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研究的意义及其启示——兼谈中国社会跨越发展的整体性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整体性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7）04-0015-06
唯物史观是一个“艺术整体”，包含社会发展规律与发展道路的关系、生产力跨越发展、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的互补等重要内容。马克思的《资本论》、《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等对唯物史观“艺术整体”做了阐述。对此，有关理论研究已有很大进展。[1] 本文分析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理论的意义，并探讨我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与理论创新。
一、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形成及其基本特点
1.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形成
唯物史观理论的最初制定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一书中，但是《形态》一书因历史的原因没有出版。唯物史观第一次公开问世是在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而写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中。《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写作，在理论上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具有共同性质的“天然合理”历史观：“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1]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经济学论证了这一制度的天然性。至于普鲁东，他是“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来”[2]（P27），即把小生产者的私有制看做是天然的。这两种历史观和刚刚形成的唯物史观是对立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意味着唯物史观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过了33年之后，1880年，马克思在《关于“哲学的贫困”》一文中写道：“所以要发表‘哲学的贫困’（第一版已售完），是因为：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3]（P248）《资本论》历史观具有什么理论性质？马克思用“艺术整体”来说明。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不论我的著作（指《资本论》——引者）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他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4]（P196）
《资本论》所表达的是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天然合理”历史观相对立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的的“艺术整体”的理论形式，可简单表述如下：商品——货币——资本——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分配的两极分化——社会自身的否定之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复杂的经济机体。马克思以理论的形式，达到历史的、逻辑的统一，像一幅艺术的画面展示出来。《资本论》写作过程中，恩格斯曾希望马克思能拿出其中的部分先发表，马克思拒绝了，原因就在于其理论具有“完整的”“艺术整体”的性质，不愿意被分割。
2.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基本特点
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多以《资本论》理论为标尺评价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我国学界对《资本论》的研究着重的是经济学理论，也有人从辩证法范畴及其规律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是，《资本论》理论“艺术整体”的本质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主要从历史观方面进行探讨。这一研究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辩证的方法。可以说二者的有机结合就表现在《资本论》理论的“艺术整体”之中，因此，《资本论》理论深层的本质含义就在于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认识。
在西方，有两次研究马克思的热潮：一次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西方学者在这一《手稿》中，发现“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说人道主义是马克思理论的最高峰，而《资本论》是他理论思维的蜕化。第二次研究热潮是由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发表而引起的。把这一《笔记》说成是马克思向人道（类）主义的复归。但西方对马克思的“发现”，否认《资本论》理论历史观的重要意义。我国学者是重视《资本论》研究的，但多是分别就政治经济学和辩证法各自分别研究，而对《资本论》理论“艺术整体”不够重视。
《资本论》理论展现的“艺术整体”历史观是马克思铸就的一把利剑，刺破了两种性质的形而上学历史观，清除了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伯恩斯坦、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马克思捍卫《资本论》的“艺术整体”与捍卫他的唯物史观有关。《资本论》理论的“艺术整体”，只是唯物史观理论的重要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
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科学性。马克思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把经济概念看作一定生产关系的理论抽象。一定生产关系都是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历史的、变动的。如果对这些反映生产关系的概念、范畴用来论证“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样的理论就会成为致富、调整矛盾和治理危机等的理论。反之，如果这些概念和范畴能客观地、合乎逻辑地反映出这一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它就是历史科学的理论。《资本论》理论的“艺术整体”，科学地反映出这一生产关系的内在发展规律。因此，《资本论》的“艺术整体”正是唯物史观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2）理论创新。唯物史观诞生之初，是以假设的形态存在着。当它在有效地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之后，才由假设变成了科学。这一过程，按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是经过了20年的研究之后完成的。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并对这些成果经过再创造运用于自己独具特色的历史观研究。只有这时，《资本论》理论的“艺术整体”才能显现出来。可以说，《资本论》的“艺术整体”是在对德国哲学和英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继承基础上体现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
（3）实践性。唯物史观制定后，首先运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研究，这是由于时代的需要，是新起的工人运动实践的要求。马克思常说的一句话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之声”。“时代之声”是理论的向导和“启示”。马克思制定唯物史观之后，花了20年的时间研究政治经济学，就是为一定时代先进的阶级提供的实践的向导、“启示”的真理。
唯物史观的以上这些特点，也表示着它的开放性，它是一个发展着的、开放的体系。
二、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研究的主要方面及其意义
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及其研究方法的不同侧重，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艺术整体”，就被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不同内容。狭义的“艺术整体”指的是高度发展的典型的历史发展理论；广义的“艺术整体”包括非典型的和跨越发展的社会形态的理论，还包括唯物史观理论的历史使命、发展规律和道路、封闭式与开放式发展等理论和方法。
1.唯物史观的历史使命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这一发现的思想渊源来自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提到的“普罗米修斯精神”，即为人类解放“盗天火”的精神。唯物史观就是这种哲学人道主义“盗天火”精神的最初体现。马克思制定唯物史观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是那个时代欧洲兴起的工人运动。唯物史观当时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工人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可是，那个时代，关于工人解放的理论非常之多。对工人运动具有极大影响的是两类历史观理论：一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历史观；一是以各种理论拼凑的小资产阶级的历史观。马克思通称这两种历史观为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历史观。其基本特点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自然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前的社会发展是人为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社会，都是人为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合理的，像春夏秋冬四季循环一样，虽然有危机的冬季，但它通过春天的复苏周而复始地发展下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证，为各种社会学家提供了理论依据。小资产阶级历史观步其后尘，以法国的蒲鲁东为代表，他的历史观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欧洲的工人运动都有极大的影响。蒲鲁东的理论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对于法国人来说，他是哲学家，即黑格尔的辩证论者；对于德国人来说，他是经济学家。他把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与当时通行的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套小资产阶级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手工业者这种私有制是“天然合理”的，他用小生产者的生产合作社互助组织替代资本主义来达到工人阶级的解放，因此，他反对工人阶级组成政党，反对工人运动。蒲鲁东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极为有害的。这样，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制定之后，在理论和实践上遇到的劲敌，第一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历史观，第二个是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历史观。因此，批判这两种历史观就成为唯物史观论证自己科学性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在《德意志形态》一书中，唯物史观的制定是这样被说明的：“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3]（P30）。在这里，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是说从宗教的天和黑格尔思辨的天降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生物“跨越”式的人的理论上。所谓从地上，即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生物学的人的物质生活、生产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揭示出宗教、观念等的意识形态。
唯物史观的使命是什么呢？是揭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就是“市民社会”。这里说的“市民社会”是广义的，即各个历史时期的，典型的、非典型的和跨越发展的社会形态的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生产过程。唯物史观的这一研究对象决定了，它不是教条，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史学理论。
2.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把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这一规律实现的具体道路混为一谈，搅乱了自己的思维。在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中，一般规律和具体道路是有区别的。一般规律是抽象的，是“类规律”，是观察和衡量社会历史发展的标尺。具体道路是这一规律实现的方式。这种方式有两种表现：一是“演进”的，这是两种社会形态相邻近的发展形式；另一种是“跨越”式的，即不相邻近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基本的实现形式是两种：演进式和跨越式。演进式一般是在社会形态封闭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经济机体有一定的脉络可寻，因此，通过反映这种经济结构的各种概念和范畴的研究，就可以逻辑地探索出它的历史过程。所以，演进式发展的史学方法是逻辑方法。跨越式发展因不同的社会形态及其不同阶段上而有不同跨越。因此，对它的研究方法是超逻辑的，又称非逻辑的方法。演进式发展是封闭进行的，跨越式发展是以开放式为特点的。
3.封闭式与开放式发展的比较研究
在制定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对封闭式的演进与开放式跨越发展作了比较分析。结论是，前者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后者是“异常迅速的”。缓慢的原因大致有三：第一，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同时存在着在历史上形成的代表各不同利益的阶级或阶层。这时，社会只是屈从于获胜阶级的利益，但是这种不同利益的相互制约长时间存在着。第二，传统的权力（主要指国家和各种法律、法规）制约着新生产力的发展。第三，意识形态、理论的作用。这里指“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来影响历史发展。因此，封闭的“演进”发展是极其缓慢的。与封建“演进”式发展的缓慢情形相反，跨越式发展是极其迅速的。跨越式的发展是开放性的，它是以已经进步的国际上提供的先进条件为前提的。美国的历史就是典型，它的发展是“极其迅速”的。
4.史学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如果仅凭着《资本论》阐述的历史观去观察历史，就会像马克思所说的会犯“历史哲学”和“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这是因为忽视了马克思史学方法论的意义。马克思在阐述《资本论》理论是一个“艺术整体”时，紧接着的一句话是：“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这里马克思特别强调方法。这个方法，马克思形象地表述为“从后思索”①。在《资本论》中，他这样写道：“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5]（P92）“从后思索”方法是一种史学研究的方法。这一方法，马克思在多处以不同的形式表述过。这里我们着重指出两点：第一，这一史学方法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发展的典型形态。比如《资本论》探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它选择的样本是高度发展的英国。因此，这一方法有它的局限性。第二，这一方法在思维方法上表现为逻辑性，又可表述为“抽象法”、“溯源法”，如马克思所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从事物发展的高级的成熟形态的各关系中抽象出各种概念、范畴，在它们的关系中探寻出它自身的脉络和轨迹。逻辑方法服从于它的剖析对象的典型形态。因此，在研究历史上它也是有局限性的。
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典型社会形态进行研究，同样，对非典型社会形态，比如跨越发展的社会形态的研究，需要的是一种超逻辑的方法。如几万年发展来的原始社会的发展，还有各个社会形态都有的跨越发展的情况。对于以上这两类社会发展的研究，需要实证的比较分析的方法，简称为实证方法。实证方法是早就有的，古代亚里士多德首先使用，近代摩尔根研究古代社会时也成功地使用这种方法。马克思把逻辑方法与实证超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我们称之为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的“互补方法”②。马克思早期、中期和晚期都使用过实证方法，只是有不同侧重罢了。马克思对典型社会形态的“艺术整体”和非典型的跨越发展社会形态的“艺术整体”都一一进行了研究。③ 研究典型社会形态，奴隶制选择了古希腊，封建制选择的是罗马，资本主义选择的是英国。因为有典型可选择，而像原始氏族制度和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发展，因为没有典型形态可循，侧重的方法就是实证方法。这样，马克思早年提出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6]。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生产方式都完整地以“艺术整体”的形式体现出来。
三、中国社会跨越发展的整体性认识与理论创新
借鉴马克思对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们试分析中国社会的跨越发展。
1.中国社会的跨越发展
在人类历史上，跨越式发展往往是自发进行的，而当代中国的跨越发展是自觉的。中国社会的跨越发展，不仅是社会形态的跨越，也是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走过了两种道路：一种是封闭的，一种是开放的。我国走上跨越发展的道路，除了摆脱国际上经济封锁的原因外，在国内，也经历了曲折，是通过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而提出的。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7]（p63）“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7]（p227）中国走上跨越发展的快车道，是实现了两个突破：一个是实践上的突破，正如邓小平说的：“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7]（p69）再一个是理论上的突破。我国理论界长期受社会五种形态“依次演进”理论的束缚，对跨越发展做出各种偏颇理解，如说这是马克思晚年的理论“困惑”，特色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畸形儿”，只是一种“东方道路”，等等。我国的跨越发展是突破这种种偏颇理论的反映。
邓小平说的什么叫社会主义“认识不是完全清醒”，包括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到底是什么不完全清醒。1949年建立新中国，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近30年的时间，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折腾，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实践证明，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用惨痛的教训得来的。没有这一理论和实践的转变，不可能有中国的崛起和跨越发展。
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摸索”中。“摸索”什么呢？是指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方法和规律。他对“摸索”的问题说得很透彻。邓小平对一位特区的主要负责人说：“你们到那里，不是光要搞好三个特区（指深圳、珠海、汕头——引者），而是要把整个广东省变成经济特区。我们搞特区，搞改革开放，国内、国际上都没有这个经验，你们过去了一定要摸着石头过河，稳步前进，而且要搞全省的特区，你们要有这个决心，有这个胆量，找好规律，搞出个样子来。”[8] 对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后来人们都简称“摸论”。
“摸论”在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方法论，即超逻辑的实证方法。超逻辑不是不要逻辑，而是通过实践在实证材料的基础上探寻出新的逻辑，所以超逻辑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有明确的方向，需要有正确的唯物论认识论的前提。邓小平的“摸论”也是来自实践，即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就是一种跨越式发展。
2.三次重大“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三次重大“理论创新”。这三次理论创新，就是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也就是邓小平理论；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为重要任务的科学发展观，都贯穿着唯物史观理论，而有新的发展。
（1）邓小平理论的创新
坚持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标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体现为一种精神力量，过去闹革命，没有这个信仰、这种精神，革命就不可能进行，革命就搞不成功。在社会主义建设处于困惑的时期，邓小平有胆有识，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7]（25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展开的，这就是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具体地就体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时代之声”，即实践之声。在改革开放，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理论和实践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为“时代之声”。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开创了中国跨越发展、“和平崛起”的先河。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
“三个代表”所指出的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涉及经济、文化、政治几个方面。
1992，江泽民在《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报告中指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我们全党“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9]（P557）“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在市场经济新的海洋中航行的一盏明亮的引路灯。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更加强调全面发展。十五大报告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纲领，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战略布局。十六大以后又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一个重要论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以下简称“三大规律”的理论）。这“三大规律”的认识，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和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过程中通过总结提出的。以上“三大规律”都属于唯物史观的范畴。
（3）科学发展观的创新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发展的思想。根据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在发展不平衡问题已成为全局性突出问题的背景下，在理论上创新的结果就是提出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发展的目的问题。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社会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遵循科学发展观，就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行机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是和谐文化在社会发展观上的具体体现。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发展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在新时代新阶段，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这三次理论创新都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是对“三大规律”的内容、关系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和创新。简单地说，邓小平理论是对“三大规律”特别是对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是一次界碑性的转变，这个转变为理论创新开辟了新的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基础上，达到的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认识为主要内容的一个新境界。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要求从整体上有了更加全面、系统、准确的认识，是又一次理论创新。以上理论创新各有所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侧重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解和关系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侧重在党的建设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则是在社会发展实践基础上对“三大规律”涉及的理论和实践众多问题认识上的又一次理论创新。
唯物史观的创新能力，就在于它对社会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时代之声”、要解的“历史之谜”的回答。什么是这个发展阶段上的“时代之声”、“历史之谜”呢？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入世”之后，面临出现的诸多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发展不平衡问题，城市工业体制改革与下岗人员的就业问题，特别是收入差别拉大的问题，等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正确的答案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处理好这些关系。科学发展观是把握“三大规律”的内在要求。关于科学发展观，有两点应特别指出，一个是“以人为本”，一个是“和谐”的原则。对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处理，都和对“三大规律”的理解有关系。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以人为本”及“和谐”的原则，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和原则。科学发展观正是基于实践的要求而产生的理论创新。
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到现在近30年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对“三大规律”不断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三次理论创新而向前推进的。这三次理论创新，其主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是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几百年中的一些问题，不过，我们是自觉进行的，其中的原因应从自觉地认识和驾驭“三大规律”与三个接力棒式的三次理论创新的关系中去寻找。中国社会的跨越发展，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样，不仅不威胁其他国家，而且有惠于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这与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要求是一致的。
注释：
①参见冯景源：《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从后思索”一节，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文献依据。
②马克思史学方法的“互补方法”，冯景源《关于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求索》1994年6期，《新华文摘》1995年2期转载）有过专门论述。
③这一方面，冯景源著《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一书中有专章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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