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背影：冯牧、阎纲、雷达的批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智者论文,背影论文,批评论文,冯牧论文,阎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我们的理论视野不得不在历史的长河中起起落落，总不免有一种苍茫感。尽管文学批评总是鲜明地体现出一种时代性，但是，这种时代性并不能保证批评的历史独立自主，他总是要受到意识形态、审美时尚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因而，对批评家的评价，也必须置于历史文化背景中，许多批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引导性和独立性，但是，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批评的价值往往不能真正体现出来。文学批评特别追求及时性和时代性，这也就注定了一些批评的价值不可能太大。通常，一部新的作品诞生，批评继之而出现。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上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批评非常重视作品的轰动效应。一旦人们对作品的热情减弱往往批评也就显得多余。其实，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批评必须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学术性，不能因为作品已成了历史，就丧失了批评自身的判断力。正因为大多数当代文学批评家不能很好地解决批评的时代性与批评的历史价值之间的矛盾，因而，大多数批评在实现了其当代性职能后，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如何超越这种批评的困境，成了当代批评家的中心问题。
冯牧、阎纲和雷达这三位批评家在各自的批评时代都发挥了较大的影响。这三位批评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1）他们都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创作研究人员。从五六十年代至今，作家协会的创作研究人员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他们由于受作家协会领导，因而，他们对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路线的领会往往比学院派批评家来得迅猛。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的职业关系，他们与现当代中国的广大作家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而，对于新的创作动向和对新时代的创作倍感珍贵。因而这三位批评家在新时期的纵情歌唱也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2）他们以小说批评为主导，兼及文学理论问题。必须指出：冯牧、阎纲、雷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理论家，因为他们在理论上没有大的建树。但是，他们的批评实践敏锐独特，不愧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家。这三位批评家在小说批评方面极具影响力。冯牧以中长篇批评为主，非常注重长篇小说的批评。阎纲以中短篇小说批评见长，同时很注重对文学现象观照，他总是把新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放置于一种参照系中，给予某一具体作品以深入的评价。雷达以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批评为主。他的批评因为不断吸收新的理论，不断拓展新的批评观念，因而，雷达的批评探索，往往有着敏锐的洞察。总之他们始终与创作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的批评话语总是来得快捷及时。与学院派批评家相比，他们的批评总要快一个节拍。这也难怪，许多作品在未正式发表之际，这几位批评家往往能够先睹为快，对作品有一种直觉的把握。所以说，与作家保持联系的批评家和学院派批评家之间往往有着比较显著的差异。（3）他们大多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批评成名。雷达的情况稍有特殊。他于七十年代末进入中国作协，但在这之前发表的评论不多，影响也不大。冯牧与阎纲则有所不同。他们的批评在六十年代就有影响。冯牧的批评简短、明快、有力。阎纲的批评则宏阔、快捷、率直。六十年代，阎纲对中短篇小说的年度批评在当时颇有影响。可以说，这几位批评家之所以在八十年代初期发挥了重大作用，就是因为他们在六十年代就已对当代文学自身有比较深刻的把握，因而，六十年代的批评实践，以及对十年动乱时期的痛苦反思，无疑使冯牧、阎纲、雷达变得深刻成熟。个人思想的成熟，社会变革的反思，十年动乱的体验以及新时期文学的曙光足以唤醒他们的批评灵感和想象力。因而，他们实际上是转型期的实力派批评家。经历过岁月的严寒体验，无疑对新时代的阳光倍感珍贵。因而，这三位批评家在新时期的歌唱也就显得比较新颖突出。（4）冯牧、阎纲和雷达都是复活在新时期的批评家，他们在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只要通观一下冯牧、阎纲和雷达的批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批评著作几乎全都是文集，都是单篇评论文章的汇编。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作一些具体的分析。首先，由于他们始终关注新人新作。因而，他们的批评总是针对具体的作品而写的。每看到一部新的作品。他们就情不自禁地拿起笔，为这一新作品讴歌。在他们的新时期批评文本中，凡针对文学创作缺点的否定性批评往往大而言之，少有切实具体的作品的分析。相反，对具体作品的评价和分析，基本上肯定评价为主。因此，他们的批评文本大都针对单篇作品，少有历史的宏观的系统的综合性阐释著作。以我看来，这是创作论批评与学术性批评的一个分界。创作论批评针对某一具体作品，往往有着精到的感悟和细致的阐发。他们的鉴赏力比较独特，善于发现作品中的新的创意与新的思想。不少学院式批评家也尝试过对单篇作品的评价。在评价的过程中，大多数人感到无话可说。可见，评价一个具体的作品，在言说过程中是困难的。大的思想框架不能置入某一具体作品中，而任何一部单一性作品，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其思想蕴含是有限的。批评家又不能超出作品之外自言自语。因而，就中短篇小说的批评而言，冯牧、阎纲和雷达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也是不容易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正因为他们始终关注具体的作品，总是试图寻找某一作品的独创性，缺乏一种包容性和对比性批评眼光，因而，他们的小说批评本身往往在思想和观念上都显得比较单薄，甚至在批评话语上还存在一定的重复性。可见，创作论批评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批评活动中，他们往往因为缺乏深刻的思想背景和综合性评价能力，导致批评自身的乏力。这种乏力感，在冯牧、阎纲和雷达的批评中日益见出。但他们对新时期的文学产生的推动作用，又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冯牧、阎纲和雷达在新时期的历史进程中为新人新作新思想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赞许和歌唱。他们认为，新时期文学不仅超越了建国以来的文学创作成就，而与“五四”文学革命获得了有力的呼应，并且构成了与世界文学发展的某种同步性。这一看法，代表了他们对新时期文学的充分肯定性意见。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批评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热烈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今天看来，可能有某种陌生感。因为，在历史语境中，我们把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的文学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相比，无疑可以看到一种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标志着当代文学的成熟和进步。这是由后向前扯的批评方法。我们知道，回顾性的评价不可避免地有某种优越感，同样，阎纲、冯牧和雷达把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创作相比，也有这种历史的优越感、历史的庆幸感、历史的惊奇感。所以，他们的批评中洋溢的那种幸福基调也就可以理解了。必须承认，冯牧、阎纲和雷达的批评标志着文学批评的一种历史进步性。他们为新的文学观念而欢呼，为新的文学形象而欢呼，为新的人道主义观念而欢呼。这一批评流向，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美学的批评的新方向。他们总是从历史的、审美的、政治的、道德的、心理的维度入手去评价新的作品和新的文学形象。从他们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中国批评话语逐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艰难努力。他们的批评强调感悟、强调独创性、强调时代性、强调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和使命感。因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批评话语多元并存的时代，冯牧、阎纲和雷达的批评自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尤其是雷达的批评，逐渐摆脱了那种就事论事的批评习性，在批评实践中，他注重对作品的历史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感悟和阐发，从而超越了单一性的感悟鉴赏批评模式，使审美的历史的批评与文化的心理的批评在审美精神现象学中获得了一种创造性整合与统一。在冯牧、阎纲的批评活动终止之后，雷达能够使这一批评方向得以延伸，又显示历史的美学的批评的新的活力，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贵的探索。
为了深入地理解美学的历史的批评实践活动，我们很有必要对冯牧、阎纲和雷达的批评实践作一些具体的分析和评价。
冯牧的文学批评活动从五十年代即已开始。他有着革命的经历，因而，对于军事题材的艺术相当熟悉。从六十年代开始，冯牧开始担任中国文联与作协的有关领导工作，因此，他的批评视野也就获得了很大拓展。他开始广泛涉及小说、诗歌、电影、美术等方面的批评。但冯牧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的真正位置实际上还是在文学新时期。他不仅直接担任《中国作家》等大型刊物的主编工作，而且参与新时期文学的许多重要讨论。他的批评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和创作导向意识。这就使他能够对社会主义文艺时期的一些影响比较大的问题保持某种敏锐性。新时期文学批评史，尤其是八十年代早期的文学批评，不能不提到冯牧。他相继出版了许多文学批评集。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文学风雨十年路》、《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冯牧文学评论选》。这几部有影响的批评著作涉及的大都是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历史往往是不堪回忆的。站在世纪末的高度来俯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文学活动，如果没有当时时代的切身体验，对于这段文学史和批评史，我们定会有许多隔膜和困惑之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以九十年代的批评眼光来评价冯牧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写作的批评文章。他的批评有其特殊历史背景。他们的批评也面临着艰难的转型。从冯牧的批评文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探索的勇气和内心的挣扎过程。七十年代末的文学批评，其批评模式基本上沿用五十年代建构起来的文学批评模式。当时，稍有出格的作品，往往都会引起批评界的热烈争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批评界对《无主题变奏》和《你别无选择》的态度。对于这些新锐的作品，老一代批评家极力反对，而新一代批评家则用力支持。探索性的作品通常是以反对传统写作观念的面目出现的。因而，以五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模式来解释这些探索性的作品，往往不知从何说起。对于这样的作品，需要新的批评观念和新的批评策略。冯牧的批评对于完全新锐的探索性作品较小涉及，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冯牧的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我们不可能为了适应新的创作，不断地改变内心建构起的一套文学价值观念。每个人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一味地跟随新潮的批评，不见得就能说出内心的创造性体验。像冯牧这样的批评家，内心始终有一个强大的信念，即批评必须为那些现实主义作品唱赞歌，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必须反映正在变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的精神风貌。因而，就冯牧个人而言，他十分欢迎那些反映中国农村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的精神风貌的作品。他坚信社会文艺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的文艺精神。这种精神就在于勇敢地面对苦难的历史，积极地参与社会主义祖国的革命建设。在个人道德情感方面总是以奉献、忍耐、牺牲、不屈不挠地战斗精神作为一种支撑。因而，在动乱的岁月结束后，一些作家写出了人民战胜苦难，面对新时代，勇敢向前的作品，冯牧总是深情地为之歌唱。从这里的分析中，大家可以看到，冯牧不可能像新潮批评那样，关注叙事文本、叙事策略、叙事变奏等艺术问题，也不可能像新潮批评那样关心审丑、反讽、荒诞等思想主题。冯牧老老实实地以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来衡量作品、评价作品。这实际上说明，冯牧的批评尽管也呼唤人性，人道主义，而事实上，他的批评并未超越政治学社会学模式，相反，审美的历史的批评的观念贯彻得很不够。从政治的社会的批评模式出发，评价作品无疑要以歌颂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为主导。事实上，当时，大多数中青年批评也未能超越这一创作模式。写社会，写典型，写变革，而较少涉及个人独特的内心生活，也很少涉及到深层的民族文化精神，因而，冯牧的批评非常强调突出文艺的思想性，而较少考虑文艺的艺术性。即使在批评实践活动中也较少涉及到艺术问题，他往往也只是作出一般性分析，并附带在思想性分析之后。实际上，冯牧没有建构一套关于艺术分析的美学规范。因此，他的艺术分析只能从人们习见的情节、典型、叙事、抒情、议论这些创作观念去判断。这些观念对于现代艺术分析只能是浅表的。所以，冯牧的批评尽管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带有一定创作的导向性。但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批评文本的可读性往往不高。一旦抽去了当时特定的思想背景，一旦以更系统深入的批评观念来评价作品，冯牧的批评文本往往显得过于政治化，少有艺术的灵性意识和审美意识。这样的批评，在今天的批评文本中已基本被克服。可见，批评的时代性并不能代替批评的历史性。批评自身的价值少不了对艺术的真正分析，而不能只就艺术的时代性和思想进步性立论。
与冯牧的批评相比，阎纲的批评似乎对新时期文学的总体把握不够。他立足于对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他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他的著作也大都是文学批评集。他的《小说论集》、《文坛徜徉录》在八十年代初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的批评简短、充满感情，因而，阎纲的批评在当时就受到了刘再复等人的好评。阎纲的批评是一种作家式批评。阎纲虽没有写出什么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但他对作品的感知和体悟是很本色的。因而，每当碰到一个新作品需要评价，阎纲总能一下就抓住这个作品的独特性。正因为如此，他的批评往往触及到作家的创作智慧，因而，他的批评自然也就受到作者和读者的欢迎。阎纲的批评主要立足于小说，对于其它文体，例如诗和报告文学，他虽也有涉及，但他的评价本身往往显不出思想光彩。他的一些有见识的批评还是在于对中短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的把握。阎纲是那些在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中比较敏锐的一位。必须承认，在他那一代批评家中，他是有才气和灵性的。他的一些评价直抒胸臆，自然而又自由地言说。没有深刻的哲学背景，没有玄奥的理论术语和结构分析。他把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从创作的角度给予了充分地言说。因此，在今天，读阎纲的一些精粹而又明快的批评，仍能感受到他的批评风采。作为一个批评家，阎纲较少地读解中外哲学著作，对于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著作，他相当熟悉，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创作分析中仍嫌不够。由于阎纲在哲学、心理学、美学诸方面的训练不够，因而，与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些学院派批评家相比，阎纲批评的理性色彩相当薄弱。他与作家很熟悉，对作家的创作观念、创作追求，以及创作境界把握比较准确，同时，又受到当时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创作理论观念的束缚，因而，阎纲的批评一方面忠实于一种个人的直感直觉，另一方面则自觉地认同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思想准则。所以，他的批评一方面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主旋律，另一方面又充分表达了个人对作品的独特体验和直观感受。每当他读到作家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新的精神、新的追求的朴素描写，他就禁不住怦然心动，总要热情地歌颂作家所发现的真善美。批评必须相信直觉以及直观的感受。像阎纲这样的批评家，有权讥笑那些未读作品而胡说一通的批评家。这一类批评家可能理论修养较好，但理论修养与具体艺术判断之间毕竟有着很大差异。具体的艺术创作有其作家的个人特点，这是不能以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乃至维特根施坦的理论来套用的。有一些批评动辄即运用《存在与时间》和《存在与虚无》中的一些观念来解读中国作者的作品，这自然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大多数中国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对生命的探索都是建立在直接而且自觉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上的，很少作家先验地运用哲学观念来解读作品，因而，现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真正能与西方哲学家对话的毕竟是少数。所以，用存在主义的观念来分析文学作品显得有些矛盾。相反，从个人直感出发，体会作家特定的时代思想意绪，可能更能准确地把握作品本身。像阎纲这样的批评家是反对用哲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来解读作品的。他认为这样解读作品必然文不对题。因此，阎纲坚信对作品的切身体验和直观把握是文学批评的正道。一个人坚持某种观念，总能有所发现和创造。事实上，阎纲运用这种直观的方法把握具体的作品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一旦更加深入地系统地宏观地把握文学创作史，阎纲的这一批评策略就显得小家子气了。因而，阎纲从未写出像样的深刻的宏观的文学批评文章。他的思想个性和理论准备不能使他完成这种大题目。他适合于写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这种批评自身对于跟踪文学创作实际非常有效，但这种批评对于文学的总体反思就显得严重不足。我们必须承认，未来的文学史在评价某一具体作品时，可能还会参考阎纲的评论。但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文学进行深刻反思，就必须超越阎纲的批评。学院派批评家往往在整体把握文学作品比创作式批评家来得系统深刻，而在某一具体作品的评价上就不如作家式批评来得敏锐独特。阎纲的批评实践活动在八十年代后期基本上终止了，这一方面与他的年龄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他对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探索性作品的陌生有关。对于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本来是作家式批评的专长。但是，探索性作品与探索性观念是一致的。用传统批评观念无法读解探索性作品，这大约是阎纲终止批评的又一个原因。他目前还在写一些杂文和评论文章，但他的思想观念似乎并没有根本性突破。
现在，我们可以花一些笔墨来谈谈雷达。雷达是一个很幸运的批评家，他可以看作是一位过渡性批评家。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一套由陈荒煤和冯牧主编的文学评论家丛书，共选了十六位有影响的中老年文学批评家，雷达的《文学活着》名列其中，一些颇有影响的中年青批评家就没有雷达这种幸运。由此可见，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早期主宰文坛的一些批评家没有忽视雷达。在中青年批评家中，雷达也有其应有地位。无论是新潮批评家还是稳健批评家都给予过雷达的文学评论以好评。所以，我说，雷达是幸运的。尽管如此，雷达的文学批评之间仍有着不可逾越的沟坎。雷达1979年初春，以《春光唱彻方无憾》采访王蒙的访问记一举成名。他是一位非常勤奋非常敏锐的批评家。他先后出版过《小说艺术探胜》、《文学的青春》、《蜕变与新潮》、《灵性激活历史》、《民族灵魂的重铸》和《文学活着》等多部文学批评集。在这一点上，他与冯牧、阎纲非常相似，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只有批评文集。雷达是一位颇有实力的批评家。他的批评首先源于他对作品的深入的解读。因为职业关系，雷达不自觉地担当着职业批评家的责任，许多新老作家写出作品之后就会寄给他，这就使他比学院派批评家能够更多机会地读到作品。与此同时，一些大型刊物在发表一些有新创性的作品拿不定主意时，往往也很依赖这些职业批评家。所以，雷达通常读到的作品都是校样。等到一般批评家在期刊杂志上读到某位作家的新作时，也就一并读到雷达的评论。情况并非永远如此。也有不少大作品，雷达与人们同时读到。雷达早期的评论出手极快，可能与先睹为快相关。而雷达晚近的一些评论，往往等作品产生了一些影响，他才推出重头评论文章。他对作品的解读，总体上说比较精细，大到篇章结构、思想主题，小到局部用词和细节描摹。在解读的基础上，他喜欢找到一个诗句，以一个诗性的句法来表达他对作品的直观感受。我特地再读了一下他早期的评论集，如《小说艺术探胜》和《文学的青春》，我发现，其中的大多数篇章还能一读，也有些艺术启发。可见，精到的艺术分析，对于批评自身而言，十分关键。一旦放弃了艺术分析，批评的价值也就受到极大损害。雷达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较少从社会主义文艺的政治社会学模式去评价作品，而是运用历史的美学的批评模式去解读作品。因而，他的评论也就相对说来比较成功。其次，雷达的批评源于他的超越意识。雷达是一位不断追求批评超越的批评家。他不满足于早年的批评，总是寻求对作品作家更为融合更为深刻的把握。尤其是富于历史感和文化感的作品，雷达在批评过程中尤为关切。如果说，他早年的批评忠实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分析，那么，他晚近的批评则关注民族文化精神的把握。在他看来，写出真正的民族精魂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才是大作品。因此，雷达对长篇小说的评价愈来愈关注，他晚近的批评较少就中篇小说作微言大义的阐发。他的一些有影响的批评文章大都是长篇小说评论，或者是对新时期文学总体精神的一种把握，因此，相对于冯牧、阎纲的批评而言，雷达的批评实践有长足的进步。他把冯牧一代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模式推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追寻不断超越自我的批评家才有可能达到一个雄浑的境界。第三，雷达已建构了一个历史的美学的文化的批评模式。雷达的批评超越了单纯的历史的美学的批评。他还融入了文化的心理的批评。他的批评以人本主义为本。他的批评的自觉形态是对民族文化精神的阐发和弘扬。由于雷达关心的是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民族的文学作品，因而，雷达的批评取向也就相对比较关注历史主义的小说创作。与早期的雷达批评相比，晚近的雷达已相当地自觉。他知道，批评家不是万金油。批评家不能对任何作家的作品都说上一句。批评家有其思想局限。批评家也是人，他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他有其特殊的生活体验，他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他不可能对任何作家的创作都能发言，雷达已相当沉着，他对不熟悉的作品很少评价，他对他不喜欢或不理解的作家作品也极少发言。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批评态度。批评家不是神，不是一种万能钥匙，他不可能打开全部的锁。批评家总有其独特的个人偏好。对于他偏好的作品，他往往能够作出深刻的阐释。惟有深刻地理解了生活，才能对某一类型的作品情有独钟，才能对某一类型的作品有着深刻而又精到的阐发，我非常怀疑那些什么都敢批评的批评家。这种什么都敢评的批评家是一种无心的人，胡言乱语的“智者”，是一种实用主义者。我觉得雷达晚近的这种自觉非常值得重视，雷达已达知天命之年，因而，他的批评成熟而且自觉，形成了一种个人风格和思想定势。
雷达的批评实践持续到今天，我发现，他真正理解了的作家还是陈忠实、贾平凹、张炜、凌力、莫言这几位。由此可以看出，雷达真正能够评价的作家其实是乡土小说作家，因为这里有他的生活体验，有他的美学情味。从乡村走向都市的评论家应该在乡土小说批评方面大显身手。从雷达的批评文本来看，他对这几位作家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雷达的批评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首先，与雷达对文学的深刻感悟有关。雷达不是理论家，他不像新潮批评家那样，熟悉西方哲学和现代思潮，因此他不能用萨特、海德格尔、德里达、福科、拉康的观念来评价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他不可能从西方现代思潮出发来关注荒诞等重大主题。雷达的思想局限是明显的。他在中国哲学和近现代思想方面修养也较弱，可以说，他对中国古代思想背景和近现代思想背景也比较陌生。雷达信奉的是独立的不可替换的个人生命体验。因而，批评本身一方面成了他去读解和体验自己熟悉的那种生活的机缘，另一方面则成了他本源地去反思生活和生命价值的内心历程。因而，同大多数作家一样，对中国社会的本源直观而又深刻的切身体验成了他批评的一个据点，他的批评由此出发，去体验、感悟和把握作品，从而作出直观的深刻的文化判断和审美判断。因而，他的批评是有魂的。其次，他热衷于用作家式笔法、散文式笔法、散文诗体结构去结撰批评文本。因而，批评家的个性体验都融入到批评过程中去了。这是批评家的一份才情，这是批评家的一种灵性。遭遇这种灵性的批评文字，谁能不怦然心动，谁能不升华生命般的理性激情呢？雷达的诗性文字，火一样的体验文字，像作家的语言表达一样，在批评中自由地恣意地燃烧。因而，这种批评有其生命般的力量，有其感性的力量，有一种感动人性的光辉。然而，这样的批评与创作相似，让人激动一番之后，也就不想再去吟哦，再去解读，再去体会了。我在现当代批评家的大多数文本中，都看到了这样一种限度，一旦热情冷却，寄希望从中读到更深邃更复杂的智慧时，往往空空如也，少有所得。批评文字中所蕴藏的思想是有限度的。当批评家洋洋洒洒恣意发挥时，往往就失却了思想的容量和思想的重量。坦率地说，雷达的批评也未能逃脱此劫。作家的思想，总体上说，还是浅白的，缺乏某种深邃性。过于浅白的思想肯定穿透不了生活的内核，因而，雷达的批评在表明了个人特色之后，也就不知怎样深入下去了。据说，雷达想转向哲学、心理学、文化学和美学的探索[①]。雷达未必能担当此任，他的心性、志趣、思维习惯与这些理论科学格格不入。依我看，雷达还在于守住他那份灵性，他那种生命直感和批评的激情。
在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冯牧、阎纲和雷达的批评之后，我们感到了作家式批评的优长与局限，作家式批评对作品本身的阐发是值得称道的，而对作品的思想的深刻而又系统地阐发则显得不够。我认为，批评家不仅应体会作家的内心世界，也应体验思想家的内心世界。缺乏深刻思想的批评总是不能令人满足的。我们的批评总有一天会走向沉雄博大，只有超越批评的功利主义与印象主义，深刻的批评才有可能产生。冯牧、阎纲、雷达的批评正有待后继者开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会展现出新姿。
注释：
① 参见《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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