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氏家族为明代中后期常熟地区的名门望族，其家族成员皆为当时的名人雅士，藏书的嗜好延续多代，贯穿明清。与当时诸多藏书大家既有相通之处，又具有其家族自身的特点。通过对孙氏家族藏书的研究，我们可以感受到明代中后期藏书风气的形成及特点，并且对常熟地区藏书的特征有初步把握和感知。
【关键词】孙楼；孙氏家族；藏书；常熟；明代中晚期
引言
江苏常熟历来是中国古代的文化重镇，特别是明清之际，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商品市场的不断繁荣，政治环境的宽松，印刷术的发达，以及江南地区文人交游往来的日趋频繁，以常熟为代表的江南地区便日渐成为全国的文化重心。文化的根基在于书籍，与以往注重整体常熟地域和时代藏书特征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拟从常熟孙氏家族藏书刻书传统入手，以名士孙楼为例，就常熟孙氏家族一脉所体现出来的藏书刻书的特征进行深入探索和挖掘，对其藏书刻书的特点，藏书的分类和传承以及独特的家族风貌作整体的把握，从而揭示出明代中晚期常熟地区藏书的地域特点以及所折射出来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学风貌。
一．常熟孙氏家族简介
据《常熟孙氏宗谱》记载，常熟孙氏先祖为孙万登。元初，其孙观复，由常州迁居琴川（常熟古称）跨塘桥北，子孙尊为琴川始祖。1由此发展到明代，孙楼高祖孙纪，字维政。正统六年辛酉科进士，曾任南京史部考功司主事，升刑部员外郎。自孙纪始，常熟孙氏家族几乎历代为官。孙纪之子孙艾，字世节，号西川翁。据方志记载，孙艾“博洽风情，流畅不可婴以世务。家有丰资，艾用之无靳惜。独嗜名画玩器，所遗留者皆是物。有来售者必收购，其费不赀，以善鉴称雅。”2晚以子舟贵，封工部主事，有《西川稿》梓行。孙艾之后为二子：孙舟，孙耒。孙舟字取涣，号云津，曾授官工部营缮司主事。孙耒字取益，号小川。精于医理，尝任职太医院。常熟孙氏家族自此分为两条支脉。
孙耒一脉，孙耒之后为其子七政。七政字齐之，号三川。方志记载其“所居有西爽楼、清晖馆，蓄古彝鼎，书画，客至，觞咏其中，晚年贫甚，皆割去。”3七政为人，颇有其祖父孙艾的遗风。二人性格皆不拘小节，无心于世俗生产之事，对收藏都情有独钟，并且广交名流，颇有魏晋士人的风气。而这种“性任侠”的性格特征，也为常熟孙氏家族后世子孙的性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七政之后，为孙森，孙林两兄弟。之后为朝肃，朝让二兄弟，二人俱为官。发展至清代孙承恩，据同治《苏州府志》记载：“（孙承恩）以太学生领顺天乡荐，顺治戊戌（公元1658年）殿试第一，授修撰，邑人以状元登第者，自承恩始。”
孙舟一脉，孙舟之后为其子孙一元，字混之，因病英年早逝，独留妻缪氏及二子孙楼，孙梓。孙楼字子虚，号百川，又号木天。据方志记载，孙楼“有书逾万卷，手自校雠，多秘本。构藏书之所，比弇州万卷楼，名曰丌册庋。每燕集雅谑，四座尽倾。或以滑稽寓之文章。”4孙楼一生颇为坎坷，曾七次科考未中，且幼年丧父。孙楼之后，为“延”字辈：延嘉，延祥，延平。延嘉因病早逝，延祥、延平生平不详。“延”字辈后为“胤”字辈：胤敖，胤伽，胤奭。胤伽字唐卿，为秦四麟之婿，好异书，继承了祖父孙楼的藏书之好，并且“于丌册庋增碎金断璧之秘”。所藏书有孙唐卿氏诸朱印，孙舟一脉发展到清代为孙江，字岷自，“喜校钞，尝仿《玉台》例，録唐诗艳丽者为《缘情集》。”
孙氏家族自元大德间迁居常熟，一直到清初，总共经历了六代传承，历史颇为悠久。钱谦益曾在《孙孝若时义序》中说：“吾邑甲第蝉联，而以风雅气谊著于吴中者，则孙氏为最。”5由此可见，从明代直至清初，常熟孙氏逐渐发展成为了常熟首屈一指的望族，声名颇为显著。
二． 常熟孙氏家族的藏书研究
通过对常熟孙氏家族的梳理和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家族风气的“风雅”以及家族秉性的“侠气”互相交融的风貌和情怀。而其家族的藏书也是伴随着家族变迁历代相承，常熟孙氏家族的历史，也是一段藏书刻书的历史。与明清时代众多藏书家相似，孙氏家族的藏书，既有当时当地共通的特征，也有其家族文化、自身秉性促成的某些特点。
（一）孙氏家族藏书历史及特点
常熟孙氏家族藏书除了历史漫长，跨越明清兩代之外，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所藏之书的价值颇高，不仅仅数量丰富，而且多宋本和善本。例如孙朝肃藏有宋建刻本《六臣注文选》，朝让藏有北宋本《李义山集》三卷。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中有关于这两本书的记载：
《文錄堂访书记》宋建刻本《六臣注文选》有“孙朝肃贡生”（按：“生”疑“甫”之误），“孙孝若图书记”。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李义山集》三卷，护净居士跋曰：“先用钱副宪春池本写，有篇次无卷目。乙亥六月，孙方伯功父（孙朝让）以一本见示，焕然若披云雾，凡编本之可疑，一朝冰释。孙本为无锡华氏物，北宋本也。6
清初孙藩，朝肃子。字孝维，号留松。藏有宋本《纂图互注尚书》，《国语》二十一卷。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中记载：
《纂图互注尚书》：据《天禄琳琅续编》记载，宋光宗时刻本，有“虞山孙藩夔王氏之印”。
《皕宋楼藏书志》：《国语》二十一卷，有“虞山孙藩仲孝维考藏图书”朱文方印、“主司巷人家”朱文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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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藏书刻书颇为兴盛，这也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书籍版本的混乱繁杂和不同版本质量的参差不齐。正如孫樓在《校勘<琵琶记>题辞》中所言：“纰缪抵牾，互有异同。无一定本。”“余搜猎家可十余种，惟玉峰俞海泉氏本差善而伪亦不多，于是会堪旁证，甲否则取诸乙，乙否则取诸丙。”7通过对诸多版本的比较，从而择优而选，再进行校注。由此，我们也不难想见其家族所藏之书的质量之精，版本之优。
（二）校勘细致入微，分类秩然
明清之际，常熟之地藏书之风颇为盛行。但是对于书籍的传承来说，校勘无疑是决定一本书价值的关键所在。而常熟孙氏家族对所藏之书的校勘和分类，不仅仅代表了当时当地的文人学风，更具有独特的自成一家的特点。
首先是网罗众本，不迷信古本。以孙楼为例，据明代冯复京《明常熟先贤事略》文苑传中的记载：“（孙楼）杜门校雠，昼夜不辍。所藏踰万卷，略无脱误。”8除了专注于对所收藏之本的校订之外，还有涉及到众多版本的对比和选择，以及基于此所作出的自己的判断。仍以《校注<琵琶记>题辞》为例：
余睹《琵琶记》多矣，大都疵缪牴牾，互有异同，无一定本。殆由丽词堪赏，曼声易溺。嗜音国有，锓枣岁增。雠校者不加雌黄，缮写者祗依缃素。乃东嘉君良亦掞文之才有余，演歌之技不足。句则伸缩异齐，音则平侧乖妄。优人懞于字义，罔究标本，祗取便于喉唇，遂妄肆其胸臆。窜乱既多，讹谬相踵。九原不作，谁欤印可？间尝取裁骚客，载询歌师，而泥古者曲为饰词，喜新者不难变革，遂使璧瑕珠纇，殊可惋悼。余搜猎□家可十余种，惟玉峰俞海泉氏本差善，而譌亦不□。于是会勘旁证，甲否则取诸乙，乙否则取诸丙，咸遵成书，匪出私臆。（《孙百川先生未刻稿》第八册《校注琵琶记题辞》）
孙楼客观地分析了造成其版本冗杂和质量参差的原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对东嘉良君的评价“东嘉君良亦掞文之才有余，演歌之技不足。”即使原创者有高明之处，但是孙楼依然持有怀疑的态度。孙楼是身兼藏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士人，他不仅仅对藏书颇有见地，在文学创作上也有着极高的修养和成就。充分尊重各个底本的原貌，在对比校勘的基础上又在底本上做出自己的标注和判断，以便后人查考。这种校勘方法不仅折射出孙氏家族严谨细致的治学风貌，对于文学作品的流传和后人的研究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校勘工作之外，还涉及到对藏书的分类，遗憾的是，目录在流传过程中散佚遗失，但是在孙楼文集中存有《博雅堂藏书目录序》，其中简略地记载了其藏书的分类和取舍，其对书籍的分类方法对于目录学的研究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三）从孙楼的读书藏书看晚明复古派的“尚今”
从明代中期一直到后期，文坛上最为突出的就是文学复古风气的盛行，但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的浪潮之下，却也包含了对当代文学成就的认可和赞赏，呈现出一种“复古荣今”的倾向。这种思潮折射到藏书方面，也就同样的具有了当时的某些时代烙印。以孙楼为例，在其《文幾子艺苑玄书序》之中，就清晰地表达出一种厚古重今的文学观念：
余观于王传与《诗》也，而知今之文可逮古焉。世之谈者曰：“皇坟帝典，文字聿具。衢谣壤歌，声诗有作。古之圣王圣民，非意于立言也，乃言从而生者也。嗣是学散九流，道歧百氏，淳风漓，微言绝矣。古云乎哉！信斯言也。”是文以世论也。果今之不如昔，而后之又不如今矣乎？噫，不然也！（《孙百川先生未刻稿》第六册《文幾子艺苑玄书序》）
这种不拘泥于古人，对于本时代的文学成就的赞许和发扬，无疑是明代复古潮流的一种更为开放和宽容的呈现。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盛行，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总体的号召之下，也是包含了对当时文学的肯定和自豪，和不轻易随波逐流，清醒客观的文学审美取向。这无疑是明代中晚期文学审美取向的独特之处。
结语：
孙氏家族的藏书刻书在明代中晚期的江南地带颇具典型意义，而这种家族传承式的藏书传统也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明末文人交游往来频繁，文学团体和集会更是不可枚举。孙氏家族作为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名门望族，也是时代风貌的缩影和典型。而文学涉猎范围和交游往来的广泛，也充分地体现了明代中叶到后期文人突出的追踪生活的趣味化和艺术化9。他们所体现的是对现实的一种自我的超脱和自足的姿态。同时，作为当时江南地区的文化世族，以其血缘关系的亲和力，稳固的灌输，也传导着士阶级文人精神价值系统，从而保证了江南文人在时代相传的过程中，保持他们凝固的传递和价值观念。这些也是整个明代文人价值取向的一种更新和升华，是其他时代所没有的特质。
同时，与当时时代人相较而言，身处江南文化重心的孙氏家族也受到当地文化氛围的包裹和渗透，常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的积累，也为当地的文化兴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积淀。
参考文献：
[1]陆允昌.《孙氏宗谱世系源流》[M]，江苏:苏州市孙武子研究，1996年:50.
[2]《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康熙常熟县志》[M]，台湾：成文书局，1991年:24.
[3]《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嘉靖《常熟县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1199.
[3]孙楼.《刻孙百川先生文集》[M]，《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四十八年梁溪华滋蕃刻本.
[4]江苏《重修常昭合志》[M]，台湾:成文书局，1991年:2216.
[5]钱谦益.《牧斋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637-638.
[6]叶昌炽，王欣夫.《藏书纪事诗附补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212.
[7] 孙楼.《孙百川先生未刻稿》[M]，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卷八.
[8]冯复京.《明常熟先贤事略》[M]，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辑，台湾：明文书局印行，1991年:89.
[9] 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26.
论文作者:李蕾
论文发表刊物:《语言文字学》2016年11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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