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与湖湘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郭嵩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本文比较全面探讨了郭嵩焘对湖湘文化的重要贡献，即：弘扬光大了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特别是突出宣传了从屈原、周敦颐到王船山、曾国藩一脉相承的思想精华；探讨了湖湘文化兴盛于近代的原因；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与勇敢探索，为丰富和发展湖湘文化作出了卓越的新贡献，特别是引进和介绍了西方近代先进的资本主义新文明，对中国近代的社会进步与政治革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弘扬传统 探讨原因 新的贡献
郭嵩焘(1819-1891)，湖南湘阴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受湖湘文化重经世致用，主兼收并蓄的优良学风之影响，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并力图从理论上探讨国家致富强的根本途径。正是这种深入探讨的结果，不仅使他的洋务思想成了当时最“精透”（奕语）者，而且使他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常驻英法钦差大臣。他的很多方面的思想，在近代具有开创意义。本文仅就其对湖湘文化的贡献，作一简要分析。
一
郭嵩焘对湖湘文化的贡献之，就是他在近代最先注意探讨其优良传统。光绪七年（1881年）九月初一日，即王夫之（船山）生日的这一天，在郭嵩焘发起创立的禁烟公社和思贤讲舍的一次纪念船山的仪式上，他指出：“禁烟公社与思贤讲舍相附丽。初定章程岁凡四集，以屈子、周子及船山先生及曾文正公生日，略志景仰先贤之意。”①这就清楚地表明，他是以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等湖南历代最著名的人物，作为研究湖湘文化优良传统之纵向座标的。
屈原虽不是湖南人，但他自沉于汨罗，和西汉的贾谊一样，把湖南当作自己的“伤心之地”（曾国藩语），所以引起了历代湖南人民对他们的无限崇敬之情。而他们的爱国忧民之心，更是激起了一代又一代湖南的志士仁人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情。郭嵩焘对屈原著作研究颇深，他对彭朝议（字丽生）有关《楚辞》著作的评论即说明了这一点：“彭丽生寄示《楚辞注辨正》，颇多出新意，而于屈子本旨不必尽合。略一展阅，于鄙见已多参差，或亦各有所得也。”②而他对屈原的人格尤为敬仰。在《正月二十一日浩园小往为屈子作生日》一诗中写道：“沾丐芳馨屈子乡，生时原系楚兴亡”。一尊潋潋寒将尽，万卉萋萋日载阳。倚托风骚哀怨在，发挥谣俗事功长。诸君等是逢衰晚，相对萧疏鬓发苍。”③“沾丐”同“沾溉”，谓使人受益。显然，郭嵩焘是以能沾丐屈子之“芳馨”而骄傲的，他本来希望象屈原那样，能做到“生时原系楚兴亡”，可是生不逢时，遇到清末这个“衰晚”之世，其仕途侷促多乖，其进步思想观点备受攻击，使他被迫长期赋闲家居，郁郁不得志而死。
郭嵩焘在很多著作中将周敦颐与王夫之并提。在同治九年（1870年）掌教城南书院时，他就建船山祠于南轩（张栻）祠之旁。他在《船山先生安位告文》中，将周敦颐与王夫之作为湖南古代学术上的两大丰碑，说：“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指王夫之），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其（指王夫之）遗书五百卷，历二百余年而始出，嗟既远而弥芳。咸以谓两庑之祀，当在宋五子之列，而至今不获祀于其乡。”④在中国古代，人们把一个学者死后能获得皇上恩准从祀孔庙两庑，当作最高荣誉。周敦颐在南宋理宗时就被批准从祀，而王夫之却在逝世后近两百年仍未获从祀，对此郭嵩焘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在光绪二年（1876年）当他出使英国前，专门向朝廷上了一道《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疏称：“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所著经说，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有据依。亦可想见其学之深邃。而其他经史论说数十种，未经采取甚多。其尤精者《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全》，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生平践履笃实，造次必依礼法，发强刚毅，大节懔然。”这段话尽管是按军机大臣遵旨定议的“从祀文庙，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的调子而写的，但还是反映了王夫之治学“言必征实，义必切理”的实学精神。该疏最后指出：“自朱子讲明道学其精且博，惟夫之为能恍怫。而湖南自周敦颐后，从无办理从祀成案，至今未敢陈请。……如王夫之学行精粹，以之从祀两庑，实足以光盛典而式士林。”⑤这段话既高度评价了王夫之的学术地位，又表明郭嵩焘弘扬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迫切心情。光绪三年（1877年）他在英国得知其疏被礼部议驳，于是又于同年十二月初九日“发递礼部议驳明儒王夫之从祀，请饬部存案以俟论定一折”⑥。光绪五年（1879年）他归国之后，得知关于王夫之从祀案未获议定，乃其同乡李桓阻挠之时，便深叹“楚人日寻戈矛以相贼而已”⑦。次年，当他得知浙江巡抚梅小岩奏请以宋儒辅广从祀两庑，应补入祀典的消息后，十分感慨。他说，辅广之言“皆浮浅无甚精意。一经浙抚奏请，部臣无肯议驳者。因忆及光绪二年署礼部左侍郎，奏请王船山先生从祀两庑，而请饬南抚查开其事迹并其遗书。寓书乡人，属具呈另行题奏。而为李辅堂（桓）所持，事寝不行。徐荫轩方任礼部尚书，立意议驳。船山之学，胜于庆源（即辅广）奚止百倍，即王夔石（文韶，同治十年至光绪三年任湖南巡抚）之声光，亦百倍胜于梅小岩。吾楚人不务表章先达，竟无一能主持其事者。闻浙抚此奏，为之垂涕竟日。”⑧这段话表明，郭嵩焘对王夫之的确是充满崇敬之情的。
既然官方不同意从祀孔庙，郭嵩焘晚年家居时便在长沙组织人们祭祀。他不仅与同人商定，禁烟公社每年在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等四人生日之时举行祭祀及讲演活动，而且“开立思贤讲舍，专祀船山先生”⑨。他在近代推崇和宣传濂溪和船山之学，特别是王船山，功不可没。他的大量著作表明，对周敦颐诚、神、几相统一的方法论，对王夫之“严以治吏，宽以养民”的政治思想，以及尊实有、务实行的实学思想和理势统一的历史观，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并在政治实践中身体力行。他创办的思贤讲舍和他倡议恢复的湘水校经堂，不仅为湖南培养了一批重经世致用的实学人才，而且由于他对王夫之的大力推崇，使船山之学风靡湖湘，影响全国。戊戌、辛亥时期的一些志士仁人，很多都受船山之学的影响。思贤讲舍入民国之后又于1914年改为船山学社。船山之学又影响了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五四时期的湖南人才群体的成长。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毛泽东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这些虽是后话，然而追根溯源，我们不应忘记郭嵩焘的创始之功。
郭嵩焘将曾国藩跻身于屈原、周敦颐、王夫之之列，是很有见地的，尽管他与曾国藩是生平至交，又是儿女亲家，但却不能说他此举有私情。诚然，郭嵩焘此举，首先是冲着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事功”而来的：“起乡里讨贼，奋其占毕之儒，锄耒之民，荡长江万里，蹙贼踣之。天下复睹又安，民用苏息。”但在郭嵩焘看来，比事功更根本的还是学问。所以在他写的《曾文正公墓志》中，对曾国藩的事功并未着力描述，而对其学问则写得比较具体：“公始为翰林，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精礼典，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浇风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贤之文章。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尝言：载道者身也，而致远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达而传之。俛焉日有孽孽，以求信于心而当于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而公敛退虚折，勤求已过，日夜忧危，如不克胜。自初仕及当天下重任，始终一节，未尝有所宽假。及其临大敌，定大难，从容审顾，徐厝之安，一无疑惧。此公道德勋名被于天下，施之万世，而其意量之闳深，终莫得而罄其用以窥其藏也。”⑩郭嵩焘这段话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是说曾国藩以礼“经世宰物，纲维万事”，的确抓住了曾国藩的学问本原。曾氏在《王船山遗书序》中说过：“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11)可见，在曾国藩看来，从孔孟到王夫之，都是以礼一脉相承的。这种礼，就是维系封建社会于不坠的一种统治秩序。正是出于维系这种封建秩序的需要，所以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才在镇压太平天国的繁忙军事活动之余，还积极校勘、整理和出版《船山遗书》。而郭嵩焘也于咸丰初年在山中避太平军时，开始读船山的《记礼章句》，并最终以《礼记质疑》而名世。尽管曾国藩兄弟和郭嵩焘等人推崇船山的客观效果，是促进了清末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兴起，但我们却不能否认他们推崇王船山的初衷，则是希望利用亦为船山所推崇的礼，以维系封建末世的人心。其二，郭嵩焘强调曾国藩“因文以证道”，正是曾氏推崇的清代桐城派的主张。须知，桐城派在清代不仅仅是一个文派，而且首先是当时汉学与宋学之争时宋学方面的中坚力量。对此，梁启超有过论述：“乾隆之初，惠（栋）、戴（震）崛起，汉帜大张，畴昔以宋学鸣者，颇无颜色。时则有方苞者，名位略以（汤）斌、（李）光地等，尊宋学，笃谨能躬行，而又好为文。苞，桐城人也，与同里姚范、刘大櫆共学文，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曰‘桐城派’。而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12)这说明作为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首先是俨然以乾隆时期宋学派的主帅姿态而出现的。桐城派虽曾披靡一时，可是到了道光年间已罕能张其军了，这时曾国藩却张起了“桐城——湘乡派”的旗号，使宋学重新得到振兴。况且曾国藩又在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使理学经世派的理论纲领更加具体而鲜明。加之，曾国藩又如方苞一样，“笃谨能躬行”，十分注重修身、齐家。他这方面的实践，时至今日仍受到人们称赞。其三，郭嵩焘说，曾国藩“尤以知人名天下”，也的确反映了实际情况。因为当时在曾国藩的幕下，聚集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学、科技等方面的精英。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郭嵩焘将曾国藩跻身于屈原、周敦颐和王夫之之列，是有道理的。
二
郭嵩焘对湖湘文化的贡献之二，是曾认真探讨过近代湖湘文化兴盛的原因。他认为其原因有三：
其一，是得益于南北分闱。闱是旧时试院的名称。南北分闱，指湖南和湖北两省试考举人不再合在一起进行，而是分别在两省会设试院进行考试。须知，在此以前，包括明代，湖南士子参加乡试都要到武昌甚至江宁（今南京）。由于路途遥远，又隔八百里洞庭之险，历来应试诸生屡遭覆溺。例如杨昌济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陪两个弟弟赴考，过洞庭湖时遇大风吓得发心脏病而死的。这种险恶的征途，曾使许多湖南士子裹足不前，严重影响了湖南人才的成长。康熙三年（1664年）设湖南布政使，从此湖南便成为一个独立的行省。但终康熙一朝，并未实现南北分闱，而在此先后有五位湖南巡抚或其他官吏为此作了很多努力。据郭嵩焘所云，这五人是：一为巡抚赵申乔，而“赵公所请，分卷而已。”二是巡抚潘宗洛，“始以分闱请”。三是巡抚李发甲，“三疏言之，奉旨俞允，终为部议所格。”四是光禄卿吕谦恒。李发甲之疏为部议所格之后，“逾五年，新安吕公典试湖广，又疏陈之，时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也。”世宗雍正“御极，遂下分闱之诏。”时为雍正元年（1723年）。五为湖南布政使宋致，“方伯商丘宋公因明藩故宫建贡院，旋改为湖湘书院，至是一仍其旧制。”(13)雍正二年（1724年），湖南首次单独举行了乡试。郭嵩焘对这些有功于分闱者十分推崇。同治九年（1870年）他主教城南书院时，他就曾和李桓商定，拟将原有的李公（发甲）祠改建为三公祠（祀藩宗洛、李发甲、吕谦恒，赵申乔另有专祠），“楚人以崇祀李公久，不能易也。”于是他便于书院的“名宦祠上方增祀四公，以存其梗概”，并作了《城南书院名宦院长二祠碑记》(14)。在此期间，他还替巡抚刘崐将李发甲的著作重新编成《李中丞遗集》，写了《代刘韫斋中丞重刻〈李中丞遗集〉序》(15)，《重刻〈李中丞遗集〉跋后》(16)光绪四年（1878年），湖南增修贡院，于长沙郡属坐棚专门修建了五贤祠，以祭祀前述五位有功分闱者。光绪八年（1882年）五贤祠修竣，郭嵩焘作了《五贤祠碑记》。记中谈到修建五贤祠的目的时指出，分闱的历史表明，“夫一事之成劳更历数百年。流连慨慕，其功有足思也。而创始愈艰，则其思慕也愈深。湖南之建行省，自分闱始也。集数公之心力，展转以求成。部议愈坚，请之愈勤。非有以表章而崇祀之，则又乌知百余年科名之盛，人才之奋起，所以成就之若是之艰难也。”(17)据《清朝文献通考·选举考》记载，湖南、湖北分闱之后，议定湖北中式50名，副榜10名；湖南49名，副榜9名，武举各25名。此后湖南参加乡试的人数成倍增长，为近代湖湘文化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二，时势造英雄。王湘绮在《湘军志》中分析湖南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地位增重的原因时，认为是由于单独设立了行省。他说：“自古言军势者，多侈言形胜要害，积强弱之故，然其实非也。项羽缪言郴为天下上游。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国朝移行省于长沙，复汉国制控，扼十六大城。”对此，郭嵩焘以为不然。他说：“湖南非形势必争之地，而自军兴为东南保障，天下倚属，非形势之增重，以有人焉故也。”又说：“元初设湖广行省，治潭州，后徙治鄂州。长沙自晋置湘州，历代为重镇。”(18)就是说，潭州虽历代为重镇，但过去一直没有被天下依属，可见也不可能因清代移行省于长沙，就增重其形势。在郭嵩焘看来，湖南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地位增强，关键还是在镇压太平军起义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左右全局的人才。所以他又说：“湖南兵威之盛，与粤寇终始。其后东平捻，西定回疆，万余里皆乘荡平粤寇之余力为之。平寇者，湘军之力也。”(19)可见，正是由于太平军起义这个时势，造成了一大批湘军将领立“功名”的机会。
其三，尚气节，重实行的务实学风。郭嵩焘尝记道光年间他在京师应试时，友人陈秋门对湖南、湖北人才特点的评论：“楚北人才不足与比方楚以南，有由然矣。南士游京师者，类能任事，务实行，以文章气节相高。人心习尚如此，欲无兴，得乎？”郭氏回答说：“道光之季，新化邓湘臬（显鹤）先生表章吾楚先贤节烈，闻者感奋以兴。树堂（冯卓怀）首以节义名立京师。邓先生以文，树堂以行，率先楚人，扬其风。人士翕然宗之。二君之功，不尤烈与？”(20)邓显鹤一生热心搜集整理湖南乡邦文献，曾辑《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辑《楚宝》，校勘《船山遗书》，搜刻《蔡忠烈遗集》等等，特别是《船山遗书》、《蔡忠烈遗集》的出版，对表彰湖南先贤节烈，激励湖南人的“气节”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而冯卓怀则能“持古义”，在曾国藩刚当翰林时就认为曾氏“兼经师、人师之望”，主动与之交游，后曾氏又荐他选官四川万县知县，当“治行益高，名益昌”，“大府交荐君可倚任”时，他又浩然归去。所以当“一时同游，褒衣峨冠”时，冯卓怀却“独不与功名之会”。郭嵩焘认为，正是由于邓显鹤以文，冯卓怀以行“率先楚人”，使湖南士人“翕然宗之”，才造成了本省近代人才之盛的兴旺局面。郭嵩焘十分赞赏陈秋门对湖南人才之盛原因的分析，他说“自兵事起，曾公提义旅东南，楚人奋起，事业功名，震动天下。天下盖心忮之，谓是遭时际会，凭借者厚。而秋门给谏独先知其然。”(21)这段话是很有道理的。湖军人才群体的兴起，不能说与“遭时际会”毫无关系，但“时势”必竟是外在条件，为什么在同样的“时势”条件下，有些省在当时涌现的人才却不如湖南多呢？这就不能不从近代湖南的学风，即从内在原因进行分析。陈秋门看出湖南士人“类能任事，务实行，以文章气节相高”，这就把握了近代以湘军人才群体为核心的湖南人才兴起的内因。所以郭嵩焘对这观点充分加以肯定，并一再引用。他在《陈隽臣（士杰）中丞暨颜夫人六十双寿序》中说：“往在京师，陈秋门侍御为嵩焘言：两楚之兴，其在湖南乎？——其人质直好义。后十余年，东南寇发。曾文正公出视师，豪杰相望以起。将相名宦，震耀一时。侍御之言皆验。”(22)
三
郭嵩焘对湖湘文化的贡献之三，是用他自己的实践，为湖湘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这里，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继承并弘扬了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是对湖湘文化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首先，让我们看看他对湖湘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弘扬。应该说，郭嵩焘是湘军人才群体中赋予湖湘文化以近代特色最多的一员，并且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两点。
其一，是他继承了湖湘文化重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并最早将中国传统实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结合起来加以理解。自从南宋湖湘学派突出地注重经世致用以来，这一传统在湖湘文化中始终绵延不绝。即使在清代乾嘉时期汉学十分得势的情况下，岳麓书院一些对汉学很有造诣的山长，也主张经世致用，到了道光年间，随着国家内忧外患的加深，又兴起了以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人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思潮。郭嵩焘与曾国藩、刘蓉等人，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传统。所谓经世致用又称通经史以致用，就是说，研读儒家经典和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修身和治事，即有裨实用。郭嵩焘就曾明确指出：“《家语》述孔子之言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之义，正伦经而已矣。此圣人之志也。”(23)他对《诗》的作用亦很重视，尝言：“盖《诗》之用广矣，其于盛衰兴废得失之原，征之人事，准之世变，其词婉，其义深。夫子盖删而述之，以垂经世之大用。”(24)为了反驳那些拒绝向西方学习的顽固派，他曾编过一本书叫《绥边征实》，“取秦汉以来中外相制之宜，辨证其得失，而不必以成败为是非。其于经世致远之略，粗有发明。自南宋以来，议论多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余年。‘征实’者，以砭南宋后虚文无实之弊也。此书出，后世必有信吾之说以求利济于天下者，此鄙人之志事也。”(25)郭嵩焘对“虚文无实之弊”的鞭笞表明，他是十分注重务实、崇实和实用、实行的。他曾在上朝廷的奏折中提出：“求实效而不为虚语，务力行而不责近功。”(26)他在出使英法之后，对中国传统实学的认识，发生了飞跃，这不仅在于他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和格致思想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统一起来加以认识，而且在于他高度赞扬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认为只有它们才堪称实学。他说的“实学，洋语曰赛英斯[Science]”(27)，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还指出，西方“实学”即科学发达的认识论原因，就在于西方人重实事求是：“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28)这些认识清楚地表明，郭嵩焘不仅已大大超出汉学家“实事求是”的“只求实证于书本”（杨昌济语）的狭隘眼界，而且超出了魏源的“师夷长技”，即只看到西方物质技术进步这一表面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本质。
其二，是他继承了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博大精神，并且通过中西对比，为中国如何致富强找出了一条途径。古人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南宋湖湘学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门户之见不深，对于不同学术派别的长处均能兼收并蓄。正是这种善于兼收并蓄的广阔胸怀，才造成了湖湘文化的博大气势，才有王夫之开六经生面、集诸家所长的大成气象，也才有近代湖湘文化的空前繁荣。而这种博大精神在郭嵩焘那里，则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两种科学流派即汉学与宋学之争主张调和兼容，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则主张积极沟通。
郭嵩焘认为，学术上不同派别的形成，乃是一种“风会”。他尝言：“圣人之道，其迹存乎名物象数之末，而其精究乎天人。”这就是说，圣人的学问都是贯究天人之际的，而他们的著作则不过是“名物象数之迹而已。”因此，对于后人来说，就有一个如何对待圣人之道的问题。他认为，有些“成德之君子”，善于把握其精微，并“用其躬行实践之效以鼓舞整齐天下，而人知圣贤之可学而至，奋起而赓续之，而天下之言学者纷然出于一途。一不由此，谓之杂学。”这里指的正是宋学。它们将那些只注重钻研“名物象数之迹”的汉学家们贬之为“杂学”。郭嵩焘接着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学空疏的弊端逐渐暴露，于是一些人“又反而求之名物象数”，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实学”。这时，“天下又靡然从之，以成乎风会。”这就是汉学产生的思想背景。郭嵩焘讲的“风会”实为思潮。一种学术思潮的产生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其表现形式则是一种“风会”。风会之起，天下靡然从之，并且“各据其一端以相胜”，便容易出现片面性。而郭嵩焘认为，不论汉学与宋学都有其长处：“考求名物象数，其制行必皆卓绝。言性理者，兼综博览，通知古今之变，亦岂不由学问之深哉？”因此他坚决反对各立门户，各据其一端以相胜的门户之见，也反对见风使舵，随波逐流的错误态度。他说：“君子之为学，求得于心而已，必能不从乎风会以与为波流，而后可言自立。”(29)正是这种学术上的“自立”态度，使郭嵩焘能明辨不同学术派别的长短优劣，并善于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而成乎自己的博大。
湖湘文化也历来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不论是周敦颐的溶儒、释、道于一炉，还是王夫之对西方质测之学的某些肯定，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进入近代，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步伐的加速，魏源成了开眼看世界的最早代表之一，而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成为日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开创的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而郭嵩焘在这个运动中，不仅成了当时中国精通洋务的第一人，而且成为出使西方的第一人。他通过对西方的亲身考察和深入分析，提出了与当时洋务派鼓吹的“中体西用”论不同的本末论，作为他实现中国自强的理论基础。他这种本末论包括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以通商为本。他说：“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其经理商政，整齐严密，条理秩然。”(30)又说：“西洋各国以通商为制国之本，广开口岸，设立领事，保护商民，与国政相为经纬，官商之意常亲。”(31)这是说的要效法西方的经济制度。二是以政教为本。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中说：“窃以为方今之急，无时无地不宜自强，而行之必有其本……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之矣。”“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32)这是说的要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三是以人心风俗为本。他说：“风俗人心为立国根本，士大夫所有事于乡里，不以显晦进退为异也，而终归本于学校。”(33)“强而无道德，富而无风俗，犹将不免危乱。今吾民之弱极矣，而道德之消削亦愈甚；贫极矣，而风俗之偷薄亦愈深。此所以为可忧也。……是以风俗之美恶，全系之人心。”(34)这是说的要效法西方的思想意识。郭嵩焘的这种本末论，在当时来说，不仅是十分大胆的，而且是超前的。因为他在中国还处于向西方学习其物质器物层面的阶段，就已经认识和预见到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而从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向西方学习。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主张全面学习西方但又不主张全盘西化。他在评论当时一位大臣的奏折时尝言：“于交接洋务未能尽其窍要，而于洋情为有得矣。然知洋情之为然，而不知测知中国之能行与否以求得其所以然，殆犹知彼而不能知己者也。其言蒙养书院章程，大致以西法佐中法，而实不外古人实事求是之意。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35)郭嵩焘在我国学习西方的初始阶段，就明确提出要知己知彼、实事求是，其见解不能不说是十分卓越的，实质上为后人指明了一条学习西方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论原则。
其次，让我们简略地介绍一下他对湖湘文化建设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他用自己的大量著作，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容。据笔者初步统计，他的著作达40余种，已刊刻出版者近20种，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在很多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出使英法期间写下的大量日记，不仅记录了丰富的西方见闻，而且反映了他自己在中西文化对比中的许多深刻见解。他的一些著作和思想，直接影响了戊戌时期的谭嗣同和五四时期的青年毛泽东等人。二是他创办思贤讲舍和倡议恢复湘水校经堂，不仅为近代湖南培养了一批经世致用的人才，而且对湖南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起了开风气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引用当时刊刻的匿名书《伪校经堂奇闻》攻击郭嵩焘等人“不讲时文试帖，而讲天文算学，其计狡毒”(36)，就清楚表明，他进行教育制度的初步改革，击中了旧教育制度的要害。三是积极搜集整理乡邦文献。郭嵩焘曾主持《湖南褒忠录初稿》的工作，这是一部纪录阵亡湘军将士事迹的资料集。他还与曾国荃等人一道，主持编纂光绪《湖南通志》，这是湖南近代史上留下的唯一的一部通志。此外，他还替许多湘军名将撰写了行状、墓志铭，有的如罗泽南，还替他编了文集、撰了年谱，从而为后人提供了比较翔实的研究资料。郭嵩焘上述各方面的努力，都有效地丰富了近代湖湘文化的内涵。
收稿日期：1995-6-17
（*王兴国新著《郭嵩焘评传》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释：
①②⑧⑨(34)《郭嵩焘日记》第4卷，第216、196-197、43、216、88页。
③④⑩(13)(14)(15)(16)(17)(20)(21)(22)(24)(25)(29)《郭嵩焘诗文集》第750、538、385-386、523-524、513-514、42、125-126、524、266-267、287、124、179、25-26页。
⑤(26)(31)(32)《郭嵩焘奏稿》第351-352、368、384、340-345页。
⑥⑦(27)(28)(30)(33)(36)《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385、905、173、766、79、948、731、935页。
(11)《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77-278页。
(12)《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18)(19)郭振墉校录：《湘军志平议》清闻山馆1916年刻本，第1-2、3页。
(23)《郭嵩焘日记》第2卷，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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