刻的变动趋势无疑增加了设计和实施产业政策的技术难度，需要根据不同行业的异质性特征，实施针对性强、包含差别化的新式产业政策。
第三,与传统的产业政策相比，新式产业政策具有如下以创新能力建设为核心的特征：①新式产业政策的实施对象是产业创新能力建设，而不是特定产业。新式产业政策通过协调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基础设施、技术、市场信息等要素，分担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促进产业创新活动；②在操作方式上，新式产业政策致力于“匹配赢家”而不再是“选择赢家”，通过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完善创新的制度环境,使企业能够尽快匹配到适当的要素组合以完成创新过程；③新式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增进产业集聚、利用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性和规模经济性，进而形成“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来实现政策目标。
第四，当前阶段构建新式产业政策的关键，在于将产业政策的着眼点由产业层面调整为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层面。这种调整意味着如下三个方面的改变：①产业政策应当从现阶段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入手，把改善产业结构作为间接目标，逐步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性，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②在全球分工体系上，产业政策应当推动国内企业借助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实现价值链的跨越式攀升，而非传统意义上承接发达国家转移产业的按序攀升；③当前产业政策应当注重有发展潜力、有前瞻性和广泛外溢性的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直接干预并推动其发展，比如发展潜力巨大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环节就应当得到重点政策支持，因为在类似的新兴行业当中，我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发展差距，从而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类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相比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属于比较优势环节(Krugman，Venables，1995)。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我国产业组织高级化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即从为发达国家企业提供零部件生产、加工配套生产开始，逐步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但在现有产业政策体系范围内，这样的两端延伸意味着大多数中国企业将从原先的比较优势环节(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直接过渡到发达国家企业的比较优势环节(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这种跳跃式的转型升级不仅会加剧中国企业无法形成连续性创新的困难，而且还将造成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绝对差距缩小、相对差距扩大，以至于产业链断层的特殊局面。新式产业政策的设计与实施，正是为了解决这一产业发展难题。着眼点和落脚点均放在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的新式产业政策，其政策优势一方面体现在站在国内企业“走出去”、争取国际市场的角度来看待自身经济的发展，从而能够借助市场需求的迅速扩大来推进国内产业的分工深化程度和迂回生产范围，实现了企业的规模经济性，促进了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另一方面，将焦点聚焦于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的新式产业政策，不仅直接有利于政策范围内的比较优势部门、内部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而且也能够间接促进比较优势部门之间的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争取最大程度上利用本国产业比较优势要素和环节，实现在全球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上对于发达国家对应部门的跨越式追赶与超越，从而避免一直都在追赶，差距却越拉越大的境况(杨治，1999)。基于此，本文基于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的分析视角出发，以新式产业政策构造产业优势的分析逻辑为依托，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通过产业政策措施引导区域经济集聚效应，累积比较优势要素
产业优势分为自然资源和先天资源(如人口数量)禀赋优势，以及后天获得性优势。后天获得性优势表现在社会文化、组织能力、制度因素、管理能力、技术能力等方面。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具有耗损性和边际成本上升的特点，而后者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或边际成本递减的特点。土地、化石能源、其他矿产等自然资源随着消耗而逐步枯竭，同时，在开采条件好的矿产已经逐渐被利用的情况下，后来开采活动的边际成本势必不断上升；劳动者生活水准的提升、人口增长率的长期走低等因素，也将造成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供给数量下降。与之相反，包括社会文化、制度体制、管理能力、技术能力以及基础设施等后天形成的因素，则能够通过持续积累而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产业政策措施增进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过程中的经济外部性会导致边际成本变化，并不断累积为比较优势要素的后天获得性优势。
2.通过产业政策措施引导技术进步方向，促进比较优势要素发展
一般来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侧重于工艺升级是产业技术进步的通常路径。与之相对应的技术进步方向，则侧重于功能升级。全球性主导厂商为了达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市场控制和技术控制的目的，通常也会鼓励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和分包商实现工艺升级。对于当前仍然主要表现为发展中经济特征的中国来说，创新产业发展模式，以提升产业的社会带动效应、经济推动效应以及产业先进性和生态协调性为基本支点，更加主动和深入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努力切入全球价值链高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产业文化创新相结合，不仅在工艺方面达到产业、产品升级，更要通过全面的功能升级来构造和建成现代产业体系。产业政策措施能够在产业集聚层面上通过外部经济性和规模经济性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性差异，引导技术进步的方向，促进比较优势要素发展。
3.通过产业政策措施改善国际贸易条件，提升比较优势要素层级
事实上，产业优势不仅表现为商品内在价值的优势，同时也表现为商品实现价格的优势。现实中贸易商品价格既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也由市场势力所左右。市场势力即企业通过持续地将价格制定于边际成本之上所体现出的市场支配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中，谁拥有强大的市场势力，谁就有能力制定有利于自身的价格；在与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取得更多利益。在当前的全球竞争中,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知识产权控制、市场渠道控制、经营控制和建立企业间合作联盟等，形成了强大的国际市场势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我国企业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力远不如对国内市场,更谈不上掌握国际市场上的产品价格制定权。针对目前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面临低端锁定、利益扭曲等不利格局，应以推进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良性互动为突破口，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通过产业政策措施对产业集聚发挥作用，能够达到强化丰裕的同质性资源、培育不易被模仿的异质性资源，提升比较优势要素层级的目的，能够减弱价值链环节竞争，构建市场势力，提高议价能力。
注释：
①由于1995年之前的投入产出表最终需求象限仅有净出口数据，没有进口与出口的相关数据，因此在1995年之前的指标计算采用净出口代替出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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