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然口语中的“是不是”
李咸菊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 基础部，北京 102211）
摘 要： 通过对“是不是”虚化为话语标记过程的探讨，认为北京口语中“是不是”表疑问的语用功能显现出一个由强到弱到无的连续链，它发端于有疑而问，经过疑问功能的减弱、消失，成为“非问”的话语标记成分。功能上的迁移变化是由于“是不是”在疑问结构体中语法位置的变化和凝固引起的。虚化为话语标记后，“是不是”除了含有与对方商议或进行求证的功能外，还说明说话人对听话人的关注，努力在自己与听话人之间建立起共同的交际背景，来实现交际中应遵循的礼貌原则。同时，话语标记“是不是”具有肯定、确认之前的旧信息和提示、凸显之后的新信息等话语功能。
关键词： “是不是”；疑问结构体；语法化；话语标记；话语功能
北京话口语①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北京日常口语中的话语标记“是不是”，所用例句和语料来自忠实反映20世纪80年代北京话的“当代北京口语语料库”。我们在《当代北京口语语料》374名被调查人的话语基础上，用判断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每个地区各抽取30名被调查人，男女各半，共180名。其中，老年人（56岁以上）、中年人（36～55岁）和青年人（16～35岁），高文化水平（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中等文化水平（高中或中专）和低等文化水平（初中及以下）的被调查人各60名。经过重新校对后得到180人的89万字的语料。 中存在着大量的“是不是”叠加形式，它们表达的疑问程度很弱，有的几乎完全消失。从话语内容的性质看，“是不是”语义完全指向说话人自身情况或说话人自己提供的已知信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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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说不出来，咱不会说，因为没文化嘛，是不是，就是念念党的好处吧，是不是，没有党你你你能那什么吗，是不是。
在这段话语中，说话人连用了三个“是不是”，所提供的话语信息都是说话人的自身情况，没有疑问或咨询的意图，很明显这三个“是不是”的疑问功能已经消失，也不是传统意义上说的“无疑而问”的反问句或反诘问句。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它具有以下特征：
1.在句中相对独立，不与前面话语的句法单位结合构成更大的句法成分，在话语中是可以省略的，省略后并不影响前面话语句法的合法性，不影响话语信息的真值条件。
2.“是不是”已分别成为一种固化形式，或者说是一个紧密结合体，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如宾语、补语等），内部音节间没有语音停顿，前后有停顿，一般发音比较弱化，或调值偏低等。
令则X=Sy⨁Xy,投影算子X→Xy,满足(u,v)→(0,v)。设(u,v)Wy为F(θa,0)的不动点,则(u,v)X满足
我跟乔振宇当即大眼儿瞪小眼儿，这对白何其熟悉，我俩刚刚脱口而出过，看来吵架和离婚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3.“是不是”虽然是疑问形式，但却不发挥疑问功能，其功能主要表现在语用层面上。
一般来说，在口语交际中（无论是会话还是独白），口语表达式如果具备了上述几个特征的话，就要考虑把它归为话语标记语。显然，上面例句中的“是不是”表明它已成为比较成熟的话语标记。与此同时，在自然口语中出现的“是不是”形式还存在着疑问功能的用法，它们和作为话语标记的“是不是”之间既有显著的差异，也有一定的联系。我们认为，话语标记“是不是”是在“是不是”疑问句的基础上虚化、发展而来的。
“是不是”在过去通常是作为问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的，如“牛黄上清，哎，是不是符合她这病？”“这是不是又忆苦思甜了？”等。因此，我们首先从问句系统来梳理一下“是不是”的研究情况，主要包括“是不是”的一般疑问结构体、疑问语气与功能等。
一、学界对“是不是”的研究
学术界对“是不是”构成问句的归属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将它视为是非问形式，另一种则把它归入“正反”问中。无论归属于哪一种，“是不是”问句确实是比较特殊，在句中的位置也比较自由。
范继淹（1982）在考察了大量“X不X”句子的基础上，指出，任何陈述句都可以在谓语前或主语前加添一个“是不是”成为是非问句，才能据以区别不同的句法结构。
邵敬敏（1994）认为，“是不是”在句中的位置比较自由，至少可以在七种不同的位置上出现，如：NP+是+NP+不是；NP+是+VP+不是；NP+是不是+NP；NP+是不是+VP；是不是+NP+VP；NP+是+NP，+是不是；NP+VP，+是不是。邵敬敏（2002）后来又从类型学角度对“是不是VP”问句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一问句不是信疑参半的问句，而是建立在某种已知事实或已有观点基础上的表示肯定性倾向的“咨询型问句”。
陶炼（1998）在《“是不是”问句说略》一文中认为，“是不是”问句存在着不同于正反问句的显著特点，与其他疑问句的差别更不待言；因此，他主张将“是不是”问句作为一类独立的疑问句提出来，与是非、特指、正反、选择四类问句并列。丁力（1999）详细对比分析了“是不是”问句与“是”字是非问和正反问之间的亲疏异同，也主张“是不是”问句有自己的特点，应该与正反问句区分开。郑懿德（2000）认为，“是不是”是一个整体，凝固得像一个短语词。
话语标记“是不是哇”在语料中出现8次，几乎都是老年人（有1人52岁）在使用。
“‘人民革命军’在哪里？”二里半突然问起赵三说。这使赵三想：“二里半当了走狗吧？”他没告诉他。二里半又去问青山。青山说：
从上述简要介绍可以看出，学界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疑问句系统中比较“是不是”问句与是非问句、正反问句的异同；在句法层面描写解释“是不是”问句的独特性；“是不是”在陈述性结构中所体现出的弱肯定倾向、在疑问叠加结构中所体现出的弱疑问倾向。同时可以看出，学界对“是不是”问句自身的疑问结构模式与疑问程度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不是”在口语话语中的使用情况和语用功能的高度迁移等问题，则关注较少。
二、从问句“是不是”到话语标记“是不是”
（一）“是不是”疑问程度的弱化
疑问句通常是指带有疑问语气、语调上扬的句子。疑问句的疑问语气和程度是有强弱之分的。有疑而问是疑问句的原本功能，说话人向听话人提出问题，期望在听话人的回答中获得新的信息，以消除疑问。有部分“是不是”问句就承担了“全疑”而问的功能。如：
大数据背景下，企业要想最大限度地确保信息数据的安全，就必须要全面加强对信息的安全管理力度。具体来说，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企业应采取有效预防措施，避免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避免将计算机放置在一些易受雷击的位置；其次，企业应不断加强对信息管理工作人员的监督，避免出现泄露企业机密的现象；再次，企业应在计算机当中安装防火墙以及相应的杀毒软件，避免遭受到黑客以及病毒的入侵；最后，企业应做好对重要数据信息的备份工作，避免影响到企业的利益。
例（2）中的说话人对所讲的内容呈现一种未知状态，用“是不是”问句来询问，虽然带有点猜测的性质，但通过后面的话语“在接受批判的时候不用什么都承认”，可以推断出说话人的猜测是错误的。由此可见，说话人对所询问的问题根本不清楚、不明白，处于“全疑”状态。例（3）中的说话人选用“是不是”问句来询问，实际上也是在“全疑”状态下的一种试探性、间接性的询问，他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和主观倾向性，只有靠听话人的回答或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新信息来消除疑问。这类负载全疑功能的“是不是”问句相当于正反问句，它的语义倾向是不偏于任何一边的。
2.2制动,饮水。医护指导患者卧床制动,一切日常活动都有家属协助在床上进行,床头控制在30度以下,其次加大饮水量,每日饮水量达到3000ml以上,通过多饮多排冲洗尿道,避免血块杜塞,但任然每天堵管2-3次,经过医生的手动进行膀胱冲洗苏通尿管,尿管恢复通畅,尿管及肾造瘘均引流出暗红血色尿液,每天尿液总尿量3300ml~5400ml。
（3）现在有的这个劲松区啦，什么这区那区，还有的这个是不是也有这个计划，适当地把路子弄宽。
（2）我说这革命群众批判的时候儿，是不是说，说你什么就得承认什么呀？
而一部分疑问句是说话人已有一定的主见，对自己的认识不能确定，对所问的事态半信半疑，提出问题时便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倾向于肯定或否定）、预期性，此时说话人询问的语气和功能减弱，提出来的目的是期望听话人予以证实他的猜测、推断。通过考察发现，许多“是不是”问句都体现出这种“弱疑”的功能。例如：
（4）（可是咱们卢，卢沟桥这个地方儿呢，相当破旧。这样儿的话，给人外国人一看见呢，好像什么似的。）是不是有点儿，有点儿失掉了咱们民族尊严这种性质。
例（4）中“是不是”问句包含有说话人的主观推断意味，说话人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性。
还有一部分“是不是”问句是说话人用疑问语气来增强表达效果，说话人有明确的见解和意见，也不用听话人证实他的见解和意见。例如：
（5）“托付！托付！”这两句话，实际就是一北京的话，“我不托付您了。”“您多包涵。”“没的说。”这是不是北京话？哎，北京话是多的很。
2.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信息不对称。职业经理人的能力是私人信息，外部很难获得，所以企业在面试职业经理人或者通过猎头公司获得他们信息时，就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有时甚至出现猎头公司帮助职业经理人掩饰不符合企业要求的信息内容。这就使得企业在对人员筛选时，面临着较大的困难，所以只好通过考察职业经理人的学历、个人财富、职业背景等来减少风险。但是，这些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真实信息的需求。
例（5）中，说话人是一位说书的老北京人，他对很多地道的北京话非常熟悉，当他列举了大量北京话的例子后，问听话人“这是不是北京话”。这句话实际上没有任何的疑问和推断，只是用疑问的形式和语气来增强他肯定的表达，类似于反问句的效果。
由上可知，“是不是”可以负载说话人全疑而问或半疑半问或无疑而问的语义信息。在口语中，“是不是”还体现出一种“非问”用法，“非问”即指“不是问句”。这种用法似乎只是显示口语交际互动的痕迹。说话人在长时间的独白过程中，并没有给听话人参与的机会，只是用“是不是”来唤起听话人注意，以显示交际过程中礼貌合作的态度，有时甚至变异为一种语气停顿。例如：
从真实自然的口语语料中，不难发现，与“是不是”同样处于疑问功能迁移、语用功能扩展、结构固化、使用频率很高的结构式还有“对不对”。相对于“是不是”来说，“对不对”虚化、固化的程度要低一些，但也朝着类似的方向演化。作为两个演化中的话语标记，它们在话语层面发挥的语用功能大同小异。例如：
实践中，网约车的产生凭借新的技术条件和经营方式突破了专营的市场藩篱，构成对传统出租车经营的巨大冲击。我国传统的出租车经营在诞生之初因其国营性质而采取行政许可专营方式，造成了出租车行业的自然垄断属性。当政府在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边际成本定价管制时，为了分摊行业的平均成本，政府需要对其进行适度补贴或者赋予其垄断地位。在面对网约车侵蚀原有出租车经营者的利益时，政府不应继续通过严厉的管制来排斥、压制网约车的发展，而应以促进出租车市场健康发展和满足广大民众出行需求为出发点改革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充分发挥负面清单前述的自发管理、自由发展等积极因素，实现交通服务于民众的经济、社会目的。
因此，从疑问程度看，“是不是”的语用功能显现出一个由强到弱到无的连续链，它发端于有疑而问，经过疑问功能的减弱，到疑问功能的消失，成为“非问”的纯语用成分，这一切相互联系着并共存于口语中。
基于ERP系统的水泥工程管理系统，满足了普通用户和管理员的各种需求，有助于水泥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对于采用ERP系统的水泥企业来讲，需要对系统进行持续的研究，找出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加以改进，使其更加完善。
（二）“是不是”疑问功能的迁移
在口语话语中，“是不是”从“问”到“非问”语用功能的扩展、迁移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渐变的结果，这种由强到弱到无的连续链式的发展变化与它不同的疑问结构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徐盛桓（1999）认为，疑问句的疑问语气和疑问程度的强弱是由句子所包含的疑问结构体带来的，疑问结构体即疑问句形式上的特征。疑问结构体不同，疑问句的疑问语气和功能就可能不同。“是不是”句的疑问功能的迁移变化实际上也是由其结构体的调节变化造成的；或者是由于“是不是”在疑问结构体中某一语法位置的凝固实现了原有疑问功能的弱化乃至消失，继而形成了话语标记功能。
“是不是”总是指向说话人所传递的某个疑问信息或疑问重心，因此，我们可以以该信息或疑问重心为参照点，来确定“是不是”的位置和它所构成的疑问结构体。“是不是”与它所指向的信息单位或疑问重心的位置关系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位于疑问重心之中，即本身就负载信息内容或本身就是疑问点；二是位于所指信息或疑问重心之前，即它指向的是它后面的信息；三是位于所指信息或疑问重心之后，即它指向的是它前面的信息。下面，我们就对这三种情况进行具体探讨。
1.“是不是”位于疑问重心之中
当“是不是”位于疑问重心之中时，它本身就负载信息，其疑问结构体外显为：“（S+）是不是+NP？”其中，S是主语，P是谓语，NP是名词性谓语。例如：
（14）可是挣钱也不多，那阵儿才挣十八块钱的现洋，挣十八块钱，我得，还得往家寄点儿，是不是，我们那阵儿伙食钱一月六块，还得往家寄个寄个五六块钱，六七块钱儿。
在这一结构体中，“是”与“不是”并没有成为一个固有结构，而是一种正反叠加形式。它们都有实在的词汇意义，分别表示肯定或否定，是句子的核心，充当结构式中的谓语成分，本身就负载着信息的疑问重心。
此类结构模式所负载的疑问程度最大，近乎全疑问句，无语义倾向或偏重，是一种肯定、否定的双向问，说话者完全依据听话人的反应和回答来补充自身所需信息的空缺。
2.“是不是”位于疑问重心之前
当“是不是”位于所指信息或疑问重心之前时，其疑问结构体外显为：“（S+）是不是（+S）+VP？”其中，S是小句中的主语，位于“是不是”前后，可以省略；P是谓语，VP是谓词性谓语。例如：
（8）是不是你们特别傻哎？一来就扎根儿街道，也不换地儿。
（9）这个是不是能，能够很灵活的，不限制那么死，让那教材。
（10）是不是街道工作没出路哎，是不是那个，特别那个不好哇？
在这一结构体中，“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紧密的结合体。作为一个固有形式，它的位置相对比较自由，可以位于小句的主语前，也可位于主语后。同时，这类“是不是”疑问结构模式显示出说话人的主观倾向性。说话人对所问的信息有一大致的推测和判断，但又不能确定，说话人在提出问题时便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倾向于肯定或否定）、预期性。这时的探询疑问功能减弱，说话人用“是不是”来表达疑问的目的是期望听话人予以证实自己的猜测、推断。相对于“是不是”所指的肯定性信息，当“是不是”所指信息部分是一种否定性陈述时，说话人的主观倾向性更为强烈。例如，与“这封信是不是超重了？”相比，“这封信是不是不超重哎？”句式的说话人的主观倾向性更强，而且有比较确定的判断和很强的意愿，就是更希望并期待“信不超重”。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杂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12](卷二六《登江中孤屿》，P1242-1243)
3.“是不是”位于疑问重心之后
当“是不是”位于所指信息或疑问重心之后时，其疑问结构体呈现为两种形式：
本科生导师制的多维模式体现了高校全员育人的教育理念,充分调动了学校各层次的人力资源,能够提高师生的积极性，导师职责明晰奖惩分明,学生在学习、科研和生活等各方面受到教育。实践证明,多维模式的本科生导师制给师生搭建了更为便利的交流平台,营造了师生共同科研的氛围,促进教学相长,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
第一种是“【SP】，是不是↗？”这里的S是主语，P是谓语，↗表示语调上扬，是升调。例如：
（11）我说的太多了，是不是？
（12）你看在那个过去，就说“四人帮”统治时候儿吧，你看是要什么没什么，你说是不是？
在这一结构体中，“是不是”位置后移，疑问功能明显减弱。同时，话语的焦点和重心转向前面所陈述的内容。这些内容包含的主观推断意味很强，说话人在持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性时，不是为疑而问，而是故设“是不是”问话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说话人期望听话人对他的猜测、推断有所反应。如例（11）中“我说的太多了”，是说话人在述说过程中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有些过意不去，于是赶紧打住，故意试探性地问一句，并表明自己的歉意；通常情况下，听话人会客气地表示“没关系”或“不多，请继续”等语义。另一种情况是，“是不是”所指信息是说话人自己亲身经历的和自己确切已知的。如例（12）中，说话人谈到“‘四人帮’统治时候”的情况，是他亲自经历过的，因此，对这一情形并不存疑；在向听话人叙述时，也并非真心探询。说话人之所以用“是不是”，是以它来补充或提示自己想获得听话人主观认识和情感态度上的认可。同样，“是不是”所指信息如果是说话人否定性的推断时，表示说话人的主观倾向性更强，疑问程度更低，“是不是”的疑问功能更加虚化。
在该结构体中，“是不是”位于所指信息或疑问重心之后，形式上更加独立，与前面话语结构的结合更加松散，即使省略的话，也不影响话语内容和信息的传达。由此可知，“是不是”自身的凝固性更强，不过在自然口语中，它仍附带着表示疑问的升调或弱升调。
第二种是“【SP】，是不是↘。”这里的S是主语，P是谓语，↘表示语调低弱，是降调。例如：
（13）觉得我反正从小儿就教育他们，我们应该听党的话，好好儿地工作，是不是，能够下最大的努力，好好儿去，去做事儿去。
（7）我是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人？
该结构体与上一类相比，表面看起来似乎只是语调的差异。我们知道，语调在某种程度上是疑问句表达疑问的主要手段，它的转化在实质上改变了疑问结构的疑问性质。在这一结构中，不仅表示疑问的上扬语调已消失，而且“是不是”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疑问结构中的疑问标示① 徐盛桓（1999）指出：一个疑问结构体包括两部分：疑问标示和疑问项。疑问标示是疑问结构体标示出疑问句最显著的句式结构特征的部分，疑问标示由若干疑问标示元结合而成。就汉语疑问句来说，充当疑问标示元的有问号、升调、疑问语气词、疑问词、特定的句式结构等。 ，而是完全虚化为一种话语标记。在结构上，“是不是”已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固有成分，中间不能插入其他字词或短语；在语音上，“是不是”音节间没有停顿，后两个音节有时会发生显著弱化，甚至有含糊或吞音现象；在功能上，“是不是”独立性更强，可以省略。也就是说，这时“是不是”的功能已迁移到话语语用的层面。
总起来看，“是不是”从正反叠加形式的实义性疑问结构虚化为一个只有程序义的语用成分，从表全疑而问的强疑问标示到表话语功能的话语标记，这之间的变化和语用功能的迁移在共时平面上是能够找到可供解释的结构形式方面的依据的。
三、话语标记“是不是”的语用变体
（一）“是不是”的语用变体
在北京话自然口语中，除了“是不是”这一固定、常用格式外，“是不是”还有其语用变体“是不是+语气词”。“是不是+语气词”这一形式显然是从原先“是不是+语气词”疑问结构中转化而来的。在疑问句中，疑问语气词“只是一种传达羡余疑问信息的辅助性疑问手段。非是非问中，疑问代词、疑问副词或疑问结构是必有的，负载主要疑问信息，是主要疑问手段。是非问中，疑问语调是必有的主要疑问手段”（陈妹金，1995）。由此可见，语气词在疑问句中传达的不是必须信息，而是羡余信息，但它作为口语交际中的一种显性手段却时常存在。通常而言，带语气词的疑问句能体现出较高的礼貌级别。从说话人的角度看，发问实际上是一种请求，即请求他人提供信息或证实疑惑，说话人在发问时会担心暴露自己某方面知识、信息的欠缺，或者有些问题可能会触及他人忌讳的隐私、机密，而运用适当的语气词，就使语气变得委婉、审慎，并带有一定的策略，表示说话人对此事略有所知，但不能确定。从听话人的角度讲，语气舒缓的问句不显得那么唐突、尴尬，更容易使人接受。语气词在“是不是”虚化为话语标记后依然出现，它的语用功能仍体现在辅助性作用上。
“是不是”后的语气词主要有“啊、哇、哈、吧”。事实上，“是不是”后所跟的语气助词大多是连读产生的音变现象。影响连读音变的因素很多，值得关注的有两个，一个是语流速读，由于是日常说话，“老北京人在家常场合往往用快速语流”，快速语流容易产生音变；一个是社会因素，“连读音变是北京话，特别是老北京话的特色”（胡明扬，1981）。在北京话中，“哇、哈”可以看成是“啊”的语音变体和社会变体。它们在语用功能上大致相同，与“是不是”紧紧粘合在一起，可用于表示停顿或对所指向的话语信息内容有所认定，并使语气显得舒缓、亲切。
1.是不是+哎/哈
（15）他，当然没有这阵儿业务多，是不是啊，就说那阵儿时候儿，就确实是这样儿的。
（16）那时候儿顶多了，弄，有钱了，抽个什么呢，抽汉奸，那时候儿小时候儿，是不是哈，抽汉奸，推个铁环玩儿玩儿去，就完了。
据笔者统计，在“是不是”后面所跟的语气词中，最多的是“啊”。“啊”实际用到有58次，其中，男性50次，女性（老年女性）8次。在北京话中，“啊”有时发成带擦音的“哈”，我们将其看作是一种自由音变现象。在我们调查的180个说话人中，有1个青年人（35岁）说到“是不是哈”。这和贺阳（1994）的调查正好相符，他认为，“语气词‘哈’主要流行于40岁以下的年青人这一社群之中，是该社区的言语特征之一”。
2.是不是+哇
（17）我呢，在工作上呢，也能够出贡献呢，也能够安心，是不是哇，这样儿挺好的。
齐沪扬（2002）谈到，“是不是”一般问句可以看成是肯定命题或否定命题加上“是不是”构成，与正反问句有相应的肯定和否定句不同，“是不是”处于不同的位置时，实质上反映了说话人所要强调重点的不同。“是不是”构成的句子除了可以表达疑问语气外，还能表达陈述、祈使等功能；它在表达陈述语气时，有减弱肯定语气的作用。
3.是不是+吧
（18）让你收就收吧，你不收，到时候儿回来怎么怎么着的，反正是，那意思，是不是吧，我就觉得我自己，老老老老那什么的哎想不开。
（二）“是不是”和“对不对”
（6）从这个我们这家庭来说哎，就说是对于小孩儿来说，是不是，我说是啊，咱们这个五好家庭了，是人家承认，我还没承认，是不是啊，对不对。对一个，这个老人哪，你只要让少听些腻烦的事情，这就比什么，咱们也甭说孝不。现在说不是那“批孔”的时候儿了，是不是啊。
（19）我说：你呀，有什么就穿。买皮鞋也好，你买什么也好，我不管，对不对，你安排哎。我这儿裤衩儿钱都没有。我就就这么，我就这么说。我们那小姑娘儿，我也这么说的，对不对哎。她参工，参加工作也不少年了。我说你攒着钱，对不对，应用的各人儿买，对不对，还是这样子。
自然口语中，话语标记语连用的现象也很常见，具有相似话语功能的标记语在一起连用，可以发挥更好的语用功能。“是不是”和“对不对”有时就在一起连用，例如：
（20）从这个我们这家庭来说哎，就说是对于小孩儿来说，是不是，我说是啊，咱们这个五好家庭了，是人家承认，我还没承认，是不是啊，对不对，对一个，这个老人哪，你只要让少听些腻烦的事情，这就比什么，咱们也甭说孝不。
教学在学校教育中居于中心地位，教学是为学生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重要手段，而且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选择均是基于教学目的制定和研究的基础之上产生和发展起来。因此，教学目标就成了教育和教学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通过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满足学科本身的发展以及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这三个方面将教学工具性和人文性进行有效的融合。以下将对这三种原则进行逐一分析：
（三）“是不是”和“是吧”
作为话语标记的“是吧”，在北京日常口语中也是频繁使用。例如：
（21）我想是这样儿，当然是以政治为主，是吧，就说你得有一个一个坚定的一个立场。就拿我们一般人来说吧，第一个我们得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是吧，我们才能爱我们的这个中国，是吧。第二个来说，我们得知道我们现在的日子好过呀，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吧，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路线方针政策对头。
趋成熟，在新型电网规划体系中运用这些技术可以提高地理环境信息数据获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另外，在外部数据中存在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此类数据非常容易被忽视，针对这一问题，新型电网规划体系一般是对每类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分析，并通过提取数据特征等方法来对数据进行识别，同时去掉非结构化数据中的冗余部分，再对优化的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分类整理。
由于“老北京人在家常场合往往用快速语流”，极容易产生音变或弱化（胡明扬，1981），因此，“是吧”内部语音结合紧密，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弱化或脱落，听上去近似于“是哇”“是啊”“是哈”等，多出现在话语的非自然停顿处，相当于一种语音停顿。例如：
（22）就人，在天桥儿来说就是人多。是哇，天桥儿，是哇，不过天桥儿是过去讲嘛，就是天桥儿是一个复杂的地区，五行八作都有，是哇。嗯，到天桥儿来呢，像过去什么算命的了，变戏法儿的了，这一类比较多，是哇，哎，拉洋片的，是哇，练宝剑的，练，练功的，这一类的比较多。
（23）春天这个风沙比较多，是啊。确实是，哎，刮起来就是哇，使人，是啊，感觉挺不舒服，是啊。这个，有时候儿，是啊，要办点儿什么事儿反正，遇上这些风沙什么伍的，是啊，就特别扭，是啊。
（24）比方像我吧，是在这个，说个人，是哈，从各方面儿说吧，这个身体也不算太好。
在北京自然口语中，“是不是”还常常与“是吧”混合交杂在一起使用。例如：
（25）关于，谈到说对于当前的一些情况，是吧，就尤其对于物价，是不是，这个物价呢，我有这么个信心呢，就是说现在国家要改革，那么首先对物价，这是一个难关，必须得走的一个难关。
四、话语标记“是不是”的主要功能
如前所述，话语标记“是不是”由表疑问或肯定的语用功能逐渐虚化而来，它在口语中的话语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表示对自我和听话者的关注
说话人通过用话语标记“是不是”来表示对自我和听话者的关注，力图在自己与听话人之间建立起共同的交际背景，这说明说话人在组织话语时，考虑到了听话人的存在。他还通过关注听话人，以委婉的方式来寻求听话人对话语信息的认同，含有与对方商议或进行求证的语气，以此实现交际中应遵循的礼貌原则。就此而言，说话语标记“是不是”也是说话者进行言语交际的一种语用策略。例如：
（26）现在退休这么十多年呢，一直身体呀，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啊……
（27）这现在，老啦，也懂得这个，这社会的知识哎，哎，这事情哎，也都个个儿明白啦，也晚啦。个个儿再记呀，脑子也不行了，是不是，就过去这这事情哎，哎，合儿老家儿供你书，说是容易吗，也不容易……
有时如果说话人讲的时间过长，可能会引起听话人的厌烦。这时在话语中适当穿插一些具有询问性质的“是不是”，不但可以表示对听话人的尊重，还可以确定听话人处于倾听状态，这也是出于礼貌的需要。
（二）肯定、确认之前的旧信息
一般而言，“是不是”之前的内容是说话人着意强调的焦点信息，主观上倾向于征求听话人的认同感。例如：
（28）在那个时候儿呢，那生活哎是没有保证的，是不是哇。一天呢，就是，呃，为工作呀，这个操劳，哈。想想哎，找个工作不容易，就得好好儿给人干，是不是哇。
（29）我想是这样儿，当然是以政治为主，是不是，就说你得有一个一个坚定的一个立场。就拿我们一般人来说吧，第一个我们得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是不是，我们才能爱我们的这个中国，是不是。第二个来说，我们得知道我们现在的日子好过呀，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路线方针政策对头。
（三）提示、凸显之后的新信息
“是不是”之后的信息多为待传的新信息，停顿一下，以引起听话人的注意，并能凸显新信息。例如：
（30）一来说吧，是不是，这个几个孩子吧，现在是五个孩子，是不是，现在都工作了。由小儿的时候儿呢，就培养他们在性格上哎，要老实，忠诚老实，哈。
说话人提到自己“五个孩子”，“现在都工作了”是说话人补充的新信息。
（四）填补话语进程中的语流空隙
“是不是”有时多次出现在同一条信息的传达中，构成话语中的停顿，或填补话语进程中因说话人在话语构建产生的困难所造成的语流空隙。例如：
（31）在学习方面儿，在以前谈不上学习了，是不是，因为那会儿是旧社会，是不是，在解放以后，咱们全都是这个，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都有学习，是不是，拿我我只能上小学。哎，就是目前就是学习嘛，是不是，不学习是不行了，跟不上形势了，是不是，没有文化也不行了，像我们这一代就谈不上了，是不是，已经就走上这老化了，现在，是不是，新的这个一代不学习是不行了。
在这段话语中，说话人在信息未传达完的过程中反复用到“是不是”，构成一种语流中的停顿。之所以出现这种话语停顿，一种可能是因为话题的复杂性，话语建构过程具有一定的困难；另一种可能是因为说话人对自我和听话人的关注成为一种潜意识的元语用反映，类似于“嗯”“啊”“呃”等表示停顿的话语标记。
其实表停顿的话语标记“是不是”，在话语交际中同时可以起到辅助信息交流作用，由此可以确保对方接收到自己发出的信息；同时，说话人也给自己留出一定的时间思考下面所说的话，起到一个话语衔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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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Shibushi（是不是）” in Beijing Natural Spoken Language
Li Xianju
（Basic Teaching Department, The Special Police College of china, Beijing 102211, China ）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nds “shibushi（是不是）” appeared high frequently in Beijing oral materials,so analyses the reasons and the process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from the structures of questions to discourse markers.It is argued that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shibushi（是不是）” in Beijing oral English expresses a continuous chain from strong to weak to non-existent.After the weakening and disappearing of interrogative function,It begins with questioning, and becomes a discourse marker of “non-interrogative”.The article also describes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discourse markers “shibushi（是不是）”.
Key words： “shibushi（是不是）”；interrogative syntagma；grammaticalization；discourse markers；discourse functions
作者简介： 李咸菊，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基础部教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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