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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与“独裁”拍板
日前，韩国高速公路总长约2000公里。其中釜山至马山高速公路已于1981年由双车道扩建为四车道，并命名为“88奥林匹克高速公路”。高速公路连接着首都和各道（相当于中国的省）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镇，人们在一天之内便可以从汉城到全国任何地方作一次往返旅行，十分便利。
韩国在扩建其交通运输网络并使其现代化的奋斗过程中一个重要标志，是汉城至釜山高速公路的建成（1970年）。这条贯串南北的高速公路，总长约700公里，途经京畿道首府水原、天安、大田、大邱和庆州等工业中心大城市。
韩国多山（约占国土70%），耕地较少。在这样的“环境”中修建高速公路，其难度之大，其费用之高，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真正的“难度”不在山多地险，也不在费用昂巨。韩国修建高速公路的真正“难度”在“超前”，它使人联想起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政府决策的风格与风度。
韩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于1968年。即汉城至仁川高速公路（约30公里）。
韩国第一条最长的高速公路即汉城至釜山线，建成于1970年。
那么，韩国的经济起飞始于哪一年呢？
——1962年。
起飞之时即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23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87美元。其时经济之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几乎在经济开始起步的同时，就开展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建设。这样做，“有可能吗”？“有必要吗”？
据韩国朋友介绍，修建高速公路的建议是由朴正熙总统在6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这几乎是与经济起飞同步而行的大胆创意。可是，“认同者”几乎是零。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均皆反对。在内阁，有两位部长就因反对修建高速公路而辞职。在一次内阁讨论修建高速公路议案时，几乎全体阁员均持反对意见，甚至声言如果一意孤行，大家集体辞职。这时，朴正熙总统不惧势孤，坚持己见，并拍案定夺：你们全都辞职，高速公路也要修建！
这是“超前而利后”的创举。中国有句成语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个决策给韩国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应，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在我看来，其深刻意义远不止此。它还给人以这样的启示：当年朴正熙总统领导经济发展的模式，是“政府导向型”的。这种政府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韩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至于这种模式，何时加以调整和改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从文化意义上说，这种模式对那些同一文化圈的发展中国家，必定会有借鉴意义的。它使人联想起一系列问题，诸如，经济发展与文化底蕴是什么关系？政府职能与经济发展是什么关系？等等。
汉江奇迹与政府功能
从1962年至1980年初，是韩国经济腾飞期，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1%的高速度，其间的1976年达到15.1%的最高增长率，被世人称之为“汉江奇迹”。199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3769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483美元。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使韩国从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一个在世界排行11位的经济大国。
“汉江奇迹”是怎样出现的呢？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符合其本国国情和情势的“制度结构”或说“经济模式”，可以用8个汉字概括：政府指导，民有民营。
这是政府指导下的自由企业制度、或者说是在民营企业自由经营基础上政府指导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
其一，战略指导。例如，针对国家资源不足、资金缺乏、技术薄弱、国内市场有限的弱点而又具备勤劳有素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60年代初政府及时果断地制订了以出口生产为重点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又如，鉴于国家经济十分落后，国际环境不容拖沓，韩国政府特别强调增长的目标，于是确定了以速度为主的发展战略。
政府不仅制订发展战略，而且适应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完善或改变发展战略。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政府又对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作了相应的调整和转变。即经济体制从过去的政府主导型变为民间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则从以速度为主转变为以效益为主。实现这“两个转变”，使韩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取得了新的战果。特别是1994年和1995两年多，韩国经济正在稳步回升，1994年实际增长率达到8.4%，为199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据经济界人士估计，1995年的增长率将保持甚至超过1994年的水平。这表明，韩国经济在战略转变过程中，开始进入了新的增长期。
其二，政策导向。韩国政府在运用“政策杠杆”指导经济活动过程中，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①政策配套，相辅相成。各项政策都紧紧围绕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各个政府部门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制订本部门的政策，但是各个部门的政策取向，必须是一个目标、一个中心，即有利于实现国家总体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例如，对出口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实施，政府的财政、税务、海关、金融等各项政策，都是紧紧地抓住支持、奖励出口这一大目标。
②奖励为主，强化刺激。政策杠杆，当然既有奖励、扶植的功能，也有限制或约束的作用。但是韩国的政策体系，是以奖励为主的，强化了经济刺激的功能。60年代初期，韩国政府创造了一套“刺激体制”或“激励政策”。这套“激励政策”的主要目标，一是刺激出口产业的加快发展，二是帮助民营企业加快资本积累，壮大企业实力。就银行信贷政策的奖励措施而言，1962—1971年，私营企业得到的利息津贴（低息贷款或负息贷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而1972—1979年，这一比例增加到10%。就是说，政府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10%，作为利息津贴，奖给了私营企业。这种刺激的力度之大，实属罕见。
奖励为主，但决不搞平均主义。韩国政府的奖励机制，紧紧抓住奖优不奖劣的杠杆功能。企业只能根据自己的经营实绩来获得政府的支持或奖励，或贷款贴息，或减税免税，或二者兼而得之。水涨船高，经营效益越好，获得奖励越多，企业自身发展也就越快。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强化了竞争机制，刺激了企业活力增强。“政府指导，民办民营”的特点和效果，由此也可见一斑。
③限制公营，壮大民营。在韩国，历史上就有排斥民有民营而力主“官办官营”的传统。李氏朝鲜王朝更把这种集权官僚制推向了极端。1876年开国后，仍然由中央政府牢牢地控制住经济生活，而不允许私营企业出现。日本吞并朝鲜后，完全是殖民地经济，日本人在经济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日本投降撤退之后，日本留下的财产均被充为公有。所以，在50年代初期韩国的公营企业占有很大比重。从40年代末期开始直到1958年，韩国政府大举拍卖公有企业，转为民营。到1961年，韩国公营企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即使如此，政府在经济发展政策中，仍然鲜明地限制现存的公有企业而鼓励、支持、壮大私营企业。在韩国，有利可得的生意尽量让私人企业经营，而社会公益性强、盈利较少甚至亏损的企业，都由政府经营。
这种政策取向，大大改变了一般公营企业低效、浪费、懒惰和腐败的弊端，而为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使国民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
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
自1961年朴正熙总统执政以来，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政府总是根据经济发展目标、本国科技水平和国际科技市场形势，提出明确的科技发展目标，制订切实的科技发展规划。
在经济腾飞阶段（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鉴于国内技术力量薄弱，因而主要目标是引进、模仿、消化国外技术。
从8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实力的增强，韩国政府便及时地提出了新的科技发展目标，即从以引进消化为主转变为以创新和自行开发为主，集中力量自行开发新技术。例如，从1982年起，韩国就开始对精密电子、新材料、精密化工等高科技项目进行大力开发研究，而且，科技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总是同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重点同步而行。目标不断更新，技术不断进步，经济不断发展。
落实目标和规划，也有一系列保障措施。例如在资金筹集上，就有多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保障。韩国政府开征科技税；设立科技特别财政；发行科技国债；建立开发研究基金；开设技术开发银行，等等。
不仅有充足的物质保证，还有相应的法律和政策保障。政府规定，公营企业必须按一定比例，提取技术开发研究和人才培养基金。对民营企业，则从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鼓励，刺激民营企业加大科技开发的投资力度，以迎接世界范围内科技发展的新挑战。
公私并举，以民为主，是韩国的政府指导和科技战略的一大特点。
政府提出科技发展目标和规划，制订促进科技发展的法规与政策，并在某些方面直接投资研究开发，例如直接领导韩国科学院及其它研究机构。但是，在韩国，科技开发研究事业，主要是依靠民营企业和民间科研机构。这样做的好处很多，一是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二是使科技开发研究具有群众性和广泛性，“众人拾柴火焰高”；三是企业从事科技开发研究，可以直接面对产品市场和科技市场，针对性强，应用性强，“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短、效率高、收益好。
目前，作为韩国经济“台柱子”的数十个大企业集团，响应金泳三总统提出的“世界化战略”，正在纷纷制订新的经营战略和科技开发、产品开发战略，以迎接21世纪全球经济、贸易和科技的新挑战。韩国的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现代、三星和金星集团宣称，他们正在实施一项宏大的计划，针对日本，准备打败“当今市场霸主”，攻占全球记忆芯片市场。韩国依赖于引进日本技术的时代已经结束，目光盯住西方发达的七国尖端技术上，使自己在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技术竞争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开发技术要靠高质量的优秀人才。因此，韩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科技开发政策，始终把人才的使用、选拔、培养放在战略性的地位。而人才资源的开发则采取多渠道、多方式进行。
一是选派人员出国研修；二是重金聘请外籍专家来韩传技；三是招请旅居海外的侨民科技人员回国定居；四是改革本国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强化“教育优先”的战略地位，加大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力度。
在韩国，企业办学校的积极性也很高。1994年我曾经访问亚洲大学校。它就是大宇集团于70年代出资从法国人手里购买过来的，一直由大宇财团提供教学经费，聘请韩国德高望重的金俊烨先生担任该校理事长。斗源工业专门大学是由斗源集团金灿斗会长独资创办的。
农村的“光棍汉”
在韩国的农村，还有不少年轻人讨不到老婆，在中国管这种人叫“光棍汉”。
透过“光棍汉”现象，至少看出韩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出现了或保存一些弊端。
其一，贫富之间差别较大。
大企业集团的兴起，虽然换来了高效率、高速度，大大增强了韩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但也拉大了国内贫富之间的差距。和美国、日本相比，甚至和亚洲另外几个“小龙”比，韩国的贫富差距明显地较大。这种贫富差距在韩国的农村可见之，在一些小城镇可见之，甚至在繁华的首都汉城也可见之。
经济上的贫富差距过大，必然反映到政治与文化领域中去，这就是因贫富差距拉大而引起的各种不满与反抗情绪不断增长。最明显的是自80年代初期以来，“剥削论”和“反剥削”的舆论在基层广泛流传。有些穷人把富人的财富称之为“黑钱儿”。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拉大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不稳。
其二，“三大差别”痕迹明显。
我这里所说的“三大差别”，是指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随着韩国经济腾飞和科学技术进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已经大大缩小，但是还没有完全消灭这种差别，尚有明显的痕迹。在这方面，韩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
韩国城乡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差别，从直观上就可以看出。农业人口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在逐年下降，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1962年时占57%，如今已下降到14%（1992年统计）。但是，和美国的3%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1992年为8.1%，美国则为2.1%；农村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1992年13.1%，美国则为3.2%。
我在访韩期间去过不少地区的农村，给我的印象是：全国各地区的农村发展很不平衡，富裕程度差别较大。一些农村地区的生活质量与城市相比差别较大，缺少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有的山区农村，至今还使用类似中国的“旱厕”，居住条件也很差；少数农村还有生活贫困的农民。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还没有完全实现，我在韩国农村还看到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原始劳作方式。这种种迹象表明，农村有“光棍汉”，青年不安心农村和农业劳动，因而人口过分集中于大城市，也就绝非偶然了。
其三，中小企业力量薄弱。
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政府在资金、政策、税收以及建设项目等方面对企业的支持，主要对象是大企业，中小企业得到的“实惠”相对来说就很少。结果是，大的愈来愈大，小的愈来愈小。“大小”之间的差距拉大，企业结构形成一种畸形状态。
韩国的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有三大劣势。一是资金短缺；二是技术落后；三是人才匮乏。中韩两国建交以来，涌入中国投资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在辽宁省沈阳市目前大约有300多家韩资企业（包括中韩合资企业），但至今没有一家著名的韩国大企业，全部是中小企业，其中投资在一千万美元以上的韩国企业，只有一家，即东方集团在沈阳经济开发区开办的“东方纺织”。
大企业实力雄厚，一般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对中国市场调查，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对中国各地投资环境的比较，都较之于中小企业处于优越地位。中小企业则没有这些有利条件，它们没有专门调查机构，对中国市场不熟悉，信息量少，决策往往失误。所以，在中国的韩国中小企业投资回报率低，成功率也低。这也是一种不良循环。
1993年2月，金泳三总统就职以后，曾经采取措施，力求扭转这种企业结构所造成的弊端，努力使中小企业状况得到改善，但似乎实际收效甚微。迄今，韩国中小企业仍然在大企业竞争的夹缝中苦苦挣扎。
其四，劳力优势过早消失。
在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共同的优势，那就是，劳动力价格比发达国家低，产品中的人工成本低，产品的价格也就低。这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竞争过程中的一大优势。
韩国在60年代也曾经有过这种劳动力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对韩国经济的起飞，对韩国出口外向型战略的成功，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这种优势有利于资本积累，有利于扩大投资，因而有利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应该说，廉价劳动力这种优势，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恒存在。因为，随着经济发展，人民消费水平提高，工资必然随之增长，劳动力价格必然提高，从而劳动力比较优势必定会渐渐消失。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在韩国，这种优势是不是过早地消失了呢？
据韩国朋友介绍，早在70年代中期，韩国就开始丧失了劳动力比较优势。这可从几次工潮、几次工资猛涨上看出。1975—1979年，韩国单位劳动成本平均年增长率为27.5%；而同期日本平均增长14.2%，新加坡为3.9%。1975—1979年，制造业部门和出口企业的平均工资都增长了1倍以上。1987—1988年，各种工资增长率高达60%以上。
对于这个问题，一些韩国朋友的看法也不一样。有的人认为“这很正常”，“就是应该给工人多长工资，减少对工人的剥削”。也有的朋友说，“工资应该增长，但要合乎比例，否则一时痛快，丧失竞争力，反而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对劳资双方都不是好事”。
究竟应该怎么看呢？作为一个“外国人”，从总结历史经验角度出发，我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今天回过头来设想，如果再多坚持10年保住这种劳动力比较优势，或者说，如果再晚10年丧失这种优势，岂不更好吗？
我总认为，这对其它发展中国家来说，颇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