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需要“整体史观”理念下的世界史——从新版《世界史#183;近代卷》教材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史论文,近代论文,新版论文,理念论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5248（2010）01－0018－06
一个时代的教材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观念与认知。一个时代需要能够跟上时代的教材。齐世荣教授总主编，刘新成、刘北成教授主编的新版《世界史·近代卷》教材（以下简称“齐、刘本”）可以视为中国史学界为此“需要”而努力的最新成果。[1]
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高校世界近代史教材已有几十种了。最初十年的教材大多以周一良、吴于廑文革前主编、“文革”期间修订过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以下简称“周、吴本”）为蓝本。[2]它可以说是新中国世界近代史教材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标志。主要的特点是认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世界近代史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属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后一个时期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资本主义的开始衰落时期。改革开放之初，林举岱、陈崇武、艾周昌主编的《世界近代史》开篇第一章写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3]第二章才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学术界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逐渐更新，对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和分期问题也有热烈的讨论，并开始有了自己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已开始出现有较大创新色彩的教材，比如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4]
正是在思想解放、积极独立的学术探索的基础上，90年代开始出现了对周、吴体系有根本性颠覆的新教材。影响比较大的兹举两种。一是刘宗绪教授主编的《世界近代史》。[5]教材立意的出发点是现代化，认为“只有近代社会才造成产业革命，使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使世界连成一片，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全部世界近代史以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分为三编。此书作为高校教材，有较大的影响。影响更大的是吴于廑、齐世荣任总主编的六卷本教材中的《世界史·近代史编》（以下简称“吴、齐本”）。[6]2001年出过第二版，但并没有太多的修改。该套教材因为是原国家教委编写的八五期间的国家重点书，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也得益于出版社的鼎立推介，该书在全国高校影响很大。很多高校研究生招生的世界史课程考试参考书也是这套教材，一直到现在，历史专业研究生招生改为全国统一考试，指定的复习用书还是这套书。基于此，它也当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世界近代史一部标志性教材。
这些年来，与“吴、齐本”《世界史》并行的比较有影响的教材还有王斯德主编的《世界通史（三卷本）》，其中近代史部分为《工业文明的兴盛——16—19世纪的世界史》，[7]主题是非常鲜明的。马世力主编的2卷本《世界史纲》凭借多媒体教学软件的并行开发，[8]影响面也相当宽。齐涛主编的《世界通史教程·近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初版，2004年出过第三版），[9]在山东省内估计使用面很宽。编者2004年6月自述，国内已有百余所高校陆续选用该教材或指定为考研参考教材。另外还有一本教材值得一提，就是北京大学潘润涵、林承节所著《世界近代史》。[10]该书本着一个很传统的外像，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以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止，强调社会形态更替，并不回避帝国主义等所谓的敏感问题，但内容上确有相比于过去更历史唯物主义、更符合历史实际的诠释，俞金尧先生对该书的这一特点有比较细致的分析和评论。[11]
目前流行的所有这些教材，除了潘润涵、林承节所著《世界近代史》本着对“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这一观念的认识和坚持而独树一帜外，其它的大多数都是信奉“整体史观”的。扛这面“整体史观”大旗的是“吴、齐本”《世界史》的第一总主编吴于廑先生。他从70年代晚期以来就一直倡导要编纂新的世界史，80年代以后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他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强调历史发展的横向联系。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所撰写的条目“世界历史”集中反映了他的创新性认识，也标志着他关于世界历史的宏观理论基本形成。80年代末，以吴于廑先生所在的武汉大学为主体，集湖北、湖南部分大学教师之力，联合编著了一套世界通史——《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五卷本）》。[12]稍后，由他和齐世荣先生共同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问世，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所撰条目“世界历史”的内容又以“总序”的形式分列在此书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三编之首。这套被称为“更新换代”式的教科书，集中体现了他的世界历史观。当时有调查称该《世界史》“体现了我国世界通史研究的新水平”。现在，它所体现的整体世界史的思想已经成为我国流行的世界史观。这一观念的基本内容可以表述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活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指的是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
但是，“吴、齐本”《世界史》教材尽管相比于80年代的主流教材而言令读者有了非常大的新鲜感，但各大学使用了几年过后，很快就出现了反对或批评的声音，尤其是对《世界史·近代史编》。在世界近代史的学术会议上经常会听到关于该书并不适于作高校教材的议论。近年来，关于它的“整体史观”、关于它的“欧洲中心论”倾向等更是有系统的批评见于一些学术刊物，比较典型的如俞金尧的《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徐洛的《评近年来世界通史编撰中的“欧洲中心”倾向》等。[13]近年来，齐世荣先生主持将六卷本《世界史》修订为四卷本，古代史上、下册合为一卷，近代史上、下册合为一卷，现代史、当代史分列两卷。这套书现在已经出齐，整体观之，变化很大，尤其是前两卷，倒不在于形式，主要是世界近代史内容和体系的根本性改变。
二
“齐、刘本”《世界史·近代卷》是“修订”“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而成的。其实，这可能是就整个工程的性质而言的。两相对照，完全可以说，《世界史·近代卷》是重写的。原班人马20人并无一人参与这一工作，新著是由刘新成、刘北成两位教授完成的。编者在“后记”中说，只是第9章第二次工业革命部分、第12章日本明治维新部分采用了原书马家骏写的部分文字，第12章有关印度、朝鲜、越南和菲律宾部分采用了原书彭树智写的部分文字，但做了改写。
体系上也是一个全新的面貌，比较一下目录就可以有明显的感觉。
“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共77万字，置六章：
第一章 16世纪资本主义曙光下的西方·同一世纪东方中国和日本
第二章 17世纪迄工业革命前的东西方世界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时代（1776—1849）
第四章 工业革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第一国际
第五章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世界市场的形成
第六章 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世界连结成为整体
“齐、刘本”《世界史·近代卷》共44万字，置十三章：
第一章 1500年的世界（上）
第二章 1500年的世界（下）
第三章 欧洲的转型
第四章 受到冲击的美洲、大洋洲和非洲
第五章 东方帝国的延续
第六章 地跨欧亚的俄罗斯
第七章 启蒙时代
第八章 大西洋革命
第九章 工业革命
第十章 欧洲：民主与民族的胜利
第十一章 北美和拉美：独立后的不同发展道路
第十二章 亚洲：危机与改革
第十三章 帝国主义扩张
“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存在一个很直观的问题就是内容取舍上的失重。一般而言，与专题性著作不同，教材往往要涵盖所述课程的全部内容，这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无可厚非的。按照“吴、齐本”《世界史》的整体思路，《近代史编》反映的是整个世界由分散而整体的历史，它是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的有机构成。在这部动态的历史中，编撰上自然要有所侧重，因为在世界由分散而整体的历史进程中，毕竟有那么一些国家和民族的确起到过重大的关键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历史的编撰中理应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在侧重的把握上明显失重。
比如，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编撰。法国大革命在世界近代史上的确是一个重之又重的大事件，正因此，列宁说：“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而“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所用笔墨更浓更重。比较一下，1980年代同样比较流行的王荣堂、姜德昌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世界近代史》总共79万字，[14]除去附录的大事年表、人名地名中英文对照表，与“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第一版，75万字，除去“总序”，不足73万字；第二版，77万字，正文约74万字）相比较，篇幅上还有几万字的盈出，然而，王、姜《世界近代史》中的法国大革命（截止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写了大约4.3万字，而六卷本《世界史·近代史编》的相应内容写了大约7万字左右，足足多了近3万字，这多出的近3万字足见编者对重大事件所用笔墨之更重。
又比如，在整个这一部73万字的世界近代史中，有关英国的内容足足有11万余字，我们并不怀疑英国在世界近代史中的突出地位，但11／73，这种比重是不是太过了点呢？再联想一下，英国史加上法国大革命就占去了18万字，这18／73（近1／4）的比重在整个世界近代史中是不是有点失重了呢？毕竟，除了英国之外，除了法国大革命之外，近代世界史中重要的国家还有那么多，重要的篇章还有那么多，而且很多国家、很多问题并不见得就亚于英国、法国大革命在近代世界史中的地位。在内容的安排上，既然英国、既然法国大革命“取”了这样大的篇幅，自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其他地区的内容就只有“舍”了。于是，1848年欧洲革命、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篇幅被压缩了，德意志的统一、意大利的统一，俄国1861年改革，美国内战这些近代史上辉煌的篇章也被压缩了，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也有了面而没有了点了、有了整体而没有了个案了；于是，19世纪上半期三大工人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可以总共只写半页两个自然段（不足400字），而英国的宪章运动则需要单列写出近19页1.5万字左右。
与此相类似的是关于启蒙思想家的介绍。从目前关于启蒙运动的研究来看，霍布斯、洛克的地位还是不至于超过法国的几位思想家的。然而，“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中，关于霍布斯、洛克这两位英国思想家的介绍用了8个页面（新版7个页面）的篇幅，而对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及百科全书派、魁奈及重农学派以及具有空想共产主义色彩的梅叶、马布利、摩莱里这一大批更典型、更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学派的介绍，却不足10个页面（新版9个页面）。这种篇幅上的大体相当衬托出来的编者的偏重，联系英国史在整个《近代史编》中的11／73的篇幅比重，联系三大工人运动近400字与1.5万字的篇幅比重，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编者的“英国情结”。可以说，正是这种“英国情结”在左右着该书的结构，而不见得是所谓的“整体史观”。
徐洛先生对该书也有同类的批评。也正如徐洛先生所言，就内容上的悬殊差别这一事实而言，“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并没有改变“以欧洲为中心、欧洲以外地区为陪衬”的传统套路。诚然，“（仅）在篇幅上多写东方地区显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削减非欧美国家和地区的内容则更不利于克服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因而更无法展现世界历史的全貌。[13]
相比而言，“齐、刘本”《世界史·近代卷》倒还真的是本着一种全球眼光、一种整体思路在安排全书的结构和联系。该书关注到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大洋洲，足见编者的视野和观念。尤其是大洋洲，全书开篇第一节就是关于大洋洲和美洲的，第四章第二节专门写了“欧洲人到达大洋洲”，这是以往的教材基本上就没有顾及到过的。我们已经强烈地意识到，现在的时代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需要真正有全球眼光的教材，这是本书从感觉上就可以让人兴奋的地方。
编者遵循的是“全球史观”，相对于吴于廑先生的整体史观，刘新成教授做了一个明确的比较。吴于廑先生指出的阐述“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方向，以在各部分之间建立起联系作为描述世界横向发展的重点，着眼点放在建立联系的结果上面。而全球史观着眼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着重阐释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形式和内容，重心放在建立相互联系的过程上面。重结果的描述止步于展示现象，而重过程的描述则会深入探讨运动变化的机制。正是因为如此，全球史学者提出了跨文化远程贸易是联系加强的根本驱动力，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的互动均以商业联系为前导的重要论断。[15]这大抵是”齐、刘本”《世界史·近代卷》“修订”时所遵循的一个基本思路、认知和原则了。从稍微浅一个层次上讲，无论哪种史观，关注全球整体都是应该的。我们现在这个密切联系的世界是历史形成的，关注这一联系的历史发展轨迹也是必要的。“齐、刘本”《世界史·近代卷》叙述的对象也是16—19世纪的世界史。这时的世界（或者说地球）已经是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五大洲格局了。编者的视野始终关注到五大洲的每一个角落。开篇同一题目“1500年的世界”分上下两章交代人类跨入近代门槛时的全球情状。第一章第一、二、三节分别叙述了大洋洲、美洲、非洲、亚洲，还在第四节专门叙说了“跨文化交流”（这可能是体现“全球史观”的一个重要支点）。第二章讲欧洲。紧接着下来的布局就是这五大洲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发展。第三至六章可以为一组，第三章讲欧洲，第四章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第五章讲亚洲。俄罗斯地跨欧亚，专置为第六章。这种视野基本上贯穿始终。之所以说基本上，后半部分大洋洲的内容没有得到前面的那种地位，虽在个别目内有所提及（第391页），但难于看出大洋洲在18、19世纪的整体面貌，而且与前面也不匹配。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除了更强调横向联系过程的全球史观念外，“齐、刘本”《世界史·近代卷》解决了“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存在的、学者们提出过批评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带理论性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地位的问题和“欧洲中心”倾向问题。
关于“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地位的问题，“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认为，“地理大发现直接诱发了商业革命和西欧诸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对于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起了最有力的催化作用。没有地理大发现，就没有工业革命，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没有随之而来的世界历史向整体发展的根本转折”。“1500年以前，世界各个地区之间互相隔绝，亚欧非三洲的居民根本不知道天地间还有美洲和澳大利亚洲。但是，地理大发现打破了这个隔绝状态，实现了彼此之间的直接的接触，这是加强地区间联系的第一步”（《世界史·近代史编》前言）。“齐、刘本”《世界史·近代卷》根据全球史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除美洲、非洲南端和大洋洲大部以外，世界上到处都存在着不同规模的跨文化交流和不同社会之间的互动，甚至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网络。15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和扩张，使欧洲与东方的陆上交通基本断绝，而印度洋水路却越来越繁忙。在印度洋上航行的不仅有中国的大型官方船队、阿拉伯商人的商船队，还有在15世纪为寻找新航路而陆续到来的欧洲船只。环绕印度洋逐渐形成了15世纪以后东半球跨文化交流的网络系统。相比之下，欧洲在印度洋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原因在于，由于路途遥远，在15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的船只难以直接驶入印度洋；欧洲的手工业生产相对落后，拿不出什么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商品；15世纪以前的欧洲没有像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和中央集权的政府，也没有强大的国家实力，不具备进行远洋航行和参与国际贸易所必需的国力支持。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并非开辟了跨文化交流的网络，而是进入并利用了原有的网络，他们的作用只是使这一网络进一步延伸，进一步密集和系统化。即使在十五六世纪这样的作用也不明显，由于当时欧洲商人还拿不出让东方人感兴趣的商品与之交换，所以在跨文化贸易中他们尚未成为主要角色。以欧洲人为主导的、把各个大洲都联系起来的世界性商业网络在十五六世纪还远未形成。
关于“欧洲中心”倾向问题，有学者统计，“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形式上把58％的篇幅给了欧洲。[13]思维上，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表人类社会的进步、欧洲的变迁主导了近代世界发展这一基本论点出发，对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尤其是亚洲进行两极式的比较，看欧洲有什么而亚洲没有什么，由此来证明为什么欧洲兴起而亚洲衰落。于是，价值判断上，在描写西欧各国时，往往选取带有正面和积极含义的辞藻，如兴起、进步、先进、开放、变革等等；而在谈论非欧洲国家和社会时，使用的常常是带有负面和消极含义的字眼，如衰落、落后、保守、封闭、停滞等等。例如称16世纪的西方沐浴在资本主义“曙光”之下，而同期的东亚中国和日本“仍停留在封建社会，裹足不前”；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的160年间西欧向资本主义大踏步前进，而东方各国则普遍陷入停滞和衰落状态。
这种形式和价值判断上的“扬西抑东”；反映了“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所代表的对近代史四百年基本内容和总体走向的一种理论认识——强调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是人类历史由分散的隔离的区域性历史向紧密相连的全球历史加速发展的过程，而这一历史过程始于15、16世纪之交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近代世界史乃是一部资本主义在欧洲产生、发展及向全世界扩张并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应的历史。是欧洲人的海外冒险建立了连接世界各地的海上交通，促进了世界贸易，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率先发展，还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和国际关系规范。在由西欧单一启动、独力推进的世界整体化进程中，其他地区和国家将依次受到冲击，并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为之所吸纳。因此，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理应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中心和主要内容。这样，1500到1900年的世界历史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欧洲近代历史的主题在更大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和扩展。欧洲与非欧洲地区之间的关系被纳入“（先进的）西方冲击、（落后的）东方反应”的解释模式。
“齐、刘本”《世界史·近代卷》主编刘新成教授认为，这是一种受西方人“依据结果反推原因”、“从现实演绎过去”的思维逻辑影响的思维模式。[15]“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在描述近代早期世界格局时，也存在着依据19世纪以后欧洲资本主义主宰世界的事实，把此前几个世纪的历史都视为这一事实的准备阶段，因而过分突出欧洲的倾向。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对1500至1700年东西方实力对比的判断上。认为，“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东方终于在社会前进的竞赛中输给西方”。但是，当时全球形势的客观历史是，1750年以前亚洲的经济水平整体高于欧洲，及至1800年，欧洲经济与亚洲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对欧洲“先进”原因的刻意挖掘，导致我国学者夸大了这个时期欧洲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资本主义性质，将1500至1600年西欧人“在文化、思想、宗教及政治等领域内完成的重大变革”一概理解为“资本主义曙光来临”的“象征”。基于这种理解，“齐、刘本”《世界史·近代卷》遵循历史的客观实际，语言上避免了此类极端，体系上坚持了环顾全球的视野，除了欧洲之外，给予了非欧洲历史以足够的分量和地位。这是研读该书很容易体会得到的一种令人兴奋的改变。
基于以上，我们可以想象，“齐、刘本”《世界史·近代卷》可能成为中国高校世界近代史又一部标志性教材。
三
其实，比较“周、吴本”、“吴、齐本”、“齐、刘本”，可以发现，这几种教材所反映的观念又恰恰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和时代需要的变化。
这里的所谓“观念”，首先涉及的是对“世界历史”概念的理解。有学者曾就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概念的使用以及由此反映出的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概念内涵的界定做过清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世界历史”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用法。曹荣湘博士举证了两则材料以分析其间的典型区别：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131页）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88页）
第一则材料中的“世界历史”概念，是就整个人类的历史而言的，它是从整体上来看待人类从古到今的历史。第二则材料中的“世界历史”，指的是现代社会产生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各民族由过去相对孤立的发展走向全面的彼此影响、彼此渗透、彼此融合的历史状态和趋势。[16]
也正如赵士发博士所总结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内在地包含着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方面，它表征着一定历史时代主体的生存发展状态，即个人的发展与解放程度，是相对于人类历史的“史前史”而言的，与“人类史”同义，我们可以简练地称之为“纵向观念”；另一方面，它标志着一定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整体性联系，是相对于世界历史形成以前的“民族历史”而言的，我们可以简练地称之为“横向观念”。这两层内涵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前者侧重于历史主体向度的全面性，后者侧重于历史客体向度的整体性。[17]
一方面，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实质，是从把握人类历史运动方向和前途的层面揭示了人类由地域性存在向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发展过程，阐明了人类社会从“史前史”向“人类史”转变的趋势，即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所谓“史前史”，主要是指人类尚未从自然的分工中摆脱出来，还处在狭隘的民族地域性的束缚之下，在生产关系上依然存在着压迫与剥削的对抗关系，人没有摆脱对人或物的依附性。何谓“人类史”呢？马克思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力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18]可见，“人类史”是相对于“史前史”而言的，一方面是指人类历史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形成的纵向联系，在此基础上人类历史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是指历史主体人的解放程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变更而不断增强。如恩格斯所说：人类越来越“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越来越“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越来越“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19]这一趋势表明人类社会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人本身越来越走向解放、越来越走向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民族历史发展的结果。整个人类历史在宏观上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状况：一种是地域性的民族历史，即在大工业生产形成之前，不同地域的民族之间交往很少，处于相对孤立、封闭的发展状态，其主要形式包括原始社会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另一种是全球性的世界历史，它是指在大工业生产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状况。民族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前提，世界历史是民族历史的结果。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0]资本主义大工业开辟了世界市场，并创造了打破限制民族交往的自然隔阂的生产手段，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巨大发展，从而使交往获得世界性发展，导致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资本主义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使原来孤立存在的民族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世界历史的潮流，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使落后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也就是说，自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和继之而来的社会分工、商品交换和社会交往的日益发展，人类社会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开放性、整体性、全球性的趋势。所谓开放性，就是指在分工与交往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国家与地区之间由孤立封闭或半对外状态不断走向相互开放状态，由地方的封闭性走向世界的开放性；所谓整体性，即各民族、国家与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以一定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所谓全球性，即世界各民族、国家与地区之间交往日益增多，交往节奏不断加快，联系不断扩大，形成了全球循环的物质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越来越缩小，地球日益成为一个“村落”。人类历史日益显示出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横向联系和发展。
再来对照前面提到的三种标志性的教材，可以这样认为，“周、吴本”《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更多地偏重于纵向发展的“人类史”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严格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轨迹来组织和编撰世界历史。可以理解的是，那个时代还没有现在这样火热的“全球化”观念，或者国内环境对域外的“全球化”浪潮缺乏感知。“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开始意识到缺乏“横向观念”的“世界历史”的局限性，开始在观念上强调“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轨迹，这可能是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或者开放的中国对域外的“全球化”浪潮已经开始认知了。只不过，尽管吴于廑先生的“整体史观”在理论上已经到了相当的高度，并试图在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上坚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界定，但落实到教材的编撰上，特别是《世界史·近代史编》，根本没有能够真正体现这一“整体史观”的所思所想。“齐、刘本”《世界史·近代卷》的两位主编和作者则更偏重于“横向观念”的“世界历史”界定，更多地从横向发展上思考和组织世界近代历史的编撰，更多地强调世界历史的“开放性”、“整体性”和“全球性”。很自然，现在人们都已经完全认同了我们所处时代的“全球化”性质，这样的时代需要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世界历史教材，而这部教材恰恰可以视为中国史学界为此“需要”而努力的最新成果。
当然，这是不是一种理想的成果，还有待认识和体会，笔者从观念上更愿意把吴先生的“整体史观”作为一种理想，希望有真正纵向、横向观念交融一体的“世界历史”教材，尽管编写一部真正的世界史很难，教材由于容量有限，更难。
收稿日期：2009－11－20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全球史观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全球化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