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译述风尚成因探析
李双娟
（安阳工学院，河南安阳455000）
摘 要： 晚清时期，大量外国小说被译入汉语，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在整个文学翻译史上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当时的小说翻译普遍采用了“译述”的翻译手段，即边译边述，与现代的文学翻译差别甚大。本文立足于多元系统理论，从意识形态、社会因素、译者及目标读者等几方面分析了译述风尚的成因。
关键词： 译述；小说翻译；成因
自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大量外国小说被译入汉语。据不完全统计，1840年至1919年之间的翻译小说约2567种[1]88,数量之大、影响之广空前绝后。然而，通过研究不难发现，当时的小说翻译不够忠实，译者对原作大量删改，这种翻译方式被后世学人称为“译述”。本文主要分析“译述”作品在文学翻译中的地位及该风尚的成因。
一、“译述”风尚特征分析
晚清时期，为了拯救民族于危亡，众多仁人志士纷纷拿起译笔，希望通过翻译引入新的思想，开启民智。这一时期的小说翻译不可计数。梁启超略通日文，但他不仅身体力行，亲自翻译了《十五小豪杰》，还发表文章《译印政治小说序》、《论译书》，呼吁学人翻译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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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翻译中，众多翻译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相似的方法：译述。译者对原作内容随意增删，如删除不符合中国小说形式的心理描写，或与儒家传统相悖的情节，“以取便观者”；对原作中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以中国特色的词汇代之，“凡人名皆改为中国习见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国地名”，“以免记忆之苦”，且美其名曰“小说重关目，不重名词”[2]147。
章回体在中国文学中存在已久，晚清的小说翻译家大多采用了这种成熟的文学形式来翻译西洋小说，如陈独秀和苏曼殊翻译的《惨世界》即采用了该形式。据郭延礼统计，1895-1926年间《新小说》、《新新小说》杂志上刊载的长篇翻译小说共22部，而其中13部采用了章回体进行翻译。[1]30
上述种种特点构成了晚清小说翻译的整体风格。该翻译风格与后世的文学翻译截然不同，若按当前的一些标准，这些翻译小说无法归为翻译文学，但作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其成因有待我们考证。
另外，当时虽然翻译了大量小说，但译者缺乏版权意识，对原作者介绍甚少，译名不统一，随意更改译作题目等现象普遍。译者署名方面也缺乏统一标准，部分译者甚至以笔名代替真名发表译作，如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署名为“冷红生”等。
佛经的大量译入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翻译高潮，佛经翻译最初就有“文”“质”之争。从“因循本旨，不加文饰”[3]22到“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3]32，从早期的字字对译到后期的重视文采辞藻，佛经翻译对后世文学翻译影响巨大。晚清时期，众多翻译家或在译作的序言跋语中，或在书信来往中，谈及了佛经翻译的影响。例如梁启超曾经撰文，认为“翻译之事，莫先于内典；翻译之术，亦莫善于内典。今日言译例，当法内典”[3]130。严复指出“夫翻译之体，其在中国，则诚有异于古所云者矣，佛氏之书是也”[3]77而林纾的翻译也被认为“纾之译述西稗，可方六朝人译佛经”[3]141。在文与质的选择上，近代翻译家几乎无一例外选择了“文”。正如梁启超所言：“闻六朝唐诸古哲之译佛经，往往并其篇章而前后颠倒，参伍错综之。善译者固尝如是也”，“学其语，受其义，归而记忆其所得从而笔之”，“言译者，当以此义为最上”。从这些言辞中，不难发现，晚清译述风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佛经翻译息息相关。
二、“译述”风尚成因探析
（一）对佛经翻译的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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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文化因素影响
晚清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封建的清王朝闭关锁国，仍以“天朝上国”自居，但是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知识阶层开始开眼看世界，洋务运动兴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广为传播，为了开启民智，众多文人志士纷纷翻译西洋小说，因为“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从而形成了“译者百出，年以百计，与他种科学教科之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综上年所印行者，则著作者不得一二，翻译者十常居八九”[4]的小说翻译高潮局面。虽然从表面上看，翻译文学在这个时期盛行，似乎占据了文学的中心位置，根据多元系统理论，此时翻译文学应该参与创造模式，不惜打破传统文学规范，以实现译文的“充分性”。“译述”风尚下的文学翻译恰好相反，译者不惜对原文大加删改，大量套用中国传统的“章回体”等文学规范，强调译作的可读性。这个矛盾首先与翻译目的有关。如前所述，晚清时期大量作品的译介不是出于文学赏析的目的，而是为了开启民智，教育妇孺、平民阶层，翻译作品只是“工具”。其次，虽然中国在军事上不如人，封建文人的心目中，依然是充满对西洋文学的鄙视和对中国文学的自满之情的，认为“吾祖国之文学，在五洲万国中，真可以自豪也”[3]311。因此，在进行翻译时，他们不尊重原作，肆意篡改。
（三）译者因素与读者因素
正如列夫维尔所言，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译者是在特定的时空、特定的文化中进行翻译的。译者的文学意识和读者意识无不影响着其翻译策略的选择。晚清的译者，从幼年始，就浸淫在“忠君爱国”、“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之中，其毕生追求不外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文学翻译中，这种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面对列强入侵，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封建知识阶层希望以小说来开启民智，希望以文学来挽救清王朝。因此，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他们不是为了创造“传世之作”，产生不朽的文学价值，而是希望能够通过翻译文学来激起民众的危机意识，另外，传统的文人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态度是鄙视的。小说是用来教育农夫走卒和妇孺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封建文人对翻译小说的态度是随意的，在翻译时，他们所采用的工作语言也毫无意外地是自己最为熟悉的高雅语言——文言文。
（1）高可达性。商业综合体大部分处于城市交通系统完善且经济繁荣的地带，在信息共享和交通便利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虽然翻译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通过小说来开启民智，认为其目标读者是农夫走卒，事实上，“今日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2]314，这些“旧学界”小说读者群，本身也是尊崇文言文、轻视白话文的，也是支持中国传统文学体例的。他们内心同样充满了对西方文明的轻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傲，译者和读者的“共谋”使得晚清小说翻译呈现出“译述”的风尚。
三、结论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当文学系统在大的系统中处于幼嫩或者弱势时，以及文学系统内部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时，翻译文学会占据其中心位置，此时会参与创造模式，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而处于边缘时，则会套用本国文学中的二级模式。体现在翻译策略上，前者着重译文的“充分性”，后者则强调“可接受性”[5]。晚清小说翻译强调的就是民众的“可接受性”。由于对小说社会功能的夸大和鼓吹，晚清时期翻译文学在数量上一度占据了上风，但始终没有占据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地位。译者对文学翻译传统的承继、晚清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译者和读者的文学修养及其对小说的态度等因素决定了晚清小说翻译的翻译策略应该是且只能是边译边述，译述结合。
参考文献：
[1]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88.
[2]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M].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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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49.
[5]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19-25.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Adaptive Translation"in Late Qing
LI Shuangjuan
(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 In Late Qing,a number of foreign novels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With its great influence and quantity,the novel translation occupied an important state in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history.While different from translated novels nowadays,those translation adapted a strategy called"adaptive transla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strategy from ideology,social factors,translators and target readers based on Polysystem theory.
Key words: adaptive translation;novel translation;causes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28（2019）05-0089-03
DOI: 10.19329/j.cnki.1673-2928.2019.05.026
收稿日期： 2019-06-30
作者简介： 李双娟（1980-），女，河南济源人，安阳工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及实践。
（责任编辑：陈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