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代中国希腊政治制度演变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中国论文,政治制度论文,古典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古典时代中国希腊文明有异有同，而其政治制度的对比更引人注目。王权的强弱在起点上有差别；不同的对外扩张方式导致不同的结果；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这样的经济基础（官府手工业亦建立），古代中国的专制王权适应历史要求而在军事扩张中产生；而在希腊古典时代曲折的历史行程中诞生的则是民主政治，如梭伦改革、僭主政治、克利斯提尼改革，雅典的民主政治经受了希波战争的严峻考验。在封建领主经济的基础上，只可能保留着某些军事民主主义的残余，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在地主经济和小农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只可能出现专制王权和大一统皇权专制，也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当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
关键词：中国 希腊 古代 政治制度 专制王权 民主政治 道路 经济基础
先秦时代的华夏文明和古典时代的希腊文明大体上是同一时代矗立在亚欧大陆两端的文明殿堂。它们如双峰对峙，两水分流，有其共同的方面，也有其不同的方面。
就其共同的方面而言，两者都能冲破普遍笼罩古代世界的宗教迷雾，高举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旗帜，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但两者不同的种种方面，更引起东西学人的重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王权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对比。
中国的殷商时代和希腊的迈锡尼时代都可以认为是列国林立、强者称王的时代。王权的发展可以认为大体上处于同一水平。中国从周克殷（公元前1027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希腊从荷马时代开始（公元前12世纪）到希腊城邦独立自由的终结（公元前337年），两者同归而殊途，是我们将着重对照比较的年代。前者我们视为中国的“古典时代”；后者我们视为希腊的“古典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国西周春秋时期的封建王权[①]向战国时期的专制王权发展，到秦统一中国，列国并立时期的专制王权更转化为大一统专制皇权。大体上同一年代的希腊，带有军事民主主义色彩的王权在其初生阶段就向贵族共和过渡，其中不少城邦经历过一段僭主统治以后，更进一步向民主政体过渡，雅典是我们最熟知的典型。
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相若[②]，在历史上又大体处于同一年代的文明古国，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却显示出如此鲜明的反差，其由安在？
是民族素质差别有以致之吗？亚里斯多德认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地忍受奴隶主式的统治。”而“希腊民族……既富于热忱又长于智谋，前者使他们成为自由人，而后者则使他们成为治理得最好的民族，而且只要它一旦完成政治统一，它就有能力统治任何其他民族。”[③]这是近代西方种族优越论者的鼻祖。在殖民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全面瓦解的今天，这种学说的市场已显得愈来愈冷落了。
是“绝对精神”外化阶段的不同吗？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就是“精神”外化的过程。“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一部分’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④]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不少精辟的论断，表明这位睿智的老人对历史的洞察力；但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这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核心思想，今天只能把它当作形而上学的古董来鉴赏了。
是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所形成的区别吗？这是一种在当代还相当流行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引用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历史的地理基础》中的有关论述，宣扬大陆的河川所孕育的是农业文明，而海洋所孕育的是商业文明。前者封闭、保守、听天由命，从而成为产生专制主义的温床；后者开拓、进取、敢于乘风破浪，因而成为民主主义的先驱。前几年，《河殇》鞭挞“黄色文明”，歌颂“蔚蓝色文明”，把这一观点发挥到极致。其实，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历史的地理基础》中同样也指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⑤]黑格尔的意思很清楚，地理或自然环境是同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作用于历史，而且其所起的作用是因时而异的。单纯突出地理环境的作用肯定会走入理论的误区。
社会是一个系统。历史的发展受从属于内因和外因、根据和条件、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和意识、传统和现实……等范畴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支配和影响。尽管经济基础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但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
以下笔者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将双方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加以对比，对这一史学上的难题做一些尝试性的解析。
王权的强弱在起点上就有差别
周克殷，多利亚人征服迈锡尼世界，同为征服，两者的结果却大不相同。
周克殷以前，已由“野蛮”进入“文明”。“小邦周”和“大邦殷”虽有大小强弱之异，而无“野蛮”、“文明”之别。公元前1027年（？）的牧野之战，敲响了殷王朝的丧钟。周王代替殷王而成为天下的“共主”。
殷的统治分“内服”与“外服”。“内服”是殷王的直属领地，“外服”则是服属于殷王、有“来享”、“来王”之责的“侯”、“甸”、“男”等统治的方国。周的统治也分“内服”与“外服”。“殷之诸侯皆异姓”[⑥]。而周在外服所封的诸侯，虽然沿袭了“侯”、“甸”、“男”的名称，但大都是周的同姓以及少数异姓的姻亲。
《左传》昭公28年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实际上，受封的同姓和异姓诸国，要远远超过此数。周王在王畿之内，诸侯各自在其封境之内，还进一步授卿大夫以“采邑”。这种“授民、授疆土”的逐层分封的方式，是以宗法制为框架的典型的领主封建制。诸侯对周天子来说是“臣”，在其封国之内他则是“君”。卿大夫对诸侯来说是“臣”，在其采邑之内，他同样也是“君”。不过只有天子之“国”（“邦”）和诸侯之“国”（“邦”）是具有主权的国家（虽然诸侯之国的主权最初不一定很完整），卿大夫的采邑则不能称为国家。“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⑦]周继承并发展了殷的封建君主制；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周代的王权进一步加强了。
迈锡尼文明对希腊或爱琴世界来说，是其文明的第二幕（第一幕是克里特文明）；对希腊人来说，则是其文明的第一幕。特洛伊战争是它的最后一场·据《伊利亚特》卷二，阿凯亚人参战的城邑，军事领袖，参战的船舰之数，均一一列举。不管荷马史诗中有多少艺术虚构的成分，这一记载应该是有其历史根据的。[⑧]据此可以看出，迈锡尼世界是一个王国林立，而迈锡尼王是雄踞其上的“共主”或“霸主”的世界。线形文字B中保留大王（Perekuvanaka）、王（Uanaka）、侯伯（Basilius）的称号[⑨]，似可说明迈锡尼社会也是一个封建社会，迈锡尼文明是带有海洋色彩的封建文明。
公元前12世纪中叶，多利亚人由北希腊南下之时，还是处于野蛮阶段的部落群。他们对迈锡尼世界的征服，（只有雅典幸免于难，可能还包括攸波亚岛）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这就不可避免使希腊堕入黑暗世界。公元前12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黑暗时代”。迈锡尼文明只有在盲诗人的吟咏中还闪烁着它残存的光辉，连迈锡尼文字都不再有人使用和辩识了。在黑暗时代的军事民主主义中成长起来的王权是相当稚弱的。《伊利亚特》开卷之始就描写了一个希腊王侯阿喀琉斯同迈锡尼大王也是联军统帅的阿伽门农为争夺一个漂亮的女俘而引起的争吵。阿喀琉斯以“罢战”为手段来表示他的愤怒。这是对王权的公开挑战。迈锡尼时代可能真有这样的传说；但诗人在《伊利亚特》中把它安排在“开卷第一回”，而且把阿喀琉斯的“罢战”与“复出”作为主要线索贯串全诗，这也十足说明在史诗形成的时代（公元前9至8世纪）希腊人的意识中、特别是在史诗的故乡——小亚西岸中部爱奥尼亚移民后代的意识中王权所占的份量。
所以在我们把古典时代的中国同古典时代的希腊进行比较时，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王权的强弱在起点上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不同的对外扩张方式导致不同的结果
无论古典时代的华夏诸国还是希腊世界的城邦，它们的历史下一幕都是对外扩张。华夏诸国的对外扩张是大陆兼并，是君主发动的武装侵略。而希腊城邦的对外扩张则是海外殖民。这种海外殖民多半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的，虽不绝对排斥使用武力，基本上是和平渗透。两者所采取的方式不同，其所产生的结果也不同。
西周初期，除周是“邦畿千里”的大国外，其所封齐、鲁、晋、宋……诸国，在其立国之初都不过是“方百里”的小国。它们分布在河、济、江、淮及其中下游的各大支流冲积而成的广袤平原上。这不仅是适于耕稼的肥沃的粮仓，也是可供千军万马驰骋的疆场。在西周时期，由于国与国之间尚有大量的未经开垦的“瓯脱”之地，同时由于周邦还相当强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⑩]，兼并战争还不很频繁。进入东周，特别是春秋时代，王纲下坠，“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1]，弱凌弱、众暴寡的争霸之战、灭国之战就史不绝书，春秋242年间，大战从城濮之战算起，以秦、晋、齐、楚及末期的吴越为中心，接连爆发了崤之战、彭衙之战、令狐之战、大棘之战、泌之战、安之战、麻隧沾戈、鄢陵之战、采之战、夫椒之战……等多次大战。据统计，春秋大大小小的战争，见于鲁史者就有483次[12]。
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许多小国逐渐在政治地图上消失。如以晋为例，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前晋文侯灭韩，闵元年灭耿、灭霍、灭魏，僖三年灭虢、灭虞，他如荀、贾、杨、焦、沈、姒、蓐等，皆不知于何年灭于晋。其他齐、秦、楚几个大国，灭国之数总得以二位数来计算，其中楚灭国最多，疆域最大。就连在春秋只能算二等国的鲁和宋，据说也各兼并了9个和6个国家，实际上还不止此数。兼并的结果，西周之初的“方百里”之国，都扩大成为“方五百里”、“方千里”的大国。春秋初年的140多个国家，到战国初年，就只剩下十几个国家了[13]。
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的面积同西周初年的封国相近。阿提卡（雅典疆域）的面积约2650平方公里，以华里计算，也不过是“方百里”之国[14]。接近雅典的萨罗尼克湾中的岛国伊吉纳，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折合华里为“方二十里”的小国。斯巴达国土面积约8500平方公里，在希腊世界算是个大国，折合华里还不足“方二百里”。
希腊是个山脉绵亘的半岛，山地占3／4，耕地只占1／4。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要进行对外扩张，侵占领邦，就得翻山越岭，行军作战都比较艰难。虽然它们之间也有边境冲突，也有争城夺地的战争，如科林斯与麦加拉争夺控制科林斯地峡的战争，雅典与麦加拉争夺萨拉密斯岛的战争；加尔基斯与厄瑞特利亚争夺莱兰廷平原之战，具有“国际”规模，然而那仍是争城夺地的战争。由公元前8世纪中叶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希腊本土的灭国之战只有两次。其一是大致发生于公元前740年到720年之间的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战争延续了20年，斯巴达才灭了其西邻美塞尼亚。约100年后，美塞尼亚人举国兴起反抗斯巴达的统治。斯巴达竭尽全力，又费了20年的时间，才镇压了美塞尼亚人的起义，史称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此后，斯巴达还想兼并其北邻阿卡底亚，始终未达目的。自此以后，斯巴达就以担任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为满足，不再发动以兼并他国为目的的侵略战争了。另一次是发生于公元前595年至586年之间的“神圣战争”。希腊中部的城邦克里萨从北面和海岸控制了通向德尔菲的通道，目的在于勒索来德尔菲神庙朝拜阿波罗神的香客。德尔菲神庙诉之于“比邻同盟”（Amphictvony），“比邻同盟”诸国宣布“圣战”，其后还有盟外国家参加，结果灭克里萨，献其地于阿波罗。[15]假如再加上小亚两岸土麦那和列斯波斯岛上阿里斯巴之破灭[16]，那也不过4次。
希腊城邦在陆上求发展比较困难，在海外求发展倒比较容易。希腊半岛海岸曲折，多良港；地中海是个内海，爱琴海更是内海中的内海。因而希腊人在迈锡尼时代就已习惯于航海了。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是跨海进行的一场远征，奥德修斯的故事是海上漫游的故事。伊阿宋去黑海寻求“金羊毛”的神话更说明迈锡尼时代已经有希腊人去风波险恶的黑海探险了。据说早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以后，就有希腊人移民于小亚西岸。多利亚人南下时，迈锡尼王朝的遗民伊奥利亚人和爱奥尼亚人先后移民于爱琴海上诸岛和小亚的西部，甚至多利亚人本身也有小部分移民于小亚的西南部。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开始，希腊本土攸波亚岛西岸的卡尔基斯和厄瑞特利亚，科林斯地峡南北的科林斯和麦加拉，包括内陆的斯巴达、阿卡亚……等都向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伊利尼亚西岸、卡尔基狄凯殖民。这是农业性殖民，殖民的主力是无地、少地的农民。这里的山川气候与他们的故土相近，多半是旷无人居的地带，他们易于在这里安家落户，进行垦殖。意大利南部由于希腊殖民地众多，此后被称为“大希腊”。卡尔基狄凯之得名，就是由于这里的殖民地多半是卡尔基斯人建立的（据说有30个）。
早在公元前8世纪前叶，小亚的米利都就开始在黑海沿岸建立殖民地[17]。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以米利都为首的小亚西岸城邦，又掀起海外殖民的第二个高潮。这主要是商业性殖民，殖民的先锋多半是商人。小亚西岸接近东方的文明古国，易于接受东方的影响，工商业发达较早。商人为了寻求市场，甘于冒风波之险，在黑海、马尔马拉海周围建立殖民地，据说仅米利都就在黑海周围建立了90个殖民地。不过在这一时期，农业性殖民和商业性殖民事实上已合而为一。雅典的近邻、科林斯地峡北端的麦加拉就紧随米利都之后，在黑海沿岸也建立了不少殖民地。马尔马拉海的南门赫勒斯蓬特海峡为米利都所建立的殖民地所控制，马尔马拉海的北门博斯普鲁斯海峡则为麦加拉所建立的殖民地所控制，其中之一就是名垂千古的拜占廷。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华夏诸国的对外扩张是大陆兼并，希腊城邦的对外扩张是海上殖民。华夏诸国的对外扩张是武装侵略，希腊城邦的对外扩张基本上是和平渗透。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在这里指出：“华夏诸国的对外扩张是强者开疆拓土的自我扩张，而希腊的对外扩张则是沿海得形势之便的城邦的分裂繁殖，殖民地在经济、宗教、文化上同母国虽有密切联系，在政治上则独立自主，同母国并无隶属关系。因此，华夏诸国如前已指出的，春秋之初的140余国到战国之初就只有10余国；而希腊城邦之数在公元前8世纪之初估计总有二、三百个，经过二、三百年，城邦的总数不仅未见减少，反而大大地增加了。可考的殖民地就有164个[18]，实际数目肯定要超过此数。古典中国的春秋时代是杀伐兼并的时代，而古典希腊的转变时代（又称“古风时代”、“殖民时代”）则基本上是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古典中国的诸侯王权在兼并战争中逐步强化，古典希腊的城邦王权则在和平发展中逐步削弱。巴西琉斯（Basilius）降为贵族世卿中的一员，王政演变为贵族共和。
通向专制王权的道路
中、希历史的下一幕我们看到：在中国，春秋时代的封建王权转化为战国时代的专制王权，更进一步转化为大一统专制皇权；在希腊，沿爱琴海某些城邦的贵族共和经过僭主统治的一段曲折又转化为寡头政体，在某些城邦更诞生出民主政体。雅典是其中的代表和典范。
为何出现了如此显明的对比？
这仍然要到各自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中去寻求答案。
兼并战争只是王权强化的外部条件。专制王权的确立与巩固，还需要有内在的根据。
由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铁器使用的逐步普及，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促使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小农个体经济转化，从而也促使封建王权向专制王权转化，以少数城、邑为中心的“邦国”向领土国家转化，采邑制向郡县制转化，世卿制向官僚制转化。
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是专制王权的经济基础。
地主经济不同于领主经济。在领主经济中，领主不仅世代相承，稳定地占有土地和农奴，在经济上剥削农奴，而且在领地上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军事权，直接统治农奴。在地主经济中，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权是不固定的，而且往往是分散的，他们主要依靠契约在经济上剥削佃农，并不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直接统治佃农。这些权力从土地所有权游离出来以后，必须由一个在地主经济之外、驾乎整个社会之上的统一政权来行使。
从事个体生产、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需要一个“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19]
春秋战国之交出现的专制王权，正是适应这样的历史要求，在不断的军事扩张中产生的。
在这个大转变过程中，商品经济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它是前述一系列转化的催化剂，并为武力所创建的领土国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粘合剂。
商品经济在其发展的初期需要专制王权的保护，专制王权在其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中也需要工商业者的支持。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者就会不安于长期依靠专制王权的庇荫。他们要求参政权，甚至更进一步要求由自己或自己的代表来掌握政权，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利益。专制王权在自己的统治相当稳固以后，也往往把工商业者视为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甚至是一股威胁自己的力量。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斗争的前途如何，决定于专制王权和工商业者或曰“中间阶级”的力量的对比。
古典时代的中国本来就具有天下一统的意识。尽管这种“统一”在殷、周时代是封建制（与中央集权相对立的领主封建制）的松散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意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可贵的、独一无二的思想遗产。战国时代争鸣的百家尽管是异说纷纭，天下应该“定于一”，却几乎是各家的共识。加上文字的基本统一，文化的基本统一，这种种都有利于政治上再造统一、而且是更高层次的统一的有利因素。
天下如何“定于一”？各家有不同的主张。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统一只有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来实现。
较之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次数更多，规模更大。随着兼并战争的进一步加剧，郡县制推行的范围逐步扩大，官僚制逐步完备。郡县由君主直接控制，郡县各级的负责官僚由君主直接任命。将相分置，文武分途。权力愈来愈集中于君主之手。
与此同时，尽管商品生产与流通受到战争的很大干扰，商品经济仍有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地大物博。就地形而论，有山岳地带、丘陵地带、平原地带、海滨地带之分；就气候而论，有温带、寒带、热带之别。战国时代的商品交换，不仅以农工的分工为基础，地区之间的分工，更扩大了交换的广度。且看荀子对此的有关论述：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弦、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断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为猛矣，然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为大神。”[20]
由此可见在战国中后期，不仅农工各业之间的分工有了显著的发展，而且各地土特产的交流也相当兴旺，形成了“国际”间的“统一市场”。与此同时，出现了像临淄、邯郸那样近10万户的大都市，处于中原水陆交通中心地带的定陶更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商业都市。黄金成为“国际”间的通用货币。商品经济发展的这种“国际”规模，无疑也是促进统一的有力因素。
但是，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的主要内容是贩运商业，是利用物产的地域差价和季节差价来买贱卖贵，取得高额的商业利润。春秋末期范蠡、端木赐，战国初的白圭以至战国末的吕不韦都是以此发财致富的。制造业中只有煮盐、冶铁两业因与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密切相关出现了巨富，制陶业似乎只是地方小手工业，丝麻纺织业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始终末能破坏“男耕女织”的传统而未取代家庭纺织业。
商品经济未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原因，看来和下列情况有关：
一、战国时代，小农个体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五口之家、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似乎是标准的个体农户。向“编户齐民”不受制约地征收赋税、征发力役是专制王权的特征。个体农户交纳的赋税是专制王权主要的财政来源。根据李悝的计算，在平收之年，农户也是入不敷出，更不用说歉收之年了[21]。孟子说得尤为痛切：国家对个体农户“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22]农民的剩余产品甚至部分必要产品都全部上交官府，同市场的联系极为有限。因而农村市场必然是很狭隘的。
二、在封建君主制时代，封建君主就建立了官府手工业。到集权君主制时代，官府手工业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各诸侯国中央、就是郡县一级地方政权，都拥有各种官营手工业作坊，并有一定的管理监造制度。《考工记》就是一部记载战国初年齐国的官府手工业的文献，是当时一部有关手工业制造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汇编。官府手工业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产品经济，不计成本、基本上不经交换渠道而分配。[23]这种官府手工业的存在，无疑妨碍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上述情况制约了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也就制约了工商业者力量的成长。
春秋至战国数百年间，王权在增长，工商阶级的力量也在增长。战国初期初步确立的专制王权在战国中后期更为频繁更为扩大的战争中日益加强，商品经济则因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未能获得应有的发展。专制王权与工商阶级的力量对比逐步向专制王权倾斜。春秋时代，“国人”在国政的重大问题上还有一定的发言权。“尔毋我叛，我毋强贾”[24]，国君还得尊重商人从事买卖的自由。在春秋末年，“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25]。到战国时代，作为军事民主主义残余保存在封建君主制时代的一些“国人”的权利已荡然无存；像子贡那样公然在诸侯间进行“公关”活动并且得到诸侯优遇的现象也难得再见于战国时代的历史。商人不能作为一个等级的代表光明正大地争取参政权利，从而使“封建君主制”转化为“等级君主制”，而只能以一种“秘密”的方式参与宫廷的政治斗争，以求保护工商业者的权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吕不韦在秦国所进行的一场斗争。
封建统治阶级往往是乐于利用工商而又贱视工商的。专制王权强大之时，很难再容忍有一股可以与之“分庭抗礼”的社会力量的存在。战国时代的法家从强调农战的观点出发，不仅贱视工商，而且敌视工商。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鼓吹“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26]，几欲尽驱举国之民全归于农，制定种种抑商政策。在《垦令》中商鞅提出：“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即关闭粮食市场，使商人不能再从事粮食投机，获取厚利；“重关市之赋”，即提高工商业税，抑制商品流通。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加重商人负担的措施。这类抑商政策是否都付之执行，延续的时间有多久，我们现在都难以断言。但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从此成为秦国以至此后秦汉皇朝的国策。吕不韦当政时代对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可能有所调整。商鞅是重本抑末，而吕不韦则本末兼顾。大牧主、大商人乌氏倮贵“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清”，巴蜀寡妇清世管丹穴致富，政府为之筑怀清台，可能都是吕不韦当政时奖励工商的措施。[27]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亲政，吕不韦“饮鸩而死”[28]，他所采取的一些调整政策大概就此人亡政息。秦始皇变本加厉地执行崇本抑末的政策：伐魏之时，迁魏之冶铁家孔氏于南阳；破赵之时，徙赵之冶铁家卓氏于临邛[29]。统一全国以后，更把“贾人”随同“诸尝逋亡人”、“赘婿”一道谪发戍边[30]，后来甚至谪发到“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31]。这当然是对工商业者的严重打击。决战是在大一统皇朝建立约百年之后、汉武帝当政时进行的。商人阶级在西汉前期“黄老之治”下经历一段“辉煌”以后，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此是后话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了。
曲折的历史行程中诞生的民主政治
希腊古典时代的商品经济，同样是在铁器普遍使用、工农业生产力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希腊古典时代有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僭主政治。僭主政治只出现在沿爱琴海两岸及海岛上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邦，可见它与商品经济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这里论述的只限于早期僭主政治，而且不包括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地带）。
它出现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邦，因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腐蚀着沿海各城邦的传统经济，土地兼并加剧，债务奴役盛行，社会动荡不安，城市工商业不能正常发展。于是便有野心家（这其中有出身于贵族阶级的叛逆，有出身于贫贱的枭雄，也有本身就是手工作坊的坊主）利用城市人民群众的力量，趁时兴起，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建立个人独裁统治。这便是所谓“僭主政治”。
商品经济发展的早期，如前所述，需要专制王权的保护。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公元前8世纪前后君主政体即已演变为贵族政体，于是僭主政治便充当了这种作为商品经济的保姆的专制王权的角色。
“僭主政治最初起于小亚细亚及诸岛屿”[32]。最先出现僭主政治的可能是累斯博斯岛上的米提利尼和小亚西岸的以弗所，此后陆续出现于小亚的爱奥尼亚城邦和希腊本土爱琴海西岸的多利亚城邦阿果斯、科林斯、麦加拉以及科林斯湾中的西库翁……等城邦。科林斯的基普塞卢（657—625）、佩里安德鲁（625—585），西库翁的克科斯提尼（600—570），米利都的斯拉苏布卢（公元前7世纪末），萨摩斯的波利克拉特（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均为这一时期希腊史上政绩卓著、声名远播的僭主。
凡是僭主当政的城邦一般都能采取改革措施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扩建海军，进一步推进殖民事业，保护本国商船海上航行的安全，从而大大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公元前7世纪中叶至6世纪中叶，吕底亚和波斯帝国先后崛起，臣服了小亚细亚西岸以至附近岛屿上的希腊城邦。这些城邦继续存在的僭主，事实上成为吕底亚和波斯王廷的“儿皇帝”，其工商业的发展不免受到影响。而希腊本土东部沿海的城邦，则因此获得了更有利的发展机会。特别是科林斯，兼有面向东部的萨罗尼克湾和西部的科林斯湾之利，独擅形胜。佩里安德鲁执政期间，在科林斯地峡上修建了“曳道”，使商船可以“乘车”通过，大大缩短了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的距离，使科林斯自然成为希腊世界海运的中心。
希腊人的商船现在从它们的“亚美利加”——意大利、西西里，从埃及的瑙克腊提斯，从黑海的奥尔比亚输入粮食，从黑海输入干鱼，从利比亚输入调味的香料，从色雷斯、黑海输入木材，从塞浦路斯输入铜，从欧罗巴西北的某岛通过它们的“远西”——伊比利亚输入锡，从蓬土斯输入铁，从吕底亚、黑海、色雷斯、埃及、伊比利亚输入贵金属，从西徐亚、吕底亚、叙利亚输入奴隶，从欧罗巴东北某区输入琥珀，从亚非利加输入象牙，从叙利亚输入地毯、呢绒、刺绣，从埃及输入亚麻和香料……等等。
为了保持贸易平衡，希腊人输出葡萄酒和橄榄油以及利用从外部输入的原料制造出的各种工业品。米利都的毛织物，卡尔基斯、米利都的武器、饰物和青铜容器，先后驰名于地中海世界的米利都、科林斯和雅典的精美陶器是希腊人的主要输出品[33]。
战国时代妨碍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种种因素：如国家向农民征收、征发沉重的赋税和力役，庞大的官府手工业和列国之间频繁酷烈的战争，在公元前8至6世纪的希腊都不存在。此外，古典希腊还有一个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所不具备的条件——即古典希腊从事商品生产的城邦拥有一个以地中海、黑海沿边地带为基本范围的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市场。如上所述，它们从殖民地输入粮食和各种原料，向殖民地输出农产品加工产品和各种手工业产品。这种商品交换的性质就比战国时代的中国以物资交流为主的贩运商业高出一个层次。战国时代中国的官府手工业就分工类别、技术水平、甚至生产规模来说，都不一定低于公元前8至6世纪的希腊各城邦的手工业，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高于这一时期希腊城邦的水平。但那是产品经济而非商品经济。它只产生一批为王权服务的经济官僚，民间工商业者的力量难以发展壮大。在希腊，商品经济的发展则孕育出一个足以同贵族相抗衡的工商业者阶级。
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甚至胡作非为。希腊的僭主统治也没有逃脱这一规律。创业僭主的第二代第三代继承者往往是创业者的不肖子孙。这就当然会引起从旧贵族到城乡有产者以至一般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
古典希腊没有王权专制的传统。僭主政权也没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除小亚细亚的僭主在吕底亚、波斯的保护伞下得以苟延以外，希腊本土的僭主统治到第二代、第三代时都一一退出历史舞台。由于群众未经充分发动，特别是希腊本土的多利亚城邦如科林斯、麦加拉等，虽经僭主统治，却仍然保留着农奴制与“边民”制，农民问题并未基本解决，因而代之而起的多半是寡头政体。比起僭主政体来，这种主要代表工商业者中间阶级利益的共和政体仍然是一种进步。公元前6世纪前叶，开俄斯曾出现过民主政体[34]，似乎存在时间不长，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显著的业绩。
只有雅典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后来居上，农民问题的解决也比较圆满，在此基础上于公元前6世纪末建立了相当稳固的民主政体。但是它所经历的道路也是相当曲折的。
雅典在迈锡尼时代即为希腊著名的城邦之一。依据《伊利亚特》，在特洛伊之战中曾出50艘船舰参战[35]。公元前12世纪多利亚人南下的狂潮中，雅典竟能保持独立并成为伯罗奔尼撒各邦的公子王孙以及一般平民的避难之所[36]。此后，这一批落难的公子王孙和平民有一部分（可能还包括一部分阿提卡原有的居民）继伊奥利亚人东迁之后，又东迁小亚细亚中西部沿海地区，成为小亚细亚西岸爱奥尼亚各邦的祖先。
可能由于阿提卡的幅员比较广大，移民以后人口又比较稀疏，因而在其他爱琴海东西两岸的城邦由于人口压力纷纷外出殖民的时期，阿提卡的居民并未参加这一殖民运动。在这一历史时期，雅典同其他大多数城邦一样，也由君主政体逐步演变为贵族政体。在公元前7世纪至6世纪的“世纪之交”同其他殖民城邦在前一两个世纪所发生的情况类似，土地兼并加剧，农村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也在阿提卡出现。这时，希腊人的海外殖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接近饱和状态，阿提卡不可能再以海外殖民来宣泄它的过剩人口，和缓它的农村的严重社会危机。而且由于这一时期爱琴世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土地贵族的剥削欲大大增强，雅典当时的工商业比起爱琴世界工商业发达的城邦还比较落后，货币资本的主要出路是发放高利贷，因而阿提卡农民所遭受的剥削更严重。阿提卡未被多利亚人征服，不存在多利亚人统治的各邦所存在的农奴制。负债的农民以土地为抵押，成为所谓“六一农”。以人身为抵押的农民则随时有丧失人身自由，同妻儿一道被卖为奴的危险。到了公元前6世纪初，农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已经迫在眉睫。
这就是梭伦改革前阿提卡所面临的形势。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公元前594年，贵族担心出现僭主政治，于是授权出身于王族、在雅典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梭伦以“仲裁者”的名义全权进行改革。
梭伦的改革大体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经济改革最主要的是颁布“解负令”，废除公私债务，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拔除被抵押土地上的债碑，赎回陷身为奴者。
其次是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如鼓励橄榄的种植，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以授与公民权为条件，鼓励外邦手工业者来雅典定居执业……等等。
政治改革可分为下列几方面：
公民大会在法律上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从而把这一军事民主主义时代的残遗改造为新的民主政治的柱石。
建立由公民“普选”的代表组成的“四百人议事会”。它可以被视为公民大会的常务委员会。这不仅是雅典政治制度上的一大创新，很可能是世界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创新；它是近代“代议制”的滥觞[37]。
以财产划分等级，公民的政治权利因所属财产等级的不同而有差异，而与原来的“出身”无关，从而在贵族门阀的壁垒上打开一个缺口。
梭伦的这一套政治设计，不知在历史上有无借鉴。它似乎是一套“史无前例”的设计，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治”的设计[38]。
梭伦在任期届满后就去国远行。他希望雅典人能把他的改革坚持下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由旧秩序的破坏到新秩序的建立总要经过反复的斗争，“一举”解决是不可能的。
梭伦未去国前就有各种政治党派各种政治倾向的人物对他提出种种不同的要求。去国以后，党争依然激烈。梭伦的经济改革由于人民群众的坚持而保存下来；梭伦的政治改革则未能顺利执行。
梭伦不愿意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自任终身独裁者。从伦理道德观点来看是“高风亮节”，从政治观点来看，则属“理想主义”，不切实际。
当时，雅典农村从事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者人数不多。主要从事自给自足的生产的小农，他们有相同的利益，但没有“共同”的利益。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有别人代表他们。羽毛未丰的工商业者虽有参政的要求，但还没有执政的气魄和能力。他们需要一段“权威主义”的统治。
所以，民主政体的建立、巩固还有待于城乡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者阶层即“中间阶级”的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在公元前6世纪初的雅典，梭伦的政治改革显然是“超前”了。它不可能巩固几乎是历史的必然。而僭主政治则或迟或早总会应运而生。
贵族的叛逆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561—560年、556—555年、546—527年三度执政、两度逃亡，只有第三次执政时，才巩固了他的僭主统治。在他执政期间，政府向农民发放贷款，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鼓励葡萄和橄榄的种植，使更多的农民与商品经济发生密切的联系；开拓进入黑海的通道，在去黑海的走廊地带建立据点……从而使雅典的工商业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获得飞跃的发展。早在公元前560年或550年前后，雅典陶器的输出已超过了科林斯。通过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雅典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地取得了后来居上的地位[39]。
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庇西特拉图所建立的僭主政体不同于前此希腊历史上的僭主政体。他维护了梭伦所制定的绝大部分法律[40]，他的僭主统治是“具有宪法形式的”[41]僭主统治。这虽无损于庇西特拉图的独裁，但可以认为，这是雅典人在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的体制以前所进行的“演习”。这种演习对提高雅典公民的政治素质，增进他们的民主意识，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管庇西特拉图的成就是多么“辉煌”，他的家族在雅典的统治同样不能逃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命运。庇西特拉图死后，其子希庇亚和希帕库既无乃父的才智，也无乃父的威望，依靠严刑峻法进行统治。在希帕库被刺以后，希庇亚的统治更为残暴，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另一方面，经过近100年的发展，雅典农村与商品经济有联系的阶层已经成长起来，城市中工商业者的力量已经相当壮大。僭主政治已从他们的保护伞转变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了。
在反希庇亚的斗争中，流亡贵族与国内的“中间阶级”暂时结成“统一战线”，并借助斯巴达的力量，经过公元前511、510年的两次战争，才推翻了希庇亚的统治。流亡贵族中的保守派领袖伊萨哥拉当选为公元前508—507年执政官。流亡贵族中的民主派领袖克利斯提尼（他在流亡期间在国外经营企业，颇有成就）首先努力争取群众，向群众宣传民主政治的纲领。伊萨哥拉以克利斯提尼的先人曾使阿提卡招致亵读神灵的污染为借口，放逐克利斯提尼，并向斯巴达求援。
斯巴达国王克里奥梅尼又一次率军来到阿提卡。这一次斯巴达军来阿提卡不是帮助雅典驱逐暴君，而是干涉雅典的内政。克里奥梅尼流放伊萨哥拉指名的700家族，宣布要修改公民名籍，剥夺那些不该享有公民权者的权利，并企图解散四百人议事会，建立以伊萨哥拉为首的寡头政权。克里奥梅尼并以武力占领雅典的卫城。
在克利斯提尼已经被迫流亡的情况下，四百人议事会领导广大群众拿起武器包围卫城。克里奥梅尼率斯巴达军从卫城狼狈撤离，伊萨哥拉可能随之逃亡，克利斯提尼及其同被放逐的党人被召回国进行改革。
正当克利斯提尼进行改革之际，公元前506年斯巴达又进行新的干涉。克利奥梅尼不甘心于年前失败，归国以后又组织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联合底比斯、卡尔基斯，精心策划了对阿提卡的三路围攻。雅典军民面对强敌，毫不畏惧，首先迎击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由于科林斯的反对，加以斯巴达另一国王与克利奥梅尼不和，这一支军队不战自退。雅典军队转头北上，以巧妙的战术分别进攻底比斯和卡尔基斯的干涉军，大获全胜，俘获了大批敌军。这一次辉煌的军事胜利保证了克利斯提尼改革的顺利进行。
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大致可分为下列几个方面：
一、地方行政区划的重构，废除过去的四部落制，代之以10个各由3个“三·一区”（分别代表平原、山地、海滨）组成的新行政区。
二、每个行政区选举代表50人，10个行政区共选举代表500人组成新议事会以代替梭伦所创立的四百人议事会，任期仍为一年，议事制度更趋完善。
三、规定公民大会每年定期举行例会10次，有重大紧急情况另行召集，使公民大会能正常发挥作用。
四、陪审法庭进一步制度化、正常化。
五、在十执政官之外又设立十将军之职，完全由选举产生，连选的连任。此后将军遂成为最重要的军政首脑。
六、制定陶片放逐法。在年中举行公民大会时，讨论有无必要举行放逐表决，以决定放逐对象，总票数必须超过6000方为有效。
克利斯提尼的政治改革是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使之进一步适应时代的需要，使其运作机制更趋合理完善。其中有两项改革特别值得重视：一为地方行政区划的重构，大大削弱了贵族保守势力，每一行政区应选的100名代表，按每一“德谟”（基层组织名）人口数的多寡进行分配。这就有利于人口较密的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城市地区选举较多的代表进入议事会，从而使“中间阶级”在议事会中有更多的席位和发言权。二为陶片放逐法。政治领袖政见之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派系之争往往影响政局的稳定。陶片放逐法把政治领袖间的争端由公民群众来裁决。流放只及于领袖本人，不株连亲属和党羽，保护被放逐者的财产，10年后可回国，使政治斗争尽可能在法治轨道内进行，避免暴力和流血，让时间和实践来检验政见的是非。这是克利斯提尼在政治改革上的一大创新，对稳定此后的雅典政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具有深远的影响。
通过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雅典的民主政治终于基本建成。
我们透过雅典的这一阶段的历史可以认识到：民主政治不是任何抽象理论的产物。它不是根据某种政治理论，由社会“精英”建立起来的。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梭伦在历史条件未成熟时就“赐予”雅典一部民主的宪法，它是不可能真正付之实施的。只有经历了近一个世纪，雅典的城乡商品经济大大发展了，雅典中间阶级的力量大大壮大了，雅典公民群众的政治素质大大提高了[42]，他们由“自在”的力量转为“自为”的力量，在历史舞台上能够起主宰作用，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建立并巩固。公元前510年前后几年是雅典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雅典的公民群众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历史主动性。这是民主政治得以建立并巩固的主要动力和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克利斯提尼正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而涌现的历史人物。
克利斯提尼所创建的雅典的民主政治，经受了希波战争的严峻考验。希波战争以希腊方面的全面胜利而结束，雅典在战争中砥柱中流，功勋卓著。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成为海上霸主，成为提洛同盟的领袖。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阿提卡的皮雷埃乌斯港成为地中海世界最繁荣的商港[43]。雅典民主政治的体制也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公职人员选任的财产资格逐步降低以至取消，公职津贴逐步推广以至全面推行（仅“将军”始终为无给职），下层公民的参政权利由此获得基本的保证。据说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曾经骄傲地宣称：“……我们的政体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体，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政府是为了多数人，而不是为了少数人。我们的法律，在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所偏私；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有高低不同，但在选拔某人担任公职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他的阶级出身，而是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任何人，只要他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在政治上所享有的这种民主自由，也广泛地体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44]这里伯里克利所说虽不免有夸饰之辞，但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实际。雅典的民主政治由此进入了它的全盛时代。
结束语
从上述的历史对比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封建领主经济的基础上，只可能保留着某些军事民主主义的残余，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在地主经济和小农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只可能出现专制王权和大一统专制皇权，也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当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又是一种观念形态。民主政治的细胞是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这种政治上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须以经济上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为前提。
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自由地从事生产并按等价交换的原则自由地交换其产品，是商品生产者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指出：“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的再生产物而已。”[45]
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产生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
在世界历史上，古代社会（包括所谓“中世纪”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商品经济在其中只扮演配角。只有在近现代的工业社会中，商品经济才扮演了主角。事实上，工业社会正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孕育出来的。
古典时代的希腊从总体来讲也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但在爱琴海沿岸地带，包括海中某些岛屿上的城邦，以雅典为代表，由于本文前述的种种机缘的耦合，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因而在人类历史上，这里便成为产生自由、平等观念的摇篮，成为民主政治的故乡（当然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虽然，雅典之于整个希腊世界，不过是其中的一隅之地；即使再加上爱琴世界的若干名邦，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正是它们成为整个希腊的代表。于是古典时代的希腊社会，竟然具有类似“近代”的特色，从而使希腊的古典文明在整个世界的古典文明中独树一帜，发放出与众不同的奇光异彩。虽然它的辉煌时期为时不过200年，一旦时过境迁，它便随之声销影歇。但是，当西欧历史走出它的所谓“中世纪”，亦即走出日耳曼人的封建领主制阶段，商品经济的春潮又在更高的层次、更大的规模上逐步高涨的时候，希腊古典时代的自由、平等思想，便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用以向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希腊古典时代的民主共和政体，也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向专制王权进行斗争时的重要历史借鉴。这对推动西欧社会的近代化，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假如说先秦时代即古典时代中国历史的演变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古典时代希腊的历史演变则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随机性。但是这种随机性的体现在世界历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因而在古代世界仅如惊鸿一瞥的希腊古典文明，同在古代世界绵延不绝、独领风骚的华夏文明遥相辉映，既各具特色，又各有千秋。
从古代世界政治制度的发展史来看，由以少数城、邑为中心的寡民小国的早期王权过渡到区域性领土国家的专制王权，再过渡到“大一统”专制皇权，这几乎是普遍规律[46]；不仅以中国为典型的东方各国大体上是如此，希腊各邦最终仍统一于马其顿王国，地中海世界最终仍统一于罗马帝国，连古代希腊罗马世界同样也没有逃脱这一规律。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的出现，只是古代希腊罗马历史的一段辉煌的变奏，一支奇妙的插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据我们的理解，古代世界的商品经济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可是它所赖以发展的生产力始终停留在手工生产阶段而没有过渡到机器生产阶段。中间阶级的力量除在个别地区的特定历史阶段外，始终不足与代表传统力量的王权或皇权相抗衡，更不用说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了。为什么古代世界商品经济所赖以发展的生产力未能过渡到机器生产阶段？是受奴隶制的束缚？是受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是由于市场的狭隘？是由于专制王权或皇权的压抑？或者是受这种种因素所形成的历史合力的制约？在当代史学中，这还是不容易说清楚而有待进一步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本文使用“封建王权”一词，专指封建领主制基础上的封建王权。贬低国君的地位，夸大公卿的权力和国人的作用，把这种封建王权歪曲为贵族政体或拔高为民主政体，都与历史实际不符。夸大国君的权力，把这种封建王权等同于专制王权，同样也与历史实际不符。80年代以来，国内参加这一论战的论著甚多，恕不一一列举。
②作者认为：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和前此（1857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东方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是同一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类型或模式。它们的共同点表现在：（1）生产工具的制造均已或早或迟地进入铁器时代。生产技术除个别部门使用简单机械外，都没有突破手工劳动的局限；（2）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城市手工业和商品货币经济虽各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就总体而论，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3）地租是主要的剥削形式，对直接生产者采取超经济强制，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程度不等的隶属关系。1920年，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把东方以地租剥削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压迫和剥削制度，都以“封建主义”一词来概括。这样，“封建主义”一词的含义就超出“采邑制+农奴制”的范围而大大扩大。不仅欧洲中世纪的社会为封建社会，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古代东方社会也可以称为封建社会。古希腊、罗马历史上的部分地区在个别时期商品经济较为发展，在商品生产中较多地使用奴隶劳动。从这一角度看，可以称之为奴隶社会，那也只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类型。作者的这一观点，在《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增补稿：《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五种生产方式”问题答客问》（《文史哲》1986年第6期）三文中有具体论证。
③亚里斯多德《政治学》1285a，1327b，吴寿朋译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9、361页。译文略有变动。
④ ⑤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49、123页。
⑥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⑦采王冠英说，见《殷周的外服及其演变》，《历史研究》1984第5期。
⑧ [15] [17] [18] [34] [36]参考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Second edifion,Oxford,1982,P.64、135—138、658、657—660、124—125、152、83—84。
⑨苏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3—164页。
⑩ [11]《论语·季氏》。
[12]范文润：《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7页。
[13]参考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
[14]当然，希腊城邦的面积，这里是以现代华里计算，与周制是有区别的。
[16]希罗多德《历史》卷1，第150—15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20]《荀子·王制》。
[21]《汉书·食货志》。
[22]《孟子·尽心下》。
[23]参考关荣曾：《秦的官府手工业》，见《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
[24]《左传·昭公十六年》。
[25]《史记·货殖列传》。
[26]《商君书·农战》。
[27]《史记·货殖列传》；采王范之说，见王范之：《吕氏春秋选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11页。
[28]《史记·吕不韦传》。
[29]《史记·货殖列传》。
[30]《史记·秦始皇本纪》。
[31]《汉书·晁错传》。
[32]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155页。
[33] [43]上两段据G.Gloty:《Ancient Gneece at work》,P.124—125、307—308,New York,1926。
[35]《伊利亚特》卷2。
[37]梭伦建立四百人议事会有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VIII，4；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19）1—2为据。当代史家还有持怀疑或否定观点者，如U.Ehrenberg《From Solon to Socrates》P.68,London,1976。也有予以充分肯定者，如W.G.Forrest《The Emergence of Greek Democracy》PP.164—166,Tornto,1966.
[38]苏美尔历史上的所谓“两院制”，实为军事民主主义的遗迹。S.N.Kramer《History Begins at Sumer》(New York,1959)5,Goverment中的论述不足为据。
[39]G.Glotye:《Ancient Greece at Work》PP.139—140.H.G.d.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PP.165—166.
[40]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31）1—2。
[41]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XVI，2；同书XII，亚氏有自相矛盾之论，不取。
[42]首先强调公民素质的提高这一因素对建立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的是晏绍祥，见晏绍祥《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油印本。
[4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2，37；译文据郭圣铭：《世界文明史纲要》（古代部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74页；《全集》第46卷上，第197页有内容基本相同的表述。参阅胡义成《商赋人权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46]参考朱龙华《关于古代奴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探讨》，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研究》，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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