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层论文,构建和谐社会论文,收入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且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政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确定了在中国“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又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执政宗旨与社会理想，也是我们党新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思考的新突破。是我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上的升华。
一、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现时代的和谐社会包括两层含义，即人际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与人的和谐，就是贯彻公平正义理念，人人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围之内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状态。要建设这样的社会，就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结构。这就是中间阶层占绝大多数的“橄榄型”阶层结构。因为在这一社会阶层结构体系中，主要的利益群体均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手段，通过正当途径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样的社会结构在经济上能够保障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政治上能够满足部分社会成员参政议政的需要，这个社会阶层结构才是稳定的，不会发生重大社会冲突的现代社会结构。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我国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方针，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从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功能来看，中等收入阶层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因为，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另外，中等收入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当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的多数时，中等收入阶层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样就从思想上和经济上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其次，从中国构筑和谐社会面临的问题来看，和谐社会是以公平公正，平等友爱为特征的社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上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各阶层之间的矛盾。目前遇到的困境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结构，农民进城打工却不具市民身份，迄今为止，农民仍占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因此，中国社会结构仍然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严重欠缺、中下层偏大为特征的“金字塔型”结构。这是我国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方针就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因为，中等收入阶层是介于社会高收入者阶层与低收入者阶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收入者阶层与低收入者阶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和紧张程度就会大大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
综上所述，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与社会整体转型相联系的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协调社会各方面力量，才能共同打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社会结构体系。
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有效途径
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当成为现阶段国家社会政策选择的核心。只有选择合理的社会政策，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社会政策体系，才能真正为合理的现代阶层结构的形成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首先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加快城市化步伐，促进农业现代化，建立有效的社会流动机制，使较低阶层的社会成员有机会向上流动，从而缓解社会矛盾，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
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反映城乡结构的概念。一个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社会，是一个国家城乡结构的必然反映。如果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不到50％以上，那么中等收入阶层就肯定还是少数群体。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在18％左右，离西方发达国家的40％还有不小的距离。改革开放20多年来，约有1.3亿农民转变成乡镇企业工人，另外还有约1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进入城市。根据不同的职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进城的农民工有可能逐步上升为中等收入阶层，但也可能沦为城市新贫民。现在的进城农民工，其总体的经济社会地位，高于家乡的农民而低于城市的市民。起码要使进城的农民工多数达到城市的中等生活水平，整个社会的中等收入阶层才有可能真正扩大。
我国还存在着某些体制性因素影响低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首先表现为我国社会结构重组环境还不具有公平性。公平性在于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应以成就为取向，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程度，而不是依靠其先天的或与生俱来的条件。即在决定社会地位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后致因素，而不是先赋因素。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中，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使社会群体明显的二元化，从而导致城乡阶层博弈的不平等，而绝大部分低收入者均处于农村。这种城乡的不平等直接表现为低收入阶层与中高等收入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农业人口中存在明显而普遍的的不充分就业现象，又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滞留于农村，人口多、收入低就成为必然。而国家面对庞大的低收入人群也很难实施普遍的社会保障，改变这一窘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取消户籍制度等对人们身份地位变化以及社会流动的限制，为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有机会向上流动，从而成为社会中等收入阶层中的一员创造条件。
2.通过职业身份的调整，使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
中等收入阶层也是一个反映社会职业结构的概念。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个发展阶段从就业结构上看，既不可能是农业劳动者占多数的社会，也不可能是体力劳动者占多数的社会。从产业结构上说，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社会，必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50％的社会。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要依托于社会职业结构的转型和一些特定社会职业阶层的成长。金融、房地产、旅游、保险、商贸、传媒、法律、咨询、策划、社会服务、公用事业等领域的职员，科教文卫体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的公务人员，企业里的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农业的专业户等等，一般是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职业主体。收入水平只能说是界定“中等收入阶层”的基础指标之一，而不是惟一的决定性因素。一些在改革开放中富起来的农民，虽然收入比市民高，但无论他们自己还是其他人，都不认为他们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职业转变，他们的意愿、社会态度、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等，与中等职业阶层也相去甚远。
3.加强教育，使更多的人有可能在社会身份上进入中等收入阶层。
要使中低阶层人口顺利进入中高阶层，获得中等职业身份，最好的途径就是普及高等教育，加强职业培训，从而使其在社会意识、生活方式、职业技能等方面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因此，制定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教育政策已是势在必行。教育政策的选择要以提高国民教育水平为价值基础，具体抓好以下两个环节：一是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政府要放宽对高等教育、社会办学；私人办学的限制，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尤其是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为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提供充足的后备力量。二是制定教育公平政策。目前，我国城乡基础教育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不解决这种现象，要扩大农村的中等收入阶层就举步维艰。而要实现教育公平，关键在于改革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撑体系，由国家财政来支撑农村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从政策上解决“农村教育农村办”的问题，使农民获得向上流动的能力。
4.调节收入分配政策，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
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大小，不仅与经济增长状况和社会平均收入状况有关，而且也与收入分配的状况有关。我国目前最大的结构性收入差距，就是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日趋严重的收入差距已造成了城乡贫困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从而成为了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一大“瓶颈”。因此，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就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当前，一方面应贯彻抽肥补瘦的原则，尽量缩小高收入与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也是这么做的。另一方面，贯彻公平原则，充分发挥政府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提高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性，抑制垄断性经营收入和非法收入，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