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偏好对个人高等教育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以高中生对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需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需求论文,师范院校论文,高等教育论文,为例论文,林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在信息不完全社会中，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个人教育决策有重要影响。[1]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成本和收益是影响个人高等教育需求的主要因素，不过，高等教育成本和收益的发生具有滞后性。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理性个体难以精确估算高等教育成本和收益，由此导致个人高等教育需求出现偏差。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生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暴露出个人高等教育投资潜藏着较大风险。
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当越来越多公共与私人资源投放于高等教育领域时，探讨风险因素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教育投资并不必然地获得应有的回报。由于风险因素存在于教育决策全过程，系统地探讨风险因素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非本研究目的。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主要以中国大陆高中生对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的需求为依据展开论述。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模型
近年来，建立于“风险中性”假设之上的人力资本理论在分析高等教育需求时遇到了解释上的困难。有关大学生专业选择的研究表明：尽管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的教育收益率较高，但许多学生更愿意选择教育预期收益较低的人文类专业。由此导致劳动力市场上人文专业毕业生供过于求而理科类毕业生持续短缺。这一现象很难用经典人力资本理论予以解释。[2]Rochat和Demeulemeester的研究显示：在控制学术能力的条件下，低收入阶层的学生倾向于选择教育学、人文和艺术类专业——尽管这些专业的市场回报较低。相反，高收入阶层的学生更愿意选择市场收入较高的理工类专业。上述现象的解释需借助于经济学中风险理论[3]。
有学者认为，个人选择大学和专业至少面对两类风险：(1)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可能性（简称“学业竞争风险”）；(2)学生毕业后获得较高市场回报的可能性（简称“就业竞争风险”）。当学生选择不同类型的大学时，他们首要考虑的是完成学业的可能性有多大？对于一个回避风险(risk aversion)的学生来说，通过选择低风险的专业也许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在学业竞争中选择教育类课程、人文和艺术类专业面临的风险更小。相对而言，工程、化学和数学等专业学习的竞争性更强，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将面临更多风险。因此，对回避风险的学生来说，他们更不愿意选择这类专业。[4]由于风险与回报是正相关的。当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对大学学业竞争和就业竞争的风险赋值（风险偏好）不等时，学生的专业选择将出现差异。因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高收入家庭的学生风险回避的意愿更强烈，所以他们宁愿选择那些较易完成学业的专业；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更愿意承担教育投资风险，他们倾向于选择学业竞争更激烈、市场回报高的专业。可见，将风险因素纳入人力资本理论模型，不仅可以解释个人之间教育需求的差异，而且可以解释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学生的高教需求差异。[5]
就笔者观察，欧美等国探讨风险和高等教育需求关系的文献主要提及三类教育投资风险：(1)学业竞争风险（高中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的风险）；(2)就业风险；(3)因收入不稳定带来的风险。此外，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可能还存在第四类教育投资风险——即学生填报大学志愿后不被录取的风险（或者学生被合适的高校录取的可能性）。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大陆高中生填报志愿的风险更大。(1)学生可能在不知晓高考成绩的情况下选择大学——“估分填志愿”的方式加大了教育投资风险；(2)人们对大学收费标准、学术水平、专业设置、教育资助政策和就业前景等方面的信息相当缺乏，学生高等教育需求面临较大的风险；[6](3)高考招生中制度性腐败加大了教育投资风险。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而言，他们选择热门高校和专业所面临的风险更大。
从风险和不确定性角度看，个人对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需求是否与个人风险偏好相关？有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低收入阶层学生比高收入阶层学生更愿意选择农业、林业、师范类院校。人们对此现象的普遍解释是：在资本市场不完善背景下，由于农业、林业和师范类院校学费较低，它对低收入阶层具有较大吸引力。[7]上述解释主要从教育成本和资本市场不完善的角度分析个人高等教育需求差异，教育投资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与其它类型高校毕业生比较，农业、林业、师范毕业生具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前景。是否低收入阶层的学生比高收入阶层的学生风险回避(risk aversion)倾向更明显，由此导致不同社会背景学生对农业、林业、师范院校需求不同？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将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和经济学风险理论分析个人对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的需求差异。按照经典人力资本理论，在高等教育收益率与高等教育需求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在控制其它因素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收益率越高，高等教育需求量将越大。[8]考虑到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我们也引入家庭收入这一变量。研究的基本模型如下：
DHE=f(EROR,INCM,RISK,X)(1)
其中，DHE代表高等教育需求，EROR代表高等教育预期收益率（注：有关高等教育预期收益率的计算采用简捷法计算。其计算公式是：ERORh=(EIh-OCh)/Th(OCh+DCh）。其中：ERORh表示高中生对大学的预期收益率；Ellh表示学生大学毕业后刚开始工作时期望收入；OCh表示学生接受大学教育机会成本；DCh表示学生接受大学教育的直接成本；Th表示学生接受大学教育年限(4年）。应用相关信息我们可以计算每个高中生的预期收益率。将高等教育预期收益率纳入需求函数，可以检验经典人力资本理论对高等教育需求的解释力。），INCM代表家庭收入水平，RISK代表风险偏好，X代表其它变量。模型(1)的基本涵义是：在控制高等教育预期收益率、家庭收入水平等因素的背景下，探讨风险偏好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结果
1.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本研究所用资料取自一个大型数据库。该数据库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钟宇平教授和西安交通大学陆根书教授主持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高等教育需求研究：教育财政之考虑”问卷调查（以下简称“高教需求调查”）。2003年4月，“高教需求调查”课题组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2003年高三学生取样。该调查充分考虑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高中学校类型的差异。具体取样过程如下：“高教需求调查”课题组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选取北京市、江苏省、湖北省和陕西省为样本分布的点。选定省（市）后，在省（市）内部同样采取分层随机抽样原则抽取学校和班级。首先，研究人员分别在三个省选取省会城市，以及省会城市管辖的一个中等层次的郊县（区）；其次，在该省随机选取一个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以及该地区管辖的一个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县（市）；最后在全省范围内随机选取一个不发达县（市）。这样，在每一个省可以选取含省会城市在内的5个县（市）。在确定了学校所在的县（市）后，课题组研究人员分别从普通／职业、公办／民办、重点／非重点等几个角度分层随机抽样。学生的选择也采取分层随机抽样原则，以班为单位整群抽取。北京市样本也以分层随机抽样方式抽取。
“高教需求调查”数据库中包含大量有关高中生个人、家庭以及所在学校的信息。研究中有些变量可直接从问卷中获得，有些变量需转化后放入模型中。现将样本的基本特征描述如下。从表1可以看出，“高教需求调查”有效样本量（高中生）是10513个，他们分别来自90所高级中学。从高中生性别比例看，男生占全体样本的比例是53.9%，比例略高于女性；从高中生所在学校类型看，在普通高中学校就读的学生比例远高于职业高中学校，其中普通高中生所占比例为85.7%。这也反映了中等教育分流的基本取向：即那些潜在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者主要来自普通高中；以父亲受教育程度为例，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教育程度的比例为6.6%，具有初中教育程度的比例为25.2%，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为58.2%。总体上看，近60%高中生的父亲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教育程度。
表1 样本特征
类别 %类别 %
个人特征 家乡所在地
男生 53.9
大中城市
42.2
就读高中类型 县城
19.3
职业高中 14.3
集镇
10.3
普通高中 85.7
农村
28.1
家庭年总收入 父亲教育程度
3000元以下 9.7
小学及小学以下 6.6
3000-5000元
12.2
初中
25.2
5000-15,000元 34.8
高中
44.0
15,000-30,000元
26.5
大专
11.8
30,000-50,000元9.0
大学本科9.4
50,000元以上
7.7
大学本科以上2.9
样本学校 90
样本量 10513
高等教育需求指标的操作化采用以下方式：在问卷中，高中生从不同学科类型的高校选项中选择惟一答案。高校类型包括：综合、理工类、农业、林业、医药、财经政法、艺术、外语、体育、师范、民族等11类院校。表2描述了高中生对不同科类院校选择的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综合院校、理工院校、财经政法等院校是学生最愿意选择的高校类型。
表2 高中生选择不同高校状况之描述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财经 艺术 外语 体育 师范 民族
绝对数 3391 2487 131 100 836 1460 495 659
146 552
63
百分比 32.9 24.1 1.3 1.0 8.1 14.1 4.8 6.4
1.4 5.3
0.6
学生的高等教育需求分析可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当学生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中任何一个选项时，赋值为“1”；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之外的院校时赋值为“0”。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其中，
表示学生选择农、林、师范院校的概率；EROR代表高等教育预期收益率；RISK代表高中生的风险偏好；
代表父亲的教育年限或教育程度；Ln[Finc]代表家庭年收入的自然对数；UR代表城乡背景变量；X代表其它需要被控制变量，比如性别、高中学校类型等。
需要说明的是，模型(3)中风险偏好(RISK)可以从不同层面度量。考虑到资料的可获得性，我们主要以高中生的职业稳定偏好来替代学生的风险偏好。在“高教需求调查”问卷中，高中生要回答如下问题：“我喜欢从事收入一般但比较稳定的工作”。在“非常同意”和“非常不同意”之间有6个连续等级。如果高中生回答“非常同意”则赋值“1”，回答“非常不同意”赋值为“6”；高等教育预期收益率的计算采用简捷法(short-cut method)。计算收益率需要获得高等教育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以及大学毕业后期望收入等信息。上述信息有些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直接获取。在“高教需求调查”中，高中生要回答如下问题：(1)高中毕业后刚开始工作时期望收入（代表大学教育的机会成本）；(2)大学毕业后刚开始工作时期望收入。以上两方面的信息可以直接获取；高等教育直接成本信息以相关实证研究成果替代，本研究中，我们假定大学教育私人直接成本是10000元左右（注：2003年高等教育私人直接成本的估计主要借用了陆根书、钟宇平的研究成果。研究表明：1997-1998年度大学生直接开支平均为6361.7元，大学生个人获得的教育资助合计1043元（含奖学金、助学金、勤工俭学收入等）。由此我们计算出1997-1998年度大学生私人直接成本大约是5320元。考虑到学费不断上涨趋势，同时假定大学学费占私人直接成本的比重不变，我们可以粗略计算出2003年大学生私人直接成本是10,000元左右。见陆根书、钟宇平：《高等教育成本回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6-59页。）。在获取上述信息的基础上，我们计算出每个高中生的高等教育预期收益率。
2.实证研究结果
表3是高中生对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需求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在控制其它因素的情况下，女生比男生更愿意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类院校，这种差异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p＜0.001）；相比计划外招生的学生，计划内招生的学生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的意愿更低，这种差异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p＜0.01）。与非重点中学学生比较，重点中学学生更不愿意选择上述院校，不过这种差异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与普通高中学生比较，职业中学的学生更愿意选择上述院校，这种差异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p＜0.001）。可见，衡量高中生学术能力的几个指标中，是否计划内招生以及是否职业中学学生对学生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具有显著性影响。
表3 高中生对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需求的逻辑回归分析
a职业稳定偏好：“非常同意”＝1，“非常不同意”＝6；*p＜0.05，**p＜0.01，***p＜0.001
在控制其它因素的情况下，高等教育预期收益率越高，学生越不愿意选择农林、师范院校。不过，上述影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表明高等教育预期收益率高低与学生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没有系统性联系。也就是说，仅考虑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的经典人力资本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学生对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的需求。在控制其它因素情况下，“职业稳定偏好”对高等教育需求有积极的显著性影响（p＜0.001）。换言之，高中生越是希望大学毕业后具有稳定收入倾向（即收入的低风险偏好），他们越愿意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学生越不愿意选择农林、师范院校，这种影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p＜0.05）；当控制学生性别、就读高中学校类型、家庭背景以及风险偏好后，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更愿意选择农林和师范院校，这种影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p＜0.001）。
从中国社会脉络看，高中生招生类型和学生就读中学的类型（普通中学或职业中学）可以看成是高中生学术能力的替代指标。表3显示，在控制家庭收入等变量情况下，学术能力较弱的学生越愿意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在控制学生性别和学术能力等变量后，高等教育预期收益率对学生选择上述院校没有显著性影响；家庭收入水平越低的学生越愿意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这说明高等教育领域资本市场是不完善的，在教育借贷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家庭收入低的学生愿意选择成本相对低廉的院校。从教育财政的角度，人力资本理论的扩展模型对高等教育需求有一定的解释力；个人职业稳定性偏好越强烈，高中生越愿意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这说明在性别相同、学术能力相等、家庭收入相等背景下，个人风险回避倾向越强烈，学生越希望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所以，财政约束和风险偏好对高中生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都有一定解释力。
四、讨论和政策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高中生职业稳定偏好对学生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产生显著性影响。职业稳定偏好越强的学生越愿意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或者说，大学毕业后职业越稳定、个人风险回避倾向越强烈，学生越愿意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这表明在中国社会背景下，风险偏好的确是个人高等教育决策中的重要制约因素，经典人力资本理论所假定的高等教育需求中的“风险中性”假设并不成立。结合有关研究成果，我们将看到风险因素对个人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体现于不同的层面。特别是在学生考虑选择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会时，风险因素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更具有一致性效应。比如，Mingat和Eicher的研究表明：风险因素是影响学生选择不同专业的重要因素，个人风险偏好可以解释理工专业人才短缺和人文类人才过剩现象；[9]Rochat和Demeulemeester的研究显示：在控制学术能力的条件下，低收入阶层的学生倾向于选择教育学、人文和艺术类专业——尽管这些专业的市场回报较低。同样，风险因素也是制约个人教育需求的重要因素。[10]
尽管风险偏好对个人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有显著性影响，但这并不否认家庭收入水平对个人高等教育需求的制约作用。表3显示，在控制其它因素情况下，家庭收入水平越高，高中生越不愿意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家庭收入水平越低，高中生越愿意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从资本市场不完善性与个人高等教育需求间的内在关系看，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低收费政策对家庭经济地位低的学生产生了激励效应[11]。本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上述论断。所以，在人力资本理论架构内，我们看到了财政因素对学生高教需求的影响；在风险理论中，我们也看到了个人风险偏好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
从个人层面看，高中生对农林、师范院校的需求是理性的。因为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不仅收费水平较低，而且毕业生具有稳定的收入回报；从社会层面看，当选择上述院校的学生如果主要集中于农村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或者风险回避倾向较强的学生时，这种现象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首先，它不符合效率原则：农业、林业和教师等职业的从业人员应该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吸纳渠道，而不是主要局限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另一方面，它与公平原则相悖：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当社会低收入阶层或者农村学生主要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而较少选择综合、理工和财经政法院校时，这意味着学生选择不同类型高校的机会是不均等的。在个人理性与制度“非理性”之间，我们可以窥见不合理的制度环境。本研究表明：财政约束和风险回避倾向对个人高等教育需求具有显著性影响。上述结论的政策涵义体现在以下方面：
1.高校收费与高教财政政策
由于财政因素对学生高等教育需求有显著影响，所以，完善包括学费、助学金、教育贷款等教育财政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当较低的学费政策成为激励学生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的重要因素时，我们有必要反思个人或家庭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合理限度。与其它国家和地区比较，199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收费的相对水平相当高（学费占生均经常性成本的比例超过30%）。同时，1990年代以来高校学费增长率越来越快。考虑家庭教育支付能力，现有教育收费政策已经对家庭贫困学生带来极不利影响。[12]上述现象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是：由于农业、林业、师范之外的高校收费水平相对较高，从而抑制了低收入阶层学生对综合、理工和财经政法类高校的需求。基于上述考虑，政府需检讨高校收费政策：(1)适当降低非农业、林业、师范等院校的收费标准；(2)配套实施教育贷款等助学制度，为不同社会阶层学生选择不同类型的高校提供均等机会。
2.风险回避与家庭网络资源
学生的职业稳定倾向（风险回避倾向）对个人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承受就业风险的能力存在差异。家庭收入低，农村学生之所以倾向于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除了财政方面的原因之外，这些阶层的学生比其它阶层学生更不愿意冒风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社会脉络下，个人就业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社会网络资源。[13]显然，来自农村和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学生在职业获得过程中难以依赖家庭的社会资本谋取市场回报更高的职业。所以，他们更愿意选择收入稳定的职业，尽管这些职业的薪水不高。如果上述推论成立的话，那么，大学生就业改革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所有学生推向市场，自主就业。考虑到不同家庭背景学生抗拒市场风险的能力存在系统性差异，政府以及高校应特别关注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问题。比如在提供就业信息、就业辅导等方面帮助弱势阶层学生抵御市场风险。进一步说，从社会就业制度看，如何提高就业信息的透明度、降低求职中“走后门”等不公平现象也值得我们深思。
3.教育投资中的风险规避与分担
应用“高教需求调查”数据，我们仅仅考察了学生职业稳定性偏好对学生选择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的影响。尽管如此，类似研究揭示出个人高等教育需求中面临的风险是多样的[14]。比如高考录取风险、学业竞争风险、谋职风险和收入获得的风险等。因为教育信息是不完善的，个人高等教育需求中风险和不确定性将难以消解；因信息分配的非均衡性，社会低收入阶层在信息获取上的弱势地位抑制了来自上述阶层的学生承担教育投资风险的能力。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不同阶层学生对教育投资风险应具有同等的敏感性。所以，建立一个有效的教育投资风险规避和分担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从风险回避的角度看，政府、社会和高校应尽可能让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社会弱势阶层获得高等教育信息以规避教育投资风险。比如，新闻媒体和高校应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地区教育信息的宣传，以使这些区域的学生更多地了解高教信息；政府应改革现有高校招生政策，通过社会舆论监督以体现高考招生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
从风险分担的角度看，以政府为主导的大学生贷款制度可以被看成是政府从财政上分担学生教育投资风险的重要举措。由于社会弱势群体在大学录取、大学学业竞争和就业等方面比其它阶层的学生面临更多风险，他们在高等教育的每个阶段都可能因难以承受的教育投资风险而成为生活中的失败者。所以，政府、高校和社会各界不仅应该在财政上对社会弱势群体予以支持，而且应该在学生心理发展、生存状态以及就业等方面对他们给予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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