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东盟政策与中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中日关系论文,日本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南亚在战后日本地区外交中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战后日本重返世界外交舞台至今，日本对东南亚的关注与投入始终没有间断过。日本地区外交的重新起步和定位，是以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为背景的，反映了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组织的重新组合和实力变化。中国作为本地区主要大国之一，对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可以说，今后东亚区域合作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东盟三方关系的发展趋势。
一 日本对东盟（东南亚）政策的定位与成因
战后日本对东盟（东南亚）外交①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其每一阶段对东盟政策的制定与实践，都充分反映了当时日本决策层在国际上的角色定位与在国内政治中的决策努力。
（一）重返东南亚——从赔偿到经济外交
二战以后，日本先是处于美军占领之下，其后又置身于“美主日从”的外交框架之下。加上亚洲各国乃至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十分戒备，因而，日本开展政治外交的空间十分狭小。于是，日本把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为最优先的国家战略。面对国内市场狭小、资源和能源紧缺的状况，日本选择了扩大海外商品市场、拓宽海外能源与资源进口渠道的发展道路。由于失去了中国这个其战败前的主要资源供给基地，地理相近、市场广阔、资源丰富的东南亚便成为日本外交的主要对象地区。在1951年9月7日召开的“旧金山和会”上，吉田茂首相发表演说强调，日本“作为亚洲一国”，“热切希望与其他亚洲邻国建立紧密的友好合作关系”，“为其繁荣发展竭力作贡献”。②由于美国的牵制，吉田此时已放弃了与新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念头，因而其所提到的亚洲邻国并不包括新中国，而主要指美国欲利用来遏制苏联阵营的东南亚各国。
在二战后期，日本对东南亚各国进行了大肆侵略和掠夺，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要恢复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绕不过解决战后赔偿这一关，便把解决赔偿问题作为对东南亚外交的突破口。经过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并得到美国的中间调解，日本以支付产品和提供劳务等形式，即“日本政府先把赔偿金额支付给日本企业，再由这些企业向索赔国提供产品或劳务”③的方式，实现了重返东南亚的目的。1954年10月，日本以援助国身份加入“科伦坡计划”④，凭借其资本与技术的实力，巩固并增强了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日本对东南亚的产品出口迅速增多，从东南亚的资源、能源进口也迅速增加。日资企业、合资企业相继开办，并投资开发了马来西亚的铁矿、泰国的锡矿、印尼的石油、菲律宾的铜矿等。⑤双方初步形成了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局面。
1954年12月执政的鸠山内阁，明确地把“推进经济外交”作为外交政策三大支柱之一，强调“迅速解决赔偿问题，谋求与东南亚各国正式建交并打开经济关系”⑥。1957年，岸信介首相更是在半年内两次出访东南亚、南亚国家，成为战后首访东南亚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出访的目的：一是凭借与东南亚各国的赔偿与建交谈判进展顺利之机，推进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二是谋求充当“亚洲领袖”，巩固在政治上作为“亚洲代言人”的地位；三是欲摸清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意图与影响力。这一年，日本外务省首次发表的《外交蓝皮书》强调，日本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西方阵营相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立场”的“外交三原则”。岸信介在访美之前首先出访亚洲各国，其意还在于增加访美时的讨价还价筹码。可见，日本充分利用了美国出于冷战目的而急欲撮合日本与东南亚各国间关系的心理。
1966年4月6日，东南亚发展问题部长级会议在东京举行。这是战后日本首次举办的国际会议，其初衷是借配合1965年4月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的“亚洲经济开发构想”⑦之机，展示“自主性”外交，博取东南亚国家的好感。
至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已完成对东南亚各国战争赔偿谈判，双边经济合作也取得很大进展。日本经济外交成效显著，以致出现了东南亚各国的对日印象和舆论逐渐好转的局面。
（二）政经并举——从“福田主义”到“桥本主义”
在日本对东盟各国经济合作迅速进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负面因素，主要是日方精于商业利益而疏于情感投入。当日本经济的渗透威胁到东盟各国民族企业生存、日本人的傲慢与偏见溢于言表的时候，当地民众的对日疑虑与戒心便愈发加重，民族主义情绪也被重新引燃。1974年1月田中首相访问东盟各国时，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甚至暴乱。
围绕20世纪70年代东盟各国的反日浪潮，日本学者冈部达味在其《东南亚与日本的出路》一书中总结了东盟各国民众讨厌日本的12条原因。主要有：日本企业无孔不入，垄断当地经济，使之处于类似当年殖民地的处境；在输出贸易赤字的同时，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用低工资手段，榨取当地人民的血汗；与当地官商勾结，助长腐败；只注重经济利益，没有情感沟通；日本人封闭且傲慢，等等。⑧
为了平息反日情绪，弥合裂痕，福田赳夫首相借东盟成立十周年之机，率团于1977年8月遍访东盟各国。在马尼拉，福田发表了题为《日本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讲。其主要内容有三点：(1)坚持和平路线，不做军事大国；(2)在广泛领域建立“心心相印的信赖关系”；(3)积极提供合作，为实现东南亚的和平与发展作贡献。这个演讲被称作“福田主义”，它是对日本50年代以来的东南亚外交的经验总结，也是基于70年代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做出政策调整的结果。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确立了大国外交战略，发挥地区主导作用的实力与愿望同步增强，并把东盟的支持视为主导本地区的必要条件。时任首相大平正芳指出：“正如美国对中南美各国、西德对欧洲共同体各国、欧洲共同体对非洲各国给予特别关照一样，我国对太平洋地区各国给予特别关照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也是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我国已具有仅次于美国、与西德同等的经济力量。”⑩中曾根组阁后，除继续强化日美、日加、日欧等传统关系外，把东南亚放在亚太外交的重要位置。福田以后的历届内阁也都重申：尊重东盟的主导精神，坚持和平发展路线，不做军事大国。
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进入重新调整、定位期，日本外交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适逢柬埔寨和平问题成为本地区焦点，日本以参与对柬维和行动为契机，加大了对东南亚外交的步伐。1991年5月，海部首相在新加坡发表演讲时，引述吴作栋的观点，认为在21世纪初期将出现由东北亚、印支三国和东盟结成的“繁荣的三角形”，并“预言”日本和新加坡将成为推动地区繁荣的不可缺少的伙伴。基于此，日本表示愿为使东盟与印支三国结成伙伴关系提供合作。(11)在海部的建议下，次年在东京举办了有关“柬埔寨复兴”的国际会议，日本对包括越、老、柬、缅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合作与共同繁荣”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外务省筹办了“印度支那综合开发论坛”（1993年1月提议，1995年2月实施）。几乎与此同时，时任通产相的桥本龙太郎提出建立“印度支那产业合作组织”的建议，并于1994年在泰国召开了有东盟六国、印支三国、缅甸加上日本参加的国际会议。日本学者认为，在由十国组成的大东盟形成过程中，日本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12)
1997年1月，桥本龙太郎首相访问东盟，日本为此次出访定的基调是在访问中发表与“福田主义”同等重要的“桥本主义”，以提升与东盟各国的关系。过去日本同亚洲各国家首脑主要谈论经贸问题，这次改变惯例，着重同东盟领导人讨论全球政治问题。桥本提议日本与东盟在首脑对话、文化合作、解决全球课题三方面加强合作，并建议把日本与东盟关系从原有的部长级对话升格为定期首脑会议。桥本首相在东南亚发表的演说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首次没有提及对侵略历史的反省，也没有重申“不做军事大国”的承诺；二是日本谋求把“以援助为主的关系”改变为“平等协作的协调关系”，加大政治与安全合作。(13)
（三）重新定位——抢夺区域合作制高点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以经济持续发展为后盾，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日本认为，中国对其在本地区的优势地位形成了挑战。东盟作为本地区另一个主角，随着成员的增加，其穿梭于大国间搞平衡外交的技巧也日臻成熟。区域合作趋势下的中、日、东盟三角竞争态势，使日本面临调整地区政策的新课题。
1997年下半年始于泰国并迅速蔓延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导致日本与东盟关系进行重新调整的一个分水岭。危机发生后，日本在提供资金、人才、技术支援以及协助东南亚国家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旨在建立日本主导下的亚洲经济、金融秩序。由于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对和东盟国家态度消极等因素，该构想最终受挫。
2002年1月，小泉纯一郎首相访问了东盟主要创始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在新加坡，小泉发表了题为《东亚中的日本与东盟》的演讲，并与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共同签署了《日新自由贸易协定》。小泉首相在访问与演讲中，重提“福田主义”，表示了日本对东盟国家一如既往的重视态度。尽管历史背景不同，但福田与小泉两次访问的出发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稳定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巩固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小泉的访问更显示出日本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新趋势，即多层次、多领域开展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并重新向经济外交领域倾斜与回归。人们注意到，小泉在提到与东盟建立“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共同体”时，虽然强调了“最大限度发挥东盟＋3（中日韩）框架的作用”，但又提出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吸收到东亚共同体里来，即提出了扩大版东亚共同体设想。早在1997年，当时的桥本首相就曾提出日本与东盟国家举行首脑会谈的建议，东盟国家则表示要与中、日、韩共同举行首脑会议，即坚持了东盟＋3框架。可见，日本对自己在东亚合作中不能处于主导地位，一直耿耿于怀，对平等合作框架态度消极。目前，日本的目标依然是欲借助强大的经济优势，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地区经济、政治、安全秩序；在可以独当一面的前提下维持现状；当一己之力无法支撑时，便试图“拉帮结伙”重起炉灶。
二 日本对东盟（东南亚）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为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日本对东盟政策也几经调整。如何应对中国，始终是战后日本调整对东盟外交政策时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在美苏对峙以及朝鲜战争等背景下，吉田内阁采取了“对美一边倒”外交路线，难以实现与新中国的邦交正常化，因而也无法获得中国质高价廉的原材料。于是，日本把目光转向地理相近的东南亚和南亚各国，旨在以这些地区替代中国。于是，尽快与这些国家重建外交关系、打通经济贸易通道，成为日本外交的主要目标。1957年6月，岸信介执政伊始，便先于访美首访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泰国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以及台湾地区。访美归来不久，岸信介继续对东南亚其他国家进行访问。当时国际舆论评论道，岸出访的目的之一是“摸清中国在本地区的真正意图”，尤其是与日本竞争的经济实力，把东南亚相关国家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以便与中国进行对抗和竞争，并以此作为对美外交的筹码。在访问东南亚期间，岸信介多次表明日本反对中国重返联合国，不打算在可预见的将来承认中国。访问印度与尼赫鲁会谈时，他“利用机会”攻击中国是“侵略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强调“日本希望同中国贸易，而我们的态度是，我们不愿承认那里的共产党政权”。(14)
在访美期间，岸信介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及国务卿杜勒斯举行会谈，就日中关系及日本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磋商。通过先访问东南亚和南亚，岸信介增强了其在对美谈判中的发言权。同时，日方也不失时机地强调“在我们同自由世界各国关系中，同美国的关系对我们是最重要的”(15)；声称日本将“继续遵守对向共产党中国输出战略物资的国际管制”，“至于政治上的承认，日本目前没有这个意向”；宣布“鉴于世界贸易的实际情况”，日本必须寻求别的市场——“到东南亚去”。(16)
“到东南亚去”是战后日本地区外交的出发点。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当时日本与中国尚不能开展正常经贸交往这一政治现实。另外，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日益扩大，日本不甘落在其后，也是促使日本加大对东南亚外交力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5年4月18-24日，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召开首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行召开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和有关亚非国家人民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会议发表的公报提出了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相一致的、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这次国际会议上，中国的大国外交风范得到广泛认可，也博得了包括东南亚各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肯定和赞誉。日本感到，如果其自身在东南亚和南亚失去影响，就将丢掉整个地区外交的空间，也将大大削弱其与中国抗争的实力。因而，日本在经济上进一步加大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力度，在政治上则呼吁“自由国家”间合作以及对抗来自中国的“威胁”，大力强化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关系，加强日美合作体制，试图以此扩大其在周边地区的影响。1966年4月，日本促成“东南亚部长级会议”，同年底又召开该会议的“副部长级会议”，对推动东南亚经济发展表现出极大热情。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由于这些会议与美国在东南亚的反共战略息息相关，“尽管日本想尽量摆脱这种政治色彩，集中讨论经济问题，以吸引更多的参与国，但有些国家不愿意参加，它们担心这一政治背景会影响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因此，举办会议的佐藤荣作政府许诺，“每年要拿出GNP的1%用于对外援助与经济合作事业，以便鼓励东南亚国家参加日本的计划”(17)。至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东盟牵制中国、与中国争夺地区主导地位，始终是日本强化与东盟关系的重要内容。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随着美苏冷战愈演愈烈，尼克松政府采取了“联华制苏”战略，这对日本调整对华政策起到了促进作用。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并于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中国为防范对象的地区外交模式已不再符合新的地区形势现实。日本对其地区外交政策做出了相应调整，在巩固与东盟关系的同时发展中日关系成为其新的外交课题。1979年12月，大平内阁决定向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后来中曾根内阁又决定提供第二批日元贷款。这些优惠贷款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为日本企业在中国拓展业务提供了便利。中日政治关系也进入和平友好的良性发展时期。在此期间，日本亚洲外交的核心是，发展日中友好关系，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合作。日本将其视为亚洲外交的两大支柱。其地区外交手段呈现几个新的发展趋势：(1)外交范围逐步从传统地区（东南亚）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2)外交性质逐步由经济外交转为经济与政治并重；(3)提出了“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区域经济合作设想；(4)主要依靠经济实力谋求地区大国地位，特别是运用政府开发援助来树立日本的和平形象。(18)
20世纪80年代，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但其经济实力依然薄弱，在地区经济中的分量尚不足以使日本感到担心。在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发展模式中，中国位于“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四小虎”（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之后。1988年，由外务省、通产省、经济企划厅参与，日本国民经济研究会提出的“东亚经济圈”设想，其目标也是建立以日本为核心、“四小龙”和“四小虎”为外围的国际分工合作体系，以此实现“环太平洋合作构想”。1990年12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设想，则是由东盟国家倡导、以日本的牵引作用为前提的一个新尝试。(19)
中国在日本对东盟政策中所占位置的大幅提升，始于一个“偶然”事件，这就是1997年发端于东南亚并席卷整个东亚地区的亚洲金融风暴。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采取了积极行动挽救危局，在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援助的同时，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为缓解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逐步确立，在积极参与各种地区合作与协商机制的同时，中国也在摸索与本地区各国共谋发展的新途径并取得积极成果。自1997年起，中国开始正式参加作为东亚合作机制的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议。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硬实力不断得到增强，在“和谐外交”与“双赢”理念推动下，软实力也在不断得到提升。在2001年10月召开的中国与东盟首脑会议上，朱镕基总理提出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一年后双方即正式签署协定。2002年11月4日，双方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10月，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非东盟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关系几乎每年都有一项以上重要进展。面对这一势头，日本政府内受朝野批评，外遭盟友埋怨，不得不在“受中国推动”的气氛中匆忙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此前，由于顾忌美国的反对，日本一直对加入该条约态度消极。促使日本改变初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不想在与东盟关系上落在中国之后。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地区地位的提升，正日益给力求由其自身来主导东亚的日本带来压力。
综上所述，日本在制定对东亚政策时，其最重视的因素包括如下两点：一是美国的态度，二是中国的影响。有学者把日本地区外交政策目的概括为“上限”与“下限”两个指标。“下限”的第一种局面是：不愿招致美国的疑虑和对美关系恶化。只要坚持这一指标，那么日本在现在和未来仍有可能在地区问题上向美国的压力屈从。第二种局面是：不愿看到中国的地区影响日益扩大，但也寻求在地区合作中加强日中协调。日本所追求的“上限”目标是：通过东亚合作来改变因其“随美外交”而造成的无自主性状态和因日美同盟路线而造成的与中、俄等周边国家的相互戒备局面；通过东亚合作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多边框架之内；充分发挥其自身的经济优势，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并获取经济实惠，同时谋求把经济优势不断转化为政治优势和安全优势。(20)
三 中、日与东盟三边关系和东亚合作
东亚经济已成为一股可以影响全球经济的力量。东亚区域合作的方式、内容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自然为全世界所关注。目前，世界三大主要经济区域欧洲、北美、东亚已相继走上区域合作之路。其中，东亚尚处在规则和模式尚未成型的区域合作阶段。中、日与东盟三边关系发展趋势如何，对未来东亚合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迄今为止，东盟已逐渐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核心力量。不管是其自身努力的结果也好，还是大国争相笼络的妥协也罢，东盟成为区域合作列车的驾驶员已是不争的事实。作为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东盟自知力量相对薄弱，始终坚持左右逢源，开展游刃于各大国间以谋求自身利益的“平衡外交”，巧妙利用大国间矛盾，将区域合作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其具体体现，“东盟＋3”已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核心机制。2004年11月万象东盟首脑会议后，经东盟高级事务级会议商定，对2005年12月举行的首届“东亚峰会”达成以下三点共识：(1)会议的核心是东盟，不是10+3；(2)主席国由东盟成员担任，不采用共同议长制(21)；(3)会议为非正式协商形式(22)。东盟各国对大国的戒心跃然纸上。2005年4月，东盟十国在菲律宾宿务举行外长会议，就东亚峰会的日程、形式和参与国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赞同东盟应在东亚峰会中发挥核心和主要驱动作用。东盟还提出了参加东亚峰会的条件：(1)与东盟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2)是东盟的对话伙伴；(3)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7月，在万象举行的第38届东盟外长会议建议：东亚峰会定期在东盟成员国举行，由东盟轮值主席国主办。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内，东亚“小国领导大国”的合作模式将继续作为一大特色发挥作用。
中国始终明确表示支持东盟作为东亚合作的核心，也在以实际行动有力地配合这个核心发挥作用。关于中国的作用，东道主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2005年12月10日出席东盟商业及投资峰会发表演讲时给予如下评价：当年美国和欧洲把中国当成威胁并对它进行封锁时，我们却奉行了与中国合作的政策。我们把中国视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机会。事实表明，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威胁，现在，东盟作为共同体已经从与中国的商业贸易拓展中得到了利益。(23)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与东盟关系的顺利进展，使东盟更多地把中国而不再是日本视为带动该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引擎。
日本也主张尊重“东盟主导”的原则，但同中国推动与东盟关系的积极性相比，行动却比较迟缓。东盟也认为日本对其缺乏诚意。虽然1977年“福田主义”提出后，日本曾希望与东盟国家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但多数东盟国家仍把与日本的关系定位为一种“援助”与“被援助”的关系。日本与东盟关系一直未能发展成为一种真正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多数东盟国家对日本在资金援助、技术转移、开放日本国内市场和日本跨国公司高级管理层的本地化方面抱有较高期望，并经常抱怨日本做得不够。受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以及“九一一”事件引发的世界经济萧条的冲击，东盟各国迫切需要日本的资金援助。但日本却以国内经济不景气为由，大幅度削减了政府间经济合作规模。另外，东盟一直寄希望于以恢复日本经济作为重振东盟经济的先决条件，但日本却长时间表现得无所作为。由于日本在开放市场方面采取消极态度，使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停顿不前，这让东盟怀疑日本在建立自由贸易区上是否确有诚意。日本推行其“东亚共同体”战略方面也不能不考虑到东盟因素，因而正力求得到东盟各国的支持与合作。
在现阶段，东亚合作主要以经济合作即建立各种“自由贸易区”以及“共同体”为中心展开。在合作模式与内容上，各方观点存在着分歧。各国普遍担心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会对地区稳定带来危害，进而对地区合作进程产生消极影响。东盟各国领导人在首届东亚峰会期间曾敦促小泉首相改善与中韩的紧张关系，可见中日关系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单纯的双边范畴。中日作为东亚两个大国和潜在的区域经济“双引擎”，如能就东亚区域合作中达成共识，共同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东亚合作的进程将大大加快。从长远看，东亚最终要走向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区域合作，其实质是走向各方认可的“东亚共同体”。在这一漫长进程中，归根结底可以说：“没有中日合作，就不会有真正的东亚区域合作。”(24)
在2006年8月举行的第38届东盟经济部长级会议上，日本提出了“东盟＋6”的所谓“二阶俊博”计划，即“东亚经济合作协议”(EPA)构想，呼吁签署涵盖亚洲与大洋洲16国的自由贸易协议(FTA)。日本此举意在掌握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权。中国则延续以往与东盟的合作成果，提出循序渐进、切实可行的“10+3”经济合作方案，双方的分歧对坐在“驾驶席”的东盟各国首脑的决断力是一个检验。东盟迄今为止并未决定采用何种方案，而东盟秘书处等相关下属机构已受命研究该两种方案，以便确认哪种方案对东盟更为有利。鉴于对中日“主导权”之争的疑虑，在中日就东亚合作形成携手局面之前，东盟在“10+3”机制中的“主持人”作用以及韩国对东北亚合作的推动作用就会不可或缺。
东亚合作进程始终受到一个“垂帘听政”的角色——美国的强烈影响。东亚“10+3”框架内的成员在经济上都不同程度地依赖美国，在政治与安全上也受到美国的影响。因此，缓解美国的疑虑，排除其干扰，是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日本欲在“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日本与美国的结盟关系，注定使其成为区域合作的阻碍因素。《亚洲时报》的一篇文章认为“东京缺乏团体精神”，指出日本全力推行以支持美国及其利益为核心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限制了日本在多边倡议、东亚共同体中的作用。(25)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则在《读卖新闻》撰文称，日本应在东亚发挥主导作用，超过中国。美国专家在《读卖新闻》上撰文为日本牵制中国“支招”，认为日本应做好以下几点：首先，不是露骨地利用实力，而是要制定以“价值观外交”为基础的“亚洲计划”；其次，同亚洲的民主国家合作；第三，继续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26)
中、日、东盟三方能否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东亚合作的态势？这将是中日、中国与东盟、日本与东盟三个双边关系和整个东亚多边关系能否同时实现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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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1967年8月8日东盟成立前，日本与该地区的关系是与一个个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
②小島正固·竹内雄“吉田内閣”佐藤印刷所、1954年、418頁。
③金熙德：《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13页。
④“科伦坡计划”始于1951年7月，全称“南亚和东南亚合作经济发展科伦坡计划”。英、美、澳、新等经济发达国家及南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参加。日本在经济恢复后，成为新的援助方成员。
⑤参见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467页。
⑥古川萬太郎“日中戦後関係史”、原書房、1988年、76-77頁。
⑦约翰逊构想的主旨是：使用非军事的经济手段，确保“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東南アジア開
閣僚会議の開催と日本外交’，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研究の先端3”。
⑧岡部逹味“東南アヅアと日本の進路”、日本
済新聞社、1981年、22-24頁。
⑨参见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67-268页。
⑩大平正芳纪念财团：《大平正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693-694页。
(11)外務省“外交青書”1991年、401-410頁。
(12)山影進‘日本のアセアン政策の変容’“国際問題”2001年1月号、60頁。
(13)参见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第271、272页。
(14)1957年5月24日印度报业托拉斯新德里电讯。参见前引书《日本战后外交史》，第254页。
(15)1957年6月20日美联社华盛顿电讯。同上，第255页。
(16)1957年6月21日路透社华盛顿电讯。同上，第256页。
(17)周永生：《经济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252页。
(18)参见吴学文、徐之先、李信根等：《日本外交轨迹》，时事出版社，1990年，第184-185页。
(19)参见周永生：《经济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258-259页。
(20)参见金熙德：《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96-397页。
(21)2003年11月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时，日方曾提出与东道国共同担任东亚峰会主席国的建议。
(22)特集“東アジア共同体は実现すゐか’、“世界週報”2005年3月29日。
(23)中新社吉隆坡12月10日专电。
(24)金熙德：《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人民网日本版学者论坛专栏。
(25)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83880642571403264/20051118/690549.shtm.
(26)参见《环球时报》200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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