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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海外华人文化的若干概念及其成就、特色的评价问题，也论及了其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作者认为：海外华人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汇、融合，并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加以选构、整合成为面目一新的，富有生命力创造力的文化，它是东、西文化会通而开出的新境界，在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
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伟大民族。泱泱中华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母体，是我们民族的根源。目前，中华民族的子孙，其主体依旧在中华大地的故土上，而其支脉则早已延展到五大洲的四面八方。他们以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各国各地文化交汇、融合而成为海外华人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中华民族文化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海外华人文化则是它的有机构成部分。海外华人作为中华民族的支脉，早年因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日子贫困难熬，才漂洋过海，寻求生机。当年初外国人称作“华工”、“苦力”、“唐人”、“华民”的中国移民，在漫长的艰苦的岁月里，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世界各国各地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自己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丽的创业史。今天的海外华人，人口众多，达3000多万，遍及全世界130多个国家或地区。他们一方面与故土的本民族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对中华民族有强烈的认同感，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并将自己母体文化植根在所聚居国的现实生活的土壤上，实现文化整合，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海外华人文化。这里文化整合“是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①目前海外华人与改革开放的中国母体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进行全方位的合作，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巨大力量，正影响着中国及世界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它对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吸收一切为我所用的世界优秀文化，重构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对海外华人文化的研究，发韧于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恰好处于“儒家文化圈”，于是引起国际学术界把研究视角集中在东亚经济奇迹和儒家文化的关系上。如美国的杜维明、麦克法杰、伯杰等，香港的金耀基、台湾的黄光国、肖新煌等人主张，是儒家教化的历史传统，尤其是其工作伦理和敬业精神，造就了东亚的奇迹。“儒家传统在工业东亚的五个地区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发挥了导引和调节的作用。儒家传统所体现的勤劳、沉毅、坚韧及勇猛精进的优点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②”对于战后海外华人创造的经济奇迹的文化背景，战后华人的文化变迁、文化同化与文化选择等，许多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如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海外华人文化的变化与持续：爪哇与泰国的比较》③，王赓武和珍尼弗·库什曼(Wang Gunwun and Jennifer Cushman Edited)编：《二战以来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变化》④，施振民：《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⑤，余英时：《谁都无法摆脱原有文化影响》⑥，杜维明著：《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⑦，黄光国著：《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⑧，吴文焕：《中国传统文化与华人经济》⑨等都分别谈到海外华人文化问题。
在国内，有关海外华人文化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迄今还无论海外华人文化的代表性著作。但不少的学者正在涉及此领域。如上海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林其锬教授，首次提出用五缘文化来解释散居五大洲华人社会的许多独特文化现象⑩，在学术界引起反响。此外林教授的“论文化认同与华人社会”(11)、“论亚太地区华人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12)，上海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的张向华副研究员的“多态并存和多元取向：海外华人由落叶归根转向落地生根过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13)，中国华侨研究所谭天星博士的“战后东南亚华人文化的保持与族群关系的演进”(14)，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黄松赞副教授的“论海外华人文化对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的作用”(15)，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吴文华教授的“论华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华人文化”及“道教文化与海外华人民族心理初探”(16)，还有些学者在其专著或文章中谈到了有关同化问题对华（侨）土（著）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认同问题对华侨经济国际化的影响，家族观念对华人经营特点的影响等等，以上学者都以不同角度探讨了海外华人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孙谦博士提出的“文化学与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构想”(17)，从华人社会的经济运行、经济关系、经济行为、经济管理等方面来解释华人经济活动的主要文化特征，其研究方法颇有新意。以上国内外学者都分别从文化认同、文化同化、中国传统文化对华人的影响、经济与文化等角度来探讨了海外华人文化，对开启我们研究的思路无疑大有启迪。笔者从1992年起在导师黄汉江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在基于以上国内外学者对海外华人文化研究的成果上，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试图从民族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的视野来诠释海外华人文化现象(18)，虽研究的深度还不够，也算是对海外华人文化研究作了一点工作。目前随着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互相联系，互相合作的不断深入，相信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会逐步深入。
海外华人文化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它的具体研究对象或范围应如何界定呢？笔者认为海外华人文化的研究，应将海外华人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从时间上、空间上来系统研究其文化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探讨其产生、发展的缘由及与母体文化的相互关系。从全局看，它研究的是整个海外华人文化圈；从局部看，它又可以指某一个海外华人文化圈，如美国华人文化圈、东南亚华人文化圈、亚太地区华人文化圈等等。文化可以传播，并在传播中流动、增殖。海外华人带着中华民族文化移居世界各地，将中华民族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研究它，离不开研究其文化的传播方式和手段。文化传播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文化冲突，海外华人文化属移民文化，其中外文化冲突自然十分明显，研究它就要研究其文化的冲突、分化、适应、整合。在研究中，还要注意海外华人文化与我国现代化的关系等。总之，海外华人文化研究范围相当广，笔者的硕士论文探讨以下几个侧面：海外华人文化若干概念的厘定；海外华人文化的评价及研究海外华人文化的现实意义；海外华人文化的基本特性；海外华人文化形成历程及文化动因；海外华人文化的几种文化模式；海外华人文化的创业精神。以期从民族文化学、文化哲学的角度，对海外华人文化做出理论上的阐释，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本篇所谈的是前两个问题。
海外华人文化若干概念的厘定
为了深入探讨海外华人文化，为了从理论上把握它，科学地认识它，有必要对创造这一文化的主体——海外华人及其文化作些概念上的厘定。
（一）海外华人的含义
1.华侨：此词最早出现于晚清时期，复经同盟会人的广泛传播，逐渐成为移居海外中国人的通称。1955年，中国政府反对双重国籍，放弃血统主义国籍法，其华侨的含义开始发生了变化。从当前国内的情况看，华侨有广狭二义：广义指所有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狭义指仍然保留有中国国籍的海外中国人。两者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在办理外交护照，享受外国人待遇时，一般采用狭义概念，而在日常生活及与国内人民的交往中，仍采用广义概念。在国外华侨一词概念非常明确，是指具有中华民族特征与文化，移居海外而仍保持有中国国籍的人。笔者赞同国外“华侨”一词的规定。由于他们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在其正当权益受到损害时，理应受到政府的保护。
2.华人：指具有中华民族特征与文化，移居海外并已取得当地国籍，仍自认为中华民族的人。目前这类人人数最多。
3.华裔：指具有中华民族血统，认同中华民族及文化的外国公民。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类人人数会越来越多。
4.华族：此词主要是与当地其他民族相区别而出现的，使用范围较广，除了上述的“华侨”、“华人”和“华裔”外，还可以包括许多具有中华民族特征和双重以上的国籍、或国籍不明甚至无国籍的人。简言之它是指具有中华民族特征与文化而居住海外的中国人及其后裔。
为了将海外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文化，故本文所指的海外华人是包括以上所述的华侨、华人、华裔和华族在内的所有具有中华民族特征和文化或认同中华民族及文化的居住国外的中国人及其后裔。
（二）文化、海外华人文化的含义
什么是文化？从十九世纪以来人们围绕着这个问题所发生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文化概念的界定，更是众说纷纭，各持一端。在这里笔者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虽没有对文化作出严格的定义，但对文化的内在涵义论述颇多，概括起来，是指人类所能创造、已经创造的有形与无形的一切，包括物质方面、制度方面、精神——心理方面等。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产物，是“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是一个“人化的自然界”(19)。简言之，文化即人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又制约着人，影响着人及社会实践。人一问世，就面对着既成的文化环境，它是一种不可超脱的社会力量，人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为社会角色，也就是说文化是化育人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即化人。
所谓海外华人文化，却是一个特定的民族文化概念。以往有关华侨、华人研究论著中所使用的“华人文化”一词，至少目前看来，其概念相当模糊，大多论者或将其与海外的中华文化等同起来，或者与海外华人教育划等号，而很少从“文化学”意义上来研究海外华人文化。当然要给海外华人文化下一个确切的定义相当困难。这是因为从整体而言，海外华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维系着各地华人同中华民族的关系。就具体而言，海外华人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群体，他们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从地域上看，各地的海外华人由于所处的文化氛围不同，在文化传承、文化融合上有很大的差别，故各地海外华人文化实际上不是同一种模式的文化，因此笔者这里对海外华人文化所作的定义，只是从民族文化学的角度，从宏观上对海外华人文化的共同特征作一般性的界定。海外华人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范畴，它是指由海外华人所创造的一切“人化”的东西，是海外华人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具有特殊的地理的、民族的、政治的、伦理的结晶。它包括海外华人祖祖辈辈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基础上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包括心理特征），所产生的或大或小的社会影响，所涌现出来的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事物；它包括海外华人的民族语言、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宗教与信仰、思维方式、知识、价值观念等。海外华人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分支，从根源上说，它与中华民族文化是“子体”——“母体”关系，与中华民族文化有共性的一面。但从变化而言，它是由海外华人不断地吸收所聚居国文化，使世界各国各地的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整合、相融汇，呈“水乳交融”和谐状态的一种多元文化。所以它又与中华民族文化有相异之处，保持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是具有一定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是海外华人的“根”，海外华人的民族特征主要是由保持这些共同的文化传统来维持和继承的。无论哪一种模式的海外华人文化，都深深地烙上中华文化的痕迹。文化是动态的有机整体，随着时代的不断变换，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不断变迁，创造文化的主体本身的不断进化，会时时产生新的文化因素。海外华人所处的社会，是各种文化并存的社会，多种文化的相互渗透，产生了文化交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使海外华人的中华民族文化成分不断受到冲击并重新得到调整，形成了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母体，兼容中外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海外华人文化。如，今天美国和加拿大的唐人街("China Town")文化就是早期的华人移民历尽艰辛保存下来的中华文化，经横越历史的时空，在异邦发扬光大的结果。今天的唐人街文化植根于美国和加拿大社会的生活状况和价值体系（表现在语言、饮食、居住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方面）。又顽强保留有中国的优秀文化。今天的唐人街文化既非中国本土的文化，也非台湾和香港的文化，也不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文化，更非是上述三者的机械凑合或混合物，而是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互补、共生和整合后创造的一种独具魅力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美、加唐人街文化。
海外华人文化的评价及其意义
（一）美是艰难的也是辉煌的
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汤因比说得好，“优秀需要苦难”，“美是艰难的”(20)。海外华人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在海外特定的环境中，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在将近二百年的艰苦创业中，在应变客观环境的挑战中，经过文化交流、冲突、选择、融合和整合的过程而发展的结果。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一个美的世界。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对各国各地的文化兴盛，对中华文化的弘扬，起了巨大的作用，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天的海外华人中，科学技术界杰出人才层出不穷。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宇、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世界第一流的太空激光专家陈哲人，世界著名的建筑师贝聿铭、电脑先驱王安、国际人工细胞及固定化生物专家张明瑞，扬名国际的化学家陈德恒等。国际化经济实力正在崛起，豪商巨贾，金融大亨数不胜数。如大富豪李嘉诚、船王包玉刚、名商陈本显、汽车大王谢建隆、银行家郑鸿标、钢铁大王钟廷森、“李氏企业王国”李成伟兄弟、实业家颜开臣等。华裔精英跻身政坛，获委要职，引人注目；如在美国联邦政府任职的华裔已近1000位，有美国和平工作团团长赵小兰，军法总监付履仁，农业部副部长刘美芳，庇护办公室主任丁景安等。在加拿大有大多伦多市警政委员会主席伍素屏等，在毛里求斯有李国华任旅游部部长，马来西亚林良宾任交通部部长，在新加坡从政府总理到部长华人任职者更多。
世界华人的卓越成就得到世人的充分肯定或赞赏。美国著名的社会学者，纽约州参议员莫尼汉说“在美国的中国人为美国社会的四大精英之一，智慧高超，优于日本人、犹太人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21)。目前，在美国100万华人中，有8万多人是教授和专家，全美13万顶尖级专家学者中，有3万多人是华人。新加坡《企业家》杂志社的社会李建兴在其创刊词中说：“华资在九十年代异军突起，声震全球，不只提高了华人的社会地位，而且正在改变着世界财富分布的历史地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992年7月刊登一篇论述海外华人的文章，估计包括港、台在内的亚洲5100万华人，1990年全年的生产总值是4500亿美元。大陆外的海外华人，拥有可动用资金大约15000亿到20000亿美元，东南亚、美国、加拿大及澳洲等九个国家华人流动资金有7300多亿美元。1992年9月7日，美国"Fortune"杂志列出全世界233个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个人或家族大富豪，其中有18位华人企业家，包括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印尼的林绍良，泰国的黄子明，新加坡李成伟家庭等，18位总共的资产是351亿美元。华人经济呈现企业的多元化，国际化，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海外华人政治、科技、经济各项领域的巨大成就，促使人们反思，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人、中华文化与海外华人经济成为人们研究的热门课题。1991年8月，在新加坡召开的有世界各地800多名企业家和学者代表参加的“世界华商大会”上，许多代表对二战后海外华人经济的成功经验取得共识，称之为“华人的创业文化”。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会上说：“如果各位互相交流经验，就能证实，各位的成功，主要的因素是节俭，刻苦耐劳，重视教育，社群的信任和互相扶持。简单来说，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使大家成功”。1993年11月28日在中国汕头举行的“世界华侨华人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华人文化与华人经济的互动关系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来自世界各地的二百多名学者对此各自提出自己的看法。综其各家所见，笔者认为，海外华人之所以取得卓越的成就，简而言之，是中外、中西优秀文化的合壁，展开言之，是海外华人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变迁，社会关系的转换、东西文化的碰撞等多种因素的艰难条件下，既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又吸收、融合了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既“留根”，又“借力”，使二者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加以选构，整合而形成为面目一新的、富有生命力，创造力的海外华人文化，它是东西文化于本源处得其会通而开出的新境界。
（二）青出于蓝胜于蓝
海外华人文化与中华文化，可以说是青出蓝而胜于蓝。它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反思。
其一，对于世人关切而又莫衷一是的有关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如何结合，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中国文化传统如何走向现代化等问题，海外华人在实践上做出了有益的回答，并在理性上给了我们崭新而又深刻的启迪。所谓现代化，从深层内蕴和本质特征看，是以工业革命、商品经济、科学技术革命等为表现形态的，代表着人类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的历史性的转变。它既包括一般的经济和技术的加速发展，也表现为文化的深刻转型。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离开现实的中国人。现实的中国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是开创中华民族辉煌未来的创造者，但他们无疑又是根植于中国农业社会，承继着中国农业文化传统，既有历史赋予的优良品质，又难免背负与现代化相悖的传统包袱，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意识着人的现代化，使人挣脱传统包袱的羁绊；再者意味着社会文化的改造与重建，走出封闭落后的农业型社会。海外华人以其独特的文化给我们树立了成功的典范。他们直接生活在西方现代文化的氛围之中，可以耳闻目睹两方现代文化的利与弊，有选择地、大量地将一切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东西拿来吸收，跳出了墨守陈规的传统的文化氛围，弘扬了有利于投入现代化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通过吸收，扬弃、弘扬等文化发展过程，海外华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并把这种文化变成其个人的内在品质，溶化到个人的心理机制和人格结构中，实现了人的现代化。研究海外华人文化，吸收他们继承传统文化，学习其他民族优长的经验，对中国文化传统走向现代化，重建中华民族文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无疑是有所启迪的。
其二，对于加速我国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吸收一切为我所用的世界优秀文化，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源，信息、技术和资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无不具有认识论的启迪作用。改革开放作为我国基本国策，过去十年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九十年代我们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参与国际交换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资源，获得比较利益，参与国际竞争，在竞争中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而要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建立各种关系，开辟各种渠道。海外华人，虽星星点点，却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可形成一个没有封口的世界华人文化圈。这是我国进入国际社会的有利条件，如果能把人数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广的海外华人团结起来，就可以建成一个举世无双的国际关系网。此外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需要大量吸收包括海外华人资金在内的外来资本，需要生产和管理两方面的技术人才，需要与国际市场打交道的各种知识，而海外华人中蕴藏有这些资金、技术、知识和人材，充分调动这些潜在的巨大的科学技术文化经济资源，与海外华人保持密切的亲戚情谊，广泛进行科学技术文化经济的交流合作，有助于提高我国经济实力和科技文化水平。用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共同的利益行为，将海外华人与其祖籍国联系起来，以精心培植、维护海外华人不灭的中国情结，才能充分团结调动海外华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贡献的积极性。它对于建立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加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效利用和节约资源，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都具有重大意义。
其三，对于形成“华人经济文化圈”，加快我国与海外华人社会经济文化上的互利合作关系，振兴中华民族，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海外华人及文化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大作用。华人经济文化圈的形成将是海外华人文化发展新时期的主要特征。所谓经济文化圈，是指各民族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具有某种类似的文化特质的经济圈。在地域上它构成一种与众不同的，不能超脱的“第二自然”或人为自然（包括物质文化、精神—心理文化、制度文化、智能型科学文化）的经济实体或系统；在表现形态上，它以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手段及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标志。华人经济文化圈的蕴含：在地域上指以中国（主要是东北、山东、福建、广东、海南、广西）、香港、澳门、台湾甚至涵盖新加坡等地区构成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经济文化圈；在文化联系上，指以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化为背景，以海外华人的多样性的经济合作为依托，吸收全球具有中华血统的人们所组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传统，共同发展经济的需要和社会交往模式的经济文化圈。
海外华人是华人经济文化圈的主要参与者。在现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海外华人已跻身国际市场。为了投资开发更多更大的项目，必须集中雄厚资本，必须在世界各地建立销售网络，必须有及时的经济信息以便对市场趋势作出判断。海外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经营不同领域，他们在经济上携手合作，在世界形成网络，互通有无，这就使跻身世界的华人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马来西亚工业部部长蔡锐明说：“这种联系，有助于收集有关经济及贸易资料，互相联系组成一个国际联络网，以便把商品打入彼此市场”(22)。同文同种，是华人经济文化圈的文化背景。这种先天性的血缘关系，共同的文化传统，使他们互有信任感，比起世界上其它经济圈更有共同基础，更有凝聚力。中国大陆是海外华人加强、扩大、巩固经济文化圈的主要基地，对亚太地区以至全世界经济的发展将起着重要作用。香港发展局局长李健强指出：“亚太地区经济的快速成长，主要得力于中国大陆的不断现代化”(23)。美国乔尔·科特金在“华人亚洲企业的巨头”一文中称：“随着中国自己发展为世界的经济大国之一，分布在海外的华人企业家可能会发挥更为主要的作用”(24)。
90年代以来，中国人地区同环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欧洲等地的海外华人，围绕着共同的民族特点，共同的文化传统及经济的互利发展等问题展开的交流协作活动日益频繁。地缘、血缘，源源相连，人情、亲情、情情相结。今天从中国大陆至东北亚、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华人经济文化圈正自然兴起，香港、台湾及东南亚海外华人的企业，与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相互融合，已初见成效；香港、台湾与广东、福建、海南岛经济上的结合而自然形成的华南经济圈、东北亚、山东、东北以及华北经济圈也正值兴盛期。在分久必合的世界大势影响下，随着中国借五洲之力，聚四海之财，发展经济，振兴中华；随着海外华人在全球经济文化活动的增加，一场空前规模的海内外中华族群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大交流、大合作和大融汇正在蓬勃开展。以民族血亲为纽带，以经贸合作为基础，以科技交流为桥梁，以华语华文为载体，多领域、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和多形式的华人经济文化圈，正在成为今日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中国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发展的效应，继往开来，辐射着海外华人；当今海外华人文化的迅速发展，亦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产生着特有的刺激、支撑、输血和造血效应。强烈的民族意识，挚热的民族认同感，顽强的民族生命力，铸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特有的坚韧性和绵延性，将长流不息，奔腾向前。
（三）余论：文化哲学的透视
1.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得说，一切皆流，一切皆变。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充满着不断变革、不断调适，不断向代表人类主流文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世界性的现代化是当今历史发展的潮流，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不断变革的过程。在从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伴之以文化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必然要带来传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在时代性方面的质变，带来文化的全面的飞跃。在这个全面的飞跃中，我们失去的将是不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某些落后的文化，获得的将是整个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2.现代化的变革必然会伴之于文化的传承。应以世界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的传承。这意味着不仅要从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择取优秀的文化成果，而且要从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大道上去择取优秀的文化成果；不仅要以世界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外来文化的价值，而且要以世界与科学的尺度来重新评估本民族文化的价值。
3.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既要深切地了解外来文化的深层意蕴，又要扬弃文化主体原有的认识结构与评价结构，从而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又把本民族文化提高到外来优秀文化所达到的时代水平。它不是使外来的文化消极地适应本国的国情、民情，而是积极地改造旧的国情民情；不是使外来文化消极地适应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形式，而是积极地改造本民族文化在特定时代的具体形式，荡涤其滞后于时代的东西。不是“买椟还珠”式的体用分离，而是体和用的具体的历史统一。
4.文化的民族性与民族共存亡。在世界性的现代化历史运动中，真正优秀的民族文化决不会失去，而失去的决不是真正的优秀民族文化。故大可不必担心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外来文化、西方文化的冲击会带来文化民族性的消失。民族文化封闭论以及外来文化照搬论，都不可取。
注释：
①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页。
② 杜维明：《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1-3期。
③ G·William Skinner Edited:《Comparison of Thailand andJava》.
④ Wang Gaunwu and Jennifer Cushman Edited:《chans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⑤ 李亦圆：《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
⑥ 《亚洲文化》1985年第6期。
⑦ 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三联书社1989年版。
⑧ 黄光国：《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0年版。
⑨ 见汕头大学《世界华人研讨会论文集》（1993年12月）。
⑩ 林其锬：“‘五缘’文化与亚洲未来”，《新华文摘》1990年第9期。
(11) 林其锬：“论文化认同与华人社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12) 见汕头大学《世界国际华人研讨会论文集》（1993年12月）。
(13) 见《国际华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美国伯克利大学(Um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2年11月版。
(14) 见《世界历史》1992年第3期。
(15) 见《东南亚研究》1994年第1期。
(16) 见汕头大学《世界华人研讨会论文集》。
(17) 见北大东南亚文化研究所编《“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8) 见拙作《论海外华人文化》，《江汉论坛》1993年第9期；《世界华人文化现象——同源异派，同根异技的文化释》，《社会科学报》1992年9月17日；《再论世界华人文化现象》，《中华民族精神学术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126页。
(20)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4、82页。
(21) 陈本昌：《今日美国华侨社会及其发展趋势》，《华人之声》1992年第1期。
(22) 1991年11月19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23) 1992年12月13日《香港周报》。
(24) 1989年2月3日《华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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