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举国论文,体制论文,我国论文,竞技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4)05-0577-06
随着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的辉煌渐渐远去，2004年雅典奥运会扑面而来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日渐临近，中国体育将再次承载光荣与使命。如何继续保持竞技体育发展的强劲势头，提升我国世界体育强国位置，是中国竞技体育面临的再一次挑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政府职能送一步转换，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能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发挥其优势，创造新的辉煌？本研究旨在提出坚持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下称举国体制）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分析探讨，对坚持举国体制从历史、现实和发展进行了论证，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举国体制的措施与方法，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1 坚持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需要重新认识的几个问题
1.1举国体制是后发优势战略在体育领域实施的成功典范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先进国家和地区与后进国家和地区并存的情况下，后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后发优势是由后发国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一益处先发国家没有，后发国家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后发优势在体育领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运动技术的后发优势。体育落后国家与体育先进国家存在巨大的运动技术水平的差距，体育先进国家在经济和科技的支撑下，在时间的砥砺下，运动技术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体育落后国家可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和模仿前者的先进运动技术，从而比创新更节约时间，使运动技术水平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提高。二是运动人力的后发优势。它主要体现在运动人力成本低。体育落后国家有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体育资源丰富的特点，在世界体坛上具有一种比较优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是一致的。运动人力的后发优势更多表现在人力资本低。全球化、信息化使体育落后国家全方位学习先进国家的体育运动技术与管理更为容易和便利，从而加快体育落后国家运动者和管理者素质提高的步伐，缩短了其培养进程。三是体制的后发优势。体育落后国家在发展体育的过程中可以对体育先进国家运行这种有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借鉴和改造，选择和形成符合自己国家发展的运行模式和管理体制，可节约制度创建成本和时间，从而有利于加快体育落后国家，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四是体育资本的后发优势。体育落后国家的体育资本较稀缺，体育先进国家资本较充足，前者体育资本效益较后者高，体育资本将从后者流向前者。
后发优势是体育落后国家赶超体育先进国家的基础条件，要使后发优势得以充分的利用和发挥，后发国家还必须创造一个有利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就如一个天资聪慧的孩童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才能成材的道理一样。与世界上大多数体育落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在短短的20年里，跃居为奥运强国，就是得益于举国体制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我国举国体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后发优势，在系统的学习中实施追赶战略，“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了全国体育界的聪明才智，为国争光的奉献精神，在政府主导下，比较好地利用了全国体育资源，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实现国家的最高目标奋斗。”[1]
1.2 举国体制并非计划经济的专利 计划与市场都是以所有制结构为前提的经济运行方式，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法和手段。计划机制对解决宏观经济运行方面的问题比较有效和有力，但对于调节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动往往失灵；市场机制则正好相反，它对调节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动比较迅速和有效，但对于调节宏观经济运行则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计划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不同方式和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进行优势互补，充分发挥两者的长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走的一条特殊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实质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同时针对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弱点和消极方面，运用计划手段即政府宏观调控加以调节和弥补，使之形成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不可逆转地成为其经济正常运行的内在机制。
尽管举国体制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国家体委着手制定奥运战略，一些同志在分析我国优势项目迅速崛起的成因时提出来的，主要指“一条龙”的训练体制、全运会赛制和国家队长训制三者构成的竞技体育组织与管理的方式，因其类似于“两弹一星”模式，被形象化地称为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2]，然而举国体制的产生却早在50年代。面对旧中国留下的几乎是一片空白的体育，新中国要想在短时间改变竞技体育落后的状态，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仅靠社会资源显然是不足以支撑和难以维持的。因此，通过政府的行政计划手段的优势，以国家资源作为保障，以后发优势作为基础和条件，形成以体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专业运动队为中心的训练体制和全运会为中心的竞赛体制的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实现竞技体育的追赶型和跨越式的发展。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指导下，我国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竞技体育领域积极探索，以足球职业化改革为先导，使一些有条件的竞技运动项目率先进入市场，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国家拨款体育的模式，为坚持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踏出了一条新路。
从时间和空间来看，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定型于80年代，成熟于90年代，在21世纪得到进一步的完善。需要认识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90年代迄今，我国逐步完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这转型过程中，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优势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仍然强有力地支撑着竞技体育。事实上，改革开放20年，是竞技体育发展突飞猛进的时期。因此，客观地说，举国体制只是整合优化资源的一种手段，它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社会的经济制度只是对举国体制运行机制的畅通性和运行力度有所影响，而并非是仅限于某种经济制度的产物，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可以形成举国体制的运行机制。
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尽可能调动社会资源，形成一种结构合理、管理有序、效率优先的管理体系，我国竞技体育实施举国体制的要义和本质即在于此。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轨迹来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用举国体制的管理和运行模式，迅速实现了竞技体育的崛起和腾飞；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则果敢地引入了市场机制，启动了职业化、社会化改革。正是市场机制的引入给举国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了新的内涵，而我国竞技体育正是在20世纪的后20年才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1.3 举国体制既是计划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 举国体制是把“举国”这种动员方式以组织和制度的形式稳定和固定，使之合法化和制度化所形成的体系结构和运行机制，受经济体制的限制较小，而从它形成的动力机制来看，往往伴随着以下一些社会背景：一是战争。当一个国家陷入战争或面临战争威胁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主权或民族的生存受到挑战，代表国家的政府必然要实行“国家总动员”，举全国之力来应对这种危机。二是重大灾难。灾难压顶，无论是人还是地域都是难以抗拒的，此时也需要政府出面来对抗突发的灾难事件。如我国1998年的抗洪抢险、2003年抗击SARS和2001年美国的遭遇“9·11”事件等。三是重大发展。当政府在经济、军事、文化领域做出某些重大战略选择时，由于认知资源和其他必需的资源不足，为不错过发展机遇，也会对稀缺资源实行国家动员和非市场化的配置，运用“举国体制”手段造势和推进。美国近几年提出的国家信息技术保护计划，我国“两弹一星”、载人航天飞船的研制和竞技体育等均属举国体制之例。由此可见，举国体制，从一般意义讲，是在特定时期和资源约束双重背景下，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殊需要，或为了应对某种突发事件，运用的较大规模的调配资源的组织方式和运行体系，其本质特征是国家利益目标至上性。只要存在某种迫切的需要，只要满足这种需要的资源依然有限，只要国家行政机构网络完整且有效，任何体制的国家都有实行“举国体制”的可能和能力。可以说，举国体制既是计划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下实现国家最高目标和利益的手段。所不同的是，它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强调集体利益的文化背景中可能被“显性化”长期存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突出个人利益的文化背景中，则会隐蔽化存在，并在应急状态下被激活或采用。
在体育领域，集中国家资源发展竞技体育，不仅仅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还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澳大利亚于1981年成立了澳大利亚体育学院，直属其国家体委，作为其执行机构，是澳最高层次的运动训练、科研基地，也是优秀运动员培养的管理机构。由此，澳联邦政府不仅在资金上支持体育运动，而且直接参与优秀运动员的培养[3]，从而使其在竞技体育上出现转机。亚特兰大奥运会，澳大利亚的奖牌总数居世界第五。悉尼奥运会加上地利、人和的优势，澳大利亚名次上升为第四位。在备战2004年奥运会过程中，西方许多国家，包括奥运第一集团军备战均采用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协同作战的战略。美国在继续实施“金牌行动计划”、“运动员奖学金计划”、“运动员就业计划”的同时，加大了备战奥运会的经费投入，向重点项目投入1.6亿美元，并成立了专家小组，专门研究重点项目的对手，为奥运会提供咨询服务；德国政府在继续实施“体育资助”计划的基础上，加大了经费投入，并将田径、游泳、赛艇、击剑、射击、摔跤、乒乓球列为重点项目，在科研、经费等方面重点保障；法国政府为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发展体育运动的宏观管理与指导作用，将原“国家青年与体育部”正式更名为“国家体育部”[4]；日本决定建立国家集训中心，实现金牌倍增的计划[5]；韩国也在学习我国，集中起来发挥奥运会的导向作用[6]等。
综上所述，为了实现国家体育的最高利益，这些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在运用举国体制这一行之有效的手段，只是较之我国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因此其效力远远不够。这除了受多元经济的限制，更主要是受其所有制的限制。
1.4 举国体制只有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发挥最大效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举国体制的效力得以发挥做出保障。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这种结合可以充分利用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等优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同时通过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弱点和消极方面，做到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7]。由此为举国体制奠定了制度基础，也给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能够较为完美地有机结合提供了依据，使在竞技体育上能够实现举全国之力，集全国之智，整合行政资源、政策资源、新闻舆论资源、体育资源、政治资源有了可能，从而形成以致府为主导作用，又不排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并通过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来鼓励、引导和调控社会和市场来办体育，最终形成政府主导、社会自治、市场自主三者之间的协调运行和有机融合。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确立体育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我们党历来重视体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重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体质水平的不断提高。无论是在建国初期，还是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都将体育提升到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先进文化、丰富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的政治高度来把握，充分确立了体育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使竞技体育走上高速、健康和持续发展的道路，确保了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实现。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者并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缺一不可。物质文明是基础，是第一位的。精神文明同物质文明一样，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程度，涉及一个国家民族的形象问题，涉及一种社会制度的形象问题。重视国家民族的形象，重视社会制度的形象的需要，使我国竞技体育在社会事业建设中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使我国竞技体育实行举国体制有了充足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实行举国体制的思想基础。“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已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新民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中华优秀儿女在创造辉煌历史的进程中，培育和凝结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能众志成城、和衷共济；在事关民族尊严、国家荣誉时，能坚决捍卫，在所不惜。这种文化价值取向奠定了实行举国体制的思想基础。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各省（市、区）能够牺牲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勇于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甘为人梯”、“甘做铺路石”，表现出无私的奉献精神。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优越的社会制度相互支撑，形成了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独有的优势。正如李志坚同志所指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竞技体育就是坚持举国体制。”
2 坚持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现实意义
2.1 竞技体育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要求坚持举国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在多级化世界格局中，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及科技上的大国地位正日益完整地显现。富强起来的中国人渴望在各方面充分展示自己的强大与兴盛，竞技体坛概莫能外。竞技体育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突出体现为“窗口作用”。在举国体制的推动下，我国竞技运动水平雄居世界前列，比经济、科技水平等诸多方面遥遥领先。我国成功获得第29届奥运会承办权，有力地证明中国的综合实力及融入国际竞争洪流的自信与勇气。可以说，在我国，竞技体育的强大已超越竞技运动本身。
中央8号文件指出，“高水平竞技体育对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都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作为一种民族精神支撑和自信心强化的需要，高水平竞技体育已成为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的需要和追求。2001年北京成功取得2008年奥运申办权后和2002年中国足球进入世界杯预选赛时的举国欢腾都是极好的佐证。既然人民有种爱国强国的精神需求，党和政府就要满足，国家就得有所投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要把它作为一项准公共利益的事来办。因此，坚持举国体制，确保我国竞技体育的强大，牢固树立民族精神的支点，对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坚持举国体制，保持我国竞技体育的强大，充分发挥竞技运动的示范和教化功能，对正在建立和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社会生活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仅是组织和制度的完善，还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观念的培育和转变。对于经历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我国而言，后者更重要、更艰巨。关于这一点，竞技运动有着特殊的功效。现代竞技运动要求有详细、完整、周密、成熟的竞赛规则，要求有公正的执法过程，保证参赛各方条件对等，向整个社会，向所有的人主张和宣扬法制精神和道德规范。竞技运动比赛过程激烈残酷，变数较多，要求教练员、运动员要有健康的竞争心态，可感染社会公众，引导全社会正确面对竞争，面对失败。此外，竞技运动中参与者全力追求胜利的同时，渴望战胜强大对手的取向对培养人们良好而健康、高尚的竞争行为和心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等等。
2.2 振奋和承担中华民族精神及历史使命要求坚持举国体制 党的十六大强调“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国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一论断高屋建瓴，紧紧把握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一个强大的民族，一定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撑。竞技体育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族需求，给了中华民族一个精神支点。
50年代，为我国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人生能有几回搏”的豪言，不仅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运动健儿奋力拼搏，还激励鼓舞着全国各行各业的人们奋发进取；80年代初，中国女排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连续5次夺得世界冠军，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世纪之交，在悉尼奥运会上，体育健儿团结奋斗，顽强拼搏，跻身奥运三强，实现新的历史突破，这对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自信心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正如中央8号文件指出的那样，“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的世界大赛中表现出来的拼搏精神，激发了我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鼓舞了我国人民战胜困难、奋发向上。”江泽民同志在接见第27届奥运会代表团成员的讲话中号召“全国各个行业，各条战线的同志们都要大力发扬振兴中华、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力发扬顽强拼搏、争创一流的革命英雄主义，勇于创新，力攀高峰，同心同德，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8]。可以肯定，在全面建设小康的过程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国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强有力的支撑下雄居世界体育强国的地位，“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3 2004、2008年奥运的现实使命要求坚持举国体制 早在20世纪初，一些仁人志士出于强国强种体育救国愿望，提出了申办奥运会的设想，鉴于当时的国情，这一设想，只能是美好的愿望。80多年后的申奥是一场志在必得的特殊战争，不懈的追求、精心的策划和雄厚的实力终于使中国人百年奥运梦圆于莫斯科。申奥成功的意义对于富强起来的中国人来说已超越了竞技运动本身，正如萨马兰奇先生所说，“中国或许由此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奥运会申办成功后，党和国家对筹备和举办好2008年奥运会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北京成功赢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这充分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对推动新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筹备和举办2008年奥运会，既是北京市和体育界的大事，也是全国人民的盛事；既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把2008年奥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办成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加快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并借此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是全党、各级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一项共同任务。”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卫生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努力办好2008年奥运会”。杰出的奥运会意味着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和一流的成绩。
对中国而言，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奥运会。作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竞技运动水平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显示出不同凡响之处。但是，几乎所有奥运会的东道主都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奥运会是东道主面临的一次最严峻的“大考”。为此，党和国家对2008年奥运会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布署，尤其对运动成绩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九运会期间，江泽民同志接见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时指出，“在中国举办奥运会，中国运动员要取得好成绩”。
尽管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但是现实状况却不容乐观，形势异常严峻。悉尼奥运会后，我国一批优秀运动员、特别是优势项目的尖子选手相继退役，部分项目处于人员调整阶段，尚未达到成熟期。我国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一些传统优势项目的金牌已经接近饱和，没有增长的余地。国际体育组织对竞赛规程、规则、评分标准的不断调整，增加了国外选手的竞争机会，对我国的一些优势项目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世界体育大国对竞技体育空前重视，并针对雅典奥运会秣马厉兵。美国继续实施‘金牌行动计划’、‘运动员奖学金计划’、‘运动员就业计划’，加大了备战经费投入，针对重点项目、重点对手加强了专门研究；俄罗斯专门制定了雅典奥运会运动员培养计划，2003年的经费投入比2002年增加一倍，成立了体育指导委员会，普京亲自担任主席，并推荐了俄罗斯国家体委主任，要求俄体委、奥委会、单项协会和地方政府通力协作，认真备战，目标是在雅典奥运会超过美国，夺取金牌总数第一；我国在第二集团的对手德国公开提出，要在雅典奥运会上继俄、美之后排名第三，并围绕这一目标加强规划、加大投入；法国将原国家青年与体育部正式更名为国家体育部，以强化管理和协调；韩国最近在泰陵选手村进行了强化训练誓师大会，提出要在雅典夺取13枚以上的金牌，实现韩国竞技体育的新飞跃”[9]。时间紧，任务重，形势严峻，我们只有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创造新的辉煌。
2.4 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要求坚持举国体制 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是指竞技体育能充分满足社会的合理需求，是竞技体育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及其与外部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相协调发展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竞技体育本质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竞技体育资源实施有效调控。这是由于，一方面，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必须以现有资源为基础，从而也就必须对竞技体育资源实施有效调控；另一方面，竞技体育无可避免地要受到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由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影响下的竞技体育功能及目标有被歪曲、异化的可能，也只有在充分遵循竞技体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理性的资源调控，才能促使中国竞技体育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10]二是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竞技体育系统内外的协调发展。实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体制的转变，逐步建立符合现代体育运动发展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这说明，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一方面积极调整自身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另一方面，必须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参照，积极谋求社会的支持，依靠社会力量扶持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当代社会，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各类竞技体育在人类历史上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成为展示不同民族精神与形象的世界大舞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本国运动员在国际竞技体育大赛所取得的成绩，尤其是奥运会上的排名，越来越关注和重视，各国纷纷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竞技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竞技体育的发展。与国家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竞技体育体制，是中国竞技体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建国初期，我国实施过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青年团来领导全国体育运动的体育管理体制。实践很快证明，这种体制不适应竞技体育基础薄弱、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的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要求。于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原国家体委探索和借鉴苏联经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在举国体制的大力推动下，新中国竞技体育迅速崛起，并在20世纪后20年创造了世界奇迹。
实践证明，在我国，坚持举国体制就能确保竞技体育的强大，完善举国体制就能确保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3 举国体制在运行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3.1 动力源不足，规模难以扩大 “举国体制”主要依靠政府以计划手段配置资源，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业。这种政府对体育既办又管的格局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运行模式受到了阻碍。它首先受到来自于经济体制转变的冲击。与计划经济高度集权不同的是市场经济是平权型经济，要求在权力和权利的对立中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或民间权利的让渡；市场经济又是分权型经济，多元利益格局中的市场主体独立进行着多样化的自主抉择和运营；市场经济还是效益型经济，各经济主体以追求最大效益为目标，这些都使国家直接运营体育受到挑战。此外，管办合一的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体育系统的自我封闭，将举国之力大大缩小在体育系统之内，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社会办体育的积极性，也使得体育自我造血机能较弱。尽管为完成2004和2008年奥运会的现实和历史使命，国家对体育高度重视，投入巨资，从根本上改变了现阶段体育经费不足的现状，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着眼于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仅依靠政府投入难以支撑竞技体育规模的扩大和发展。
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价值观趋于多元化，个人价值、个人利益受到充分关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在竞技运动的人文色彩不断彰显中逐渐显现出弱化趋势。这种价值取向的变化，直接动摇了举国体制的价值观基础，当前在教练员、运动员中提倡“甘为人梯”、“甘为铺路石”也已不如以往有动员力和感召力，调集各路精英组建国家队已非易事，举国体制面临着人力、物力和动力源不足的挑战。
3.2 多种利益矛盾突出，“全运会”和“奥运会”不能有效衔接 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确立，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与利益意识。由于不同利益主体目标与价值取向的差异，我国中央与地方、体育行政部门与体育事业单位及体育社团之间，运动员、教练员与集体和国家的矛盾日益显性化，导致了整个系统的向心力、凝聚力下降，制约了举国体制优势的发挥。其中最突出的是全运会与奥运会之间的矛盾，一些省区围绕“省运战略”、“全运战略”在运动项目设置上，“大而全”、“小而全”低水平重复现象，运动员、教练员与后备人才私下交易流动、无序流动以及与体育精神背道而驰的弄虚作假借鸡下蛋等愈演愈烈。给国家队在运动员和教练员的选拔、项目布局等方面造成极大的冲击。
3.3 人才缺乏合理流动，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举国体制下三级训练网模式，强调在“普及基础上提高”，从而导致后备人才淘汰率过高。有关研究表明，全国平均每年从业余训练队伍中吸纳运动员1922名，仅占青少年在训人数的1.3%，如果狭义地以获得金牌的选手为成才的标准，4年中奥运人才队伍大约为7688人，用2000年悉尼奥运会金牌数计算，成才率为3.6%，如以全国的业余训练运动员为基数，则成才率仅为十万分之4.7[11]，这种惊人的人才浪费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深入人心，已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质疑。
另一方面，“举国体制”下的教练员、运动员的管理是按行政区划统管，人事权归所属体育行政部门，在客观上给人才的横向流动设置了障碍，造成三种困难：第一，人才资源优势难以较大限度地得到合理利用。如我国西部地区运动原始人才充足，但缺乏高水平教练，东部地区恰恰相反；第二，人才难以进入正常渠道交流。人才资源交流不规范、不公开，私下交易、暗箱操作、无序流动导致国家宝贵资源流失；第三，人才难以进入国际流动的轨道中。运动员对外交流方面，“羁绊”过多，使得我国特别优秀的运动员错失了诸多在国外砺炼和学习的机遇。
3.4 运动员出口不通畅，高水平教练员流失严重 计划经济条件下，运动员退役由国家统包统分，这一矛盾的消极影响较为隐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劳动人事制度的深化改革，计划分配的方式受到根本的改变，这使得运动员安置的难度越来越大，家长将子女送往竞技体育训练场步履变得艰难。运动员出口和进口的不通畅，导致竞技体育发展的源头枯竭和根基萎缩，直接影响到“举国体制”的资源基础。
此外，高水平教练员流失严重。据统计，目前我国从事专业和业余训练工作的专职教练员共约2.3万人，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具有省级以下专业运动员经历，不少人还是全国和世界冠军得主，为祖国立下赫赫战功，多年的运动生涯，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受党和人民多年的培育，使他们对祖国、对人民、对体育事业感情深厚。但当需要他们报效祖国时，不少高水平教练员纷纷流失国外，其中乒乓球、羽毛球、体操、排球等项目高水平教练员流失现象尤为突出，这些人的流失不仅造成我国教练员队伍的不稳定，还给中国队在世界上夺取优异成绩设制了一定的难度。高水平教练员的缺乏对举国体制的效力有着直接的影响。
4 进一步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对策与措施
4.1 依靠政府优势，进行权力和利益格局再造 我国市场经济完善的过程属“政府推进型”而非“自然演进型”，政府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必须依靠政府的优势和主导作用。政府主导不等于政府主办，而是将精力集中于自己的基本职能以提高政府的有效性。国家体育总局及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将体育事务具体管理真正交给有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使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华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各单项运动协会的职能分开，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提供体育的政策和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上，包括制定体育事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制定体育政策上来。
4.2 改变条块分割，调动国家和地方的积极性 改变传统体制中条块分割的弊端，以充分调动和发挥国家、地方两个积极性为指导思想，在维护国家权威和尊重地方政府利益的前提下，合理划分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和权力，使地方政府分权和中央政府集权达到动态统一和平衡。凡涉及本行政区域利益的体育事务由地方政府决定。体育总局主要加强三种职能：一是体育发展战略引导职能。围绕国家总体要求和目标，顺应国际发展潮流，制定和实施以中长期发展战略为主的指导性计划体系，引导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保证我国体育事业稳健发展。二是平衡协调职能。通过适时调整宏观政策，针对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实际，采取诸如转移支付等政策，支持、帮助落后地区体育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差距等。三是保护职能。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积极争取公平合理的国际竞争环境。
通过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使地方把服从和服务于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国家竞技体育发展战略视为自己的基本责任和应尽义务，把省区市的利益最大限度地统一到国家利益上来，把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
4.3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实现竞技体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是指在一定的时空维度内，通过对竞技体育资源在量、质等方面进行不同配比，使之在产出过程中保持相应的比例，从而实现竞技体育利用目标最大化的过程。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根本目标是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通过竞技体育资源的有效分配，最大限度地开发其价值，取得最大效益，并实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不仅竞技体育系统内部的协调，还要处理好竞技体育系统内部与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系统的协调。因而，竞技体育资源的配置不仅要实现要实现竞技体育系统内部的合理分配与协调，还要求实现竞技体育资源与外部系统的沟通与协调，以及较长时间的协调发展。为此，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不排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并通过政府主导、社会自治、市场自主三者之间的协调运转和有机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要求政府灵活高效地利用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合理有效地配置体育资源，充分发挥体育资源的最佳效益。
项目布局是竞技体育的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方向。要从项目布局的角度完善政策，提出明确的原则、条件和措施，引导和支持地方承担国家任务，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挖掘潜力，突出优势，扬长避短，提高效益。竞技体育资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人才资源。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首先是坚持生产力标准，为人才的成长营造宽松的氛围和环境；其次是打破制度壁垒、行政区域壁垒、人才封闭的壁垒，实行人才合理有序的流动；第三是明确要求有人才培养优势的地区为国家培养、输送高质量的体育人才。鼓励人才储备丰富的地区不断开发充实其人才库，重视提高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成材率。
4.4 加快竞技体育人才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种保障措施 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打破平均主义、论资排辈等陋习，以吸纳、留住、激励高层次人才。建立柔性人才流动机制，开拓竞技体育人才市场服务功能，为体育人才和用人单位牵线搭桥；建立竞技体育人才供求信息网络；打破单位与行业之间的界线，鼓励高层次人才兼职，实现竞技体育人才资源共享，促进竞技体育人才，尤其是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在流动中实现增值。
在我国竞技体育的全运会体制中，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对手的关系，对全运会金牌的争夺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利益关系。为协调这些矛盾，国家采取了“全运会内”的解决办法，对运动员和教练员交流方面进行协调。随着各地区发展竞技体育需求的不断增强，目前在全运会内继续寻求协调的手段和空间余地已不大。我们要及时转变观念，充分把握人才流动全球化、无边界的趋势，探寻在“全运会外”进行运动员、教练员交流的办法与途径，以加大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到国家集训队训练和引进的支持力度。
建立健全竞技体育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优秀运动员保障制度体系，筹建“体育保障基金”，以“运动员伤残保险”、“运动员失业保险”为重点，结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防范在役运动员的职业风险；加强在役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实施退役运动员再就业工程，对退役运动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与指导，拓宽退役运动员的再就业渠道。以教练员、运动员工资制度、津贴制度改革为核心，形成适应新形势的教练员、运动员岗位津贴制度；改革以往单纯物质奖励的做法，为有突出贡献的运动员提供更多的个人发展的机会，如上学、培训、再就业等。
4.5 以体育科技为先导，促进竞技水平的提高 当代高水平竞技体育的训练和竞赛过程中，科学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现代科学技术与竞技体育全方位多层次的密切结合，使现代科学技术成为竞技体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现代国际竞技体育的激烈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综合实力的竞争。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必须树立依靠科技进步实现竞技体育实力增长的观念，充分发挥体育科技的先导性、基础性的作用，使科技兴体落到实处。紧密结合运动训练实践，深入开展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通过长期系统的科研攻关和科技服务，采用多学科、综合性的先进科学理论、方法、手段，深入研究专项训练规律，有针对性地解决运动训练中的实际问题，为此要紧紧跟踪国际体育科技前沿，了解体育科研的最新动态，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拓展稳定的交流与合作渠道，有目的地引进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促进体育科技整体水平的提高；通过市场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措施，整合体育系统内外的科技资源，统筹、协调全国的体育科研力量，从科技创新的角度进行协作攻关；要注重提高体育科技队伍自身素质，提高其科研攻关、科技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建立有效的供求机制、服务体系、评估与奖励机制，加强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促进训练、科研、医疗服务的紧密结合。
4.6 充分发挥体育院校的作用，拓宽竞技体育发展渠道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我国现已形成了直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北京体育大学、中央与地方共建的5所体育学院和一些地方体育学院。目前北京体育大学正发挥排头兵的作用，向综合性、高水平的教育、训练、科研“三结合”基地迈进，以培养高素质体育管理人才，高水平的教练员、运动员，高水准的科研人员为目标，着力将北京体育大学办成具有国内乃至世界先进水平的“科训一体化”的训练中心、教练员培训中心、运动员再教育中心以及竞技体育研究中心。各地方体育学院在地方竞技体育发展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当地高水平运动员和高水平教练员的培养基地以及部分项目尤其是目前市场基础较差的运动项目的训练基地。与此同时，充分发挥体育院校的作用，实行体教结合，这是拓宽竞技体育发展渠道的重要形式之一。体教结合可以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更丰厚的土壤。体教结合得好，不但能壮大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力量，还能从根本上解决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学、训之间的和进出口之间的矛盾，有利于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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