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中国社会改革进程看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_政治文化论文

从近代中国社会改革进程看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_政治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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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明确规定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三个:即物质上富强,政治上民主,精神上文明。只有这三者协调发展,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根据这三个目标,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基本纲领。这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它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最主要的经验总结,而且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历史的经验总结。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要把改革作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动力”(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17.31)。改革是全面改革,是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改革。我们如果把改革看成一个立体结构,它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物质层面,即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文明建设;第二是制度层面,即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第三是文化、观念、道德层面,即精神文明建设。这三个领域的改革,互为条件,其中物质层面的改革最为活跃,它变动不拘,交流方便;制度层面的改革,具有权威性,它规定了整体改革的性质;难度最大的是文化、观念、心理层面的变革,这是改革的最深层次的内容,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民族习惯等等。与以上两个层面的改革相比较,它最为保守,深深地打着民族文化的烙印,这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 而且是150多年来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一个基本状况。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在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后,背负屈辱,开始了艰难的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的改革都涉及到了第一层面即物质层面的改革。他们首先看到的是西方的物质文明。林则徐在反侵略的同时,认识到要战胜西方,应先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成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魏源则正式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即“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他们对西方“长技”的认识,主要是“船坚炮利”,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来加强反侵略的力量。洋务派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求强”、“求富”的口号,将学习西方的内容进一步扩大,不仅办军工企业,而且办民用企业,认识到了“必先富而后强”。但这些改革都不涉及“制度”的改革,他们一致认为中西对比的差距是“唯武器万不能及”,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是好的,是不能改革的。这集中体现在洋务派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上,就是要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个“体”。这种建立在“变器不变道”思想基础之上的改革,一开始就潜伏着失败的因素:既要建立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又要维护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仍然实行封建专制制度,而这二者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随着甲午海战的隆隆炮声,洋务运动宣告失败。

历史再向前发展,从19世纪9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表演——戊戌变法到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中国的社会变革涉及到了第二层面即制度变革的内容。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戊戌变法提出要效法西方的议会民主政治,变中国的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他们认识到了不仅西方的科学技术比中国先进,而且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也比中国的好,这就涉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从而大大扩展了向西方学习的领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则通过自下而上的武装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第一层面的物质文明建设对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第二层面的制度或体制的改革就有一个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问题,有一个历史选择问题,所以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了,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也流产了。历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进而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说:“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意义”(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17.31)。

物质层面的变革和制度层面的变革,必然引起第三层面精神、观念、心理层面的变革,近代史上的每一次变革都同时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从夜郎自大、唯我独尊到向西方学习;从“祖宗之法不可变”到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从科举取仕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建立现代学校,废除八股;尤其是1915年陈独秀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旨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猛士们呼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封建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予以从未有过的沉重打击,它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这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它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从中成长起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观念领域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历程,笔者认为关于文化、思想、观念的改革即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有这样三个特征:

一、文化、思想、观念、心理问题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

我们必须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从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即可判断出其先进与落后:制度或体制的变革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也可衡量出其进步与倒退。但涉及到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神、观念和心理问题,许多则很难得出好与坏、优与劣的结论。“全盘西化”的口号中国人是不能接受的,也是错误的。你很难比较是中国儒家学说的传统观念好,还是西方的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学说好。有文章说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腾飞,从其价值取向上讲它们都摄取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如新加坡1995年就颁布了一部《赡养法》,西方将其评介为“孝顺法”。李光耀将新加坡的成功归功于以教育为动力的强有力的家庭纽带,他认为这种哲学比美国的先进。他在接受美国《读者文摘》杂志采访时说“美国以社会作为代价而一味地强调个人权利,其结果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迷失了方向。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应该将人权与责任结合在一起”(注:李光耀和新加坡,参考消息,1995—08—31)。很显然,李光耀把儒家伦理与西方启蒙精神恰当地结合在了一起,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模式,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城市之一。当然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从根本上讲已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因为它不包括效率、公平、民主、竞争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内容。但必须看到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几千年来中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具有浓重民族性的道德规范体系,其中许多内容,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经过总结研究提炼出来的精华。它既具有民族性、阶级性、局限性的一面,又具有人类社会普遍性的一面,我们必须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尊老爱幼、勤劳节俭、诚实守信、见义勇为、热爱祖国、共抗外敌等等。中国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尊重国情,注意摄取民族精华,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是错误的。同时还要大胆地借鉴和吸取外国的一切优秀的精神文明的成果。如西方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公正观念、讲文明礼貌、恪守社会公德等。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广集博采各国文化之长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具有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特点的中国文化。因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是具有自己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为本国人民喜闻乐见,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是党的十五大概括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属性和显著特点。

二、精神文明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在现实社会中,物质、政治、精神三个文明是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的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社会。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相互协调一致的,但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它们之间的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并非永远是协调一致的,特别是社会发展的转轨时期,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或体制逐步代替旧的社会制度或体制时期,旧的精神文明不是一下子全部消失,它仍然会存在相当一段时间。这样整个社会中便呈现出新与旧两种文明交叉存在的局面。因而一般说来,在物质、政治、精神三个文明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一个时期内某一个文明发展得快一点,另一个或两个文明发展得慢一点,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具有某种必然性,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如延安时期,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但人们的信仰坚定、精神昂扬向上。搞市场经济后,某些地区存在着物质文明上去了,社会风气却不好了的现象,这不仅由于搞市场经济后,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因为与物质文明相比较精神文明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这一特点。涉及到文化、道德、观念、习俗的东西最难改变。而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不仅应重视发展经济,还应重视转变观念及进行文化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否则精神文明建设长期滞后,便会制约物质文明的发展。从历史角度看,物质、政治、精神三个文明总归是要走向和谐的,特别是在社会发展的相对稳定时期。

三、精神文明建设的难度最大,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应该尊重国情、区情,因势利导,分层次进行

从一定意义上说,精神文明建设比经济建设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精神文明建设弹性大,易反复,不进则退。美好精神的塑造、高尚道德的形成,优良风尚的树立,需要长期积累,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只有持之以恒,才会见成效。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化的引进,市场经济的建立,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的文化也产生了迅速的变化,这种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也给社会带来了消极的一面,带来了道德的滑坡,不能不令人忧虑。有人把这种现象归于改革和开放,这是错误的。有人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前段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不重视发展教育等,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究其社会原因,情况比较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缺乏社会基础,随意性太大,缺乏一套比较完整的、相对稳定的、明确的道德规范体系。自“五四”以来,随着“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的确存在着轿枉过正的现象,许多具有民族性和普遍性的优秀道德伦理观念,也被当作“旧道德”、“封建道德”而遭受批判。60年代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们更主要是配合政治运动进行阶级斗争教育,路线斗争教育。这种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虽然在历史上产生过强大的作用,但是被严重扭曲变形的。而“左”的教育的影响,表现在伦理道德上就是“偏激”和“走极端”,这种现象突出表现在没有或很少接受传统道德教育的部分人身上。由于长期忽视进行传统道德教育,传统美德在人们头脑中逐步淡化,造成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科学技术、自由竞争、金钱效益、个人本位等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部分人经不住金钱诱惑,见利忘义;另一方面曾已被扫荡的旧社会的遗风陋俗如封建迷信、赌博纳妾等现象又沉渣泛起,进一步加重了这一部分人道德信仰的失衡。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使思想政治工作遇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思想工作也有一个如何适应形势发展变化,不断加强和改进的问题。总结过去的思想教育内容和方法之所以成效甚微,不长久的原因:一是标准太高,用少数人才能达到的超道德标准去规范众人,脱离了一般国民所能接受的程度;二是教育内容不规范、不持久、不明确,随意性太大,提法太多。缺乏扎扎实实的工作,扎扎实实的内容。

必须看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发达,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存在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形式,这一现实状况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人们思想道德水平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性的特点。作思想政治工作应把道德规范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对不同的社会成员提出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和要求,比如,我们既要提倡积极奉献、大公无私的精神,又要承认人们通过合法手段和正当途径追求自己利益的合理性。对一般群众首先要以不损人利己或既利己又利人的标准去评价他们的行为,不是调子越高越好,而是越切合实际越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总之,只有充分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特征,才能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今天,人们很重视专业技能的学习和提高,但从长远来看,人的精神品质、人格水平的高低,也将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的水准,因此,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我们长期的战略任务。

[收稿日期]1999—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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