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经济思想中的伦理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子》所蕴藏的经济思想，不独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中是出类拔萃的，就以世界古代经济思想而言，它也是一颗稀世的明珠。也许《管子》博大精深的经济理论太具穷追之魅力，也许古往今来的经济活动一直受着《管子》影响力之左右，反正，人们对那个曾经支配着齐国整个社会生活和直接贯穿于《管子》整个经济思想的具有胞核意义的东西，即《管子》经济思想中的伦理观问题的研究，实在太欠缺了（虽然在某些专家的论著中有过阐述，然仍给人以蜻蜓点水之感）。《管子》之所以是《管子》，而不是《论语》或《孟子》；齐国之所以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管仲之所以不像其他诸子百家而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活动，是不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在起着统摄作用？显然，用一般纯经济的观点是无法诠释《管子》的。因于此，本文拟就《管子》经济思想中的伦理命题，略作勾稽，意在抛砖。
一
有关管仲生平事迹的史料很少。司马迁的《史记》将管仲和晏婴列为一篇《管晏列传》，涉及到管仲的不过400余言。《国语》中的《齐语》单薄得很，记载管仲的活动寥寥数言，其他能反映管仲生平的正史、野史、外史、演义等，罕有凭据的价值。征诸史实，我们所能了解的不外乎：
1.管仲对商品生产、货币、贸易等经济问题有较丰富的直接知识，套用一句时髦的话，管仲很有经济头脑。
2.齐桓公不忌权利争夺中管仲的“一箭之仇”，大胆启用贤者，在后世封建社会中，凡言君臣相行、朋友相知者，莫不以管仲为典型。
3.管仲相齐四十年，辅佐齐桓公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使齐国处于鼎盛时期，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
4.在《管子》经济富国的乐章中有一个极不和谐的音符，即它的侈靡论。它对于诸子各派所宣扬的“强本节用”持保留意见。《管子》甚至提出“国用相靡而足，相积而赡。”（《管子·山权数》）
凡此种种，旨在说明：1.齐国之所以强盛，因为有了管仲这样一个会抓经济的相国；2.《管子》形成了独有的经济运行机制，使齐国走向富强。
《管子》的经济思想确有大量的可以称颂、以至仿效的经济政策、经济手段，这确实是使齐国强大的重要因素，也是管仲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齐桓公为什么择管仲为相，管仲为什么会采取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经济策略，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认为，管仲固然是位优秀的经济家，他的经济活动确实具有许多被后人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以至使历史上的许多改革家很少不以《管子》的经济思想为蓝本，这一切恰恰都在说明：管仲与其说是一位经济家，毋宁说是一位政治家，或曰具有明确的统治意图和伦理意识的改革家更准确；《管子》与其说是一本经济学著作，毋宁说是政治学或曰充满伦理观的教育学更为贴切。
首先，管仲的经济活动有赖于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天才。齐大夫鲍叔牙在齐桓公面前鼎力荐举管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惠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弗若也。（《国语·齐语》）
这段话活脱脱的道出一个政治家的品质，哪有半点经济色彩？
其次，管仲之所以能把经济工作当作相执政、振兴齐国的生命线，还在于他对当时当地社会生活的冷峻审视。胡寄窗先生对此大加赞扬：“《管子》的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它的政治、伦理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政治、伦理观的基础。”（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2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春秋时代虽然仍保持着封建领主经济的特质，但巨大的变革已经开始在社会各方面展开。特别是土地王有制的崩溃成为既成事实时，阶级的变化是必然的。伴随着独立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的自由经营成为急切的社会需要。西周以来土地王有制度下严格的市场控制制度，在商品的自由经营中变质。明显的事实是，许多“金玉其车，交错其服”的富商大贾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他们常是志气高扬、结驷联骑地往来于各国之间从事贸易，甚至结交王侯与天子分庭抗礼。齐桓公和管仲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齐国何去何从，一君一相不能不考虑。齐桓公想什么？答曰；称霸；管仲想的是什么？答曰：辅弼齐桓公称霸。对此，他们是毫不掩饰的。一君一相沆瀣一气，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国语·齐语》中就有佐证：
桓公曰：“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国未安。”
桓公曰：“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吾未亲也。”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鲁为主。”
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对曰：“以卫为主。”
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燕为主。”争雄称霸的欲望和野心可谓昭然若彰。然而，管仲意识到，不抓经济，何以争雄；管理国家，必须使人民富足起来，《管子》的伦理观恰恰体现在这里。《管子》一书第一篇的头一句话就表现得十分清楚：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有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
很清楚，让饥肠辘辘的百姓知晓荣誉、耻辱，遵守礼仪、操守，无异于痴人说梦。
在伦理观念上，《管子》认为社会伦理标准是否具有实践意义，很大程度上要以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准，即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伦理标准才能发生作用。这一点是万万不可忽视的。那么，在《管子》的经济思想中，伦理观念与物质内容是如何统一的呢？
二
这又是一个具体而复杂、需要反复引经据典才能阐明的问题。《管子》是如何将德、义、礼这些抽象的伦理观念，赋予了具体物质内容的呢？
先说“德”。《管子》曰：
德有六兴（或作典）。………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驰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管子·五辅》）可见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德”的具体内涵了。
再谈“义”、“礼”。《管子》曰：
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由此八者，礼之经也。（《管子·五辅》）
限于篇幅，这里只好择其要而引之。像这样把德、义、礼赋予如此具体的物质内涵，在中外古代思想家中，确实是罕见的。
《管子》为了实现德之六兴、义之七体、礼之八经，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举措，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概括言之，包括：
（一）选官制度
齐国采用“三选”的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值得称道的。它的实际意义不在于选拔出色称职的官吏，而是直接指向对庶民和官吏的教化。齐桓公每年令乡长推荐乡民中“为义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和“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由他任命为官，并令官长每年出面报告下属官吏之治绩，择贤分级任用，对足以成大事者，可升为上卿。对嫉贤忌能，不予推荐的官吏，则要处罚。“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对“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这一着为齐国的振兴从伦理角度提出了富有实际意义的选贤任能的制度，着实起了点睛作用。
（二）调研咨询
《管子》对庶民百姓想什么、做什么是极为关切的，每一项经济措施能带来何种伦理效应，都是《管子》所关注的。通过《管子·问》篇可以发现，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过程和人民的需要了解之精细是相当惊人的。
（三）合理配置
《管子》的伦理意识是无成不在、无所不包的。这首先表现在规划设计上。《管子》规划的范围包括土地、人口、国用、女事、货币等方面，所有涉及到的内容不仅有总的原则，而且在每一项具体活动上都有较细的考虑，并提出“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轨守其数”的基础是普遍建立起来的伦理观。
其次反映在人力资源的组织上。管仲主张士、农、工、商四大集团的成员须按其职业“群萃而州处”，即所有的“士”及其家庭都必须共同聚居在一个指定的区域。《管子》规定，“处农就田野”，以便从事农业生产：“处工就官府”，以供应官府所需要的各种器械；“处商就市井”，以便进行贸易交换。而且要求各集团成员的职业须世代相传。这种看似凝固、呆板的就业方式，实质以实现封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为目的，更重要的是，将子承父业的职业道德推演为一种家庭袭制的、被种族、世族、家族步步强化了的伦理观念。
此外，管仲要求“陆阜陵瑾，井、田、畴匀”，无论山地、墓地道路、市地、耕地，均应合理配置。《管子》对封建国家经济活动的规划是颇具政治头脑的。可惜的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往往仅从纯经济的角度出发，忽视了《管子》人力、物质等资源性的东西能反映综合国力配置的伦理意义。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的跋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封建主义在“本质上是结合主义者”。
（四）奖励政策
《管子》非常留心百姓中具有特殊生产技能的人，并给予特别的奖励。如免其兵役、给金一斤、粟米八石等。这种旨在调动一部分能工巧匠的积极性，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意识，更具伦理意义。这些首先富起来的人包括：民之能明于农事者，民之能蕃育六畜者，民之能树艺者，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者，民之能医民疾病者，民之能知时者，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等等。这种奖励政策所能产生的效应是纯经济政策所不能比拟的，其深层之意不难理解。
（五）赋税有度
薄赋敛是古代学者的共同主张，《管子》同样没有放弃这个颇具伦理价值的治国措施。尤其在税收问题上。齐国的关市之征，据说曾减低到“五十而取一”，比商人崇奉的祖师白圭的“二十而取一”还低得多。在土地税上，《管子》主张“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这种两年征税一次的制度，再加上岁饥之年不纳税的政策，胡寄窗先生曾计算过，各年平均只纳税百分之五左右。也许因为有“岁饥不税”一说，所以梁启超先生在其《管子评传》中提出管子无税论。这一观点是否有以讹传讹且不论，反正后来的甘乃光、熊寐、黄汉、唐应增等先生都沿用了这一说法。这是否又从某种意义上丰富了本文的命题呢？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管子》不仅把这种税率实行于齐国，而且还试图推行于其他封建割据国家。据《管子·幼官》记载，齐桓公第三次会合诸侯时曾提出“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的主张。这一主张恰恰表明了他利用税收杠杆治国安民的伦理目的。胡寄窗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无不讥讽地说，这“与十八世纪欧洲的财政剥削能手所谓‘拔最多的鹅毛而不让鹅叫’的办法比较，似乎还要巧妙些。”（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3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但我想，《管子》的巧妙就是这样在许多经济政治策中蕴含着不言自明的伦理意义。
三
讨论了《管子》为伦理观念的贯彻始终而采取的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之后，一个明白而勿庸阐述的问题已经推到了我们的面前，那就是《管子》对于利的看法。《管子》对利的解释实在太白、太实、太具伦理意义的。请看：
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剩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管子·禁藏》）
由此，《管子》引发出一个远比一般经济举措更深层的观点。既然人情是欲利而避害的，那么为政者就必须能顺民所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如果人民利益不能得到满足，不能“足其所欲，赡其所愿”（《管子·侈靡》）谁还再愿为统治阶级效劳呢？于是，我们的命题就此又可再深入一步了。
我觉得，《管子》的伦理观是指向治国之道的。《管子》坚持富民政治，把国家的安危、政治的良窳，都归结到能否充实人民的物质经济生活这一点上。《管子》的伦理观实质是富民政治。当然，我们先不忙于作结，不妨从以下几方面探讨之。
其一，《管子》一书有大量的富民强国的论述，有的论述颇有见地。如：“凡治国之道，则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安，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
再如：“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管子·五辅》）
其二，《管子》把“贫富有度”作为体现封建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防止兼并缓和贫富间的对立，《管子》提出的措施是耐人寻味的。如，国家掌握一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农忙季节赊售或租给农民作用。对于谷物则“无本者予之陈，无种者予以新”（《管子·轻重丁》）将来可以产品偿还，这样富家就很难垄断操纵、哄抬物价。
如，利用财政方式以调剂各地税租。《管子》的措施是，利用丰收地区谷物低价而欠收地区谷物价高的规律，国家出面征收不等额实物租税，这样丰收地区以三釜才可完纳之税额，而欠收地区只需以三斗即可交纳。国家就可以丰收地区所征收的谷物作接济欠收地区之用，保证欠收地区不因欠收而出现生活水平下跌的现象。
再如，国家下令要富豪之家以现金和实物贷给农民，低收利率或不收利息，甚至劝其不索还本钱，这在《管子·轻重丁》中都有记载。这些做法虽有强人所难之嫌，实行起来未必行得通，但《管子》的伦理用意是明白无误的。此外，如收盐铁之利以及将森林山泽收归国有等措施，都是《管子》实现防止兼并，缓和贫富对立的目的。如果我们仅仅把国家对商品流通的控制以阻止豪商及高利贷者的投机活动，看作是纯经济活动的话，未免太辜负《管子》的良苦用心了。
其三，《管子》能面对现实，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存在的矛盾，做出较客观的分析。《管子》认为，社会贫富不均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商人资本占优势地位和高利贷资本相当猖獗的社会中，封建国家不可能根本消灭商人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因而商人高利贷者的兼并活动总会存在，试图用强硬的纯经济的手段来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未免流于幼稚，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把伦理思想渗透于经济政策之中，这是《管子》极为高明之处。
《管子》确有大量的专门论述修身之道的内容。例如它的“四维”论（《管子·牧民》）、“教训成俗”论（《管子·权修》）、“务德守节”论（《管子·君臣上》）、“善罪身”论（《管子·小称》）等，都有极高的伦理价值，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树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思想的也是《管子》。这些思想更值得穷追不舍，即这里反复议论的蛰伏于《管子》整个经济思想中的伦理观，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